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学人疫思｜蓝江：疫病与现代主体的诞生

【编者按】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不仅止于复旦的教师，该系列也会向其他高校的教师、学者约稿。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本文原题为《疫病与现代主体的诞生——从霍布斯到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注释从略。

霍布斯自己的《利维坦》一书描绘的精致封面

一、封面画上的医生

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一本在疾病期间完成的著作。一个在疾病时期写作的思想家，会有一些不同于健康状态下的思考，而这种思考直接体现在了《利维坦》之中。不过，对于疫病与政治的关系，除了霍布斯在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医学化的比喻来形容国家的症状之外，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就是霍布斯为自己的《利维坦》一书，描绘了一封精致的封面。有人从艺术史的分期来考察，霍布斯所处的十七世纪中期，正是象征主义绘画处于巅峰的时期，显然，霍布斯也为自己亲手绘制的封面画装点了大量的象征性因素。譬如，医学和政治最显著的关联恰恰在霍布斯自己设计的封面之上。这张由霍布斯亲自手绘的封面，除了以往政治学者们经常研究的利维坦的身体的构成，即在图的中心有一个由诸多个体构成的利维坦的身体，这是一个由契约构成的悬浮在空中的身体，意味着这种身体（代表着由人为契约构成的新的国家[commonwealth]）并非自然的，而是一种人为的产物。但是，如果仔细端详这幅图，还有一个经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在巨大的利维坦身体的下方，有一座不太起眼城池。按照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说法，霍布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象征主义占据主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霍布斯所绘制的封面，不可能出现一个无意义的城池，所以施米特认为：“在（利维坦）的图像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刻，也更神秘的意义。就像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伟大思想家一样，霍布斯拥有一个隐微幕布之下的意义。”那么，这个城池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回到《利维坦》的封面的图像来回答。显然，这个位于利维坦身体之下的城池，除了寥寥零星的几个人物之外，几乎是一座空城。为什么是空城，因为臣民已经被订立的契约整合到新生的利维坦的身体里去了，而残留在城市里的只剩下空荡荡的建筑，以及零星的人物。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说绝大多数城市的居民已经变成了利维坦的身体，那么为什么在城池中还残留少许人呢？从《利维坦》一书展现的结论来看，我们只能判断，这些没有出现在利维坦身体上，反而残留在城池之中的人是契约之外的人物，他们的存在与其他订立契约加入到利维坦身体之中的人物的性质不同，他们具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使命。

那么留在空荡荡的城市里的人究竟是一些什么人？首先，《利维坦》的封面经过了精心设计，我们可以将全图分为左右两边：可以看到图左边的手上，利维坦所拿的是剑，对应的是世俗君主的权力，而图右边的手上，利维坦所拿的是权杖，代表着是神圣权力。在封面上，左右的区分，在设计上对应了中世纪的神圣与世俗二分，即“恺撒的当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的二元逻辑。在左边下面的图中，对应的全部都是世俗权力的象征，如城堡、王冠、大炮、武器和战争，而在图的右边，对应的都是神圣权力，如教堂、法冠、霹雳、权杖、宗教审判等等。那座空荡荡的城池，跨越了左右两边，实际上，在霍布斯的设定中，也蕴含了与封面主体的左右二分的格局，在城池的最左边，是一座军营（它也代表着世俗权力），那么，出现在军营周围的几个零星的人物的身份并没有太大悬念，他们是士兵，正在操练。不难理解，士兵是一种防御的必要存在，任何城邦和国家，都必须存在着防御外来入侵的武装力量。如果出现在城池中的人物，代表着在契约关系之外的存在，那么意味着军队是超契约的绝对权力的存在物。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论述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保卫臣民的力量在于他们的军队，而军队的力量则在于把大家的力量统一于一个指挥之下。这种指挥是主权者制定的，于是便也为主权者所拥有，因为国民军指挥权，无需其他制度规定，就可以是具有者成为主权者。”

不过，这幅封面画最为奇怪的地方恰恰在于，在这个几乎空荡荡的城池了，除了必要的武装军队之外，还有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出现在画面的中右方，在一个教堂的左边。曾经有学者指出，与军队相对应，这两个人物应该是教士，代表着神圣权力。但是，很快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是教士，他们不应该在教堂之外，而是应该留在教堂里，因为只有教堂之内才是神圣的国度。对于出现在教堂前的两个人物，直到20世纪出现了高倍图像放大技术之后，才解开了他们神秘的面纱。德国女历史学家弗朗塞斯卡·法尔克（Francesca Falk）在将封面画放大数倍之后，发现了这两个人物的显著特征，这两个人没有带法冠或僧帽，而是佩戴了一个长长的面具，对于法尔克熟悉中世纪晚期医疗史，尤其是黑死病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说，她十分敏锐地认出了这是那个时期专属于医生的独特标志——鸟喙面具，因为中世纪时，黑死病横行欧洲，当时的医生为了杜绝感染，身穿泡过蜡的亚麻或帆布衫，头顶戴着黑帽，戴上可过滤空气、状如鸟嘴般的面具，鸟嘴面具常为银制，中空部位塞入药草用以过滤空气。久而久之，银制长鸟嘴面具就变成医师的象徵。根据这个特征，出现在城池中间偏右的两个人物毫无疑问是医生。

那么，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契约订立的利维坦之外出现了医生？如果说军队的任务是防御和防止内乱，从而必须授予主权者在议会或契约制度之外的特殊权力，那么医生呢？医生何以成为了在正常制度之外的存在？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通过一系列比喻说明了医生的政治价值。在这个时期，处于疾病中的霍布斯明确地感觉到，由契约订立的公民组成的利维坦国家不可能永葆健康，它可能陷入到疾病当中，霍布斯说：“在国家的缺陷中，我首先要举出的是按约建立的过程不完善所造成的那一些，他们和人类天生躯体上先天不足所造成的疾病相类似。”在表面上，霍布斯是在人类身体的疾病与国家的致弱的因素做了一个简单的类比。如果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霍布斯的类比背后，蕴含着一种现代国家治理的问题，例如，他将“战争来临时，难以筹款”比作“疟疾”，“在这种病症中，肌肉部分凝结，或被毒物堵塞，于是静脉管循着自然过程向心脏放空血液之后，变不能像应有的情形一样从动脉管得到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主权者“不得不用暴力来打开目前供应的道路，否则就要灭亡”。由此可见，霍布斯按照人类医学的方式，设定了一种国家医学，如果说现代医学的科学性建立在一种有机的组织和器官的组合上，那么霍布斯的医生旨在建立国家的解剖学和器官学，让主权者可以像医生一样，采用强力的治疗手段让国家的机体恢复正常。

这部分也解释为什么在霍布斯眼中，医生和军队一样，成为了凌驾于契约之上的超公民社会的存在物。被外部入侵和内部的紊乱都需要一种悬置常规法定秩序的特殊力量，让权力从常规权力转化为特殊时期的绝对权力，在特殊的时期（包括战争和内乱），主权者有权力悬搁常规秩序，从而进入到一种由绝对权力直接干预的例外状态，军队用来抵御外敌，而医生用于治理内乱，它们的功能都旨在让国家的机体从紊乱恢复正常。这样，《利维坦》中的医生代表着对内的绝对权力，正如暴发疫情时，各个国家（无论何种制度）的封城和社会隔离措施就是一种悬置日常生活权利的绝对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对疫病的思考，让霍布斯从医学上为现代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上的准备，也就是说，在常规的公民社会秩序之外，霍布斯留下了两个契约之外的保障：军队和医生。《利维坦》中的医学上的隐喻，不仅仅让医生的形象与现代国家治理联系了起来，也让医生具有了前现代社会所不具有的特殊权威，他们是让紊乱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的必备力量。

二、巴斯德与巴黎改造

如果说霍布斯为医学和政治相结合的生命政治奠定了理论上的准备，那么巴斯特的发现则为现代社会中医学知识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提供了实践上的条件。可以说，在巴斯德之前的时代和巴斯德之后的时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巴斯德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为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微生物学的新领域，而且在于他的发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效应。所以，在某些人看来，与其说巴斯德带来了一场生物学或科学的革命，不如说，他所带来的是一场社会革命。

巴斯德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变革？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在巴斯德之前的医生是如何理解疾病的。在路易斯·罗宾斯（Louise Robbins）在为巴斯德撰写的传记里，提到了之前医生在面对疾病时的看法：“19世纪中叶的大多数欧洲医生认为，疾病是内部失衡和不健康的外部条件共同导致的。……这些医生认为，疾病的原因是遗传特征或个人习惯，如喜欢酗酒或营养不良造成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医生给人看病，更看重的是个人性因素，比如个人生理平衡和习惯。这样，医生更多是事后性的替染病的病人来进行调理，让其身体机能恢复平衡。与这些医生的看法相反，巴斯德觉得大多数疾病是由一些肉眼看不到，也无色无味的微生物所导致的，对病人的治疗，与其说是要帮助病人恢复身体器官和血液循环上的平衡，不如说是在人体内消除这些微生物带来的致病因素。这也是后来一些在医学上被广泛使用的青霉素、阿莫西林等药物的主要原理是抗菌，而不是针对器官和血液循环发挥作用。不过，巴斯德更重要的贡献并不在于治疗，对于那些坚信巴斯德微生物理论的医生和生物学家来说，他们从中衍生出一个结论，即如果造成疾病的是细菌或病毒等微生物，那么与其在生病之后，去用抗生素和杀菌或杀病毒的药物来治疗，不如从一开始就让人们去规避微生物带来的风险，让人们远离那些可以让他们带来细菌和病毒感染的因素。这样，在巴斯德的细菌学说的影响下，之前更重视事后的药物和生理治疗的医学，转向了事先的防疫学，防疫学的理念不仅仅在于防堵，而是在于卫生习惯的培养和卫生环境的塑造，换言之，当我们将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进行改造，在卫生的环境和生活习惯之下，让人们可以远离细菌或病毒的影响，从而更少地出现大规模的疫病，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健康。具体来说，这些措施包括：

（1）卫生习惯的养成

巴斯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指向了最容易滋生细菌等微生物的环境，比如在19世纪的巴黎，仍然有人在街道上大小便，随地吐痰，直接饮用没有经过消毒的水或牛奶，这些显然是造成疫病的重要原因。例如，巴斯德派的学者将人的痰液放在显微镜下分析，发现了大量的细菌，而这些细菌会进一步在空气中传播，带来更多人的感染。如痰液是肺结核传播的最重要的途径。因此，如果不能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祛除这些污浊物，很难避免更多的人不会受到这些传染性疾病的影响。不过巴斯德派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纯粹医学上，而是在找到疾病流行的根源（微生物）之后，立刻向法国政府建言，需要规范人们的卫生习惯。在这个方面，巴斯德学派的医生积极地创作了一些宣传画，如不要随地吐痰，每周至少洗一次澡，保持睡眠环境的通风，经常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空气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巴斯德学派的这些建议，并不是纯粹的倡议，他们上书给法国政府，要求利用公共权力来进行配合，规范人们的卫生习惯。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积极响应了巴斯德学派的建议，并用警察和其他公共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例如在一幅“不准随地吐痰”的宣传画中，正中间是两个小男孩，一个小男孩正在向地上吐痰，而画的后方有一名警察，手里拿着警棍，朝着吐痰的男孩走过来。由此可见，19世纪中期的法国卫生习惯的养成，是在巴斯德派的建议和公共权力的施压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巴斯德派让人们感受到，“疾病不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公共秩序的危害。在舞台的正中央，一直以来只有医生和病人，但就像童谣一样，微生物、微生物的揭露者、卫生专家、市长、消毒机关、以及督察员忽然蜂拥而至，一同追击微生物。巴斯德派重新界定了社会成员，从而促成了权力的大调动，就像大地震一样，颠覆了众多行为者，医生的角色也完全翻转了”。如果借用后来福柯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现代规训主体的生成。不过，与传统政治哲学理解不同的是，这种现代主体既不是出自于理性启蒙的内在力量的启迪，也不是源于功利算计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很简单的理由：规避微生物，不染疾病。对疾病的害怕和担忧成为了规范人们行为最重要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最原初的生存本能发挥了作用，如果希望在这个社会中更长久的活下去，就得保持卫生的环境，养成卫生的习惯，将自己生产为卫生的主体。

19世纪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画，分别为：饭前洗手（左上）；不准随地吐痰（右上）；在校时保持仪态端正（左下）；至少一周洗一次澡（右下）。

（2）城市设计与排污系统的兴建

在德国作家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里，巴黎是一座很臭的城市。他写道：“巴黎最臭，因为巴黎是最大的城市。而在巴黎市内，又有一个地方，即在弗尔大街和铸铁厂大街之间，也就是圣婴公墓，那里奇臭无比，简直像地狱一样臭”。这就是巴斯德之前的巴黎，也是从中世纪到19世纪早期的巴黎，当时的巴黎街道并不笔直，尤其在下层人居住地方，街道弯弯曲曲，到处充满着屎溺和腥臭味，污水横流，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常会暴发一些疫病，让大量的人病倒甚至死去。或许，这也是后来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奥斯曼改造巴黎的一个重要原因。奥斯曼的巴黎改造除了体现拿破仑三世之下的法兰西帝国的无上荣耀和繁华，更重要的是，对巴黎城能进行有效的治理。治理意味着帝国的治理权力的穿透城市的效力，用奥斯曼自己的话说：“我们将开辟新的道路，并且改善人口密集地区的空气和光线缺乏的问题，我们要让阳光照射到全城的每个角落。”不过，对于巴斯德派的医生和生物学家来说，巴黎城的改造还有另一层意义。如他们关心“该如何设计下水道，才能让水流、排泄物和微生物以不同的方式流转？才能让下水道排污，而不污染？”在奥斯曼改造的巴黎，大规模扩大的下水道的建设，让原来淤着于城市街道上的屎溺和污水可以通过宽大的下水道系统排放到塞纳河中去。另外，巴斯德派的医生坚持认为保持空气流动和通风是有效祛除空气中的病菌和微生物的有效方式，在城市的设计上，更倾向于笔直宽阔街道的建设，这种笔直宽阔街道有利于通风，福柯后来也注意到：“首先要开辟若干穿越城市的线路和足够宽的街道来确保卫生、通风，打开各种口袋，让那些人口居住过于拥挤密集的角落里汇聚的致病瘴气散发出去。”巴黎的城市改造和下水道的建设是巴斯德派和政治权力的一次通力合作的产物，正是巴斯德派的医学专家关于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的警告，让他们获得了直接与公权力合作的可能性。巴斯德派的卫生专家“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权力，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样，巴斯德及其追随者们，实际上实现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改造。一方面，他们以规范的方式，塑造了现代人的卫生习惯，这是一种内在的塑造，是一种现代卫生主体的生产机制，让主体以自主的生活习惯来规避与微生物接触的风险。另一方面，他们的卫生防疫的建议，直接触动了当时的拿破仑三世的政府，政府出于治理的需求，积极配合卫生专家改造城市，无论是在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中，还是后来陆陆续续对巴黎城市规划和排污系统的建设中，都可以看到巴斯德派的医学和卫生专家参与其中的影子。但是，无论是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还是城市环境的改造，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对国家和城市的治理，保障其主要人口的健康和安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治理者必须与卫生防疫专家结盟，利维坦封面上的医生进入从象征主义的画像之中走向了现实的治理之中，他们参与治理恰恰是霍布斯所赋予医生的特殊治理职能，对内实现治理的绝对权力。换句话说，卫生防疫专家进入到政治权力当中，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魅力和政治品格，恰恰相反，他们是一种现代性知识体系的代表，尤其代表着与卫生防疫和总体健康安全的象征，也是科学定律和治理规则的象征。一旦医生和卫生防疫专家与政治权力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被福柯称为“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已经在巴斯德派医生的推动下产生了。他们用规范塑造了现代卫生主体，让处于现代治理之下的每一个个体不得不关注自己的生理性健康，为了这种卫生健康，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为整体的治理创造条件。同时现代城市规划和排污系统的建设，实际上为这种现代卫生主体创造了有利的环境，现代卫生主体与这种整齐划一的将洁净街区与污浊的排污系统分开的现代城市环境密不可分，同时，这种健康的城市环境进一步塑造了现代卫生主体，让他们认为自己天然地就属于这样的环境。这就是现代生命政治的奥秘，而巴斯德的微生物学的发现，仅仅在生物学上是一小步，但在现代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上却是一大步。

三、从隔离到规训：规范主体与惩罚的社会

1915年纽约，一位名叫玛丽·马尔伦的女仆（在当时她被称为“伤寒玛丽”）是一位携菌的无症状者，但是，为了确保纽约市的整体安全，人们都同意在不顾玛丽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将她予以隔离。如普利西拉·瓦尔德评价说：“马尔伦的病况包含和吸收了她的社会地位——阶级、性别以及民族状况，它们比她对监禁的具体抵抗更为重要。这些情况证明了阐发新的社会和医学范畴过程中的多种决定因素，显示了决定带菌者的治疗乃至再现和赋予更多含义过程中的医学和法律的既成制度。”这里的问题在于，在伤寒病流行时期，什么阶级、性别、民族已经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伤寒玛丽”是一个带菌者，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任由这个不正常的人自由活动，会给整个纽约市带来巨大的威胁。从治理的整体上来看，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伤寒玛丽”隔离起来。

在“伤寒玛丽”被隔离的地方，恰恰就是福柯思考生命政治的起点。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说：“当法学家说：当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时候，也就是说集合起来任命一个君主的，赋予君主以针对他们的绝对去哪里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受到了危险或生活需求的逼迫。因此，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正是为了生存，他们才任命了一个君主。”这里显然是霍布斯的契约论的观点。不过，福柯对这种政治哲学的假设并不感兴趣，他自己也说：“这一切都是政治哲学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它搁置一边。”福柯马上笔锋一转，谈到了另一个问题。福柯认为，在17-18世纪，诞生了一种新的权力技术，这种技术不仅仅缔造了一个绝对权力，也缔造了一种规范，按照一种法则，将人们区分为正常人和不正常的人，而其中影射的就是巴斯德的微生物学中的感染者和未感染者的区分。易言之，现代社会或者说现代政治哲学的假设的前提就是作出类似于感染者和未感染者的区分，在排斥感染者的基础上，建立未感染者的治理范式。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十分明确地指出：

最终基于此，划分出无能的人，不适合服兵役的人。也即是说，以此为基础，它划分出正常人和不正常的人。规训的规范化就是要首先提出一个模式，一个根据某一目标而确立的最优模式，规训的规范化操作就是要让人和人的举止行为都符合这个模式，正常的人就是可以与这个规范相符合的人，而不正常的人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换一种说法，在规训的规范化中，最根本的、首要的，并不是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而是规范。也就是说，规范是最初确定的，对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的确定和定位只有根据这个规范才有可能。

福柯认为，有一个事先存在的规范，这个规范天然地将正常人和不正常的人区别开来。紧接着在几段话之后，福柯继续说道：“流行疾病是由疾病与地域，疾病和特定人群之间的总体关系来界定和描述的。当人们对接种的成功和不成功进行定量分析的时候开始，当人们计算死亡或传染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流行疾病的特征就不再表现与地区和环境之间的联系，而是表现为在一个特定时空中人口的案例分布。”在福柯看来，流行病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在染病案例与人口总体之间的总体关系，这种总体关系可以表述为一种统计图表，即染病病例在总人口中数量，各个区域染病的案例数，以及对应的比例。这些统计图表的出现，就是为了将不正常的人（染病案例）从数据上统计出来，并从总体上加以控制。一旦这样做，每一个体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数字。于是，疫病不仅仅将人区别为染病病例和正常人，而且也从个体角度的疾病，变成病例的人口统计，成为现代社会总体控制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有效地将染病者与正常人隔离开来，并在隔离状态中，对染病者进行治疗，让其恢复正常，而无法治疗的案例，则会像“伤寒玛丽”一样被永久地隔离。

显然，在这里，我们已经触及到了福柯生命政治学的一个关键所在，即隔离并不是最终目的，将不正常的人隔离开来的目的让不正常的人能够变成正常，从而将他们生产为现代的规范主体。在疫病隔离中，生产规范主体的过程就是治疗，这种治疗并不是主体恢复健康，而是无菌。

实际上，福柯将疫病的区分模式应用到了一些更为根本的社会区别上，例如理性与疯癫，正常人与罪犯之间区别。和传染病的感染者一样，疯人和罪犯同样具有对社会的威胁性，不过，对疫病的感染者的治疗在这里变成了规训技术，即让将不正常的人转化为正常人，福柯说：“我们了解托管机制是怎样把个人固定在生产机制上的，通过强制力和惩罚、学习和处罚从而养成习惯，在社会中定义了个人的社会从属。它制造出某种类似于规范的东西，规范，就是把个人连接在这些生产机构上的工具。”在这里，福柯已经看到，18世纪的治理技术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技术，将不合乎规范的个体生产为适宜于现代治理的规范主体。在医学上，体现为免疫技术的广泛应用，免疫的意义在于，不断生产出适宜于新的社会规范环境的生理主体，让主体可以在面对新的微生物的环境中活下来。同样，现代社会的规训的意义也在于去生产出适宜于现代社会规范下的主体。就像巴斯德在塑造出勤洗手、不随地吐痰等良好的卫生习惯的主体的同时，也营造出适宜于这种主体生活的城市的卫生环境，也就是说，在巴斯德派那里，卫生主体和现代干净整洁的城市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样，在福柯这里，主体是一种规训的规范主体，他是在严格的托管和规训技术之下，将社会既定的规范养成为个体的习惯，让每一个主体将规范视为自然而然的东西（如卫生习惯、性取向、礼貌的行为），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也生产出适宜于这种规范主体的社会环境，福柯称之为“惩罚的社会”，一种将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带入到现代城市和生活环境中的社会，让所有的规范主体在全景无死角的监视下，始终保持着规范的行为模式，让自己彻底臣服于社会的控制。

总而言之，福柯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高度监控的“惩罚的社会”，这是一个以全景监狱为原型的现代生命政治治理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一方面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体生产为规范主体（或巴斯德意义上的卫生主体），并依附于规训他们的体制，另一方面，这种高度控制的“惩罚的社会”不断地加强了监控的能力，尤其在数字技术的配合下，我们可以描绘出每一个主体的数字轨迹，告诉我们这些主体曾经去过哪里，和什么样的人接触。一旦出现不正常的状况，在最短时间内加以隔离和管制。这就是疫病与政治相结合产生的生命政治的模式，现代疫病的发生，不断加强了“惩罚的社会”的绝对权力，让它可以凌驾在一般权利之上，来实施对规范主体的治理。我们看到，位于《利维坦》封面上那两个不起眼的带着鸟喙面具的医生，在今天的疫病和生命政治的治理中正在变成无所不在的幽灵，他们代表的不再是教堂前两个孤立的身影，而是弥散在我们每一个规范主体周围的挥之不去的阴霾。

（原文注释从略。）

（“复旦通识”系列专题的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