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学友：追忆王富仁老师

作者与王富仁老师

文|姬学友，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转载须取得授权

王富仁老师远行三年了，我一直没有写出怀念老师的文章。一是心烦意乱，理不出头绪，想说的话不知从何写起。二是王老师的学问体大思精，我未入门径，一向就不敢涉及。三是王老师门下博士硕士弟子众多，老师的嘉言懿行，各种媒体发表得已很不少，我怕自己的这篇言不及义的小文，不仅彰显不出老师的高德之万一，反而有损老师的清名，因此不如藏在心里慢慢咀嚼的好。

实际上，三年前的今天，当我得知突如其来的悲讯后，因为万难接受王老师已然决绝地离开这个世界的事实，是写过几句不成样子的悲悼的话的，不写，心里这道坎无论如何迈不过去。所以，尽管当时心似灌铅，不及细想，我还是匆匆草拟了一幅挽联和一首小诗，通过钱振纲老师转给了丧仪的主事方。

一幅挽联：

早年写呐喊彷徨综论，一生著作等身，无愧先驱者形象；

壮岁讲研究鲁迅专题，斯世春风化雨，堪称学术界大家。

王富仁老师千古

一首小诗：

心祭

一一致远去的王富仁老师

人生就像一台话剧

再精彩

总有谢幕的时候

但精彩的话剧

即使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得已而谢幕

我们也会因为其精彩

而久久难以忘怀

在朋友圈转发时，我特意加了两个简注，以扼要说明我对王老师主要劳绩的粗浅认识以及王老师和我的师生关系：

注1：《呐喊彷徨综论》是王老师的博士论文，《先驱者的形象》是王老师早期的论文汇集，这两本书奠定了他在鲁迅研究界的学术地位。

注2：我有幸两度听王老师讲鲁迅研究专题课，受益至今。王老师也是我的硕士论文评议人和答辩委员会主席。

著名学者黄修己教授谈到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的经历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课堂上老师们讲的内容，绝大多数都忘了，能够有点印象、值得反复咀嚼且可以终身受用的，也就那么三言两语，这叫“终身难忘，唯此一言”。故而，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不是王老师名下的硕士博士，但多年来从王老师那里得到的教益，却不一定比后来的一些王门弟子少，以“一言”而论，庶几近之。

一、识荆

一个四线小城名不见经传的师范学院的老师，是怎样认识这位在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管领前沿的一代学术大家的呢？

我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一次绍兴之旅。

1986年暑期，我受单位委派，到绍兴参加了为期10天的“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全国高校鲁迅研究讲习班暨学术讨论会。”到会的第二天上午，大概9点左右吧，我即在三味书屋覆盆桥畔遇见了一位身材不高、形容清瘦，甚至略带土气的中年人，手上拿着烟卷儿，身边还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见我走近，笑嘻嘻地朝我问：是来开会的吧？一口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表情和蔼，语带亲切。凭直觉，凭之前看到过的各种资讯，我立刻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王富仁老师了。

1980年代中期的王富仁老师，因为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现代文学博士，因为其博士论文《呐喊彷徨综论》的创造性突破，还因为国内崇学向好的大环境，学术声誉正如日中天。至少在我这样一个20岁出头的高校青年教师的心目中，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研究既先锋又新锐，他的形象绝对是一个须仰视才见的明星般的存在。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

然而眼前的王老师，头发蓬松如猫头鹰，言谈举止极为平易，气质和神情也与乡农无异，完全不是我想象中为万众瞩目的学界翘楚的样子，以致于我的问候略显犹疑：“您是王富仁老师吧？！”王老师的回答很是明朗干脆，同时伸出右手来，我连忙握住，自我介绍说来自河南，以前拜读过您的博士论文，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您。

那时的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不大懂得人情世故，没有那种见了名人就怯生生说不出话来的窘态，加之王老师坦率健谈，不介意我这个陌生后生的冒失，所以很自然就和王老师聊起天了。现在想来，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当面向王老师请教。

时过境迁，这次邂逅，王老师具体和我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真切了。但有两句话我一直记忆犹新。一是，王老师告诉我，他是第一次来绍兴，这让我有点惊讶，心想他这样对鲁迅有着精湛透彻研究的大学者，原来和我这个小青年一样，也是第一次来，心中油然而起了一种踏实的亲切感。在其后的日子里，每见到王老师一次，心中的这种亲切感便强化一次。王老师不在的这三年，也是每想到他一次，心中的亲切感便加深一次。再一句，聊天时我顺便问了下王老师对萧红的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的看法，没想到王老师脱口而出：鲁迅先生也是人呐！这句话让我更加惊讶，竟不知该如何接话。看王老师的表情，也只是点到为止，似乎没有再说下去的意思。王老师为什么这样说？这句话有深意么？在其后的日子里，尽管我多次见到王老师，然而不知何故，却始终没有再向他问起这个话题。而今，王老师走了，这个存在我心里几十年的谜语，再也找不到谜底了！

讲习班上，大咖云集。林非、孙玉石、黄源、钱谷融等十余位著名的学者和老作家悉数坐镇，轮流登场，但毋庸讳言，时年45岁的王富仁老师是其中最年轻，也最有人气的。论学员对讲座的热情和期待值，论讲座本身带给听者的启迪性和学术冲击力，王老师更是不遑多让。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政治趋向清明，人性正在复苏，学术环境相对宽松，这种大趋势直接反映在这次讲习班暨学术讨论会上。讲习班不仅形式多样，讨论热烈，对话踊跃，而且专家大都敢言，以致新见迭出，许多观点闻所未闻，令人大开眼界。得益于会上的民主氛围，王老师的学术激情和理论思辨力如虎添翼，彻底迸发。可惜我当年幼稚懵懂，只顾陶醉于王老师演说的思想和逻辑魅力，而没有记下他讲座的精彩内容，留下来的这些，可能连片言只语都算不上。即使如此，我的简单重述也不能保证与王老师讲座的原意相符，故文责完全由我自负。

王富仁老师的讲座，围绕“鲁迅与中外文化传统”进行，主要谈了鲁迅在中外文化史上的地位。他认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是从整体上进行评价的，是现代评估，鲁迅的评论方法是由果溯因。王老师认为，国民性是鲁迅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研究的聚光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尽量抑制易变因素，使之与比较难变的因素保持相对和谐平衡的关系，如，个人与道德，文艺与政治。

王老师基本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学说，认为它是建立在功利的、非道德的学说基础上的，是把幸福当作丑恶，把痛苦当作光荣，传统道德学说的中心，是以抑制人的合理欲望为目的，是以外在的道德规范代替、支撑内心的道德观念，这是虚伪的、表里和言行不一的。他还通过例举，犀利地解析了“敬爱的……”这一句式中“敬爱”一词的荒谬性，认为“敬”和“爱”是矛盾的两个字义组合在一起。他甚至断言，什么“敬爱的……”，有“敬”无“爱”，有“爱”无“敬”！由此王老师认为，鲁迅的伟大即在于揭示了传统道德的实质。

距离第一次听王老师讲座已经34年了，许多往事都已忘却，包括他的讲座的精华部分，但他讲座时的那种激情迸涌之状、神采飞扬之态，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中。

四年之后，我跟风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助教进修班学习，为的是与单位同事一样，混一个晋升讲师的凭据。与同事多少有点不同的是，我多了一份心思：想再一次沿着王老师给出的指掌图，在他的青春勃发的课堂上恣意的神游！

二、受教

这个函授助教进修班的学习期限，名义上是从1988年四月到1989年九月，实际上是利用两个暑假（1990、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内进行。开设的课程有朱金顺老师的新文学史料学，郭志刚老师的孙犁和解放区文学研究，王富仁老师的鲁迅研究，以及蔡清富老师的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一共四门，所用教材都是老师们自己的学术专著。王富仁老师的开课时间是1991年暑期，按教学计划规定上课教材自然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但因为书已售馨，来不及重印，等到王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没有再发教材了，而且讲课的题目也变成了“鲁迅与茅盾比较研究”。

王老师授课的具体内容，我曾经记在一个笔记本上，因为多次搬家，现在已经闹不清藏匿到（抑或丢失）什么地方了，故难以在此复述。令我和学员们印象极深的是，王老师上课，除了一支接一支的烟卷儿和偶尔才派上用场的几支粉笔，其它教案和参考书什么的，一概没有，而且从不喝水，就这样滔滔不绝汪洋恣肆旁征博引地给我们一连讲了四天，记性之好，讲解之佳，直令学员们觉得不虚此行，也让我觉得这个风跟得值。

不过对我来说，最有乐趣也最有收获的，还是课间和几个活跃的学员围着王老师听他聊天。他对我们完全信任，从学术研究到国家大事，王老师都会聊到，开诚布公，毫不避讳，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课间，王老师曾经说道，学校有一位很厉害的微波老师，曾经在前年春夏之交的那个大事件期间，拿了一个表格找他填写，说只要一填这个表格，从此就是国际公民了，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但王老师最终没有填写，理由是，他学的是俄语，英语实在不行，如果到了英语世界，可能发挥不了自己的所长，王老师补充说，他的所长就是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然后带着自嘲的口吻说，这说明自己是个很现实的人，是个俗人，不是英雄。王老师这样说的时候，似乎带点自责，我插嘴说，鲁迅就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记得王老师的回答是，那不一样啊，不能比。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

那一两年，邓先生还没有南巡，国内形势其实还比较紧张，但即使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王老师也敢于和他的这些怀着功利心混证书的老学生推心置腹地谈天说地，并无丝毫的担心会被不当。学员们呢，虽然工作了好几年，但只知道做好自己的本职就行了，只知道没有谁的话会是金科玉律，所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老师的话有什么不当。

1995年9月，我在本单位经过一波三折，争取到一个稍纵即逝的考试机会，结果如愿以偿，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朱金顺教授。从朱老师那里，知道了自己是多么幸运。朱老师说，你英语不好，刚够分数线，但专业成绩（文学评论与写作）95分，位列第一，将来论文好通过。我是教研室主任，就先把你要到了名下。我感激之余，也为即将到来的另一份幸运而特别期待：王富仁老师很快就要给我们上课了。

作者与朱金顺、王富仁老师

在后来的成绩单上，王老师这门课的名称是“鲁迅小说研究”，其实上课的时候，王老师是把它名之为“现代文学综论”的，这有我的听课笔记作证。在我的听课笔记的第一页，清楚地写着王老师第一次上课的时间，1995年9月18日，从这天起，我在新二教室整整听满了一个学期。王老师的课是大课，研究生、访问学者、进修生等加起来逾70余人，每次课都得找座位，都座无虚席，都热度不减，其教学魅力不待多言。

我想说的是，王老师的授课，靠的并不是什么装腔作势的课堂教学艺术，并不是什么花里胡哨的作课说课技巧，并不是三天两头就搞一次的华而不实的劳什子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那些所谓的一堂好课所包含的各种虚头巴脑的元素和环节，在王老师的课堂上都不存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王老师的课就是满堂灌，而且一学期快结束了，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才刚刚灌到五四文学革命。那么，王老师的课堂靠什么吸引我们这些天南地北的学生，不顾路远，不顾寒冬，不顾疲劳，孜孜不倦地听下去，而且常听常新？靠他的不断更新的深广而坚实的学问，靠他的率真无伪坦诚以对的赤子般的情怀和朋友般的亲和，靠他的大处入手小处着眼视野开阔逻辑周密的理论思辨能力和真知灼见！每论证或阐述一个问题，他总是从问题的原点出发，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然后层层递进，步步推导，剥笋似的，使人不敢分神，使人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思维线路一探幽径，一起窥破迷津，最终抵达豁然开朗的桃园。这是认真听过王老师课的学生，都会有的一种高峰体验和求知愉悦。

书法修为讲究取法乎上，始得其中。王老师的课无疑是上品，我学力不逮，资质平庸，故难得其中，然扪心自问，始得其下还是有可能的。在此，我愿意摘录一段听课笔记中的一段话，作为听课记录，供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王老师在对多元共生的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梳理中，论述了鲁迅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及其与五四文学革命的互文性，强调了鲁迅作为卓越文化个体的独立性，它的基本思路是，鲁迅的独立性固然不能脱离新文化运动这一语境，不能以鲁迅代替其他人的作用，但也不能反过来把鲁迅当作其他人的随从。

王老师归纳，五四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时代。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化主要由这样几大分支构成。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文化，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现代报刊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学院派文化，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文化，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现代革命文化等。

他还进一步对这几大文化分支的逻辑关系作了富有思辨性的理论阐发。王老师认为，必须重视蔡元培及北京大学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贡献，重视新文化运动的多种构成。因为蔡元培的特殊经历和资格，因为他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使他能够把一切足以扼杀大学文化创造的政治、经济、权力因素尽量地阻挡在学校之外，能够把所有有用的社会人才和信息引入到大学文化机制中来，这是一个现代教育家的基本能力和责任。如此，蔡元培开拓和保障了一种既独立又开放的新型的大学文化空间，并使这一空间具有了发挥最大潜力的可能性。他把陈独秀聘请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把《新青年》也带入北大，并以兼容并包为之提供思想自由的空间，这样，依靠陈独秀的现代报刊文化（《新青年》）及其横向扩散的传播方式的开放性、社会性和现实性，才能使北大教授的思想言论直接发送到社会上、知识界，容易造成广泛的舆论影响，从而打破北大文化的封闭性、纵向传授性，其结果是北大文化与《新青年》的深度融合，也就是现代教育文化与现代报刊文化的深度融合。即，北大文化通过《新青年》这样可以快速反应的传播渠道，使自己的雅文化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性、现实性。《新青年》依托北大，又使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在社会公众中具有了较高的权威性和说服力。而胡适的白话文倡导和尝试，则为陈独秀的现代报刊和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提供了最基本最好用的语言载体，并借助报刊迅速流通到社会，体现其传播价值和革新意义。

所以，现代教育、现代报刊和白话文三者结合所生成的公共空间，促使文学革命的主张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产生了辐射性连环性的社会效应。但是，如果没有鲁迅的白话文学创作，没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以及《阿Q正传》这些文学经典的诞生，则上述公共空间的原则和提倡，将没有赖以填充和佐证的公共产品和实质性的文化内涵，没有血肉和生命力。因为五四精神，比如什么是个性解放，什么是奴性，什么是思想启蒙……等等，只能通过鲁迅的作品，才能深切感受得到，而且异常清晰和鲜活。有了鲁迅，五四精神就不会简单地表现为民主与科学等枯燥空泛的条文。鲁迅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独立和独特的文化存在，没有鲁迅，整个新文化运动将是干巴巴的，因而也是缺少生机和光彩的，是鲁迅打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是鲁迅的文学经典，支撑着文学革命的公信力，他对新文学的贡献远非《新青年》同人所能比拟。

这段话，我曾引入我的博士论文，也曾引入我的其他论文。为了不给王老师丢脸，我特意做了如下说明：

本段文字是根据笔者听王富仁教授讲授《现代文学综论》课程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成。时间：1995年10月，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新二教室。如与讲授者原意不符，文责由整理者自负。

1997年9月，所在单位的系里临时通知我接替一位外出进修的同事，改教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我因来不及备课，正好尝试着把王老师教给我的这些内容和方法，亦步亦趋地引入到我的课堂教学中。学期末，我的那些可爱的大学生反馈说，您的课“不仅使我们第一次真正感觉到大学里自由的课堂气氛，更使我们深入到现代文学的底蕴里。”后来，我继续上我的后二十年，再没有上过这一时段的课。

三、亲炙

而立之年，再来京师读书，自然格外珍惜。凡有讲座，就过去听；凡有书市，就赶去淘；凡感兴趣的展览，就跑去看；偶尔也会观摩硕士论文答辩会。有一次参加王富仁老师的韩国研究生（印象中有一位叫金贤贞）论文答辩，谈到其中一篇写周作人的论文质量不高、还有美化论主的表述时，王老师说着说着就动怒了，声调上扬，语气非常严厉：周作人当汉奸，这是铁定了的，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能平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金刚怒目的一面，事关鲁迅，涉及原则，他的眼里揉不下沙子。

一转眼，我们这一届硕士论文答辩的日子到了。朱老师凡事认真，事无巨细地指导我们办理与论文答辩有关的各种手续，连各位答辩老师家的地址都一一画好位置，并写上电话。给我指定的论文评议人之一，就是王富仁老师，而且是答辩委员会主席。我平时不记日记，但论文答辩是学业大事，我很看重，所以记下了答辩前后的部分见闻，摘抄与王老师接触的几个片断如下，并略做注解。

1998年4月17日。上午9点即带论文与表格至朱老师家，他交代我办手续过程，先在“资格审查小组”栏填上自己的意见，同意申请学位，然后给王富仁、钱振纲老师打电话，让我去找他们在栏里签上姓名。……10点到王富仁先生家签字，家居斗室，却产生了许多深刻精警的宏论，令人起敬。

注：王老师、钱老师当时均住校内丽泽楼，王老师在8楼四门。

1998年5月4日。上午去书市买书，买了几本较好的书，到13：30，匆匆赶回来，把书放回宿舍，拿起论文和评议书到王老师家，他说选题不错，让我下周一问他。我说到写论文时，没有顾及注释，写好以后查找实在费劲，他说在写的过程中可作一简单标记，免得以后再麻烦。我把买他的书《蝉声和牛声》让他签名，他很高兴，又送我一本《文化与文艺》。问到鲁迅研究史，现代文学综论，鲁迅全集的出版情况，王老师说还没有。

注：1、书市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蝉声和牛声》购于此。2、我的论文题目是《真性清涵万里天-论丰子恺创作的传统文化意蕴》，全文约7万字。3、王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时，曾谈到正按自己的理解撰写中国鲁迅研究史（即1999年出版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准备将现代文学综论整理出版，同时与其他学者合作，以新的体例重编鲁迅全集。我很期待，特别是期待现代文学综论能够出版，觉得讲得太好了。我请教他时，这三种著述尚未面世。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998年5月13日。下午两点半去王老师家拿评议书。王老师正在写评语，稍等一会儿，写好。给我谈情况，认为论文在研论中是少有的好，有功力，扎实，严谨，视野开阔。又说缺点，认为谈联系，又要谈区别，才显个性。一语道出问题症结，确实高屋建瓴，有判断力，令人豁然开朗，不愧批评大家。言谈风格与平日讲课一致，深入浅出，思辨力强。因有学生等，我不便久坐，告辞，说答辩后再详谈。

注：1、王老师谈了约半个小时，并未结束，是我担心会影响他指导后来的同学，主动告辞的。2、王老师所说的论文缺点，切中肯紊，令我一闻言下大悟，对他愈加敬佩。因后面还要谈到，此处不赘。

论文答辩于6月1日上午在老主楼现代文学教研室进行。朱老师，王老师，刘勇老师，钱振纲老师等出席。关于这次答辩，我在《我为导师写书名》（收在《逸事一一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纪实》一书，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中写道：

我清楚地记得，硕士论文答辩会上，当答辩委员会主席王富仁教授热情洋溢、高屋建瓴地评点我的论文时，一旁坐着的朱老师颔首微笑，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并因为王老师发言超时而友好地打断了他。可以说，我的一点学术自信，就是这一时期建立起来，即使其后屡遭琐屑无聊的人事干扰和不断损耗，也没有被消磨掉。

王老师的评点，最令我感动的，是把一个本来可以几分钟就结束的简单化程式化的提问环节和答辩套路，变成了一堂结结实实的论文指导课，一堂以我的硕士论文为个案，诠释论文写作精要和学术研究门径的指导课，而且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只有我知道，他的“答辩后再详谈”，绝不是一句虚与委蛇的客套话，他是在接续前几天我到他家里取评议书时未及展开的话题。

王老师主要围绕“谈联系，又要谈区别，才显个性”进行详细论说。

我论文的基本思路是，与其他现代作家相比，丰子恺无论从人格还是创作上都更为明显地接受了中国古典散文、传统艺术和佛教思想的影响。缘此，我从丰子恺与中国古典散文传统、与传统艺术、与佛教文化的联系入手，探讨其创作的传统文化意蕴，论证其作为散文大家的史学地位。

在写作过程中，有几个传统文化方面的语词极大地启发了我。陆云龙的“率真则性灵见，性灵见则趣生”，李渔的“人情物理”，让我联想到丰子恺的散文风格和取材。苏轼、董其昌的文人画理论，使我联想到丰子恺的艺术主张和漫画特点，有了“文人漫画”的命名。“禅宗”和“居士”二词，让我理解了丰子恺的佛教信仰及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佛理内涵。这些语词几乎结构起我的论文的整体框架来。

王老师认为，这样的思路，注意到了丰子恺散文与中国古代散文传统的密切联系，但忽略了二者的区别。注意到了丰子恺漫画和传统文人画的相似性，但忽略了其漫画理论和创作之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一言以蔽之，丰子恺是以白话文写作的现代作家，如果只谈他与古人的相似度，而不谈他与古人的不同点，那么他的现代性和独立性就难以彰显。王老师还打了一个比方。例如画一幅中国地图，你不能只画国内，你得扩大起来，划出与相邻国家的边界，在扩大中才能找出中国和外国的分界线，才能说清中国的独立性和个体特征。

王老师特别强调，文言写作与白话写作，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古代文论观有一个向现代的转化过程，这一点要注意界定，不能把传统文论概念简单纳入现代文学评价系统。对现代人来说，白话文肯定要比文言文亲切，丰子恺散文只能是以白话文学方式重新呈现出来的异貌，这个“异”，才是他的创作区别于古代性灵派散文的独立性和个性。

王老师近一个小时的评点，句句紧接，环环相扣，又妙趣横生，发人深省。如果录下音来，会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只是当时我准备不足，加之太专注于听讲了，以至于现场笔记少而凌乱。好在答辩结束时，朱老师随手递给我一页手稿，是王老师亲笔写的决议书。这样，王老师对我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得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留在我身边，使我每念斯此，不至于太遗憾。手稿内容如下：

姬学友《论丰子恺创作的传统文化意蕴》从散文、漫画、禅学观念和审美特征诸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丰子恺创作的传统文化意蕴，引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行文扎实严谨，思路开阔，信息量大，反映了姬学友有较好的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对丰子恺创作的现代特征论述尚嫌不足。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建议授予硕士学位。

学业结束以后，与王老师的联系就很少了，只在每年的元旦给他寄一个手写的贺卡，我觉得以这样传统的方式更能表达对老师的由衷祝福和感激。

2004年9月，我重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读博。10月，受导师刘勇教授指派，和同学一起参加中国现当代文学高级研讨班的服务工作，时隔六年，再次聆听刚从汕头大学赶回来的王老师的讲座，题目是《物质世界，精神世界，话语世界》。这次，王老师，还有王老师所讲的话题，给我一种壁垒一新、意气风发的感觉，想是环境养人、心情大好所致。这次讲座，我留有一份2000字左右的笔录，有几处我认为记得比较清楚，摘要如下：

从历史的发展中可以清醒地意识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直接的对立。正如杨树和柳树，各有各的生活环境，不是互相对立的。

只有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才能意识到与西方文化的同异，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异同。我们不在西方，不在古代，而在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化的空间当中。在现代文化的空间中，与中国古代文化、西方文化发生联系，失落了这一基点，对西方文化、对古代文化的感受就不会十分准确。

物质的世界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欲望的对象、充实化。知识分子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是应该的，但不能蔑视物质世界。当文化无法给物质世界注入精神活力时，等于把精神世界让给了物质世界。

整个物质世界到处充满痛苦，追求无痛苦的生活，是弱化自己的无力的表现，是虚幻的。知识分子有更敏锐的感觉，肯定会感觉到更多的痛苦。有了感受，经过思考，可以说出自己的话来。或者相反，那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资格。

如何才能找到一种东西，在精神上超越物质世界呢？如何使弱者变强一些，给弱者以温暖，只有文化，只有精神。谁能为无权者喊出痛苦的声音？只有知识分子。当知识分子话语在人们心中引不起震动时，这一知识分子阶层就无意义，整个文化也无意义。被物质世界压抑太久，就会有情绪。如能陈述出来，唤起共鸣，文化就有希望。

王老师的理论境界，不是我这样的后生小子可以攀沿的。但他对我的硕士论文的指导，是非常强调主体独立感悟的重要性的。他认为，主体的独立感悟能力，实际上反映出一个文学研究者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感受”二字，经常可以在他的课堂上听到，在他的论著里见到，这次讲座仍然不例外，他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意识到，独到、敏锐的个人感受，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基本特质。

王老师从北师大到汕头大学，在学界是一件很轰动的事。之前，他应该在北师大珠海校区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他寄我的新年贺卡上，特意写着“珠海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邮戳显示的邮寄时间是2002年12月19日。王老师这么早寄贺卡，是怕我不知道他地址变更，还把贺卡寄到北京师范大学。也就是说，从这时起，王老师就忙起来了，开始了以南方为主、汕头北京两地跑的工作节奏。这次讲座间隙，王老师知道我和他指导的博士生张龙福兄是一个宿舍，在我和他打招呼时，就说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参加师门聚会，我们聊一聊。我虽然很想就博士论文如何选题向他请教，但想来想去，觉得置身其中有点突兀，就没好意思去。2005年6月5日，王老师回京参加他的两个博士生论文答辩，我去旁听，想找时间告诉他我的论文选题定下来了，写李何林，听听他的建议。王老师是李何林先生晚年亲传弟子，我现在以他的博士导师为研究对象，想他一定会很高兴并且支持的。但由于一位博士情绪过于激动，在个人陈述和回答质疑阶段，甚至泣不成声，致使答辩过程延迟到很晚才结束，眼看着参加答辩的王得后、钱理群、孙郁、刘勇、钱振纲等老师们一脸疲惫，我估计王老师可能会更疲惫，所以也就打消了告诉王老师的念头。

王老师后来会不会通过学生的渠道知道，我不好判断，但也不排除知道的可能性。事后听参加过这一次师门聚会的龙福兄说，王老师的一个年轻的博士生认为，李何林这样的选题，应该他们写才是，现在却让别人写了。言外之意，似乎觉得我不够正宗，写这样的题目名不正言不顺？这当然是孩子气的话，原不必在意的。

直到2006年10月中旬，跟随刘勇老师到大连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代表大会时，才有了向王老师单独汇报写作情况的难得机会，此时，我已经写了8万多字了。我告诉王老师，论文没有先写绪论，而是先从李何林先生的学术选择写起，从您的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开头，且多少有点“异议”，当然主要是借题发挥。

王老师这段话是：

毫无疑义，李何林先生是一个学者，一个教授，但我渐渐感到，李何林先生却不是以一个教授、一个学者的形象来塑造自己的，甚至他的学术著作也不带有展示自己学术风采的味道。我想，假若李何林先生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学者和教授意识自己和塑造自己的，假若我们从他的著述中感到的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学者和教授的风采，我们怎能通过所谓学术成就的论述表达出我们对李何林先生的真实感受和真实感情呢？

我的“异议”是：

这段话同时也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李何林“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学者和教授”，但学者和教授毕竟是其公开的身份和职业，因为除了早年的戎马生涯和后来短暂的政治活动外，他一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教书和研究。

王老师的话是：

李何林向这个世界要求的并不是“学问”，并不是“学术成就”，他要求的是思想，是精神，是人格。

我的“异议”是：

但在他一生的教书和研究工作中，他收获的成果自然而然的是“学问”和“学术成就”，这与他的“思想，精神，人格”同等重要。他的“学问”和“学术成就”折射出他的“思想，精神，人格”的光辉，他的“思想，精神，人格”凸显了他的学问和学术成就的可贵，二者成就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始人之一的李何林。

王老师听了我的“异议”，笑嘻嘻说道，李何林先生是我的导师，我们这辈人包括王得后等，写起来有些话肯定会带有一些感情色彩的，你作为研究者，又与当年的人事没什么关系，写作的时候就可以拉开距离，尽量客观一些。王老师对我一个月写了八万多字既有鼓励，也有提醒。他说，思路打开是好事，但要想得深一些，多一些，避免一般化论述，因为没看你的稿子，具体意见说不出，但大框架不错，关键还是怎么写。末了，王老师嘱咐我，写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随时和他联系。

王老师说得对，之后的写作过程中，当我想深想多一些时，问题就出来了，对此，我是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尽量不去打扰他。但有些拿不准的问题，又确实想听听王老师怎么说，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一些久悟不得其解的困惑，经王老师一讲，常常会茅塞顿开。于是，我便借着年底寄新年贺卡的时机向他请教，现在已经记不清请教的是什么问题了，总之很快收到了王老师回寄的贺卡，看邮戳，是2007年1月3日，但贺卡上并无释疑解惑的内容。我有点失落，心想王老师一定很忙，顾不上我的这点小问题；又想王老师可能需要看到稿子，才会有针对性地谈出具体的意见，于是就把贺卡放到书架上，继续做与论文有关或无关但必须应付的诸多杂事。寒假过后，我紧赶慢赶，于仓促中拿出了26万字的初稿，此时已4月中旬，距离答辩很近了，中间需要打印、装订、送审、办各种答辩手续。利用这段时间，我打算给王老师寄去一本，请他指正，这样在正式定稿前或许还有修改的余地。我下意识地拿出王老师的贺卡看地址，突然发现这张贺卡比一般明信片要厚，原来它是中间折叠后粘合在一起的，打开一看，里面赫然写着几行字：

祝贺新年，

文事顺利！

我回京时我们谈一次，这样可以说得更充分一些，写很难充分展开。

王富仁

我至今还记得看到这些文字时的懊悔，懊悔自己心不在焉，粗枝大叶，懊悔没有留下王老师的电话，也没有给王老师留下电话，错过了寒假前后和三月份论文开题，这两个王老师必定回京的请教良机。同时，也多少有点迁怒于同室的张龙福兄，假如这厮当时在校，而不是在家和老婆厮混，就一定会参加师门聚会，就一定会带给我王老师回京的消息。当然后来见到龙福兄，我并没有说出，所余的，只有懊悔而已。出于自责，当王老师6月初回京参加他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时，我没法为自己的粗枝大叶或心不在焉释怀，就没好意思再去旁听，再去请教。从此，我除了在网络上看到王老师的有关信息，就没有见过王老师的面了，对王老师后来的学术研究也知之甚少，即使知之，以我的边缘、狭隘与鲁钝，又能理解多少呢？

有一次，看到一则消息说，王老师在汕大校园牵着小狗悠闲散步，是汕大一景，还附了一张照片，从照片可以想见，王老师的晚年生活还是比较从容惬意的。可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这则消息，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另一个画面，画面中，王老师手拿烟卷儿，站在北师大新二教室的讲台上，或凝眉，或激越，正热情澎湃气贯长虹地给我们讲鲁迅，讲五四，讲新文化运动…………。

2020年5月2—10日于三闲斋

作者简介：姬学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教授，鲁迅与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河南省高校省级骨干教师，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出版《从外围接近鲁迅》、《李何林论稿》、《现代中国文学漫步》等学术专著，合作编（著）《台静农全集》、《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等书籍。学术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南开学报》等国内专业刊物上。

投稿、联系邮箱：isixiang@vip.qq.com

原标题：《姬学友：追忆王富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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