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抗战：地方光谱与生命之歌

以江、浙、沪、皖四省市为主体的华东地区，在抗战爆发之前是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抗战爆发后大部分地区较早被日军占领，过去抗战史学界往往将其作为沦陷区进行研究。但事实上，抗战变局中的华东有着更为复杂的面貌——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存，汪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和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并立，国民政府留置的军政力量、日益发展中的新四军，以及日伪军、汪伪政府竞逐博弈。

社科文献出版社近日出版的新书《抗战变局中的华东》即围绕这样的复杂面貌展开，考察抗战时期华东一个个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和演进，及地方社会经历的深刻变动。作者吴敏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本文节选自《抗战变局中的华东》（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绪论部分，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吴敏超著，《抗战变局中的华东》，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出版

抗日战争的烽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创伤与变化。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抗战史研究推进与深化的可能方向在哪里？一方面，或应以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将中国抗日战争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脉络中观察与叙述，讨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具体角色与付出，让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走出国门，为世界所广泛知晓和理解。另一方面，中国幅员如此辽阔，抗日战争研究也需要在中国的各个区域“落地”，深入考察抗战时期每一个区域发生的显著与潜在的变化、地方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与消长，探讨地方社会在战争中经历了怎样的秩序破坏与重建。事实上，这两方面的努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抗战史研究的全球学术视野和在区域内“落地”应是互为奥援的。正如魏斐德教授所说的，地方史、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没有一条简单明了的界线，各个地区发生的历史编织进入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本书致力于将抗战研究在华东这一区域内“落地”，同时关注华东与华东之外的联结。本书涉及的华东地区，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地区。明清以来，以江南为核心的华东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明清两朝至南京国民政府的数百年里均为重要的财赋之区。东西走向的长江、钱塘江、淮河，南北走向的京杭运河与众多河流，近代修建的津浦、京沪、沪杭、杭甬铁路，构成了华东繁密的交通运输网，使华东经济长期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华东地区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抗战爆发后大部分地区较早被日军占领。以往学术界基本将华东地区作为沦陷区对待，研究模式和视角较为单一。事实上，在抗战变局中，历史的真实图景要丰富和复杂得多，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也需进一步拓展与更新。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四军在华东地区获得很大发展。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从江西南昌迁至皖南岩寺，并做出向苏浙皖广大敌后地区发展的决策。新四军开到日军已经占领的敌后地区进行抗日斗争，不仅符合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首要任务，也避免了在抗战大后方与国民党军争地盘的嫌疑。1938年4月，在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要求下，粟裕组建新四军先遣队，到苏南沦陷区执行侦察任务。1939年，陈毅和粟裕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张云逸率皖南一部越过长江，成立江北游击纵队。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到长江以北的庐江县视察，宣布成立江北指挥部，辖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陈毅领导的苏南部队，进一步北越长江，会同由华北南下的八路军共同建立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苏南部队的一支还经浦东地区跨越钱塘江，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至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在江苏、安徽和浙江境内都获得了有力发展。

另外，国民政府西撤时，在华东留置了相当多的军政力量。虽然国民政府在日军的强势进攻下，不得不放弃首都南京，迁都重庆，但浙江、江苏和安徽的省政府依然在各省境内坚持抗战。浙江省政府在省会杭州被占后，迁至金华永康办公，继续维持对浙东的治理并领导浙江抗战。钱塘江以东、以南的浙东地区，至1941年宁绍战役、1942年浙赣战役后，逐渐被日军占领，但浙南和浙西南很多山区仍属国统区。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后，一部沿津浦路向北。江苏省政府从苏南的镇江先后迁至长江以北的扬州、淮阴。韩德勤于1939年起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在以兴化为中心的地区勉力维持。安徽在战时属于桂系主导的第五战区，先后由李宗仁、廖磊和李品仙担任省政府主席，依托大别山区坚持抗战。浙江、江苏和安徽各省政府的存在，对日军和汪伪政府的政治统治构成威胁，对省内沦陷区的经营也未停止。另外，由顾祝同担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辖浙江、江苏、福建和皖南地区，司令部驻在皖南屯溪（后迁至江西铅山），在抗战时期领导第三战区的军事作战。

可见，战时华东上演着丰富的、多层次的抗战场景，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区域光谱。日益发展中的新四军、留置的国民政府军政力量，在华东与日伪军、汪伪政府竞逐，军政博弈，此消彼长。在日伪军占优势的苏南、浙西，有中共进行的反“清乡”，也有国民党军开展的游击战；在日伪军不占优势的苏中、苏北腹地，有国共之间的军政较量；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都较强势的浙东，中共一直在寻求生存、发展之道；在华东日渐缩小的国统区，政府为筹措军粮殚精竭虑。同时，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在华东的表现，又和整个中国战场、战时中国社会的演变有关。本书力图展现华东一个个地方在抗战期间经历的独特而又蕴含普遍性的故事，以丰满华东抗战史的既有论述。考察过程特别观照但不局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华东各区域的山川地理。战火所及，也是军政力量之所及；战火所止，往往是一座山脉、一个城市、一条河流。因为山之两侧、河之两岸被不同军政力量所占据，一个个地方与外界的交流减少，变得更加“内向”了。日军机械化程度较高，且往往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但其兵力有限，一般而言倾向于占领城市、平原与交通线；中国军队则退守丘陵和山区。如1937年底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了浙江省省会杭州及杭嘉湖平原，铁蹄止于钱塘江一线。时至1941年4~5月，日军才越过钱塘江，占领宁绍平原。若再向南推进，浙中南、闽北、赣东均为山区，占领与维持秩序的难度和成本较大，所以又暂时停止。浙西的东部是杭嘉湖平原，西部是天目山区，日军也仅占领了浙西富裕的杭嘉湖平原。迁至钱塘江以南的浙江省政府，在钱塘江以北的天目山区禅源寺设置浙西行署，统领杭嘉湖平原的游击战。天目山易守难攻，浙西行署一直存在至抗战胜利。中共力量从苏南经浦东越过钱塘江，能在浙东三北地区（姚北、慈北、镇北）立足，亦是由三北地区四面环水、相对独立的环境决定的。后来中共武装至四明山区发展，四明山位于日伪军与退守的国民党军之间，与会稽山、三北地区互为犄角，逐渐成为浙东新四军的重要根据地。1944年春，中共武装受到国民党军“围剿”，主动跳出四明山区，进入会稽山区和三北地区发展，后又回到四明山区。这些抉择均与地理有关。韩德勤领导江苏省政府在兴化坚持，与兴化水网密布，且远离长江航道和京杭运河有关。安徽省政府设在立煌（今金寨县），也是因其背靠大别山区。直至1944年，立煌才被日军彻底占领。本书涉及的苏北、苏南、浙东、浙西、宁绍平原均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地形或为山地，或为平原。这些山川地理因素，与其是否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是否能坚持游击战，以及中共是否能发展建立抗日根据地，都密切相关。事实上，山川地理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一个个利用和腾挪的空间，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局限与挑战。越是在平原地带，人口越多、物产越丰富，争夺也越激烈。

其次是华东各地力量的变化。战争中的较量与输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在探讨各方势力博弈和变化时，首先要观照力量的大小与运用程度。抗战期间，日军相对于国民党军与中共部队，处于强势地位，但对这种强势要有多层面的认识，包括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日军的主要战略目标、兵力上的捉襟见肘等。如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对于占领浙江沿海港口后是否撤出、诸暨战场用兵程度等问题，内部存在一定的争执与分歧。其最后放弃温州、台州，占领宁波、绍兴，是在充分估计自身力量及各区域战略价值、物产资源后的综合考量。从实力上言，日军基本可以占领他们想占领的港口、城市，但是并不能占领所有地方并予以固守。这些他们不能固守的地方，正是中共有可能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军有可能发展游击战的区域。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苏北地区，日军力量最强，然后是留置的国民党军，几乎没有中共力量，但是到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力量最强，然后是日军，国民党军在1944年被迫退出了苏北，由此可见抗战变局中各方力量之消长变化。抗战中后期，苏南的日伪军、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都面临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等问题，谁能勉力维持，谁便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再次是战争中的日常。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华东地区是主要战场，但抗战中后期，华东正面战场上日军与国民党军之间的军事冲突大大减少，抗战之“战争”意味逐渐淡去。宁绍战役中，绍兴突然沦陷，很重要的原因是日军提前做了精密设计和细致准备，而国民党军守备力量较为薄弱，并处于完全松懈的状态。随着战争的延宕持续，支持军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国民党军在前方面临后勤供应不足等各种困难，军风纪败坏，战斗力减弱。绍兴沦陷是突然发生的个案，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些长期积累、不能忽视的问题。可以说，前线的日常化在抗战中后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军粮征购，也是战时一个重要的常态问题。安徽叶集军粮案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国民政府的军粮征购如何在乡镇层级落地。这一案例展现了叶集军粮的主要承担者是镇上有资本、有土地的商家。可以说，战时国民政府向富裕大户征粮的政策或遭到抵制与转嫁，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或有偏差，但军粮征购欲收持久、稳定之成效，还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方符合常识。即使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也并不是时时处处在发生战争，所以应关注抗战时期的常态、常理与常情，这些以往忽视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由表及里、多层次地了解“战时”的含义。

最后，努力进入华东各个地方后，再“超越”地方。研究华东抗战，并不是将眼光仅仅局限于地方，而是致力于走进华东的一个个地方后再走出来，在历史研究的对象与议题上进行自觉的延伸与思考，以地方史编织出中国史。新四军从皖南到苏南，再到苏北、浙东的战略展开，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战时生存的面貌、发展的机制。从绍兴沦陷，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抗战中后期宁绍前线的问题，更是整个国民党军在前线的疲沓和军风纪的败坏、走私的盛行。华东是研究的切入点，伴随着讨论问题的逐步展开和不同层次议题的出现，华东内部一个个地方和华东本身的边界（包括有形的地理边界和无形的议题边界）并非凝固的，而应是变动的。超越地方经验，是要在细致深入地研究战时地方社会的基础上，在问题意识方面保持超越具象的探索愿望，在空间上看到各个地方此处相同、彼处又不同的多层次面相，在时间上看到地方保有的历史连贯性，在结构上看到一个看似地方内的小问题实质上包含着与外界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与共振，从而去关怀具有普遍性、全局性的重要问题，

抗战变局中的华东，展现出民族主义的激荡、国共和日伪各方的竞争、前线与日常的交替。研究者需要突破以往抗战史研究将华东视为沦陷区的既有视角，注意到华东地区各方力量犬牙交错的现实，看到华东内部一个个地方的山川地理、社会经济特点和主要力量的变化，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同时，从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等多个层次，观察战争变局中的华东社会，发现战时较为显著的军事政治变动与藏匿其后的社会经济积淀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机制，捕捉华东地方社会经历的关键性事件和日常性变动及其原因。这也正是将抗战史研究在区域内落地的可能性和价值所在。

进一步言，抗战史研究致力于“落地”地方，实际上是落在地方社会中的人身上，这样的华东才是鲜活的，才是有生命的。

在战火里，生命的价值得以凸显。每一个人的生存随时随地可能受到威胁，忧虑、恐惧和亲人间的生离死别伴随着大多数人。在绍兴沦陷——城亡家破的那一刻，历史骤然凝结，人物命运随之改变。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驻守浙江的第十集团军司令刘建绪、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到钱塘江南岸右翼指挥官何嶷、绍兴行政督察专员邢震南、绍兴县县长邓讱，再到绍兴城内的普通学生陶永铭、市民杨媗，因在绍兴沦陷中所负的责任、扮演的角色、承受的命运，很偶然地联系在了一起。绍兴沦陷是一桩突发事件，事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面临生死考验，暂时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绍兴沦陷后，负责军事的顾祝同为何嶷辩护，负责行政的黄绍竑为邢震南辩护，加剧了军政之间的矛盾和个人之间的恩怨，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地方大员的人选更换问题，何嶷和邢震南最后被处死，刘建绪调离，顾祝同和黄绍竑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而普通人陶永铭和杨媗紧张危险的逃难经历，亦值得记述。陶永铭回忆说，逃出绍兴城后，站在城南香炉峰上，泪眼北望，绍兴沦陷了，心中充满了强烈的家国俱失、哀恨并存的情绪。城破且家亡，哀痛之深，莫过于此。绍兴城里那些成功逃至租界、国统区的人们，对个人言，精神上相对舒心些，但由于失去了原有的财产和生计，物质上可能更为艰苦，对国家而言则是留存了抗战的血脉与希望。从绍兴中学生和市民的经历中，我们看到的是芸芸众生如何经历严酷战火，怎样应对周遭巨变，选择努力生存下去。

相对于平时，战时的普通人需要做更多更重大的抉择，有些选择经过了深思熟虑，有些选择是匆忙之间不得已为之的当机立断，关系到个人和全家的生命。很多人的选择汇聚在一起，关乎着国家和民族的走向。一旦原来居住的城市和乡村被占领，国民政府统治土崩瓦解，是选择走，还是留？选择走的，是到近处暂时避难，还是远走大后方？留下来的，是选择反抗、隐忍还是配合？配合亦有积极合作和消极配合之分，还有从配合到反抗或者从反抗到配合的转变。研究者需要切实展现与细心揣摩人物在战火中的处境、选择，及其对理想的坚守抑或放弃，这其中蕴含了人的本能、本性、情感，以及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族群认同。

中共干部汪大铭在苏南进行反“清乡”时，正值年富力强，不过在紧张的战斗氛围、每天的行军转移中，经常生病，并因缺医少药和形势紧迫而得不到治疗。他留下的珍贵日记，让我们看到战斗的紧张状况，也看到生活的日常和苦乐，更看到玉汝于成的坚守。当然，艰苦的反“清乡”中，他的同事也偶有叛变者，映衬出汪大铭等人坚持之不易。每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我们看到千人千面、生动活泼的“个体性”，也会观察到一群人——如共产党干部的共有特征。

上海沦陷后，印度尼西亚（下文简称“印尼”）侨商黄江泉没有听从朱家骅的强烈建议立刻前往重庆，而是坚持留在上海四处活动，因其心心念念的是黄氏家族在浦东和香港的产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尼被日军占领。黄氏家族掌门人黄宗孝被问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选择谁时，他不得不故作糊涂，回答选择孙中山。在变幻无常的战争年代，黄宗孝和黄江泉认为守护家族商业利益和全家老小平安胜过一切。黄氏家族因战前投资国内、捐赠救国飞机而获得爱国华侨的美名，在战时要坚守这一称号，特别是印尼被日军占领后，依然要与遥远的重庆国民政府共同进退，显得何其困难。他们与老友朱家骅之间发生分歧，友谊经受考验，中国国内的产业也损失殆尽，确是那个时代部分商人与企业家的写照。黄浦江畔，悲歌一曲。可以说，战争中人们的选择和命运更能触动和平年代读者的心灵，新四军战士在艰难困苦中有温馨的一面，富可敌国的爱国华侨有彷徨和绝望的时候，甚至有滑向汉奸的可能。

抗战时期是时间维度，华东的一个个地方——浙东、浙西、苏南、苏北、浦东、皖西是空间维度，而人是时空中的主角。只有关注人在无情战火和艰危时刻的情感、行动与抉择，抗战史的叙述和研究才会更加富有生命力，从而引发读者长久的共鸣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