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电影院的日子，放映员的工资都快拿不到了

《囧妈》最终还是没能走上大荧幕。

从突然提档除夕，到上映前夜再次被取消，《囧妈》的遭遇，和电影放映员方永平的心情一样，像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

那天晚上，方永平在家吃晚饭，突然接到了单位发来的消息：放假了。

只是谁也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超长的假期。等到《囧妈》在网络上映，电影院依然没有复工。方永平是在家里手机上，把《囧妈》看完的。看的时候，老方有些愤愤然，“它完全可以不放，或者像《中国女排》那样延期再放嘛，一样有市场。”

放到30多天的时候，方永平的心情从轻松、释然又变得焦急起来。三月初，大家依稀觉得“马上就要复工了。”

“所有的员工，每天都来搞卫生、消毒，还专门挑了几部老片子。就等着那个星期一正常营业。”

结果，五个月过去了，人们依然没有等来复工的通知。著名导演贾樟柯在微博上抱怨，“应该考虑影院复工复产了，全国大部分业态已经开放。有的电影企业日亏损100万，100万影院从业者需要生存啊。”

一张电影票，卖八九十块

方永平便是贾樟柯嘴里那一百万分之一，他是杭州新远国际影城的老放映员。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入了行。刚来的时候，方永平满脑子都想着怎么学放电影。

在他的印象里，放映员就是关在一个小小的框里，手摇着那种老式胶片机。真正上班后才发现，那会儿的影院，早已数字化。“不用胶片机了，但是有一台是备用的，是很多年前的。”

通常放映员拿到拷贝，第一时间要先拷进服务器。然后再检查片子的完整性。

拷进服务器后是不能直接播放的，要等中影，华影的网站上，挂出密钥后，把密钥下载到服务器上，才能播。

一般密钥都是在电影要上映前的一天才会挂出来，每台服务器只有一个单独匹配的密钥。也就是说有多少个放映厅就要有多少个密钥，最后再去核对密钥和片子是否匹配。

刚开始学的时候，方永平很紧张。跟许多新手一样，这不敢碰，那不敢碰，生怕把机器弄坏了。特别是放电影时，就怕按错一个开关，停掉整部电影。

方永平的师傅带着几个徒弟。他说，你们胆子大一点，就算出了故障也有我顶上。久而久之，大家慢慢地摸到了门道。

师傅年纪比他小，却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方永平学得算是快的。大概半个月，他就可以独立上手了。

那时候，新远国际影城刚建成两三年，是杭州的地标。一张电影票能卖到八九十块。

手动放映员

放电影，最怕遇到意外。方永平说，大部分故障都是片子的缘故。比如放着放着，忽然之间卡片了。通常情况下，只要关机、重启，就能搞定。

也有一些故障，即使是经验老道的放映员也解决不了的。“放《流浪地球》的时候，突然黑屏了，怎么排查都没用，最后还是换厅的。”

一台放映机，动则几十万。为了避免零部件的损伤，通常影院都会给重要的零部件买保险。

零件坏了，一开始都是工程师来换。方永平在一旁看得久了，也慢慢学会了，后来都能自己上手。“我也是很佩服我自己，现在连放映机的引擎，都能自己拆解。”

早些年的影院，放片全靠放映员手动放映。一个放映员同时管一两个厅的影片播放。

机器开起来后的前两分钟，方永平要核查画面颜色、字幕，一切正常，再去下一个放映厅。

机房跟放映厅是上下两个空间。在机房，透过一个小小的窗口，老方可以看见底下放映厅大屏幕上的任何一个细节。

早些年，放映员的收入是跟票房挂钩的。票房高，收入就高。老方记得五、六年前，《夏洛特的烦恼》票房大丰收。那个月，他的工资比平时多了一半，方永平高兴极了。那时候他想：每个月都像这样电影就好了。

那年，是电影大年。紧接着《速度与激情8》、《战狼》、《集结号》……电行业风生水起。影院进入了狂飙的时代。老方的收入连创新高，手里管的影厅数也跟着翻番。

老方说，一个人原来管一两个（放映）厅，如今要管4、5个（放映）厅。“工作量骤增。”

脑力活儿

自从要放四、五个厅的电影后，老方的时间，都花在跑厅的路上了。一部电影正常来说一个小时40分钟左右。

每放一部电影前，他都要设定闹钟，定时提醒自己提前个5分钟就要放映厅楼上的机房了。老方坐在那里，看着什么时候走字幕，什么时候开场灯。把所有的流程都调好。

看着一切准备就绪，画面的颜色、字幕都正常了，下一场电影又要开始了。他必须赶紧跑到下一场电影的放映厅机房。

好不容易所有的影厅都放上片子了，他还要巡厅，“就是每个厅进去，再看两三分钟。”一个人在好几个厅之间，来回穿梭，跑来跑去。

在电影院这些年，老方几乎每一部电影都看过。他喜欢看国产片，特别是像《驴得水》、《让子弹飞》这样的剧情片，但他从没有看全。有时碰到自己特别想看的，往往要等到下班之后，在机房里才能连贯地看一会儿。

在做放映员之前，方永平是做美发的。那个年代，他剪一个头要120 元。

后来结了婚，老方萌发了换一个稳定工作的想法。他先去了朋友开的投资公司做副总，有了孩子之后，他就做了放映员。

三年前，电影院装了自动化系统。

放映员们不再需要跑厅了。坐在电脑屏幕前，就能同时播放十几个放映厅的电影。方永平坐在那里，点点鼠标就可以把电影直接放出去。

放映员的活儿，又翻了一倍。“像我们电影院，一共14个放映厅。白天，我们一个放映员，要管所有放映厅的电影。晚上，要把第二天要放的电影，建好播放列表。”

老方说，从前是体力活儿，现在是脑力活儿。

“欠星爷一张电影票”

下了线的片子，一般不会再拿出来放映。但也有例外。2018年，《大话西游》在全国院线复映。

“我们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话题，被拱上了微博热搜。

网友们之所以有这个说法，那是因为当年很多人追星爷的电影，看的都是盗版。

“现在盗版，分分钟可以查出来。”事实上，如今每块电影屏幕上，都有一串肉眼看不出来的编码。“一旦有盗版流出，很快就能追溯出它是从哪家电影院哪个厅的银幕上放映的。”

方永平说，这两年电影防盗版的技术越来越先进。

为了防止盗版，电影公司通常在凌晨12点解密影片。每当新片上映，放映员们必须在凌晨试片，后半夜才能下班。

42岁的老方，如今是单位里最老的放映员。

八年前，方永平刚来的时候，“新远”有10来个放映员，生机勃勃。如今，连他在内，只剩5个。“大部分人都转行了。”

这个数据，如果放到整个杭州，方永平估计，大约只有100人。

放映员是特别小众的一群人。

“这个行当，挣不到大钱，又没有存在感。”成天躲在封闭的机房里，身边陪伴的，只有两台常年运转的机器。它们稳定地发出低分贝的噪声。

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干个一两年，就憋不住了。“对年轻人来说，这个职业太边缘了。”

等待重启

“除了喜欢，你找不到任何留下来的理由。”八年时间，老方放了1500多部片子，看电影明星比看自己家人的时间还长。

他感慨，现在我发现 我就是喜欢这一行。观众把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时间，交到我手上。那么多人看我放的电影。放映之前，这里检查一下，那里摆弄一下，反正我就觉得喜欢。

放了这么多年的电影，哪些票房好，哪些票房差，老方早已了然于心。

“《海上钢琴师》虽然评分很高，但这种片子我们往往每天只排一个厅，放两场就差不多了。但像《流浪地球》、《蜘蛛侠》、《美国队长》这类IMAX电影，看的人肯定多。它上映的时候，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这两年，爱国主义电影也卖座。《我和我的祖国》、《战狼》，很多单位都是组织看的。《芳华》上映那会儿，多年不看电影的老年人，都来赶上午的半价场。”

老方甚至预测，如果没有疫情，今年贺岁档的票房冠军说不定就在《中国女排》和《唐人街探案3》中诞生。

但疫情下，他已停工六个多月。“一月份，我们还正常发工资。二月份，工资已经打了八折。三月份，拿到手的钱，只剩不到2000块。我下面的一个放映员，如今跑去兼职做摄影了。他们这两个月，可能只拿到一两千块钱的工资。”

即便是已经靠《囧妈》网络上映捞回投资的徐峥，也在微博上感叹，“2020年大家都在经历困境，电影行业沉寂许久，大家都在等待回归影院、电影产业全面复苏的那一刻。”

为了节省电费，眼下，整座影城都灭着灯。幽暗的影院电梯厢的墙壁上，挂着尚未放映的《中国女排》的海报。

因为疫情的关系，影院的大部分员工至今还停工在家，只有少数骨干，维持着每周一次的值班。放映员方永平每周过来，“放放机器，消消毒。”

方永平说，他们跃跃欲试，等待着重启放映机的那一刻。

那时候，明星、偶像们来做首映。他就在楼上机房的小窗口里，调校灯光和音量。

他觉得，当电影院里光影闪动，人头攒动时，才是真正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