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相 | 杜拉斯还在西贡吗?

2020-07-10 11:0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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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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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维
编辑 | 刘成硕
轰隆隆的摩托车声淹没了西贡的夜色。我一口气买了两大杯冰饮料和一碗河粉,坐在街边吃起来。邻桌坐着一对男女。我看着他们,脑海中浮现出杜拉斯和她笔下的情人们。
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在越南的南部,气温比河内高。许多河内人喜欢来西贡工作生活,因为觉得河内太冷。我在心里偷笑,你们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冬天呢。
想象中的西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浪漫,这种印象绝对来自杜拉斯。我是大学时读到杜拉斯的,先是《情人》,同我过去读过的小说都不一样,《情人》在发行之初就取得很大成功,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杜拉斯现象”。
杜拉斯(资料图)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二十世纪极具影响力和个性的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是法国重要的电影流派“左岸派”的重要成员。她出生于西贡,18岁定居巴黎。杜拉斯的小说的语言新颖,文体独特,打破了传统叙事手法,注重人物内心感受和变化。《情人》是她70岁时写下的自传体小说,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情人》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的法属殖民地,根据杜拉斯的亲历,讲述她在15岁时与一个中国情人的故事。暂且以书中的“我”便是杜拉斯本人来讲述,15岁半的杜拉斯那时在西贡公立寄宿学校读书,每周往返于西贡和湄公河岸的沙沥。小小的年纪、瘦弱的发育还不完全的身体,贫穷促使她从小就学会冷静而淡漠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电影《情人》剧照
“这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城市,入夜以后,更要趋向高潮。”正如杜拉斯描述的那样,真正的西贡是嘈杂的,作为越南南部最大的城市,它比越南的首都河内还要热闹。它一年四季都这么热,热把人身体里的欲望都挤出来了。白天,热气包裹着城市,人们躲进屋里,晚上呢,热气消退,霓虹灯亮起来,街上就挤满了人,所有的可供娱乐的店门都大开着,满足人们的需求。
街上的摩托车非常多。所有的摩托车主人似乎都是天生的赛车手,他们自由穿梭在狭窄拥挤的街道上,能够轻易钻进任何一个缝隙而不发生摩擦。越南本地人告诉我,一个外国人如果在越南生活一段时间,很快就变得很擅长开摩托车。
西贡的那些青旅大都隐藏在狭窄的巷子里,进入巷子,要穿过外面杂乱肮脏的市场和小摊。每家青旅都要求客人脱掉鞋子,再进去,于是门口挤满了各种各样的鞋子。青旅的房间很小,由于建筑的密集,光线很难从狭小的窗户挤进来,即使白天,房间内也是暗的。像极了杜拉斯回忆里的小旅馆,她和她的情人睡在白天的黑暗里,听着门外人来人往的声音。门和窗抵御不了西贡的热闹。
我跟青旅的老板打听情人。他们也许没读过小说,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由梁家辉和珍•玛奇主演的电影《情人》,它俨然已是西贡的旅游宣传点。
西贡的街头(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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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始,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被鼓励来越南生活,杜拉斯的父亲便是移民潮中的一位。他在那里娶妻结婚,生下杜拉斯,夫妇俩都是小学老师。但异乡的法国人显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杜拉斯年幼时,他就死了,死于痢疾,剩下妻子带着三个孩子生活。
沙沥(Sa dec), 是情人的故事发生时杜拉斯和母亲生活的地方。这里距离西贡市约一百公里,有三个小时车程。
2020年第一天,我从胡志明出发坐大巴去沙沥,越南的大巴是卧铺,座位是一张床。汽车一路颠簸,窗外的风景从城市渐入乡村,树木躲起来,郁郁葱葱,低矮的旧房子嵌在其中,一派平和清朗,再后来就经过了澄黄奔跑的河水,我怀疑那便是湄公河。
到站后,我很茫然。那是个偏僻的小汽车站,只有我一人下车。地图显示,我距离民宿还有8公里。地上有几个工作人员身穿墨绿色制服,很像是上个世纪的警察。我们通过谷歌翻译沟通了很久,最后一个身形略胖的男人过来,用手机帮我跟民宿打电话,讲了几句,就让我上车跟他走,我说要付费吗?他摇头,一路把我送到民宿。
作者居住的民宿
沙沥是花城,以种植花出名,因为这里常年都是阳光。我的房东是一户花农,我到了才发现自己是唯一的客人,主人是一对夫妇,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房间是用竹子搭建的,除了朝外一面墙是实体的砖墙,另外三面都是竹子,屋里没有空调,只有风扇。竹子也没有什么隔音效果,晚上睡觉时我能清楚听到隔壁屋子里男主人的鼾声,早上也是在一阵咣咣当当的洗碗声中醒来。我感到好奇的是,明明我是唯一的客人,但是他们的碗却总也洗不完,每天早上一直洗到晚上,洗完后,再把白瓷碗筷放在院子里的阳光下晾晒消毒,就像花儿在太阳下一样。
房子紧邻湄公河,早上我沿着河岸散步。河水跟上个世纪一样浑浊,也一样运动不停。水面漂着许多水草,随着起伏的水流荡漾着,像在诉说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远处,渔船从河面驶过,留下汽笛声。杜拉斯就是在这样的湄公河边认识了她的中国情人。
“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湄公河这样美、这样雄伟、这样凶猛的大河,湄公河和它的支流就在这里汹涌流过,注入海洋,这一片汪洋大水就在这里流入海洋深陷之处消失不见。
民宿旁的湄公河
我租了一辆自行车去镇上,跟所有的城市一样,沙沥也在快速翻新,路两边都是商铺,很难找到当初杜拉斯居住过的法国区的痕迹。我来到在沙沥市场,长长的摊贩密密麻麻,大红色的遮阳伞连在一起,把天空和太阳挡在外面,中间空出一条狭窄的路。这是沙沥人员最密集也是最热闹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可以买到想买的任何东西,蔬菜、水果、鲜花、杂物。
就在这个市场,杜拉斯的母亲把女儿送到去西贡的巴士上,她的母亲把她托付给司机,唯恐她在路上发生意外。杜拉斯坐在司机身边给白人留下的专属座位上。
我跟着载她的巴士又来到码头,那里现在不那么嘈杂,也不那么浑浊了。船还未起航,人们坐在岸边的遮阳篷里等待。杜拉斯随着巴士也上了船,船上的印度支那人被晒得黑黑的,她一个白人女孩,在当时的湄公河畔是显眼的,其实即使是现在也是显眼的。
沙沥的码头,杜拉斯也许是从这里上了船
她当时戴一顶玫瑰色的平檐男帽,两条辫子挂在身前,穿着母亲买的削价高跟鞋,鞋子上镶着金条带。她还敷粉了,还涂了暗红色的口红,小小年纪搭配着稚嫩的成熟。
总有年轻人看她,而她已经习惯了别人的注视。中国情人坐在小轿车里看着她,接着下车跟她说话,请求送她去西贡,她上车了,从此她不需要和当地人一起挤大巴去西贡,而有了送她的小轿车。
那是1930年的法属殖民地越南,种族歧视和隔离很严重。白人女孩坐进中国富商的黑色小轿车后,消息不胫而走,人们都知道了。但杜拉斯不管。
3.
沙沥如今是个安静闲适又美丽的小镇,乡村与城市巧妙结合,村民自娱自乐。随处可看到很多悬挂在两棵树之间的吊床,人们将整个身体扔在吊床里。街道虽然破旧,但保有异域风情。房子被漆成五颜六色的,蓝色和薄荷绿色最多。低矮的房子相连,有高有低,颜色各异,像一块块碎布料拼贴在一起。正午的时候,阳光热烈,人们就把自家门前的门帘放下,所谓门帘,也是他们自制的一块布料,用绳子系住,固定在地上,撑起来就像一把伞,每家每户的门帘都别出心裁,帘后脚和小腿若隐若现,那里每家的生活和秘密正在展开。
但这和杜拉斯眼中的沙沥是不一样的。她并不喜欢这永无止境的阳光,她在书里写:
“我才十五岁半,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唯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
杜拉斯的母亲在沙沥办过一所专教法语的学校,叫新法语学校,一部分钱给杜拉斯读书,一部分钱给大哥生活。他们想要离开,回到法国,但回去是无比困难的事。他们贫穷且绝望,看不到希望和未来。杜拉斯想当作家,母亲讥讽她,但又省下钱给她读书。
母亲破产了,被柬埔寨地籍管理处的法国官员骗了钱。殖民地的印度支那人流行抽鸦片,杜拉斯的大哥皮埃尔也是,偷母亲的钱去买鸦片,他是个恶霸,随时随地都在欺负她的小哥哥,甚至让杜拉斯卖淫给他赚鸦片钱。小哥哥得了支气管炎,后来死了。杜拉斯很爱小哥哥,她认为母亲偏爱大哥,他们常常争吵,互相辱骂,她甚至希望大哥哥死去。
出生在印度支那的杜拉斯随着父母先后在河内、金边、永隆、沙沥等地待过,母亲调到沙沥,她也随着来了,但还得去西贡的寄宿学校读书。在沙沥,他们的白皮肤、高鼻梁、深陷的眼窝和这里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也没什么人可以沟通,生活在这里,却又不属于这里。他们住在沙沥,没有白人登门拜访,没什么朋友。她在学校里有个相爱的女友海伦,他们讨论性、讨论身边的妓女、讨论卖身赚钱的同学。海伦也是白人,跟其他白人一样,他们在殖民地看不到出路,她们不想读完书被安排到防疫站给麻风病人注射。
她用大量的语言描述生活,空旷,疏离,生活在其中的人心头满是孤独和绝望。是这孤独让她写作。杜拉斯在老年接受采访时,承认孤独是她创作的理由,“当我写书的时候,我是绝望的”,这种绝望就如同她幼年在母亲身上感受到的那种。她需要不停地写,一旦不能写作,她就变成了酒鬼,迷失了自己,但只要写作,她从不喝酒,她要维持这份清醒的孤独。她当时独自住在法国一个两百平的房子里,那是她自己买的,属于她,而这让她更加感到孤独。
殖民地的生活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她后来很多作品的创作源泉,不管是《情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16岁的苏珊,《副领事》里的女乞丐,还是《广岛之恋》中的异国恋。人物都挣扎在各自的孤独和痛苦里,这些来自生活、战争的痛,他们在爱情里寻找安慰。
15岁的杜拉斯面临着生活的很多问题,没有出口,她在家庭里感受不到爱,直到她遇到了中国情人。他年轻瘦弱,住在沙沥的河岸边,有一幢大宅子和蓝瓷栏杆的平台。他的家族是沙沥最富有的家族,拥有整个沙沥四分之三的住宅。他是控制殖民地广大居民不动产的少数中国血统金融集团的一员。
尽管他如此富裕,但和杜拉斯一样孤独。在他旧社会中国父亲的管束下,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跟随父母从北方来到这里,按照父亲的要求去法国和美国留学,再回到沙沥,按照中国几千年的习俗结婚,继承家业。
杜拉斯喜欢上他了,并且知道要抓住他,他也许可以帮她改变家庭的命运。她上了他的黑色小轿车,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我去探访了富商在沙沥的宅子,大部分都不存在了,只有一两栋保存着,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宅子是中式建筑,白色的廊柱,正门廊上有匾,写着“黄锦顺”。有两个负责接待的越南导览,穿着古朴风格的衣衫。墙上挂着电影《情人》的剧照和经典画面,里面有两三个房间,被装饰成民宿风格,也接待游客入住。我刚去时,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才来了一些来此旅游的法国家庭,导览介绍房子的主人和杜拉斯的故事,他们惊奇地点头。
富商遗留的房子
约一个世纪前,富商的房子在沙沥随处可见,我不知道每当少女杜拉斯走在沙沥的街道上,看到富商的房子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站在富商的宅子里,我想着那个男人当初若住在这里,他住在哪个房间。他的父亲是否声色俱下地要求他不许再跟这个女孩往来。
当时,白人女孩和黄种人的恋爱绝无仅有,无法被双方家庭接受。中国情人的父亲鸦片烟一刻不离手,富有,不允许儿子同“这个住在沙沥的白人小娼妇结婚。”中国情人向来顺从父亲,和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结婚了,他们很早前就已经定下婚约。
沙沥的夕阳非常美,沿着河边骑车,我把车停在桥上,坐在桥上看夕阳落下,心情激动。我疯狂的骑车,闲逛,毫无目的。回到民宿时已经9点多,原本以为乡村会很安静。但是没想到,一路骑车回来,听到很多歌声,露天河岸边、乡村的小巷子里,隐藏着很多小小的卡拉OK,人们在黑夜里放声大唱。
以花闻名的沙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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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沙沥待了几天又回到西贡。杜拉斯和情人幽会的地方在堤岸,西贡最大的唐人街,距离西贡市中心有几公里。在杜拉斯笔下,堤岸与连结中国人居住的城区和西贡中心地带的大马路的方向相反,这些美国式的大马路上电车、人力车、汽车川流不息。
“堤岸”这个词具有迷惑性,我最初以为它是一个面临湄公河岸的小镇,有着渔民、生鲜、通向河岸的阶梯,是热闹而滑腻的。但是堤岸不滑腻,也不热闹,反而比较冷清。
堤岸的街景
这里曾是西贡最繁荣的地方。它曾经繁荣喧闹,电车声、儿童的嬉戏声、叫卖声、汽车声、工具碰撞在一起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今那里安静了,仍有一些中国招牌,甜点,铺子,甚至寺庙,寺庙里人很多,里面与很多中国寺庙无异。人们烧香拜佛,院中的假山池塘中摆放着中国西游记中人物的小雕塑。中国人离开后,经济开始没落,只是很多房子依然保留着当时的繁荣印记。精致的雕花栏杆和屋顶,复古的欧式建筑,即使如今覆盖着灰尘,植物滋生乱长,但仍然可以让我想象出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主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是否穿着修身的旗袍,在每天下午到街角咖啡店坐一坐,望向街上的人。
很多年前,白人女孩跟着当地最富有的中国男人进进出出,穿梭在中国人开的甜品店、小吃摊、修鞋铺之间,总是会引起一场小小的关注。
堤岸的房子是彩色的,粉黄蓝绿,没有规则的相伴而立。没有人规定房子应该是什么颜色,色彩的组合是随机的,是这家屋子的主人和那家屋子的主人灵感的相遇。谁也不争,谁也不统治谁,自然呈现。道路横竖相交,或并行,房子分列两旁,大多两三层楼,偶尔有一栋六七层的瘦瘦长长的苗条房子突兀出来,浑身涂满蓝绿色。
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中国情人的父亲卖掉了所有的土地,带着家人来到南方。那里有许多中国人做黄金生意、买卖鸦片、茶叶,做瓷器,进行股票交易等,中国情人的父亲在这里建了300栋联排住房,以固定价格出售。中国情人回来后,就住在其中某个单身套间里,跟所有的富二代年轻人一样,他会带情妇来这里。杜拉斯也无数次去过那里。他在沙沥什么也不做,每天抽鸦片,打牌,找情妇,等着继承父亲的财产,成为银行家。
我没有去跟人打听,也没有特意去寻找那房子,网上很多人发出那房子的照片,但难以证实。但当我步行经过一处紧闭的破旧的中国式建筑时,驻足很久。临街有镂空的铁门隔着,里面的院子很小,屋子显然废弃许久,地上堆着落下来的砖块,廊柱上的水泥脱落,露出里面的砖红色,蓝色的门因时间的缘故而褪色。
这所居所与街上其它的房子都不一样,我猜测,这会不会就是当年富商的屋子,但是周围没有任何标记,无法确证。“那是城内南部市区的一个单间房间。”我想像着里面的摆设是否仍如杜拉斯描述的那样:“这个地方是现代化的,室内陈设可说是速成式的,家具都是现代式样。”
年轻的女孩在这里体验了爱情和肉体的欢愉。他们总是在白天最热的时候做爱,很少谈论自己。她痛苦又快乐。而中国情人又爱她又怕她,也害怕自己做的这件事,她太年轻了。他们躺在房间里,听到外头堤岸中国城的喧闹声,有时还会传来美国音乐。房间里的光线很暗,在窗帘上能看到外面太阳下人行道上走过的错综人影。她想象着母亲知道这一切后,一定会把她杀掉。
电影《情人》剧照
他们的事情被发现了,被中学里其他学生的母亲告到学校,杜拉斯面临着被学校开除的危险。当时她的母亲正在忙着申请把大儿子送回法国。中国情人的父亲拒绝他们结婚,他让儿子给杜拉斯的母亲钱,帮助他们从负债的生活中走出来,又帮助他们回到法国。
中国情人结婚的前夕,杜拉斯回到法国,此后的一生,“她经历了战争、饥饿、亲人死亡、集中营、结婚、别离、离婚、写书、政治活动、共产主义运动”,直到近70岁时,中国情人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依然爱她,这促使她开始写下这部小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1991年,杜拉斯77岁,得知中国情人已经去世,葬在沙沥。她从未想到中国人会死去,“他的身体、肌肤、阳具、双手都会死亡。”因此她又写了一部《中国北方的情人》,这本书里,她对《情人》进行了扩写,用更细腻的语言追溯在西贡的那些时光,她和母亲、小哥哥保罗、大哥皮埃尔的困顿生活,以及中国人和女孩的爱情。她让自己和这些人物永远留在了当时的岁月。这本书里的中国北方情人也与上一本有所不同,他更强壮一点,不那么懦弱,更大胆,更健康。
晚年杜拉斯
我离开了这所破旧的中国式建筑,沿着街道走,没有遇到什么人。一个奇怪的念头出现了,我忽然怀疑我所处的空间是否是杜拉斯笔下的那个唐人街,富商的房子是否存在。我明白我所追溯的一切,与其说是寻找她小说中的真实,不如说是在寻找作家私人想象中的回忆。
我没有在堤岸待很久就离开了。天气的确是太热。我本想找到通向河流的路,但走到底时,我发现那里是高架公路,有一座桥,穿过公路异常不易,需要先爬上桥,再过桥,但在桥的那一边,我仍是无法抵达河边。如果无法去往河边,我对于河的向往也变得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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