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看抗疫㉓｜美国进入内忧外患叠加期，可有解困之道？

美国目前的状况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大流行病席卷美国，特朗普迟缓的决策和政治化的疫情让美国成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而在新增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持续处于高点的时候，佛洛依德事件又突然点燃了美国由来已久的种族问题，全美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社会动乱，使这个国家步履艰难。

距美国因疫情进入紧急状态以来，已经过去三个多月。此时此刻的美国正艰难的在疫情，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的三重困境中寻求解决方法。美国需要在疫情下逐步重启经济，否则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会遭到威胁，但此时重启经济可能会导致疫情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疫情下美国的对外关系和传统的盟友体系正遭受着考验，对外关系又会反过来影响美国未来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发展。弗洛伊德事件无疑给这个三重困境加了一把火，使美国未来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变得更加复杂。

在当前情况下，美国只有平衡好所处的三重困境并且等待着某一方面出现一定好转之后才能继续向前。不过目前看来，不管是疫情还是经济，都还没见到显著乐观的改善。疫情之下，除了困境，美国也表现出其强大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面对两百万确诊病例，政府和社会仍然照常运转，不仅没有出现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问题和社会恐慌问题，并且仍有一大批勇敢的人们奋战在抗疫前线。

国内经济与疫情

著名的美籍政治经济学者，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近期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文章指出，尽管目前对于哪种政权类型应对疫情最有效暂无定论，但成功应对的国家都具备三个因素：国家能力，社会信任，领导人的能力。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大国，为何在应对疫情上步履艰难？

联邦制不是美国抗疫失利的主要原因。联邦制的美国意味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权力和管辖事务上有所不同。简单来讲，内政是州权，国防和外交权则属于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无权调动州的警力，卫生及教育资源；居家令和紧急状态的宣布也是各州政府及特区政府长官的权力范围。不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分权并不意味着危机之下的失序。联邦制给予各州政府独立和自由地考虑各自的状况并制定适合当地的政策，各州从而可以在联邦政府应对疫情迟缓的情况下迅速反应。而特殊情况下，联邦政府则可以通过《国防生产法》迅速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集中力量为各州提供并调配所需的物资。同样存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权差异的加拿大，则在此次疫情期间展现出了比美国更加高效和合作性的抗疫方法。危机状况下加拿大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合作远远多于争吵。

特朗普面对疫情的治理失败是美国疫情严重的重要原因。首先，他在疫情初对待疫情轻描淡写的态度和联邦政府的反应迟钝需要为此次严重的美国危机负责。其次，他将疫情政治化导致许多治理失误和失败。疫情之初，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和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不认为病毒会在全国传播”，甚至是“病毒是民主党的骗局”。同时，副总统彭斯办公室要求高级官员发布新冠病毒有关声明之前要获得批准。上述做法不仅减慢准确信息转达至民众的过程，甚至在疫情初期传达了许多错误信息，这也给予了病毒在社区间快速传播的机会。同时，联邦政府对待疫情反应相对迟缓。特朗普政府高层在一月底便已经收到专家和技术人员有关疫情可能蔓延全国的通报，但联邦政府真正切实的防疫措施直到三月才陆续展开。在疫情严重的纽约出现医疗物资严重短缺之后才启用《国防生产法》，浪费了数周时间。将疫情政治化是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另一个问题。特朗普前后不一的言论体现在他对中国的批评上，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不断试图转移国内焦点，将疫情严重的主要原因归罪于中国前期的“隐瞒”。相比起来，加拿大政府则选择与中国合作，吸取中国政府的抗疫经验，接受中国的医疗物资，并共同研发疫苗。

其次，特朗普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媒体和个人平台上不断地争吵与摩擦，给美国民众传递了不好的印象，甚至阻碍了合作工作的进行。而两党本来应该在严重的危机来临之时摒弃前嫌，共同合作，但双方在明里暗里针锋相对，将疫情当成了大选新的“角力场”，不管是在议院的讨论还是民主党州长的物资协调问题上，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疫情发展到今天，特朗普总统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是否要重启经济？对于大部分美国民众来说，长期失去收入来源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首先，绝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足够的存款维持他们长期停工时的生计。其次，大部分美国人背负着巨大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信用卡贷款和教育贷款，失去收入来源给他们增加了巨大的生活压力。而对于许多中小型的企业和商家来说，几个月的停工有可能就意味着资金链跟不上，不得不关门或者倒闭，即使是勉强撑过去了也难免遭受巨大的损失。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四月和五月的失业率均超过了13%，是大萧条之后最高的数据，而疫情之前则稳定在4%以下，这不仅意味着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更意味着将特朗普的竞选优势变为不确定因素。所以尽管美国疫情仍未见明显好转，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仍然将“重启经济”提上了议程。目前，许多州都正在逐步重启经济，甚至开放了旅游景点。不过此时重启经济大概率会使原本因居家令而放缓的感染曲线再次出现波动，以致新的不确定情况的出现。但如若现在不开放经济，延迟或等到疫情完全结束，美国经济和社会可能也会出现极大的问题。部分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次因疫情而触发的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是二战后历时最短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受疫情影响，零售、旅游、休闲娱乐行业都受到着巨大的冲击，而这些行业的恢复时间可能也会更长，因为这还取决于美国民众对于未来疫情的信心和他们的储蓄情况。美联储6月10日表示，美国经济今年将萎缩6.5%，这无疑是特朗普本届任期最后一年的重大败笔。如果在年底大选前情况无法好转或趋于更糟，面对来势汹汹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不知道他还有几成胜算。

被特朗普搞砸的对外关系

特朗普是一个不怎么会搞对外关系的人，大家有目共睹。美国的强国地位和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盟友体系尤其是与欧洲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但特朗普退出了许多国际间合作组织，终止了许多合作协议，包括前任总统奥巴马留下的TPP以及对环境问题有重要作用的《巴黎气候协定》。疫情期间，国际社会更是亲历了特朗普作为大国领导人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疫情之下，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逐渐变成了一个不可信任的“老大”。对待传统的欧洲盟友，特朗普未与欧洲各国协商便突然关闭与欧洲的航线；对待自己一衣带水的邻国加拿大，特朗普引用《国防生产法》来禁止3M公司的口罩出口至加拿大，以保障国内用量；对待疫情刚刚稳定的可合作力量中国，不断地攻击和抹黑，将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完全归结于自己的竞争对手，意图转移国内矛盾；对待对国际卫生和疾病防控有重要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断然展开攻击并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疫情之下，国家间需要通过合作和协商来共同对抗疫情。在如此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即使国内疫情控制住了，但如果其他国家还处于泥潭之中，那经济和贸易的复苏也是遥不可及的。美国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态度，实在令其他国家寒心。

对外关系反作用于未来的国际经贸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和信任程度对经济与贸易联系至关重要。尽管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在国际政治与金融机构中享有极大的话语权，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人民币和欧元与美元地位的竞争，以及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的保护主义的政策，未来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也随之趋向于一个多极化的局面。而后疫情时代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与相互信任则会给这样的经贸联系产生积极的作用。在这次疫情中，特朗普政府回避了许多本应由美国承担的责任和领导义务，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比起美国在二战后因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在欧洲及其他盟友中建立起来的积极的国际形象，疫情期间美国的做法无疑是给自身领导者的形象拆台。相比而言，中国在全球疫情暴发的时刻，选择给世界各国送去抗疫物资并展开医疗合作，无疑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中国和日本前几年因为岛屿争端问题关系紧张，但在疫情期间，日本先是给中国送去援助物资，在日本暴发后，中国又给日本送去援助物资。虽然这其中援助物资的价值比起日本的传统盟国美国的军备支持不算什么，但危急时刻两国展现出的合作态度，更是为两国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与商贸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样，在两国医疗互助的过程中，也极大促进了两国人文领域的交流。目前各国主要的合作聚焦在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和未来的经济合作上，如果美国能发挥科研和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在这一阶段展现出积极的领导者和大国形象，相信依然有希望扳回一城。

弗洛伊德事件

弗洛伊德事件是美国五月底发生的非裔美国人被警察杀害的案件。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不同视角的现场视频传遍互联网，彻底点燃了闲置在家的美国人的情绪。紧接着，在美国各州以及华盛顿特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出现了许多暴力犯罪和骚乱事件。非裔美国人受不平等对待和种族歧视一直是美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弗洛伊德事件正好在疫情和美国经济重启的关键时间点发生，一时间引发了极大的社会骚乱，使得原本举步维艰的美国面临更加复杂和难以处理的三重困境。

弗洛伊德事件是美国一直以来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体现，更是几个月来大家赋闲在家无处安放的情绪的集中爆发。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有很深的根源，涉及到美国政治正确的问题。这次事件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点燃了许多美国人的情绪，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大家被关在家里太长时间了。对于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近三个月来他们能做的只有待在家中，感受着不断增加的确诊病例数和死亡数，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在居家隔离的日子里，他们忍受着承受着巨大的家庭花销压力，而突然一件有关“政治正确”和美国问题的新闻刷遍了网络，使得本就赋闲在家的美国人感觉到是时候去做些什么。在美国，游行示威是宪法里保障的权利，也是自身权益的合法合理的表达，所以这场夹杂着对疫情治理、种族问题、社会问题不满的游行示威在全美发生了。

弗洛伊德事件一定程度上揭开了美国社会撕裂的伤疤。伴随着游行示威而来的是一些极端的暴力行为和破坏社会秩序的骚乱，比如打砸抢夺店铺。部分地区的暴力行为和骚乱情况是由于警察部队对待示威的反应和不断升级的冲突造成的，但这些暴力事件也揭示了很多非裔美国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弱势地位。疫情停工期间，这部分人更是被逼的退无可退。据BBC的数据显示，在非裔美国人中，新冠病毒患者死亡率远高于白人，这段时期他们的失业率也比白人要高。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员Andre Perry说：“冠状病毒并没有歧视人种，但我们的住房、经济和医疗政策却可以。”相比之下，疫情对于白人和非裔美国人有着同样的冲击，但由于不公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非裔美国人受到的伤害更大。

弗洛伊德事件同样考验着领导者的治理能力。正当人们在纽约街头和白宫门口抗议示威时，特朗普在推特上将他们描述为左翼极端分子，暴徒和无政府主义者，大呼美国需要法律和秩序，安排着国民警卫队的部署。在疫情期间，很难说清究竟哪一边是正确的：示威者在宪法的保护下呼求着改革体制但同时造成了人员聚集；美国总统回避着国内撕裂问题，要求示威者停止示威回家隔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示威而造成的人员聚集肯定会加重美国的疫情，影响经济重启的效果和预期。疫情，经济重启，弗洛伊德事件考验着领导者在特殊情况下的治理能力。同样，因为疫情和紧急状态而赋予总统的特殊权力，是否会被用在不合适的地方并造成民主的倒退，也将是人们持续关注的问题。

美国政府对待示威者的态度和手段，以及当权者对手中权力的使用，同样作用在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关系上。美国去年在香港的游行示威上严厉指责中国政府的做法，并将自己置于“民主”和“人权”的高地上，对警察部队与驻港部队的一切行动密切监视并予以批评。然而，美国政府对自家事件的处理却采用双重标准。警察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加之特朗普部署国民警卫队的做法，招致了国际许多批评，或将掣肘美国之后的外交立场。美国日后对香港问题的干涉或者是对中国有关示威的指责，将会遭到中国对于美国国内处理做法的批评以作为还击。

美国的解困之道？

美国如何解决内忧外患，如何继续自我调整、革故鼎新，将成为世纪性话题。如何处理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和其连锁效应，如何平衡国内国外需求，如何应对国内事件，处理好国际关系，在压力下承担起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在紧急状态下如何平衡疫情防控，经济民生和国际事务等多方面的事务？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首先，不要尝试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特朗普在四年的时间内给我们演绎了太多这样的行为。单就这次疫情来讲，他最初选择淡化疫情的严重性，不做全面的准备工作，最后麻烦事一个接一个，使疫情在社区间快速传播。如果他能在最开始便迅速反应，保障检测盒和医疗物资，严肃并及时对待入境问题，而不是被迫关闭中美或欧美航线，或许能为美国的医务工作者与专家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此后，在《国防生产法》赋予的权力下切断国内对加拿大的医疗物资出口，以及试图停止美国对世卫组织的资金，无疑都是用简单而短视的方法去解决一个长远而复杂的问题，最终导致美国国际形象受损。最后，特朗普部署国民警卫队并在推特上大放厥词，营造了一个与示威者对立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冲突的恶化，并将美国置于骑虎难下的局面。

第二，科学家和专业人员的意见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往往非常重要。尽管现实不是电影情节，但正如我们在许多灾难片中看到的，科学家和专业从业者的意见会比政治家的臆想更能解决当前问题。这不是说政治家在危机中一无是处，恰恰相反，能够听取专业人士意见的政治家才能控制局面，解决当前问题。中国、韩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抗疫方面都认真听取并落实了卫生专家的意见。相比之下，美国的卫生专家福奇虽然担任白宫特别工作组的职位，但却经常和特朗普“意见不合”。虽然他明确表达出对特朗普一些言论和政策的不支持，但其观点未能得到足够的考虑。而在美国疫情仍然严重时，福奇也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将明显减少。

第三，社会分裂或将是美国内忧外患的根本所在。美国社会的贫富不均、种族问题甚至是党派争端都将美国社会往不同的方向撕扯，这种撕扯在大危机来临时很有可能成为压垮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疫情期间，美国掌握着社会巨大财富的上流阶层可以退居到度假屋，打打高尔夫球，进行远程办公，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则面临病毒和生活的双重威胁。疫情之下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远高于白人也有着相似的原因，这进一步造成了阶层间，种族间的撕裂。弗洛伊德事件所牵扯出的不仅有社会问题、种族问题，还有党派政治问题。两党在美国许多社会和政治事务上都有着严重的分歧，甚至不同党派的普通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的处理方式都存在看法上的极大差异，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两党经常因预算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而导致政府停摆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达雷尔·韦斯特曾经在BBC的采访中表示，政治极化的根源与地理经济差异、贫富差距、媒体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些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美国社会可能会迎来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使这些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或解决，但这离不开两党的共识和合作。

（作者：卢的，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大三学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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