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雷蒙德·威廉斯的佚文

本文首发于《新左评论II》第一百十四期，2018年11/12月刊。2018年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逝世三十周年，威廉斯主编的《五一宣言》出版五十周年。

佩里·安德森，1938年出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1962至1982年、2000至2003年任《新左评论》主编。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荣休教授，《新左评论》编委会成员。近著有《原霸：霸权的演变》。

《上海书评》经作者授权翻译、发表此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左翼在英国崭露头角，其中公认最有影响的两位智识分子是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和爱德华·汤普森（1924-1993），一位是文化理论家，一位是研究工人阶级的历史学家。作为关系密切的同时代人，他们都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学生时代加入了共产党，二战期间，二人皆服役于坦克团，战争结束后从剑桥毕业。1942年，汤普森第一次加入英国共产党，直到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才与其分道扬镳；威廉斯复员后没有重新入党，组织上不再隶属于后者。冷战期间，汤普森在北部工业区，威廉斯在南部海岸区，各自从事成人教育工作。威廉斯出了一本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戏剧研究（1952），汤普森出了一部威廉·莫里斯的传记（1955）。1957年夏天，在退出英共之后，汤普森和他的历史学家同事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创办了《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它的副题是“一份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季刊”），吸纳了其他的——现在是前——共产党智识分子，以及像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这样的独立马克思主义者。

1958年秋天，威廉斯出版了《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立刻声名大噪。在一片好评声中，最严肃的交锋来自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另一位前共产党历史学家——发表在《新理性者》的文章。其时，威廉斯已经开始为《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供稿，后者是一群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更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刊物，该创刊集体的形成可上溯至五十年代——而非三十年代。1960年，两份刊物合二而一，变成了《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由斯图亚特·霍尔任主编，并伴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合作办刊：汤普森是编委会主席，威廉斯是编委会成员。

一

次年春天，威廉斯出版了《文化与社会》的续作《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其中部分内容，早在前作本身问世之前，就在《大学与左翼评论》上刊登过了。这本书涉猎范围更有抱负，形态构造更加理论，结论方面更具政治性，无疑需要《新左评论》予以重视，于是，霍尔邀请了汤普森撰写书评。汤普森有些勉为其难，他担心一旦表达了自己同威廉斯的分歧，便有可能让新左阵营陷入分裂，而这是他意欲避免的。霍尔回复道，与汤普森所虑正相反，左翼需要公开的辩论——霍尔的好意占了上风。在接下来的两期《新左评论》，1961年的5/6月刊和7/8月刊，汤普森在这份刊物第一阶段（first incarnation）最具有思想分量的稿件里，回应了《漫长的革命》，这是一篇足以与他四年后对其第二阶段的著名批判——《英国人的独特性》（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比肩的论说文。汤普森写道，对于新左翼，威廉斯是“我们最出色的一员”，在冷战最恶劣的那些年，共产主义文化受到日丹诺夫主义荼毒，马克思主义僵化为官方教条，建制思想纷纷采取一种洋洋得意或秋后算账式的保守主义反应，虎狼环伺中，威廉斯是他这一代里唯一留在社会主义思考领域里的人——“我简直无法形容这么做需要何等锲而不舍的智识耐力”。“[威廉斯]身后是一个妥协的传统，手里是一堆破碎的词汇，于是，他做了剩下唯一能做的事：接管对手的词汇，尾随他们进入其论述核心，以彼之术语还之彼身，打得他们举步维艰。他为年轻人开出了生路，现在，他们又一次沿着这些道路前行。1956年，当他看到一些社会主义同辈人回到他这一边，他的笑容里一定带有一丝讽意。”（《论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新左评论I》，第九期，1961年5/6月，24、27页）

这一成就，汤普森继续道，并非全无代价。威廉斯在这十年里没有默默无闻。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调性（tone）问题。因为持续与艾略特，以及其他同时期的一众声音唱和，他在重建《文化与社会》考察的那个思想传统时，呈现出某种“去教堂礼拜似的庄重”，脱弃（disembody）了书中诸位彼此远非和睦相容的政治或个人激情。但这同时也是一个立场问题。威廉斯多少接受了对手们看待他们关切的问题的方式，而忽略了其他对于社会主义传统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把文化定义为“整体性的生活方式”（whole way of life），这在太大程度上受惠于艾略特，即便他对其做了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改造，也依然如此。因为这个定义排除了那些永远分隔生活——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冲突和阶级斗争。威廉斯选择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来演示《漫长的革命》的步骤，但他在再现这个时代的时候，没有提彼得卢屠杀以及之后的驱逐，没有提爱尔兰大饥荒，没有提宪章运动在政治上的惨败。取代这些痛苦的历史倾轧的，是一系列出现得过于频繁的抽象概念。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成长”（growth）——《漫长的革命》的通关密语：该词旨在追踪一场仍在进行的、未完成的全面社会转型中，大众读写能力、文化、民主组织的累积性拓展，涵盖这一转型的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结构，或者用威廉斯的术语，它的“维持系统、决策系统、学习与传播系统、生育与养育系统”。

成长，在威廉斯慷慨地赋予该词的意义上，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样的十年——也不光是这十年——这个术语会令人误入歧途。“苦难不仅仅是成长边缘的耗损，对于受苦者，它是绝对的。”（《新左评论I》，第九期，29页）同样，将一个社会的诸系统分成四份，而不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去想一想马克思是如何构想这些关系的，这样的四分便不会有生产性。《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的大部分内容构成了“围绕马克思主义的间接讨论（oblique running argument）”。但“在另一种意义上，马克思从未被正视过”，尤其在如是异常奇怪的旁白中：威廉斯声称，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文化或家庭从来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样的错误颇能说明问题，于是，悖论便是，威廉斯“作为社会主义批评家的影响力，一直与他自身与社会主义智识传统的部分脱离相伴随，某种程度上，前者正是后者的结果”（《新左评论I》，第九期，30、24页）。威廉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投入是毋庸置疑的，《漫长的革命》的结论对此有极好的表达。但是，他的这些抽象概念（它们所隶属的词汇，部分源自那些反对任何这样社会的人），却有碍于理解如何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什么可能挡住了通往那里的路。

因为——“如果现在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那可以假定，这场革命既有反对的东西（阶级、制度、人、观念），又有支持的东西”。在威廉斯的表述中，反对的是什么呢？无外乎一组模糊的委婉之词：“常见的旧社会形式的惰性”“非民主的决策模式”“支配性的方式”，凡此种种。而被这些说法压抑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伴随着“一路以来对冲突和损失的充分体察”而从未丢掉的，便是“漫长的（或是短暂而灾难性的）反革命的危险”。在威廉斯笔下，这从未被表达过：“我有时候觉得，如果要用一页纸来掩盖1930到1945年的日子，那么关于德国制度的成长和壮大，差不多也能讲出一个同样的故事。甚至在最后，我们都很少注意到英国是一个帝国，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始终卷在世界危机之中。”就像《文化与社会》里没有外国人，《漫长的革命》里也没有外国：维柯和韦伯在前者缺席，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后者缺席。一场革命可以持续多久，汤普森问道，“既不在反革命面前屈服，又不会走到社会主义的人的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之间爆发危机的那个节点”？——在这个危机点，“‘革命’与‘成长’这两个术语便无法兼容”（《新左评论I》，第九期，25页；第十期，1961年7/8月，39页；第十一期，1961年9/10月，未编页码）。确实，汤普森自己[关于革命]的概念常常被认为是太过末日启示（apocalyptic）了。但威廉斯的，则或许过于寡淡乏味了。

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合理地认为，“威廉斯的原创性需要在传统之外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尤其如今，这个传统内部杂乱无章”。自1957年以来，在各种波动变化的左翼观念中，“有两个一贯的主题：雷蒙德·威廉斯（包括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的写作，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价值重估”（《新左评论I》，第十期，34、37页）。如果想让它们走到一起，使新左翼获得智识上的聚合，二者之间必须有一场关于权力、传播、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对话，而这样的对话是汤普森致力于开启的。威廉斯是一个如此有力量、有原则的思想家，同他进行批评的交锋是无法回避或推延的。但愿——虽然并非必然——双方关于革命概念的分歧会在辩论中变小，新左翼的两股潮流能够汇聚在一起。

阐述生动，论证清晰，汤普森此文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对《漫长的革命》具有罕见深度的批评性回应。就其严肃性，其对于展开对话的提议而论，它欢迎威廉斯的回复。但什么都没发生。我们可以肯定，霍尔作为杂志的主编，会敦促威廉斯写一篇答辩，而他拒绝了。当在大约二十年后被问及原因时，他表示，汤普森说了“一些必要且正确的东西”。把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把冲突排除在外，明显是错误的。但是，在不少左翼书写中，存在着某种误导性的对于“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的混淆。前者是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利益矛盾，后者是针对这些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观意愿，是当“结构性冲突变成自觉的、相互的争夺，变成公然的力量交锋”的时刻。前者是永久的，后者是偶发的。“如果你把整个历史进程定义为斗争，那你就不得不避开或省略所有冲突以其他形式调停的时期，在这些时期，冲突被临时地解决或暂时地搁置。”五十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很卑微的时期”。汤普森并没有充分看到这个差异：“我在爱德华的写作里感觉到了一种对于历史上英雄的斗争时期的强烈情感，这当然是很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情感一经表达，却特别不适合处理那个我们刚刚度过的非英雄的十年。”（《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伦敦和纽约：Verso出版社，1979年，135页）

那为什么威廉斯没有在与汤普森的对话中发展出这一至关重要的论题呢？倘若存在这么一场对话，新左翼明显可能会受益良多。他说了两个理由。在右边，《漫长的革命》遭到了猛烈攻击，让人不禁回想起1939到1941年间的气氛。在左边，汤普森文章里的“一些题外话和口气（tones）”，反映出其基本无力做到“既保持理论分歧，又呈示共处同一阵线”，从而使一些本来站得住脚的论点，沦为不那么有力，实质上有论辩意味的（polemical）见解。身陷两边的交叉火力，“实在不知道要面向哪边”（《政治与文学》，134页）。所以他决定保持沉默。

威廉斯的沉默是因为汤普森的评论吗？很明显，它伤了威廉斯的心。但无疑，这里推波助澜的还有两人之间的误会，他们都误读了对方的口气。从一开始，汤普森就解释了他将本着何种态度来写作：他批评了威廉斯呈现《文化与社会》主人公的方式——就好像威廉斯要形构一个如此得体的大写的传统，在它面前，“任何一丁点儿的笑闹声或论辩声”都不合适。他引用了威廉斯的格言，当“你能听到停顿和努力：即一个人诚心诚意（in good faith）聆听别人并作出回应时所必需的坦率和诚实（honesty）”，你就在“真诚交流”（genuine communication），汤普森同意，真诚交流可以像威廉斯说的这样，“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他[威廉斯]自己风格的力量”。但是，他继续道：“那个大写的传统根本不是这样：伯克言行失矩，科贝特（Cobbett）破口谩骂，阿诺德有本事冷嘲热讽，卡莱尔、罗斯金、D. H. 劳伦斯到中年以后，谁的话都不听。这么说可能令人遗憾：但是我看不出义愤的、震怒的，甚至恶意的交流有什么不真（genuine）的。”（《新左评论I》，第九期，25页）

对于威廉斯，抱怨汤普森谈论《漫长的革命》时在一些地方放飞自我，为辩而辩（polemical），是没有抓住后者这一反对意见的要害。对于汤普森，论辩（polemic）作为一种文类，其正当性正是在威廉斯所珍视的那个传统里得到了证明。然而，他接着又说，在威廉斯关于真正的交流的定义中，明显有“某种隐秘的对于学院语言的偏爱”，他把威廉斯比作《无名的裘德》这部使哈代的事业突然终结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努力自学的石匠，悲剧性地过分向往着“基督寺”——也就是出身中产阶级的汤普森自己从小长大的牛津——却被它排斥在外。相形之下，这边厢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智识分子，不同于裘德，他进入了剑桥大学，尽管他“警惕一切与这个地方相联系的徒有其表的社会虚荣和阶级价值观”，并维系着“对于他的人民全身心的忠诚”，他却接受了这里的腔调（tones）和习语。汤普森嘲讽了《漫长的革命》里关于宪章运动的一句繁复奢雅——如果不是居高临下的话——的句子，向威廉斯吟诵（apostrophize）：“哦，沐浴阳光的四方院子，盛着波特酒的玻璃杯叮当作响，开明人士窃窃交谈！”（《新左评论I》，第九期，25、26页；第十期，35页）

雷蒙德·威廉斯

这是一个范畴（category）错误，在它发生之际，尤其刺痛人心。很久以后，在威廉斯的回忆里，《漫长的革命》受到的普遍反响是一致的敌意，“所有人中”，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例外，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写了一篇不一样的评论，尽管他完全误解了这本书（《政治与文学》，134页）。这是记忆的诡计。这本书在当时颇受欢迎：好评不光来自政治家克罗斯曼在《卫报》的文章，还有哲学家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的文章、历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的文章——自由党、保守党和工党的喉舌一齐为媒体反响定下了基调。然而，如果考虑在当时更偏学术的场合写作的大学文学先生们，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有人——前自由党的议员候选人、不久会成为威廉斯在剑桥英文系的同事的戈尔利·帕特（Gorley Putt）不接受《漫长的革命》提出的“基础启蒙”，亦对它的“自以为是”“完全一本正经的教科书语言”感到不屑（《到底定义了个啥？》[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What?]，《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61年3月10日）。在《大学季刊》（The Universities Quarterly），另一个人——信奉英国国教的费边主义者安多尔·戈姆（Andor Gomme）抑制不住自己：“开头那些厚而不堪卒读的章节，一本正经得可怖，除了怀着最坏的恶意的好奇心，所有其他人都会被吓退；它们似乎就是用来令无知者困惑、令自由者胆寒的”——至于刊载这些章节的书，充斥着“丑恶的冗词”，招人“嫌恶得很”，写这些章节的人，是个“恶霸”，“像寒鸦（jackdaw）一样零零碎碎地搜集着文学证据”，他关于政治或社会严肃性的主张，可以参考以下荒谬观念：“保守党仍然大体上是有产者和管理者的政党。”（《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 ，《大学季刊》，1961年夏季号，406、404、402页）

汤普森文章的开篇说道：“在《漫长的革命》出版两个月以来，它获得的反响令我如释重负，我可以从社会主义评论者通常的自我约束中解脱出来，不再需要采取补救办法抵消一般舆论的敌意。”严格意义上，他这么说没有错。但是在指责威廉斯适应了学院这点上，他犯了根本的错误。事实上，其时威廉斯正遭受到来自学院的谩骂，而他亦从未在学院里感到特别地宾至如归。不论他的语调（tone）或风格可以被如何批评，它们都是他本人性情的表达，而非他最终工作的那些机构的产物。看样子汤普森从来没读过戈姆的那些恶言恶语。然而，在他对于威廉斯的解释中，还存在着一个更深、更大的讽刺，这个讽刺不为他所见，就目前能知道的信息，也不为其时其他所有新左翼成员所见。就在汤普森写《漫长的革命》书评的那几个月里，威廉斯发表了一个文本，与汤普森的文章矛盾相向，令人大吃一惊。

二

刊登这个文本的刊物，解释了此文为何在当时丝毫不为人注意，并且自此之后似乎也从未被阅读——起码从未引起任何关注：《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由思想的设计者和经纪人詹姆斯·诺尔斯（James Knowles）创办于1877年，引领了英国刊物由季刊向月刊的转型。作为其时同类期刊的执牛耳者，它汇聚了维多利亚晚期的诸多名人显贵。第一期杂志由丁尼生的献诗开篇，接着是格莱斯顿（Gladstone）关于“权威在观念场中的影响”（Influence of Authority in Matters of Opinion）的文章，末篇是马修·阿诺德论温和的保皇党人福克兰（Falkland）在英国内战中的智慧及其对今日之借鉴意义。诺尔斯的编辑政策是用稿不分党派立场（ecumenical）。尽管他的个人交往主要限于自由党成员，这为刊物定下了整体的基调，但他的作者跨度，从天主教徒到实证主义者，从高度保守派（High Tory）到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谓不巨：曼宁主教和弗雷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寇松和克鲁泡特金，戴雪和汤姆·曼（Tom Mann），更不用说王尔德、罗斯金或莫里斯了——所有这些人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出现在（represented）《十九世纪》的页面上。杂志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当1900年到来，为了延续名头，诺尔斯仅将刊名改成“十九世纪及其后”（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十九世纪》从未在其时的帝国共识面前动摇过，格莱斯顿本人告诉读者：“对每个不列颠人而言，帝国感情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格莱斯顿：《英格兰的使命》[England’s Mission]，《十九世纪》，1878年9月，581页）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日趋保守，这同社会上层阶级态度，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支配下发生的普遍转变，是步调一致的。到新世纪，诺尔斯成了张伯伦的帝国主义的狂热拥趸：“让我们希望并且祈祷‘乔’（Joe）能够免遭任何不幸，直到他为我们缔造出一个帝国。”（普里西拉·梅特卡夫[Priscilla Metcalf]：《詹姆斯·诺尔斯：维多利亚时代的编辑和设计者》[James Knowles: Victorian Editor and Architect]，牛津，1980年，350页）在他于1908年过世后，杂志由他的女婿威廉·雷·斯基尔贝克（William Wray Skilbeck）接手。这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基督徒运动员，涉猎足球、赛艇、自行车、网球，没有什么智识野心，维持了杂志的编辑总方针，直到1914年，战争令一切闪烁其词都变得不可接受。杂志宣布：“德意志反人类罪恶之滔天，令德皇沦为孤家寡人，仅有屠戮之精神（Spirit of Carnage）与其志同道合。”（H. H. 约翰斯顿[H. H. Johnston]：《德战及其后果》[The German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十九世纪及其后》，1914年9月，524页）人们在为1919年早逝的斯基尔贝克撰写的讣告中，亦颂扬了其立场之坚定。一篇充满感激之情的悼文说，“自那命定之日，那神怒之日（dies irae），换言之，自1914年8月4日以后，想在他的‘评论’里找到任何小英格兰主义者（Little Englander）或亲德派的言词，你都是白费功夫，他没有为了赚取那一丁点廉价的好处，给予那些自己国家敌人的声音说话的机会”；另一篇说：“他想要发动一场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战争，他们是一伙伪装成自由和民主之友的可怕朋友。而对于‘和平主义者’，他一样野蛮。”（《威廉·雷·斯基尔贝克，来自一些朋友的悼念》[William Wray Skillbeck, Tributes from Some Friends]，《十九世纪及其后》，1919年8月，604页，606-607页）

两次大战之间，这份刊物的版式（format）依旧。高音（Tenor）？英国，1926年：“设法粉饰大罢工是没有用的。它的构想和行动再确定不过地指向了革命的目标、扭曲的幻觉和绝望的无能……在俄国，发动者会被枪毙或绞死。他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更温和的政权底下。”莱茵兰，1936年：“（法英）提案里尤其缺失的，是对希特勒不太正式却更有想象力的计划中，所富含的勇气和宽宏大度的慷慨承认。”西班牙，1937年：“在凯波·德亚诺（Queipo de Llano）非凡且无畏的政变之前，塞维利亚度过了整整六个月令人无法忍受的无政府状态。”长枪党？“一个自由人的民族对暴政的自发回应。”元首？“我相信并祈祷佛朗哥将军会代表文明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W. A. 阿普尔顿[W. A. Appleton]：《工联主义：解释，谴责，恳求》[Trade Unionism: An Explanation, a Condemnation, and an Entreaty]，《十九世纪及其后》，1926年7月，第7页；威廉·哈伯特·道森[William Harbutt Dawson]：《希特勒的挑战》[Hitler’s Challenge]，1936年4月，416页；道格拉斯·杰罗尔德[Douglas Jerrold]：《西班牙：印象与反思》[Spain: Impressions and Reflections]，以及V. A. 卡扎莱特[V. A. Cazalet]：《内战》[The Civil War]，1937年4月，474、492、499页。杰罗尔德是墨索里尼的仰慕者，极右的天主教保守派，据说，是他策划了让佛朗哥前去发动内战的那次飞行——一名军情六处的忠诚拥护者驾驶一架英国私人飞机把佛朗哥带往摩洛哥。维克托·卡扎莱特[Victor Cazalet]，十九年的保守党议员，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的重要游说者，1943年死于西科尔斯基在直布罗陀的坠机事件。）

1938年，主编之职交棒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沃伊特（Frederick Augustus Voigt），他是一名记者，德国和东欧领域的专家，与杂志先前的基调相反，他强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然而，虽然最初是左翼，他那时已然深信，左右的激进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某种世俗宗教，一样决绝地打着真正的宗教的旗号。“双方都尊集体人（collective man）这位现代恺撒、个体灵魂的死敌为王，都把原本是上帝的东西奉献给这位恺撒。”到1949年，他更直截了当地判定，“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对神的彻底弃绝，都是对第一条诫命的违背。”而与这些针锋相对的，是“幸运的神意（dispensation of Providence）：英式和平（Pax Britannica）和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已然合为一体——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对此深表感激”。他前往英美在希腊的防御前线，这样报道：“今天，国王赢得了除叛乱的直接、间接的推动者和支持者以外，所有人的绝对忠诚”，只不过煎熬在所难免——“希腊人无穷的虔敬心和爱国心已经使他们世界的黑暗变得可以忍受”。（F. A. 沃伊特：《致恺撒》[Unto Caesar]，伦敦，1938年，37页；《英式和平》[Pax Britannica]，伦敦，1949年，第6、490、557页；《希腊叛乱》[Greek Sedition]，伦敦，1949年，11、249页）

F. A. 沃伊特

于是，这份刊物，尽管如今顶着个过时的标题，已经在冷战到来前摆好姿势，准备就绪，要在其中扮演一个厉害的角色。1947年，沃伊特把指挥棒交到了前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人迈克尔·古德温（Michael Goodwin）手里，后者在这份杂志上的处女作是关于萨拉查（Salazar）的长篇报道。他在这片土地上发现，“过去二十年里，葡萄牙在各个方面都大踏步地走上了”——“镇压之路，而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以真正的标准来衡量，如今这都不复存在了”。西班牙也获得了同样热情洋溢的对待，甚至在它被接受为自由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之前。1949年：“假如西班牙成了第一个共产党卫星国——这是托洛茨基一战期间在马德里时就有的梦想——接下来会引发多么巨大的后果啊。相反，我们今天有一个和平的西班牙，它不是任何国家的威胁，而可能成为所有国家的朋友，它是欧洲最后的没有被破坏的游乐场之一。”统治它的，是“一位有着基督教绅士教养的职业军人”。（迈克尔·古德温：《葡萄牙，1947》，《十九世纪及其后》，1947年12月，277页；E. G. 科[E. G. Caux]：《西班牙漩涡》[Spanish Vortex]，1949年1月，13页，以及《来自马德里的思考》[Reflections from Madrid]，1949年7月，27页）古德温把刊物的编辑方向同他为情报研究局（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的秘密工作结合了起来，后者是英国外交部负责国内监视任务的情报机关，奥威尔曾当过它的地下线人。情研局（IRD）和中情局（CIA）交往密切，后者1950年在柏林资助了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随后将其总部设在巴黎。古德温看到了一个机会。

在他向巴黎提供了一份工作计划，解释在英国“渗透肯定无处不在”之后，1951年1月，由中情局资助的英国文化自由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Cultural Freedom），作为文化自由大会的分支，在伦敦成立，古德温出任干事，并把协会安置在了他杂志的办公室。是月，他把杂志更名为“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不多久，这份杂志亦获得了中情局的资金，中情局偿付了它拖欠房东的债务，按月向其提供补助——条件是，它保证把《新政治家》当作攻击的靶子，后者的中立主义被视为西方主要的意识形态威胁；古德温承诺，《二十世纪》会致力于《新政治家》“在智识上被系统摧毁”（休·威尔福德[Hugh Wilford]：《中情局、英国左翼与冷战》[The CIA, 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伦敦，2003年，205-206页；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谁为吹笛手买单？中情局与文化冷战》[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伦敦，1999年，110页）。刊物改名换姓（rebaptized）后的第一期，古德温炮制的头条文章《特许的圣所》（The Privileged Sanctuary）再露骨不过地表明了该刊的政治决心。对于朝鲜战场上的联军未能打垮中国，这篇文章哭诉道：“历史上似乎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一个国家（nation）在自己的边界线外，与其他国家（states）——包括了三大列强——的联盟交战，却仍旧能够保持其自身领土完好无损，仿佛那里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一般。”（G. F. 哈德逊[G. F. Hudson]：《特许的圣所》，《二十世纪》，1951年1月，第4页）

斯蒂芬·斯彭德

然而，他作为这两项紧密相关的事业的掌舵人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英国文化自由协会的主席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既对古德温满怀厌恶，又认为《二十世纪》妨碍了他执掌自己刊物的雄心。在斯彭德的设想中，他的刊物将继承1950年休刊的《地平线》（Horizon）杂志，并且更新升级，打响反共的战役。文化自由大会不太可能资助两份相互竞争的期刊，斯彭德苦口婆心地劝说巴黎，和古德温比起来，他才是帮助他们达成目的的更好人选。在一场几乎要闹上法庭的冲突之后，斯彭德胜出，古德温出局，失掉了两个职位。情研局出人补了他在英国文化自由协会的缺，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被叫来重拟了协会章程，虽然实际效果不大，一名后来的干事回忆道：“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邀请有名望的智识分子一道去苏荷区的高档餐厅吃午饭。”（《中情局、英国左翼与冷战》，207-209页）1952年10月，古德温正式辞去了《二十世纪》的主编职务。中情局对这份刊物的资助似乎持续到1958年它被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收购为止，尽管彼时《文汇》（Encounter）杂志已经使它黯淡无光——作为文化自由大会任务更有力的执行者，《文汇》创办于1953年，由斯彭德执掌，军情六处兄弟般地负担了他的薪水。阿斯特是个坐拥《观察家》（Observer）的超级富翁，也是坚定的冷战分子，他对秘密贿金心安理得，在中情局炮制了他的竞争对手《文汇》一事最终被披露时，他还拍手称赞。阿斯特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他新购资产的主编——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是其中之一——直到1965年，他把它卖给了一对记者（关于阿斯特对这些事的看法，见杰里米·路易斯[Jeremy Lewis]：《大卫·阿斯特：印字人生》[David Astor: A Life in Print]，伦敦，2016年，174-176页；面对奥威尔为情研局服务一事，他解释道，他的朋友“并没有给他们黑名单，他只是告诉情研局，哪些人不能用”[whom not to employ，原文如此]）。

伴随杂志发行量和声望下降，并且向早期更折中、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风格回归，因为未能止住亏损，它在六十年代的动荡转向中气数耗尽，而此时这份刊物距离古德温离开时的样子并不太远：阿尔弗雷德·谢尔曼（Alfred Sherman）在1968年表示，“企鹅图书作为共产主义和极左宣传的一大渊薮，已达三十年之久”，这家公司最近出版了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书，此人乃是一名红色法西斯主义者（《革命的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Revolution]，《二十世纪》，1968年，第三期，44-45页）。它最后一任共同主编迈克尔·艾文斯（Michael Ivens，1967至1972年间任职）在七十年代是资本的激进同侪。当谢尔曼（Sherman）同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和撒切尔一道，在1974年成立了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将其发展成其时的核心右翼智库，艾文斯既领导着“行业目标”（Aims of Industry）这个私有化的游说先锋，又率领全国自由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reedom，简称NAFF）破坏了1976至1978年间的格伦威克（Grunwick）罢工。（在这几年里，迈克尔·古德温成了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的行政总监,从事反对“恐怖主义和颠覆”的斗争。该所由澳大利亚特工布莱恩·克洛泽[Brian Crozier]所建，长期得到英国情报部门和中情局的资助，1979年，克洛泽被革职，古德温任总监，直至十年后离世。）艾文斯不会认为这些活动在任何意义上与他在《二十世纪》扮演的角色相抵触。在这份刊物，他最早写下的话包括：“资本主义，对我而言，似乎是文化和交流在现代国家的最好基础。”（《赞助的问题》[A Problem of Patronage]，《二十世纪》，1967年，秋季刊，30页）

三

《二十世纪》和它的直系先辈的世界，与《新左评论》及其前身的世界之间，有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遥远的距离。但怎么偏偏就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雷蒙德·威廉斯的重要文本，而且恰好是在爱德华·汤普森在《新左评论》向威廉斯叫板的节骨眼上，它的内容还关乎汤普森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Marxism），1961年7月刊登在了《二十世纪》。假设两月出版一次的《新左评论》通常——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都在双月里问世，1961年7月便是在汤普森文章第一部分发表的6月，和第二部分发表的8月之间。汤普森可能在5月完成了书评，因为他提到《漫长的革命》是在两个月前出版的；威廉斯写这篇文章，则不会迟于6月。所以二人的写作时间几乎是完全重合的。威廉斯把他的文章发给汤普森看了吗？这个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因为一起严重的排印事故，《新左评论》所刊汤普森书评的第二部分缺了关键一页，作为某种蹩脚的补救，这一页外加一则道歉声明，登在了随后的9/10月刊，汤普森此时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个注，让读者注意威廉斯的文章，因为此文标题已然表明，它一定和他书评里的讨论——更凑巧的是，特别是和这缺失的一页，息息相关。然而，他肯定会对它出现的场合感到大吃一惊，如果他意识到它的存在的话。这该怎么解释呢？

（1961年7月）封面，佩里·安德森摄于大英图书馆。

在一个层面上，答案看起来一目了然。古德温离开后，阿斯特买下《二十世纪》，组建了编委会，其成员大多招募自他旗下的报纸，尔后，主编便频繁更替。1961年初，最新一任主编是戏剧评论家理查德·芬勒特（Richard Findlater），一名终身戏剧爱好者。3月，因为赔钱，已经客座编辑了一期戏剧专号的芬勒特宣布，杂志自此由月刊变为季刊，每期将聚焦一个单独主题。芬勒特痴迷舞台，自然会接触作为这方面权威的威廉斯，事实上，威廉斯为后来一期季刊贡献的另一篇文章，便是对英国近期戏剧作品的述评。然而为什么芬勒特会约一篇谈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的稿子，还是个谜。鉴于这篇文章的严肃性，它与周遭的一切都看起来格格不入：它被掖在了一期喜剧特刊后面的报屁股杂烩里，而这期特刊，更集合了一时之小丑、弄臣和智者（wits）：比奇科默（Beachcomber）、彼得·桑普勒（Peter Simple）、巴德·弗拉纳根（Bud Flanagan）、伯纳德· 霍洛伍德（Bernard Hollowood）、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

在另一层面上，疑云没有完全消散。阿斯特是一个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但在国内事务上不是特别保守，更接近工党的右翼，而非保守党的立场，在他的掌控下，《二十世纪》的风格变得更偏文化，并且——至少在意图上——更关心社会问题，而不那么政治。但它依然属于相同的都市氛围：不是大学教授在沐浴阳光的四方院子里喝喝波特酒，而是去高档餐厅软座将马丁尼一饮而尽，放心吧，会有英国文化自由协会之类的组织报销，当然餐费标准是惠勒氏（Wheeler’s）生蚝吧档次的，岂是大学食堂能比。指责威廉斯被学院同化，汤普森大体上是错的。但他在这篇评论的其他地方，却表达了某种或许更为中肯的疑虑。威廉斯足够敏锐地意识到了整个“布尔乔亚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和实践上意味着什么吗？汤普森给“布尔乔亚文化”这个术语加了警示引号（scare quotes），特别指出它多么容易遭到宗派主义式滥用（《新左评论I》，第十期，35页）。在学院里，威廉斯近距离、面对面地与毫不掩饰的对手短兵相接，他所在的场景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未曾改变、尽管是后神职人员的（post-clerical）旧秩序。而在与首都的文化商人和文化掮客们的交往中，那些人多半待他更好些，他可能放松了警惕。无论如何，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的奇怪的、错付于人的命运的一种可能的解读。

威廉斯投给《二十世纪》的稿子里，包含了他对1917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看法。这些陈述简洁有力，纵横捭阖，在他的写作中独树一帜。虽然其长度仅为汤普森对他说的话的三分之一，但却视野更宽广，论证更复杂，结构更紧凑。和汤普森一样，威廉斯也提到了乔治·李希特海姆不久前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论》（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后者断定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油尽灯干的形而上学体系（system），当然类似的宣判并不新鲜，而威廉斯想要究问其准确性。其时，马克思主义是三分之一个世界的官方学说。该如何评判那些宣称信奉它的体制（systems）呢？一种声音放大了恐怖的记录，声称极权主义各有变种，同气连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们越来越像西方的现代社会了，本来是两种对比鲜明的工业社会版本，但到底是工业社会，各种技术专家统治形式如今殊途同归。这两种解读都不具有最终说服力。恐怖断不能穷尽共产主义社会，其经济成就，更不用说文化成就，无法化约为此。美国和苏联也不能被笼统视作由同等相当的精英运作的、相似的组织系统。作为秩序，一个根深叶茂，一个新枝初长，双方精英所致力于达到的社会亦判然有别：美国人要商业民主，原则上个体消费者至高无上（sovereign）；俄国人要指令经济，原则上共同体至高无上。威廉斯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度里生活过，也不分享任何一方的价值观，但只要对它们各自的交通系统略作考察，他就足以看清二者的实际区别。

然而这并没有消除以下指控：在当时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作为马克思版解放（liberation）目标的工人阶级解缚（emancipation）还遥遥无期。不可否认，按照英国工人阶级的标准，苏联工人在何种意义上获得了解放，还有待商榷。现实是，发生在这些社会里的革命，把农民起义和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智识分子，以及偶尔的城市工人阶级元素结合了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在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被迫进行工业化。这是列宁为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或者用它自己的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发展。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国内外敌人都要被无情镇压。且胜券亦非在握：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可能最终扭曲，创制出军事-工业国家，沾染上沙文主义，凡此种种，皆有案可查。

所有这些经验皆为落后国家特有，这会产生理论的，以及政治的后果。在马克思主义原来的版本里，社会将普遍从各种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历史的实际进程看起来并非如此。在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被跳过了。在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从未发生过，也不太可能发生。西方共产主义者对东方执政党的实践和观念的模仿，是荒谬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正统变体，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周围的社会并不相干。这会将社会主义观念置于何地呢？自鸣得意的共识是，资本主义已经告别任何社会主义的风险了，因为它的需求被收编进了福利国家，后者甚至有“后资本主义”的美称。唯有那些执意要走老路，或多愁善感的人，才继续奢谈或梦想着社会主义。

以上这套因循之论（conformism）仍视而不见的现实是：在别处——落后且亟需发展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发生的革命的影响，无法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状况相隔绝。北大西洋国家形成了一个联盟，其根本行事逻辑就是消灭或遏制共产主义，以及破坏、延迟或转移殖民地的革命。生活在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在自己的社会中与这两股压力对抗，这便意味着，他们首先要在国际事务中作斗争，献身和平、民主、发展的事业，把它们当作牵动着世界各地人民的问题来对待。这不等于在冷战中站边。这意味着，西方之外，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们有关，他们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为解放而斗争，我们本着对话而非认同（identification）的精神加入他们，不仅注入“独立批评和积极民主的传统”， 还要贡献近来关于工作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因为这与五湖四海的社会主义者都休戚相关。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在于恢复政治视野的整全性，从而能够在当代不同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世界中，界定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四

那么，如何定义威廉斯的文本与汤普森的评论的关系？在两人的龃龉（mésentente）中还有一个小讽刺，威廉斯的文章开篇，对比了作为机器人机械表达的论辩和源于经验（experience）的人的语言。这番带有时代特征的呆板描绘，不仅因生造而显牵强，更没有理解论辩这一形式的价值，以及限度：它把“经验”——这将成为汤普森最广为人知的法宝——作为检验其对立面的标准。困难却在于，同样的经验，可以有任意多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历经（lived）和阐释的方式，而就论辩而言，这既不用被考虑，亦无足轻重。威廉斯此文所写的主题，体现出汤普森对威氏社会主义的性质的误解程度之深——不是因为他粗心毛躁，或为论辩煽惑，而是因为他依据的是摆在面前的《漫长的革命》。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会比威廉斯发在《二十世纪》的文章更不脱离主要的社会主义智识传统，更不含糊（oblique）地评论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更直截了当地与马克思主义正面相视了。对待阶级斗争总默不作声，或顾左右而言他？它每隔一页就出现。法西斯主义：非但没有缺席，反而摆在了历史比较的最前面。帝国主义：相较于责备他略而不谈的批判文章，威廉斯赋予了它在社会主义政治中更核心的位置：对于他，这是“现在统领性的事情”，是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所在，压倒一切其他事务。国际主义：同样充满悖论地，威廉斯的强调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主义事业“首先”要着眼于国际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推翻汤普森的论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不能被解读为仅仅是《漫长的革命》某个未知的补充文本。在一些地方，二者实际上无法兼容合拍。当汤普森写道，即便到书的最后，“我们都很少注意到英国是一个帝国，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始终卷在世界危机之中”，他所言非虚。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是这么说的：“西方社会的形态本身主要是由这场国际斗争所决定的，开放的福利国家似乎只是后者的边缘伴生物。诚然，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上的安逸且不断改善的社会在英国的延续，似乎取决于对于国际军事斗争的事实，以及世界经济变化的事实的无视，然而前者正从内部深刻地改变我们，后者则使我们目前的舒适生活难以为继。”如是判断与《漫长的革命》中不自觉地囿于英国的社会向善论（meliorism）背道而驰。矛盾对于大思想家并不罕见，往往是他们创造力的代价——和标志。无疑，这里又是一例。

在威廉斯写作的时刻，古巴革命方满一年不久，并且刚刚在猪湾粉碎了一次帝国主义的颠覆企图，阿尔及利亚革命还没看到胜利，苏共二十二大将要迎来苏联非斯大林化的高潮，美国在南越的保护国地位开始变得岌岌可危。威廉斯对共产主义革命和殖民地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之于它们的意义所采取的观点，是那个反抗的时代的产物。正是汤普森，尽管他对时代的敏感丝毫不逊色，警告人们不能低估时代逆转的可能性。一场漫长的反革命，穿插着几场短暂而灾难性的反革命，仍是大概率会发生的。果然，一语成谶。在威廉斯1988年去世后的一年之内，东欧政权相继倒台，随后，苏联解体。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快地使更多人摆脱了贫困，掌握了读写能力。但谁又能不把它视作一个巨大的军事-工业国，或者认为它免于大国沙文主义了？在拥有万隆记忆的前殖民地世界——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埃及、约旦、利比亚、苏丹——民族解放成了一个空洞的词语，通常意味着截然相反的东西。至于国际主义，它在古巴的最后哨所正在挣扎求存。在西方，一个严苛程度超出六十年代任何想象的资本主义，不间断地统治了四十年，在其治下，不平等逐步升级，不安全逐渐蔓延，工人阶级被严重削弱：这与威廉斯和汤普森书写的那些国内状况有天壤之别。

这些变化，对于他们当时各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何启示？也许主要是以下这点：他们都把工作重心局限于批判和建议的任务，却忽视了解释的任务。苏联的指令经济在西方更高生产力——不论是工业还是军事——的压力下轰然倒塌，更有远见的布尔什维克则预言，即使在孤立状态下，它很可能也会迎来同样的命运。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方向上激进化，源于胜利者经济体内部过度竞争的压力：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稳步下滑，投机取代了生产，工资停滞不前，政治体制封闭。在西方，漫长的反革命是由长期的经济低迷所驱动的，后者时至今日还流毒四方，尽管各种平民的（popular）、智识的反抗迹象已经开始浮出地表：美国的桑德斯主义、英国的科尔宾主义、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此外还有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设想的那种批评精神一定会奋起——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

1961年的两篇文本，平行而驶，擦肩而过，就像黑夜里的两艘船。英国新左翼两个最伟大的头脑之间直接、持续交锋的机会，便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是，汤普森虽然想要创造这样的机会，却误解了威廉斯的观点的内容，尽管他公正地意识到了其风格的风险。因为对牛弹琴，而非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也没有达成它的目的。在刊有汤普森被漏掉那页的那期之后，《新左评论》仅继续出了一期，这份创办于1960年的刊物便休止了，它创立时为之服务的运动亦寿终正寝。在跌跌撞撞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过渡期后，1964年，一种全新的评论开始出现，对此，汤普森在1965年发表了他著名的第二篇批判文章。到1968年，两位思想家在集体性的、完全国际主义的出版物《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中再次携手。1980年，他们在《新左评论》上围绕战争与和平又有一次切磋（汤普森：《关于灭绝主义——文明的最后阶段的笔记》[Notes on Exterminism, the Last Stage of Civilization]，《新左评论I》，第一二一期，1980年5/6月，第3-31页；威廉斯：《核裁军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uclear Disarmament]，《新左评论I》，第一二四期，1980年11/12月，24-42页）。1983年，威廉斯在他的最后一本书《通往2000》（Towards 2000）中重写了《漫长的革命》，全面政治性地重启并超越了后者。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在《新左评论》回应了它（《通往2000，或来自你知道哪儿的新闻》[Towards 2000, or News From You Know Where]，《新左评论I》，第一四八期，1984年11/12月，第5-30页）。这一次，没有误读（mispr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