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丁龙的真实身份（下）关键线索：家书和信封

在寻找和确定Dean Lung的身份的过程中，由马万昌的后人提供的四份证物的照片起了关键的作用，这包括：

1) 1972年，马万昌的儿子马维硕写给儿女的家书；

2) 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3) 1907年9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4) 1907年9月，美国Galway邮局寄给台山白沙千秋里Dean Lung（进隆万昌）的信封。

目前，我们得到了保留在马万昌后人手里的这些物证的照片，可以得出Dean Lung就是马万昌的结论。下面，分别就这几份物证展开叙述与讨论。

第一封信

最早指引我们将Dean Lung与马进隆以及马万昌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封写于48年前的家书。

1972年，马万昌的儿子马维硕写给儿女的家书。

写信人名叫马维硕，是广东省台山市白沙镇千秋里村人，退休前一直在千秋里附近的达德小学教书。据马氏家谱记载，马万昌共育有二子四女，大儿子士勤，二儿子士筹（维硕）。其中维硕又育有二子五女，现在其后人大多居美国。

1972年8月18日，马维硕写了一封家信给在美国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以及儿媳妇，他提到自己的父亲马万昌，早年到美国谋生，取名马进隆，英文名Mar Dean Lung。马万昌在美国曾受雇于一位富人，信中说道：“美国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时，曾邀请各处大富翁共商大计，当其时你祖父作为富翁的近身随员资格，亦参加在席，而会议上发出劝捐筹款，你祖父捐出美金一万元。”这正是Dean Lung在美国受雇于卡本蒂埃而后捐款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系的故事。

这封信的部分截图公布后，有人对其真实性以及信中的内容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我将这封信与国内保存的马维硕所写的其它文件进行了字迹比较，字迹显示为同一个人所写。可是，信中说马万昌在美国“取名马进隆”（Mar Dean Lung），但目前所知道的Dean Lung在美国的所有文件上使用的名字为什么都是Dean Lung呢？

这或许应从一段历史讲起。当年，一部分台山和五邑地区的华人是以“卖猪仔”的形式抵达美国的，因此他们有许多人用了虚假的名字。而马万昌是否因被“卖猪仔”到美国，目前没有确凿的资料佐证。

多年来，台山市侨联接待海外华人的后裔回乡寻根问祖时，常常会遇到这些华人的后裔提供先辈的姓名并非他们原来在家乡时的姓名，而是到美国后用的新姓名。这或许也是Dean Lung的真实身份难寻的缘由。

2009年，美国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亚裔研究系系主任谭雅伦教授（Prof. Marlon K. Hom）在清华大学讲演时曾提到，“早年非英语国家的新移民入境时，美国移民局登记姓名的记录常常出错，有的以姓当名，有的以名为姓。这种情况反映出早期华人移民的一个令人深思反省的文化差异现象：这里既有美国移民官员对非英文语系国家的文化没有认识，对这类新移民的入境身份处理粗鲁，糊涂，也有华人移民不了解移民程序，对移民过程中自己的姓名混乱也不知道或不关心。更有可能是当年这些华裔新移民也有语言障碍，怕麻烦而将错就错。”

马万昌于1905年底离开了美国，以前的研究提到：他不知所终。其实，当时他返回了家乡，生儿育女。晚年时，他曾把自己在美国的故事告诉了维硕，后于1936年10月（根据马维硕的自传所提及）在家乡逝世。

几十年里，马维硕对父亲的那段经历三缄其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马万昌在家乡先后为两个儿子以及其兄弟盖了四所楼房，购买了田地与新宁铁路的股票，在香港投资，算是村里的有钱人。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马万昌投资的新宁铁路被毁，投资血本无归，香港的产业也被居心不良的同乡吞没，从此断了家庭经济来源，不得不变卖家中土地。到解放时，家产基本卖光，因此家庭成分被评为贫农。我猜想，马维硕为了表示“决意背叛原有阶级”（引自马维硕本人所写的材料），因此不愿意向儿女提起这段往事，以避免被当时的政治运动波及。

此外，马维硕的两个儿子很小就到香港打工（后来去了美国），如马维硕信中所说：“因为你们年少出外，所以为父未尝提及过此事”。

但是，马维硕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要去哥伦比亚大学看一看”。因此，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美关系往正常方向发展，马维硕向儿女们讲述了父亲马万昌的故事，并把保存下来的英文信转给了在美国的儿子。

遗憾的是，尽管马维硕在退休后移居美国，但儿子由于英文水平有限，孙子和孙女也忙于紧张的工作，一直没有陪同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

马维硕夫妇在移居美国前在祖居门前合影。

第二封信

2020年4月17日，马万昌的后人提供了一封署名为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1907年11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这封信由于保存年代久，墨水已渗透到了背面。先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

戈尔韦，1917年11月17日

亲爱的Dean Lung，

我收到了你9月26日的信。

我很高兴知道你收到了你的债券金。很抱歉，金额太小了，但很好，现在的价格要低差不多150美元。一大笔钱贬值了，许多曾经富有的人现在都变穷了。

我很高兴知道你母亲和家人都很好。新出生的男孩怎么样？霍勒斯·范·鲁阿雷鲁和她的儿子现在来拜访。我们刚刚上山，在美丽的“丁龙路”上，去看望威廉森太太。她很好。

克罗蒂埃夫人去了加利福尼亚。那里的事情非常糟糕，令人沮丧。那里的有钱人必须付他们(此处不清)现在到期应该要付的钱。朱安·罗伯特·格伦先生和姑娘们来了。我很高兴知道你想再次访问美国。我希望你能这样做。最后，这所房子整洁、温暖、舒适。水从山上流到井里，也流到公园边的饮用泉里。住在这里对穷人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我很好

我记得马（Mah）和吉姆（Jim）。

你的朋友。

H.W.C.

这封信寄自戈尔韦（Galway），正是丁龙原来的雇主卡本蒂埃（H.W.Carpentier）的家乡。H.W.C.是卡本蒂埃签名时常用的缩写。我得到信件照片后，立即与手头掌握的卡本蒂埃的书信字迹进行了对比，能证明这是卡本蒂埃的手迹。后来，长期从事Dean Lung与卡本蒂埃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专家米亚一看这信的照片就确定是卡本蒂埃的手迹。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的日期。从照片上看，写信时间为1917年。4月22日，我在写给信的持有人，马万昌的曾孙女马嘉燕女士的邮件中提出了两点疑问：

首先，此信的内容与1907年9月17日的另一封H.W.C.写给Dean Lung的信在内容上有很多共通之处，都提到了寄去的钱（债券金），新修的水管引水到家，以及Dean Lung路。如果相隔十年还说同样的几件事情，在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

其次，信中H.W.C.问Dean Lung，“新出生的男孩怎么样？”。马万昌只有两个儿子，1917年没有儿子出生。而根据家谱记载，马维硕（士筹）出生于生于光绪卅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公历1907年5月11日）。时间正好对应得上此信的日期1907年11月。

马家家谱

马嘉燕及其表兄，马万昌的曾外孙黄畅泉后来回复我，他们在仔细看过原件后确认，信上写的确实是1907年，而非1917年。

阅读此信，我们似乎感觉得到，卡本蒂埃与Dean Lung已经超出了雇主与仆人的关系，他们是以平等的身份，以老朋友的口吻在叙旧。他们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而共同捐款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全美最大最好的汉学系，他们憧憬着再次相聚在美国。

第三封信

在仔细研究了这封H.W.C.写给Dean Lung的信后，我根据信的内容推测，在这之前应该还有其它的来信，因此希望马嘉燕继续寻找。4月26日，通过联络人黄祥光，我得到了以下的这封同为H.W.C.写给Dean Lung的信件的照片：

1907年9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1907年9月，美国H.W.C.写给Dean Lung的信。

这封信的字体明显与前面一封信不同。另外一处明显与H.W.C.以往的书信习惯不一致的地方是，这封信在日期那一行只写了“9月17日”，而没有写年份。

米亚看过此信的照片后，她认为：“这两封信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我一眼能认出，日期为11月份的信肯定是卡本蒂埃亲笔所写。但另外一封日期为9月的信件则不那么像他的笔迹，这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巴纳德档案馆所看到的一些信件的笔迹更相似。跟据我的研究，可能是卡本蒂埃口述，由寄宿在他家的女管家卡罗琳·克罗克尔代笔。卡本蒂埃在晚年，确实会口述，然后由这位女士替他书写。”

但无论如何，这是H.W.C.写给Dean Lung的另外一封信。我们看看信里都说了什么： 

9月17日，戈尔韦

亲爱的Dean Lung，

我亲自驾驶着约翰逊先生新组建的骏马车队上山，三英里长的Dean Lung路是萨拉托加县最棒、最好的公路。我希望你能再来看看。而且天气很好。

你一定是在这之前收到了我8月4日的信，寄去了你的钱。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你的事情。你有多少土地，什么样的房屋？你总共有多少钱和财产像个富有的人？你要养活多少人？我关心这些东西。

除了现在重感冒以外，我还是很好，我希望很快能治好。天气又暖和又好。

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我想我告诉过你，我们有很好很深的井，有蓄水池和风车，在学校房子后面的小山上，有从地下室到阁楼的水管，还有地上的水管。非常方便！

克罗里奇先生已经放弃了他的商店，我也买下了他的房子和土地。我现在拥有的土地比我想要的或能照顾的还多。我们很孤独。

请再来看看我。

我希望你妈妈和大家都好。

你的朋友

H. W. C.

与11月17日的信的内容相似，卡本蒂埃和老朋友Dean Lung聊着家常。他很关心Dean Lung回乡后的生活，同时他也表达了对Dean Lung的母亲和家人的问候。

从信中还可以读到，尽管Dean Lung离开卡本蒂埃才不到两年，但离开了Dean Lung的陪伴和照顾，卡本蒂埃感到很孤独，因此才在这封信中对Dean Lung说“我希望你能再来看看。”他热切期待和老朋友再度相见。

但这封信究竟写于哪一年呢？在收到这封信的同时，我还得到一个1907年9月发自戈尔韦（Galway）的信封的照片。

信封

4月26日，通过联络人黄祥光，我得到了上述H.W.C.签署的发给Dean Lung的信件的照片，同时还有一个1907年9月从Galway寄到千秋里，给“Dean Lung进隆万昌”的信封。

正是这个信封让我确信马万昌就是进隆，也就是Dean Lung本人。

信封以中英文写成。英文是Dean Lung, Bark Sha Post Office, Sun Ning, Canton, Ch(ina)，中文是“广东新宁白沙旺（此字残缺）记信馆交千秋里村进隆万昌收”。

当Dean Lung，进隆和万昌这三个名字作为收信人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信封上，便证明了一切。

这个信封“的邮戳因被虫蛀导致某些信息缺失，但它却保留了最重要的信息：此信发自Galway（戈尔韦），时间是1907年9月。

至于为何有两个落地戳，信为何寄到旺记信馆交进隆万昌收，而进隆万昌为什么是同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李柏达在《新闻调查》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李柏达认为：这封信有两个落地戳，一个（丁未九月十九日）是邮局收信日期，另一个（丁未九月廿日）是邮局送信日期；旺记信馆是当时兼办华侨私信的机构，在1913年出版的《万国寄信便览》中广东新宁白沙的信馆名录上，确有“旺记邮政局”；信封上的收信人“进隆万昌”是同一个人，因为写信有规矩，如果信寄给两个人，两个名字是并列写的。信封上的“进隆万昌”并非并列，由此判断是同一个而不是两个人。

这可能是Dean Lung提前所好的信封。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质疑就是，没有资料证明卡本蒂埃学过中文，也不知道他能够写中文。那么这个既有英文又有中文的信封出自谁之手？

一种可能性是继续留在卡本蒂埃家中工作的新宁人Mah Jim帮卡本蒂埃写的。这种可能性仅仅是猜测，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

我将疑问告诉马嘉燕，她回复：这个信封很可能是Dean Lung写了，留给H.W.C.的。

Dean Lung在离开卡本蒂埃回国前，为了方便日后卡本蒂埃与自己通信来往，事前写好了一些留有家乡地址和姓名的信封交给卡本蒂埃。作为卡本蒂埃多年的贴身随从与管家，心思缜密而且体贴人的Dean Lung完全会这样做。

我把这个信封与已知的Dean Lung所写的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捐款信的笔迹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左边为信封上的笔迹，右边为Dean Lung的捐款信。看看两个文件上面相同的文字或字母的相同之处，我相信读者也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信封上Dean Lung的字迹。

Dean Lung所写的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捐款信。

对比两封信件可见，Dean Lung的写法、大写字母S的写法、大写字母N的写法、ing的写法、大写C以及字母ton的写法基本一致。

那么，信封上面那些漂亮的中文字是否Dean Lung马万昌的笔迹呢？

按照卡本蒂埃对Dean Lung的描述，他并非一个目不识丁的野蛮人，而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确有可能能够写出那样漂亮的中文字。后来，我向马万昌的后人询问是否有保留任何马万昌的手迹，至今为止，尚未得到答复。

而由于马万昌的后人大部分都移居海外，马万昌晚年时和马维硕一起居住的祖屋前几年遭受了入屋盗窃，许多物品被窃。加之祖屋久无人住，许多东西发霉了，前两年马万昌的曾外孙回国时曾经请千秋里的邻居帮忙清理扔掉了许多的书报纸张，很多可能有价值的东西估计都被扔掉了。

另外，马维硕临出国定居前曾把一个保险柜交给曾外孙保管。然而，这个可能装有马万昌重要文件的保险柜几年前在没有人居住的曾外孙（后来移居美国）的家中被盗。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但是我们很感激马维硕在1972年的那封家书，书中写道：“今从内信夹来英文信一封，就是在64年前你的祖父马万昌和一位很富有的美国人剩下来的一封通信，我看不识此信所讲的事情，故特寄给旅外的儿女们看看，亦为我们家史中作参考的材料，也有所收益也”。

感谢他为我们保留了这些重要的证物，帮助我们更确认Dean Lung正是台山市白沙镇千秋里村的马万昌。

（作者陈家基系南非华人学者，文中英文书信的中文版皆为作者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