《感情研究指南》：成年人的情感体验其实都是被训练的结果

一个人内心的情感体验，是某种关系的体现。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阶层的情感表达，都无法忽视社会情感准则的教化训练。

本书作为情感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提出了情感表达、情感体制、情感导航、情感自由、情感痛苦等理论，并以“情感主义”为切入点，研究启蒙时代及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情感表达方式的变化及其意义。沙龙、共济会、咖啡馆等情感避难所的出现，是人们避免情感痛苦、追求情感自由的表现。人们在日记、通信、演讲中表露出对情感自由的向往，报纸刊物以及私人发行的小册子也在这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呼吁情感真挚、拒绝伪善成为人们在情感表达方面的基本要求。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并不仅限于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而是成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上升为一种政治上的“美德”。

由此，雷迪清晰勾勒出情感与认知、情感与理性、情感表达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硬邦邦”的“理性”材料之外，强调“情感有自身的历史”，使情感成为历史学的合理研究面向，为情感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情感生活的普遍特征

总结下目前谈到的所有论点可看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在认知心理学领域，还是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情感都已经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并且，两个领域对于情感的研究都倾向于质疑西方已有的情感常识。

在心理学领域，对于情感，学者们已经形成新的共识，即情感就像过度学习的认知习惯，取代了传统认识，即情感是生物性的预编码反应。心理学家们在探究“专注”同“无意识”“自动化”“下意识”的区隔边界时，发现这个边界是宽宽的灰色地带，其中有很多连接两端的路径。学者们开始认为情感习惯及期待对认知及其完成任务的策略，有着微妙且深远的影响。现在认为情感沿着两条简单的轴线——温和到强烈、不高兴到高兴——而变化的观点，已被搁置一边，学者们倾向于对唤醒的复杂维度及目标与情绪反应的相关性的重要性进行更深刻的理解。最新研究发现，心理控制的抑制塑造了个体学习、管理及压抑情感与思考的方式。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情感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这种认识带来了关于世界范围内情感变化的新的有说服力的民族志研究。与此同时，这种研究情感的方式面临理论上与政治上的双重困难。情感是文化建构结果的观点，为政治性批判西方的情感认识，即情感是生物性的、女性的，提供了论据。但同时，该观点也剥夺了人类学家对田野调查中的当地人的情感进行政治批判的一切依据。基本上，纯粹的建构主义甚至不会抨击西方的情感常识和行为——因为它也只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结果，没有更优越，也没有更低级。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情感概念。这为克服上述困难提供了出路，但其中一些概念仍模糊不清，并不像他们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在文化上保持中立。

本章所提到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是否能帮助解决人类学研究中的概念难题呢？基于纯理论考虑，很多人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可能性是如此明显和鼓舞人心，令人不禁要问，是否有可能把纯理论意义上的反对意见搁置一边呢？下面我将概括性地分析这些可能性。接下来的一章，我将结合实验证据与民族志报告来谈谈理论上的困难。我将阐述一个新的情感理论，其可以涵括各类研究结果，也可以为一种参与政治的、基于历史的情感人类学开辟前进道路。

对于人类学家普遍采用的建构主义情感理论，心理学研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目前为止，由于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继续确证了伊森和戴蒙德在1989年提出的关于情感的主张，即情感就像过度学习的认知习惯，同其他任何认知内容一样。所有认知都深受社会性互动的影响。像认知习惯一样，情感同涉及符号和命题的社会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具有可塑性，比如宗教、宇宙论、亲密关系、道德原则、政治意识形态。但由于情感学习牵涉心理控制，所以，它会被任何策略的风险和可变性所影响，也就是“不思考某某”的心理控制策略。而且，由于心理学家继续认为情感具有与目标相关的效价和强度，情感也就必须形成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心理控制对个体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情感同赋予自我以连贯性（然而有限的）的密集的目标网络有密切关系的话，如果它们帮助个体管理在追求多样目标中产生的冲突和矛盾的话，那么，练习驾驭情感的心理控制就会成为高优先级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至多是部分完成。

因此，人们会期待社会能把情感作为一个高优先级考虑的事情。如果社会生活中存在任何统一的目标或精神追求（显然，事情并不总是这样，但常常是这样），那么情感必定在维持这个目标或精神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够被清楚阐述的情感文化——当然也有人称其为“情感体制”——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期望能找到其中两个普遍的特征： （1） 社会把情感视为一个重要的可付诸努力的领域。（2） 情感学习、情感平衡的理想状态及恰当中止等这些问题的最佳解决策略，社会为个体提供了办法和建议。情感体制，是所有政体稳定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情感人类学研究中，有大量的证据证实了上述这两个特征的存在。无论研究者们认同何种理论，他们的民族志证据中常常都有关于集体的情感努力塑造和集体的情感理想阐释的记录。来自罗萨尔多（1980）、阿布卢赫德（l986）和卢茨（1988）的建构主义民族志证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三项开创性研究都证明了，上文提到的两个特征对当地人的情感实践极其重要。无论是伊隆戈人、阿鲁德阿里人，还是伊法鲁克的居民们，他们语言中都有一个重要的词语，用于命名成功的情感控制。在伊隆戈人那里，“beya”这一概念（罗萨尔多翻译为“知识”）同“liget”一样重要。正是长辈们的beya，成功地接纳和疏导了青少年不断增长的liget。beya使得长者能够抑制年青人冲动的暴力，直到年轻人找到目标；beya让长者懂得突袭探险需要周密计划，长途跋涉中应始终隐藏在森林中，只有安全时才进行攻击，抵抗伴随攻击而来的混乱，从而成功实施逃跑计划。beya确保女性的liget是在经验中磨练的，所以她们的园艺及抚育孩子经验丰富、方法有效。在阿鲁德阿里，如同其他说阿拉伯语的社群一样，情感控制包括在“′agl”一词的涵义中，阿布卢赫德称其为“理性”。例如，在上文提到的事件中，中年人拉希德公开表达对他年轻的新婚妻子的浓浓爱意，这种行为被认为是缺乏“′agl”的证据。“他放弃了对自己情感的控制，意味着他让自己被他人所控制。……由于这件事情，拉希德丧失了同他年龄匹配的地位，一个能掌控自己与他人的有荣誉感的男性所应有的地位——在那件事之前他一直保持的地位”（1986： 97）。据阿布卢赫德分析，与之相比，ghinnawa诗歌的使用则完全依照′agl的指令。借助ghinnawa诗歌巧妙且富有表达力的特点，精心策划地在爱人面前吟诵ghinnawa，并不意味着失败的情感控制，而是“已被克服的深邃的情感”。阿布卢赫德指出，诗歌发挥了它的作用，因为它是“创造性管理着的强有力情感的表现”（p.246，重点补充）。在伊法鲁克，人们认为儿童到六岁时具有了“repiy”（卢茨翻译为“社交力”）。这项能力使他们可以去学习基本的社会情感“fago”（爱/同情/伤心）——一项将人们连结在一起的情感，以及“song”（义愤）——道德判断和政治权威的情感。

上述提到的每一个社群中，个人名誉既有赖于以往行为实践，也基于个体驾驭情感的能力及对遵循情感规范的认可与推崇。虽然他们共同认为情感是一种主观努力，但并不妨碍这些社群在情感的其他方面有很大不同。羞耻和负罪感在伊隆戈人的情感中不那么重要；不能控制情感可能导致不幸的结局，但并不会引发羞耻感或招致批评（M. Rosaldo，1984）。与之相比，荣誉感在阿鲁德阿里人那里特别重要。获得荣誉是他们唯一被公开允许的行为动机，其他时候，情感被视为危险的事物。在伊法鲁克人看来，情感本身就是道德判断的场所，好的行为源自好的情感。虽然差异明显，但三个社群的民族志研究都表明，在这些地方，情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努力领域，常被认为困难的、易变的情感控制不但为自己所珍视，也为他人所推崇。

本文节选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英]威廉·雷迪 著；周娜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