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植物园是如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狮城游玩最容易被低估的去处一一新加坡植物园，它拥有着丰富的热带雨林植物，2015年申遗成功，但不是作为自然景观，而是作为文化景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大会的所有代表给予新加坡植物园最高赞誉，称它是“非常杰出，具有普世价值”的园林。新加坡植物园是全世界首个得到这份殊荣的热带园林。

《大自然的殖民地——新加坡植物园史话》一书告诉我们，植物园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与其在国家成长的独特历史息息相关。新加坡植物园原来是英帝国殖民时代的庞大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当时欧洲人不仅通过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通过贸易和政治，而他们还着力于通过“知识”来控制全球广大地区。

其中，植物学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欧洲人向东南亚腹地的扩张，只有在理解这片土地的植物群之后才能产生，然后才能给殖民地带来丰厚的利益。帝国植物学建立的第一步就是联系殖民网络内的其他植物园，从香港地区到毛里求斯，寻求植物、种子和信息交换。植物园就这样被带入大英帝国的全球科学家网络。然而，这种植物信息的交换很快便碰到瓶颈。因为他们对马来本土的植物还一无所知。

对马来地区的植物展开调查，新加坡植物园的知识体系价值就此展现。欧洲人“进入一个新世界，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欧洲人理解新世界的方式基于一种调查模式。这种“调查模式”包括“对所需信息体系的定义、恰当知识收集的程序、信息的排列和分类，以及如何将其转化为可用的形式，例如出版的报告、统计报表、历史记录、地名录、法律法规和百科全书。调查模式的结晶便是新加坡植物园的标本馆。数以千计的植物被收集，被制作成标本，然后进行细致的分类，再进行研究，最后送往伦敦邱园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机构。通过这个过程，标本、出版物和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享，该区域植物学清晰的画面开始出现。

一个充满活力的植物标本馆，成为新加坡植物园的重心。每种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被贴上一个小标签，标签上带有数字，通常还附上学名。这种做法能确保植物被系统地识别。外国植物学家访问新加坡植物园时，往往会带着野外标签样品离开，这项技术很快就被世界各地的植物园采用。植物园标本的收藏被认为是新加坡植物园最重要的科学遗产。

新加坡植物园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作为殖民机构存在的，尽管它曾经对社会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森林保护奠定了基础，但是二战以后去殖民化的浪潮中，英国统治新加坡的末期已经很少有人有兴趣研究和庆祝殖民机构的遗产。一个即将独立国家的公民展望未来，但新加坡植物园似乎不能提供什么，只是提醒人们曾经的帝国统治。

在新加坡独立以后，李光耀时代，对这个大英帝国殖民者留下的百年植物园子新加坡政府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先前英国人视之为知识生产的“权力花园”）。李光耀他们认为植物园并没有给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建设带来任何切实的好处，所以将其仅仅视为普通的休闲公园，人们夸张地形容：它只不过是一个李光耀晚上会去散步的公园。

植物园唯一能够参与新加坡现代化进程的项目就是新加坡植树运动。第一次“植树”运动，当时李光耀种植了一颗黄牛木。新加坡这样的绿化计划并没有成功，因为很少有人关注种植树木的适宜性，结果一般树木发育不良。

植物园被纳入不同层次的官僚控制当中，现代化的城市园艺进程进一步弱化了传统的帝国植物学，植物园的许多传统职责与权力也丧失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植物园最终于真正成为一个公共公园，甚至有人猜测这片土地将被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而作为植物学研究基石的大量标本将被出售，岌岌可危。

唯一还存留在植物园的植物研究就是兰花杂交。数个世纪以来，兰花一直是所有植物园的支柱。“远离游客，以防被盗”。新加坡植物园的兰花更是植物学家和小偷关注的重点。新加坡国花卓锦万代兰便是在新加坡植物园鉴定出来的。新加坡将植物园培育的杂交兰花赠予来访贵宾，并由贵宾为其命名。这种“贵宾兰花命名”计划之所以可行，就是因为新加坡兰花杂交研究的成功，数百种独一无二杂交兰花已经盛开，等待被命名。印度尼西亚总统夫人为一种黄色杂交兰花命名，这种兰花外交缓解了两国之间多年的紧张关系。

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才刚刚想起已经在遗忘边缘的植物园，意识到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抛弃的“帝国植物学”可以为社会带来“无形的好处”。新上任的馆长陈伟杰表示要让政府充分认识到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振兴植物园的好处，他的目标是解释这个曾经作为“大自然的殖民地”能够创造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无价的附带利益。

21世纪来临，新加坡为庆祝民族国家五十周年，政府决定要找寻一个场所，申请成为世界的遗产，从而让新加坡获得全球的认可。作为一个连接百年殖民文化并影响全世界的社会经济机构，新加坡植物园成了最合理的表彰场所。新加坡人甚至在2011年特地任命泰勒为植物园园长，泰勒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植物学家，他还曾是伦敦皇家植物园的馆长，他的任命使植物园与过去有了象征性的联系。

申请世界遗产，新加坡植物园是针对其“文化景观”而进行的，因为这个植物园不是“自然的”。它的场地和在其中进行的科学研究是通过几代植物学家的努力形成的。新加坡植物园散发和触动的力量远远超出它的场地范围。

2015年，独立日庆典前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揭幕了一块纪念新加坡植物园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牌匾。李显龙盛赞植物园为国家所带来长期利益和深远影响，这正呼应1894年杰出植物学家戴尔的一份评估报告：新加坡植物园的影响不是几年，而需要几十年才能显现出来，它的最终价值将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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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理解植物园和植物学在英国人全球殖民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需参考阅读托马斯所著的《人类与自然世界一一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一书。本书主要讲述1500到1800年间，人类与自然世界所发生的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以及社会各阶层男男女女以全新的方式理解周遭的自然，重新进行分类和建构。随着现代的到来，人们对动物、植物与景观也产生新的情感，开始强调未开发的自然对人类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以及荒野景观本身的美与价值。这种新感性与文明发展的物质方式之间的纠结，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一个基本的内在矛盾。

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人对于森林的矛盾看法上，森林一开始被视为野蛮、远离文明的地方，人们以砍伐树木为荣，砍树就是为进步而战。正如《诗篇》中所言，如果一个人高举斧头砍向大树,他就能成名。后来由于树木的经济价值人们开始“把树看成赘生物，上帝提供给大家，用于还债。”“砍树不是一个错误，而是妥善管理的一部分”，“在一个开化的国家,森林仅仅被看作大片的庄稼地：一成熟就收割。”

然而树木与植物一直以来带给人类的审美体验不能被忽视，随着大规模的砍伐，这种审美体验被激活了。热爱树木变成人的天性，甚至国家的美丽也关键在于树木。一直以来讨厌树木的农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树木“造就或者保持一种庄严气势，令不阔气的邻居肃然起敬。”人们对于完美城市的想象也不过是一座遍布树木的城市。笛福说，“从远处看，城镇就像一个缀满房屋的大树林。”森林不再可怕，也不是随意使用的东西，它是快乐与灵感的源泉。

在英国，树木不仅被驯化，而且逐渐获得类似宠物的地位。树木越来越受到爱护，不仅仅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甚至不仅仅因为它们美的功效，更是因为它们的人性内涵，就持续性与联系性而言，它们对社区有象征意义。英国的绅士花几个小时讨论一株株树的形状与美丽，仿佛它们是雕像或者马匹；而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景照片中，树木往往比站在它旁边的人物更有个性。

树木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至于对待它们的态度就像对待马或孩子一样，随着教育方式的改变而波动。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初期，婴儿都在襁褓里，而且广泛认为孩子需要责打和严加管教。木材和树木也相应地应该截头、修剪。树篱必须定期整理修剪，“一切都井井有条，否则完全不成体统，一片混乱。”

十八世纪，当教育不太压制，树木种植也从严格同一的管理转向自由奔放生长。有人反对“损伤”树木或者把它们雕刻成“非自然形状”。更广义地讲，树木自由生长象征英国人的自由。最后，这种精神导致婴儿不包在襁褓里，男人不用假发，而且一度女人也不用紧身胸衣，因为这些都不符合天性。

与此同时，人们赋予树木更多象征意义，它从社区走向国家。贵族用植树活动证明自己的地位。贵族们植树的动机很复杂。它是社会主张、审美感觉、爱国主义与长期的利润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因为植树所具有的“英雄”性质，植树的倡导者往往是君主本身。最后植物变成了国家民族的象征。十六世纪以来橡树就是力量的象征，一直都是树中之王。后来它变成英国人民的象征，也和烤牛肉一样成为国家的象征。它代表阳刚、活力、力量与可靠，是英国男人特征的完美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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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传统遗产的守护与现代化进程的矛盾，龙应台的文章《在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就直截了当地展示这种困惑。

龙应台说，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欧洲；这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先进国家的聚集处，我带着满脑子对“现代化”的想象而去。但一路上没看见预期中的高科技、超现实的都市景观，却看见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画。树林与麦田尽处，就是村落。村落的红瓦白墙起落有致，衬着教堂尖塔的沉静。斜阳钟声，鸡犬相闻。绵延数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纪的图片。

龙应台本以为会到处看见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做声的“传统”。穿过浓绿的草原，这牧羊人缓缓向我走近，就像旧约圣经里的牧羊人走近一个口渴的旅人。

欧洲的现代与传统之间也有一种紧张的拉锯，但是他们至少认识到，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怀。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

龙应台发现，自己原来对“现代化”的预期是片面的。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是手段，保护传统是目的。譬如在环境生态上所做的巨额投资与研发，其实不过是想重新得回最传统最单纯的“小桥流水人家”罢了。

当代最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一文提出的“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两者的矛盾冲突，为我们的思考一一传统守护和遗产保护一一提供了更广泛的视界。这里的“社会现代化”大体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文化现代性”就比较复杂了，它是人们面对诸如艺术灵光的消逝、自然环境被摧毁、公共生活形式被破坏等等问题的尖锐批判。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冲突》这本“后工业社会”思潮中留下的名著，所分析的美学现代性，所提供的新保守主义的思路，对今天的遗产保护仍具有重要思考价值。比如贝尔分析，近现代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非常激进，在道德和文化趣味方面都是很保守的。”

以上图文节选自《大自然的殖民地：新加坡植物园史话》，同济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