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袁明:“碎片化”的时代,青年人如何更好地认识世界

袁明

2020-06-13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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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目前已出版《遏制战略 :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权力优势 : 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 1848-1918》,三部著作聚焦于历史变局之下的国际关系与大国竞争,时下读之,亦颇有受益。本文系2019年11月9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袁明在“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座谈会”上的发言,首刊于北大《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20年4月13日,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2018年初,于铁军老师要我为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写一个总序,我当时正好对时代的脉动有一点直感,可以说是一笔挥就。我写道:“当下的中国人,正被两股巨大的历史力量所裹挟。一是世界上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力。生活在当下的世界,与这两股历史力量同行,观察它们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时我还写道:“这个大时代还有一个特点:知识的‘碎片化’处处可见。‘碎片化’,会不会让人们的思考能力退化呢?”
自去年到现在,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它们的出现都是大历史的延续。问题是,能否保持一种相对的清醒?或者说,不脱离晚清开始的历史命题: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还有,如何在知识“碎片化”的时代,给青年学生尽量留下一些扎实的知识基础?
我想,这是商务印书馆出这一套丛书的意义。商务印书馆与历史同行,走到今天,贡献至伟。今后肯定还要迎着挑战前行。
30多年前,钱锺书先生给“走向世界”丛书作序。钱先生不是轻易作序的,这次是很少的例外。钱先生说:“‘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闭关自守’、‘门户开放’那种简洁利落的公式语言很便于记忆;作为标题或标语,又凑手,又容易上口。但是,历史过程似乎不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不肯直截了当地、按部就班地推进。”
钱先生洞察世事,看的清楚,放下话,几十年后印证。历史过程不是按部就班地推进的。另外,“公式语言”可能引起思想的简单化和僵化,这不利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在我看来,今天还是要重拾“五四话题”,或者“晚清话题”。何为中国?何为世界?虽然是新时代,还是要做带有根本性的老文章。
当然,老文章要新做。这个“新”,在国际关系史教学领域,是我们不断实践,不断有新的体会和心得,应该把它们再补充到国际关系史的教学、出版、传播当中去。
我的建议是,要着重强调补充三个方面的知识:地理知识、外交知识、法律知识。
欧洲人对世界的探索,有欧洲的轨迹。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由此带来的巨大物质回馈,让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大为丰富和饱满。近代欧洲在孕育内部整合的同时,目光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外部的世界。凭借着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先进的测绘手段,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对中国沿海、内陆(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整体地理了解,超前于当时的中国人。等到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麦金德的理论、斯拜克曼的理论逐步进入国际政治领域时,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学科交叉。“地缘政治”(Geopolitics )成了一个固定名词。
我建议,在今后的教材中,要考虑如何加强地理知识的补充。现在的年轻人多有周游世界的经历,但是世界眼光不能纯粹靠游历得来。已故的北京大学经济系陆卓明教授,生前开设“世界经济地理”一课,名动燕园,上课时学生爆满,挤不下的甚至坐到了讲台里面。陆先生的遗著《世界经济地理结构》一书,从哲学层面的地理空间观谈起,谈到海洋系统和大陆系统,再及工业与农业的分布,最后是世界战略问题。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陆先生的书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理总结”这样的标题。他提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牵制敌军的能力为世人所瞩目,它的地处苏联与日本之间的战略地理位置也长久为战略家所关注。雅尔塔会议排除这样一个战略极,把它当作势力范围来划分,正是雅尔塔体制不能不发生重大变动的最初原因。中国既不是一个战败国而又是一个世界级战略极,它的中央政权不会长久容忍国家的分裂,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或后来的共产党都是这样。所以雅尔塔体制最早的变动是出现在中国。”
《世界经济地理结构》
第二是外交知识。现在的国际外交体系,发端于欧洲。我看过一本《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Renaissance Diplomacy), 说的是15世纪的欧洲外交。虽然几百年过去,内涵有了巨大补充,但是精髓仍在,即避免正面对抗冲突,寻找谈判、妥协途径,争取最大的利益交换。传统的欧洲外交家被首先要求是个“好公民”,同时要有政治智慧。正如法国杰出外交家 Francois de Callieres 70岁后撰写外交的经历,被两个世纪后英国的杰出外交家Sir Harold Nicolson称为“政治智慧的富矿”。
Renaissance Diplomacy
在多边的情况下,利益交换必须有对全局的把握。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批能这样把握全盘的人物。他们的传记、回忆录,是很有趣的,共性的东西就是比较大的视野、对全局的把控和应变能力。
外交是一门艺术。外交中当然有很多针锋相对的局面,但是最后还是要解决问题。有很多时候要讲妥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非常幸运,在1999年到2003年共5年间,有钱其琛副总理来担任院长,他的《外交十记》,和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一样,都将在国际外交史上留下痕迹。
钱副总理的《外交十记》里,讲了大量的例子。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时,英国出了许多难题。钱副总理曾这样回忆道:“我还强调,在香港回归前余下的400多天里,双方应多做实事,不要吵架;多搞合作,少找麻烦。” 钱副总理担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期间,曾来北大给师生做过五次讲演,每次稿子都是他亲笔写的。这五篇讲话都收录在《外交十记》里。2002年9月10日,他在《9-11之后的美国》这篇讲话的最后,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经典之言:“我们要斗智斗勇,但是不要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短长。苏轼在《留侯论》里边有这样一番议论,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也就是说,不要碰到一点挑衅就气愤得不得了,就‘头脑发热要’挺身而斗‘,这其实不足为勇。真正勇敢的人会冷静观察、仔细考虑,因为我们’所挟持者甚大‘,我们的志向很高远。苏轼赞颂的是西汉的张良,而我们当然应该比两千年前的政治家有更多的智慧。”
《外交十记》
第三是法律,国际法。王铁崖先生在《国际法引论》中这样写道:“国际法史和国际关系史有密切关系,因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是互有影响的。但是,两者毕竟有所不同,国际法史讨论的对象是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之中出现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发展,而不是国家之间单纯的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
近代国际法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始,但是条约精神与实践则发端于古希腊。近代国际法到现代国际法,也可以比喻成一张织得越来越密的网络。它们努力在规范国家之间的各种行为。
近40年前,王铁崖先生建议我看Rene Albrecht-Carrie 的书,我嫌英文不够好,没有好好看。今年夏天,偶然找出他的The Concert of Europe, 1815-1914,看得放不下了。这本书是丛书中的一本,丛书是Documentary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在叙述国际关系史时,把重要的相关备忘录、条约、议定书等一一列出,讲一段配一段。我觉得这样的表述太重要了。我自己当年没有好好下功夫,但是不能让年轻人失去这样的阅读过程。可以说,这种实在的写法避免了钱锺书先生讲的“公式语言”。这对学生学养和素质的滋养,会起长远的影响。
地理知识、外交知识、国际法知识,背后是精神的历史。陈乐民先生在世时多次强调,要让精神的历史浮出水面。我体会他的意思,还是要深入了解“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
因此,我们还是要尽力挑选一批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可能的情况下,写一段导读,也十分重要。如《遏制战略》一书,时殷弘老师写的导读,就十分精彩。在知识碎片化的时代,把握好宏观方向,扎实做好推介的工作,中国知识界还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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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国际关系史,世界观,碎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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