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间直树：悼念袁广泉君

2020年5月22日凌晨，知名翻译家、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袁广泉先生病逝，享年57岁。袁先生翻译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孙中山与“科学的时代”》、《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中国抗日军事史（1937～1945）》、《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等诸多日本中国史研究著作，翻译之功备受作者认可、读者推崇，在学界享有盛誉。在袁先生逝世一月之际，私家历史刊发一组文章，追念故人。

袁广泉君去世了，是今年5月22日的事。享年57岁，实在太年轻。

接闻讣告，无尽悲伤。但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夫人访日之际，独自生活的袁君突然遭遇心肌梗塞，念及此处，不得不叹息时运不济、叩问天道是非。

我与袁君初见，是1999年京大人文研举行70周年纪念研讨会时的事。会议总主题是“西洋近代文明与中华世界”，第一分论坛“文明史”中，石川君报告了自己的研究，题为“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成立及其共同语言——以梁启超的‘人种’为中心”，而担任口译的正是袁君。当时对他的印象是“好出色的人呀”，而差不多一年之后，又理解了袁君的出色远非这一程度。

我们的论文集《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出版中译本之际，原作者们都各自找了译者。后来中译本的书名是《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论文共13篇，出版中译本时，曾拜托海峡两岸与该领域渊源深厚的三位学者——金冲及、张朋园、杨天石——撰写序文。给各位先生发去中译文稿之后，先生们都直言不讳地赐下批评，而当中被判定为没有问题的合格译文，唯有袁君之作。袁君水准之出众，遂以这样的形式为人所认识。

后来的2007年，袁君以京大人文研附设机构大学共同利用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客座副教授的身份来到日本，任期凡五年。也是在这段时期内，2008年度前半年，中山大学的桑兵教授亦曾来此担任客座教授，访期半载。因而我与森时彦、石川二人商定，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会计划，题为“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訳概念の展開”（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为期三年。

袁君为研究会成果报告论文集《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撰有论文《清末民初中日文法学交流初探》（明治期における日中間文法交流の研究）。文章探讨了自1877年日本刊行金谷昭训点的《大清文典》与大槻文彦作解的《支那文典》、形成今日所谓的“文法”概念，至大约三十年后《马氏文通》出现之前，这段时期中的“文法学”交流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是我们研究班过去没有的，因此我很高兴。

我请袁君翻译过的文章有好几篇，当中印象最深的，是《西周のオランダ留学と西洋近代学術の移植──“近代東アジア文明圏”形成史：学術篇》（《东方学报》京都，第86册，2011年）一篇。这篇文章是由2010年在中山大学的讲义内容整理而成，中译版以《西周留学荷兰与西方近代学术之移植——“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史·学术篇》为题，刊发于《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2卷第2期（2012年）。在第六节《确定学术术语之过程》中，考察了如今早为人熟知的词语“演绎”（deduction）、“归纳”（induction）经西周选定的过程。

这两个逻辑学术语是经过〔A〕1869~1870年《学原稿本》、〔B〕1871~1872年《五原新范》、〔C〕1872~1873年的《致知启蒙》这三个阶段逐渐得以确定的。具体而言，deduction一词由〔A〕阶段的“ひきいたすかむかえ”变为〔B〕阶段的“钩引/演绎”，到〔C〕阶段仍作“钩引/演绎”，之后乃定为“演绎”；induction一词在〔A〕阶段作“ひきいるゝかむかへ”，到〔B〕阶段作“套插/归纳”，到〔C〕仍作“套插/归纳”，最后乃定为“归纳”。西周在〔A〕当中对这两个术语作了详细的伦理学方面的解释，今且从略。

在此过程中，我颇在意的是〔A〕阶段的“ひきいたすかむかえ”与“ひきいるゝかむかへ”。因为这两个词汇与〔B〕〔C〕的汉语词不同，都具有和语（日本固有词汇）特有的“悠长感”。袁君将“ひきいたすかむかえ”译作“引出之思考方式”，将“ひきいるゝかむかへ”译作“引入之思考方式”。也曾想过如此翻译合适与否，我想这应该是为了用汉语也表达出几乎与和语“悠长感”一致的感觉吧。虽是很小的经验，却是才华绝代的翻译家袁君告诉我的巧思，而今仍时有怀想。

袁广泉君，请安息吧。合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