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苏州河而行·地标｜河滨大楼的房客，一块上海近代史拼图

6月6日晚，陈仲伟在他租用的河滨大楼客厅里为同行的漫步者讲述他发掘到的“河滨大楼住客的故事”，他的研究还在继续。  澎湃新闻记者 沈健文 图

这里曾号称远东第一公寓，如何定义她近90年的历史？

文化名流的会客厅？上世纪30年代远东谍战大本营？赤色活动家的据点？

从犹太人的产业到犹太人的避难所？从日占时期盟军战俘的集中营到日军高级军官的战利品？

50年代提供给南下干部和文艺界统战人士的福利？

60年代特殊时期“天天有人跳楼、自绝于人民”的鬼楼？

1938年，环球影片公司在河滨大楼底层门面开的店面。图片系河滨大楼住户黄顺发收藏。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收集并提供

大楼的历史

河滨大楼位于今天上海市虹口、静安（原闸北）、黄浦区交界处，由天潼路、江西北路、河南北路和苏州河围出的地块。公共租界与闸北交界处在其西侧不远处的西藏北路，而天后宫与上海总商会作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资购得北河南路对面区块”，曾是租界中的华区飞地，司法管辖并不隶属于租界。

189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之所以看重并买下河南北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海北站的落成。20世纪初，河南北路成为进出上海北站的交通要道，商业繁盛，工部局买下它后则进一步提升了该地块的商业价值。此时距离中法战争时期沙逊从买办徐润手里买下河滨大楼的地块仅10年出头。

1931年11月，作为新沙逊财团物业的河滨大楼开工，由公和洋行设计，新申营造厂建造，装饰艺术风格。这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单体公寓大楼，高8层，房间282套，其中套间192套，办公用房126间，套间分为两室和三室两种；民国24年（1935年）建成，但事实上，1932年底就已经有房客入住了。其路牌号横跨了北苏州路340到424号。

这块地因管辖权犬牙差互而成为管理死角，隔着河南北路的上海总商会时常作为社会动员（如支持国货/抵制洋货，抗美援朝捐款捐物）、游行示威的起点，既有资本权力、民族主义的符号意义，周边地区也具备租界法治的保护。河滨大楼的十一个出入口，七个楼梯，九部电梯带来的迷宫效应和隐蔽性更是为这些社会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930年代，3个女孩在河滨大楼的泳池留影。 图片来源于1930至40年代606住户Joan Klyhn的回忆录

研究的背景

随着虹口区北苏州路将变身“河畔会客厅”，河滨大楼再度在城市规划中获得新身份。这栋楼反复出现在回忆录、口述史、旧报刊（含广告）、线上拍卖的信件和一些文件（如法庭文件、工部局警务处的记录中）中，为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

毫无疑问，河滨大楼的很多套宅子曾高朋满座，发生过历史性的会面。近90年历史中，这里既曾是胜利者的战利品，又曾是避难者的栖身处，二者身份的转换时常只在几年间。90年剧烈的社会变动之下，她的住户也经历了剧烈的断裂，断裂性的表象之下，又隐约呈现出延续性。

曾经的住户大多属于文教商业领域精英，随着改革开放，外国住户增多，保姆房住户身份则多为外来劳工；作为客栈，河滨大楼交通便利，又处于核心景区周边，早在其落成之前，该地块就曾为一家名为“东和洋行”的日商旅馆所在地，发生了知名的“金玉均遇刺事件”；商用部分则为好莱坞制片厂、国际化商业、物流类公司聚集，直至1950年前后。其国际化商业、物流的功能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也曾作为自杀事件的标志性发生地。楼顶空间曾经的防空意义，河滨大楼与邮政大厦、上海大厦扼守苏州河的战略意义使得在控制权易手之时，这里总是最后拉锯与反复争夺之处。

她的住户勾连起全世界的网络，是上海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缩影。这里的套房与保姆房的空间设计又隐约暗示着社会等级与殖民记忆。具体到每一套每一间先后相续的住户，身份及邻里关系都折射出大历史的背景，又埋藏着不少故事。

然而关于河滨大楼的传说多是符号化的，譬如“鬼楼”，或者住房分配时期，因为住在这里被人高看一眼，而对河滨大楼的说明也是标签化与碎片化的。今日楼下的铭牌仅仅点到为止地提及它曾为“犹太人避难所”，以及“哥伦比亚、米高梅等好莱坞制片厂在华办事处”，对于河滨大楼的历史及故事原委的理解和帮助有限。

United Artists联美公司（上海）寄给纽约的信，要求找一部影片“The Kid”的片源，信纸地址为北苏州路352号河滨大楼（352 North Soochow Road Embankment Building）。 图片来源于查理·卓别林档案（Charlie Chaplin Archive）

尽管以这栋楼为故事现场，已经有中美3位作家的4部小说问世（徐策的《魔都》和《上海霓虹》，张新科的《远东来信》，美国作家杜瑞秋（Rachel DeWoskin）的Someday We Will fly。此外美国诗人顾爱玲（Eleanor Goodman）也曾作为驻地作家在10层居住，并在Paris Review（巴黎评论）介绍过这座大楼折射出的上海对难民的包容精神。不过，关于这座大楼的历史细节和理解依然缺失，是一座值得挖掘的富矿。

住户全球迁徙与反复流散，他们的通信、资金、物品与社会关系的全球流动，构成了上海在全球化网络的一个注脚。其中较为集中的有1937年“八一三”之后外侨的迁徙，1939年前后犹太难民的安置（搬入与搬出），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日籍住户的流入与外侨的流散，1945年二战结束外侨住户的流散，二战后被日军囚禁的盟军战俘的安置与流散（它作为国际红十字会临时安置所），1949年之后住户的流散与南下干部和文艺界人士的迁入，改革开放和商品房改革之后的流散等等。

Harvey一家于太平洋战争前的圣诞节在河滨大楼的聚会留影。 图片来源于606室住户Joan Klyhn的回忆录

住户的故事

如果不是亚历山大·巴什基罗夫（Alexander Bashkiroff）晚年得了阿兹海默症，他的夫人安妮（Anne Bashkiroff）在作家Gail Bernice Holland的帮助下完成了回忆录Forget-me-not: A Memoir of Anne Bashkiroff's Alzheimer's Crusade（别忘了我：安妮·巴什基罗夫对阿茨海默综合症的征程），早年Bashkiroff作为沙逊财团物业经理的经历和家世背景恐怕还不为人知。

根据Anne的回忆，Bashkiroff生于1903年，祖父与外祖父均为俄国富商，十月革命逃亡中国。1934年1月至1936年7月，他担任河滨大楼总管。“八一三”事变之后，河滨大楼所在区域为日军接管，1940年1月至1941年7月，他跨过苏州河去管理峻岭公寓（Grosvenor House）。

1932年8月末，美国作家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搬入河滨大楼，迎接未婚妻来上海。1934年3月末，伊罗生离沪去北平（《鲁迅日记》：“3月23日夜招知味观来寓治撰, 为伊君夫妇饯行”）。根据《鲁迅日记》和伊罗生的回忆录，鲁迅曾多次来这里造访，并被伊罗生介绍给多位外国左翼人士，如法国国会议员、作家、法共党员瓦扬-古久里.P（Paul Vaillant-Couturier），后者来华参加了在附近（大连路）秘密举办的上海“远东反战会议”。

“在鲁迅的遗物中，有伊罗生英文手写的自己寓所的地址，而且画出了寓所地形示意图。他的寓所当时在河滨大楼,北苏州路609号C（C.三楼），这一详细地址，我们是从鲁迅遗物内一张由伊赛克手书的纸片上发现的。”凌月麟《鲁迅在上海活动场所调查之三:河滨大楼》。这应该是鲁迅第一次受邀造访伊罗生家。 

参照伊罗生在回忆录Re-encounters in China，他1980年再次访华时，能够在（河南路）桥上看到当年他家2楼的阳台，回想起当年在房间平视桥上的人、车，川流不息，甚至看到黄包车夫自窗外而来。据此推测，伊罗生的住址中，C很可能指3号房间，C.三楼即203室（河滨大楼根据英国习惯，底楼为0层）。

一份租界警务处1933年4月的文件声称，河滨大楼住满了外国激进分子，这或有夸大其词。除了伊罗生，这里当然是有外国“激进分子”的。

《鲁迅日记》笔下的另一个人物汉堡嘉夫人——鲁特·维尔纳，因为帮助瀛环书店（Zeitgeist Book Store）组织了一个凯绥·珂罗惠支（Kaethe Kollwitz）的作品展览而结识了鲁迅，这家书店一直在河滨大楼附近，其店址先后有北苏州路130号、四川路410号（惠罗公司）楼下。 

瀛环书店店主是Irene Petraschevskaya，德国哥廷根人，德共党员。与武兆镐相爱后，改名武漪莲。1925年8月，随武兆镐赴莫斯科，先在中山大学旁听，后到共产国际工作。根据租界警方的记录，她同样住在河滨大楼。

汉堡嘉在柏林时就加入了威利·明岑贝尔格（Willi Muenzenberg）的共产主义组织。明岑贝尔格是德国共产党员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尤擅宣传，而这个装满了激进德语、英语和法语书籍的书店则是明岑贝尔格出版集团的一部分。上海瀛寰书店负责传播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消息、销售英语和德语圈的共产主义刊物，以及为共产国际的活动提供接头点。

正是在瀛寰书店里，日本进步人士尾崎秀实找到了《大地的女儿》德译本，并对史沫特莱产生了最初的兴趣。围绕这家书店，诞生了上海第一个外侨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1944年，约翰·W·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搬进了河滨大楼410室，接续其父亲复刊在华主要英文媒体之一《密勒氏评论》，支持进步势力的小鲍威尔同样将家作为避难所。1947年，圣约翰大学教授沈体兰（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因支持学生运动，遭特务抓捕，就曾躲进小鲍威尔家中避难一周。

1989年，李政道携夫人秦慧莙来河滨大楼拜访杨福家（右一）。图片来源于杨福家著《走近一流学府》

前复旦大学校长、前诺丁汉大学校监杨福家教授曾住在4楼。1990年，前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来访杨福家，劝他进学校的领导班子，3年后，杨福家获任复旦大学校长。

仅以高校负责人计，这里就还曾住有上海体育学院（华东体育学院）的创始人吴蕴瑞（吴青霞丈夫）、上海水产大学创始人之一黄亚成（1983年离休后被安排在河滨大楼）等，甚至还有外籍的中欧商学院前副院长、荣修教务长约翰·奎尔奇（John A. Quelch）。

在《竺可桢日记》里，在浙江大学校长任上，他两度来访河滨大楼。一次是1936年在二楼拜访京沪铁路化验室，另一次是十年后，来320室拜访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工业重建部门。

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中国总部，当时这里不乏前来光顾的知名人物。来往的信函中，也不乏各方要员，如已从第14航空队退役的陈纳德将军，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等。服务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有不少国际左派人士，谭宁邦、西尔维亚·鲍威尔（Sylvia Powell），韩丁、阳早、李敦白，马海德（以上均为美籍），夏理逊（加拿大籍）、柯列然（罗马尼亚籍共产党员），Fritz Jerusalem（奥地利籍，德共党员，死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白乐夫（德国籍，德共党员），都曾在UNRRA工作，其中不少就在河滨大楼工作或居住。

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负责公共卫生的Wilbur A. Sawyer在河滨大楼外的留影，他原本于1944年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辞职，并在UNRRA负责公共卫生至1947年。 图片来源于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1946年3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总部）的职员Dorothy Chloe Williams（左）走出河滨大楼办公室。图片来源于sites.rootsweb.com

当时住三楼的还有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纪华（负责UNRRA机构儿童机构的调查和救济物资款项的发放）和先生谢为楫，后者是冰心的三弟，而她是冰心先生吴文藻的学生。甚至北大校花马珏（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之女）也是他们的邻居。 

1949年对这栋大楼里的多数人都是颠覆性的一年。去还是留，是1949年河滨大楼业主和住户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解放后，该公司积欠我国巨额的房地产税和营业税以及大量房屋保养修善费。为此，上海市政府接管了新沙逊集团的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沪的全部财产，抵偿拖欠之款。1958年10月31日，华懋公司在上海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中华企业公司，从此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销声匿迹。”（郑家庆《上海房地产大王——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这背后是大楼居住群体的洗牌与重建，文艺界人士、南下干部和统战对象，在住房分配中获得照顾，逐渐取代了外侨，成为河滨大楼的住户主体。

从“镇反”到“三反五反”，“反右”直到“文革”、“上山下乡”，作为资本家、知识分子与老干部高度密集的社区，每次风波必然在这里掀起波澜。历次运动中，这座大楼几乎无役不与，逐渐身份差异很大的资本家、旧官僚，知识分子到南下干部都被卷入，在改革开放后，在大楼住户中形成幸存者的共同体。

改革开放后，尤其随着2000年起河滨大楼重新开放市场流通，这里再度吸引了上海外侨和艺术类机构的目光。

（作者陈仲伟曾留学美国，毕业于历史学专业，现业余写作。实习生刘懿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