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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是在深圳混了23年,这样的片子其他人拍不出
5月29日,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开幕,
这是疫情以来首个复苏的国际影展,
中国电影《回南天》在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奖。

他们不断受到生活打击,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情感也开始游离,
两个人各自都有了自己的暧昧对象。

精准地捕捉到了这座南方城市潮湿、粘稠的特质,
今年一月曾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世界首映,
被称为“本年度第一部神秘华语片”。
导演高鸣本人也是来自小城,深漂23年,
这是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
电影人物的原型都来自他身边的人。
我们采访了他,
他把自己深漂多年的感触都放在了电影里:
“在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里,
每个人都被欲望包裹,
但我更关心的是想要飞起来、
却被人摁住的状态。”
自述 高鸣 编辑 宋远程


住在深圳城中村的男青年小东(黄宇聪 饰),和师父在小舞台表演猴戏,是游乐城里的“美猴王”。但不久游乐城倒闭,被饮食城取代,两人被迫转行。为了能重建小舞台,师父让小东留下做了守湖保安。

在守湖过程中,小东认识了前来放生金鱼的女孩园园(林子熙 饰)。园园曾是舞蹈演员,后来因为感情问题离开了舞台。由于都经历过梦想的破碎,两人有些惺惺相惜,关系也变得暧昧起来。
小东的女友杜鹃(陈宣宇 饰)是个花艺师,经常到龙老师家插花。龙老师是个神秘的中年男人,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杜鹃嫌弃男友幼稚,却被龙老师这种神秘气质深深吸引。


电影是在深圳拍的。导演高鸣是客家人,深漂23年。他说,自己想描述的正是这种“想飞起来、但是被人摁住的状态”。
以下是导演高鸣的自述:
大概是2015到2016年,因为工作不顺,我的情绪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下沉。为了缓解这种压抑,我就去香蜜湖边跑步和钓鱼。那个湖在深圳的市中心,是一个废弃的游乐场,周围环绕的都是高楼。我以前从没有注意到城里还有这样一片开阔的地方。

除了钓鱼的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会去这片废弃的湖边。在那期间,我对自己的过往以及遭遇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不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又是为什么会走到那样的一个状态。正因为这种不明白,让我产生了一种写作的欲望。
在制片人的鼓励下,我重新拿起笔开始写剧本。剧本的第一稿叫《乐园》,后来叫《乒乓》。在写到第三稿的时候,“回南天”这个名字自动冒了出来。


深圳是一座魔幻又包容的城市
深圳给我的感觉就是气候变化非常迅速,同时又郁郁葱葱的一座城市。它属于亚热带到热带过渡的海洋性气候,光照雨水非常充足,所以植被显得特别好。在这里你会产生很多莫名的疑惑或者幻想,它有那种不可知的神秘感。
深圳也是一个以高科技为主的全新城市。它的变化特别快,其实会产生很大的魔幻性。就像电影拍完之后不久,拍摄地香蜜湖就封禁了,我们就进不去了。

如果你在深圳生活过,就会注意到周边的声音对你的影响。《回南天》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突然传来了旁边小孩子说话的声音,装修电钻的声音,家里人放电视的声音,或者说练琴、吹笛子的声音等等。在后期制作过程中,我们没有消去这些声音,因为我们觉得它们在这空间中是浑然的,是包在一起的,像一个火锅一样,恰恰能代表南方。

但正因为这种平等,当有“得不到”的时候,也会有很强烈的挫败感。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自己是个过客,“寄居感”特别强烈。
神秘的龙哥,荒诞的生存
龙老师的演员是二手玫瑰的梁龙。我之前跟龙哥是不认识的,但是我特别喜欢听二手玫瑰的歌。有一个特别巧的机会,就是我的监制耿军导演在深圳拍一个短片,我去做了他的副导演,龙哥刚好有出演。在片场跟龙哥接触时,我就不断地去观察他的日常状态。

在鹿特丹首映完了以后,有一个法国的制片人特别激动地拦着我跟制片人王磊,非常高兴地跟我们说,他觉得这个电影让他想起尤奈斯库的《犀牛》。他认为我们在现实中提取的元素产生了巨大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跟看完《犀牛》的那种感受是一致的。

鹿特丹电影节提出了“南方新浪潮”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南方的作者有个共同性,他们都不是在原原本本地讲一个故事,更多的是以这个故事为背景,讲自己内心的状态,或者是他认识世界的这种方式。
我想飞,但是被摁住了
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去画美猴王,因为我特别喜欢他那种无所不能、腾云驾雾的自由感觉。每个人都想要飞起来,但多数时刻是被人摁住的状态,人生就是这样。

于是我就拍了短片《阿松》。尽管当时连走位都不知道。我觉得最初的勇气都是很荒唐的,但正是这种荒唐的勇气促使自己拿起摄影机。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特别简单。对我来说,越往后做,发现自己缺失的东西越多,我本身不是学电影的。每一次自己都觉得做得不完美,但我不会放弃,会不断想办法做好它。这也许就是电影的魅力。
现在我每写一个新的东西,都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往前走了一步。真的挺感谢能够遇上电影的时刻,我觉得把我的人生一下拉回了10年。很多人到了40多岁以后开始懈怠了,但我现在还是一种特别饱满的状态。

高鸣是出生在江西石城的客家人。和很多生于70年代的人一样,他的童年也有一支电影放映队相伴。但中学以后,他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画画,“我觉得自己会成为画家。”
这种幻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1992 年才破碎:因为连续两年的文化课总分不合格,高鸣没有录取到任何自己喜欢的美院,只好极不情愿地读了一个当地的师范学院。
1996 年大学毕业后,高鸣教了半年初中美术。后来觉得实在无聊,于是决定去深圳闯荡。“当时没有任何目标,也没有任何期望。带了800元,就来了。”那是一种“荒唐的勇气”。

不久,他喜欢上了“淘碟”,并由此认识了一个卖盗版碟的小伙子,外号叫“排骨”。据说,深圳的影迷都曾经在这个人手里买碟。“排骨”自己只喜欢看《马大帅》,却对各路电影大师如数家珍。高鸣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就拍了纪录片《排骨》。

拍摄《排骨》是很偶然的,高鸣被他对爱情生动的描述打动。“同时打动我的,还有他现在的状态。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有质感的生活。”

在片中,高鸣有意凸显排骨的个人情感,弱化他事业的艰辛。有一个片段是排骨坐在家乡的土地,想着要赶紧回深圳,“但深圳真的是他的梦乡吗?文人心中伟大的乡愁对于排骨来说是不成立的”。同在都市漂泊的高鸣清楚,拍摄《排骨》其实就是在拍他自己。

《排骨》在多个纪录片影展上映,所获赞誉无数。以至于15年后,提起这部片子,许多观众依旧挂念着“排骨”现在过得如何。然而,《排骨》并没有让高鸣就此出道,他之后彻底投入到设计工作中。作品包括深圳大运会的会徽、国际植物学大会品牌推广等,成为圈内知名设计师。

2009年开始,高鸣走上创业之路,一忙七八年,几乎与电影完全隔绝。然而,他说自己“完全不是做生意的料。这其间的煎熬,只有自己明白”。
情绪逐渐下沉的高鸣意识到,拍电影是他人生新的出口。2017年的First电影节创投会,《回南天》成功从700个剧本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得奖的八部作品之一。那届创投评审主席是曹保平,他尤其赞赏剧本中空间氛围的营造和建构。
在高鸣的设想里,电影的四个人物对应青年到中年的四种状态。他把对于不同年龄段人的理解放置到这些角色上,让每个人都去面临各自的问题。

比如小东是属于少年蒙昧的状态,杜鹃明显就比他成熟得多;园园追求过梦想,但最后发现得到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龙老师衣食无忧,却不得不独自背负沉重的过去。“因为有了多年做生意的经历,我其实对人有很多疑问。这部电影就是在触摸这种疑问。”

“在湖边坐久了,慢慢会产生种种幻觉。”《回南天》恰恰建立在这种幻觉之上,并让高鸣重新开始审视自己。当他把现实混杂着非现实搬上银幕,整部电影如同导演本人直接的心理投射,“就像剥笋一样,慢慢地剥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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