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相 | 杜拉斯还在西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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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维

编辑 | 刘成硕

轰隆隆的摩托车声淹没了西贡的夜色。我一口气买了两大杯冰饮料和一碗河粉，坐在街边吃起来。邻桌坐着一对男女。我看着他们，脑海中浮现出杜拉斯和她笔下的情人们。

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在越南的南部，气温比河内高。许多河内人喜欢来西贡工作生活，因为觉得河内太冷。我在心里偷笑，你们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冬天呢。

想象中的西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浪漫，这种印象绝对来自杜拉斯。我是大学时读到杜拉斯的，先是《情人》，同我过去读过的小说都不一样，《情人》在发行之初就取得很大成功，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杜拉斯现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二十世纪极具影响力和个性的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是法国重要的电影流派“左岸派”的重要成员。她出生于西贡，18岁定居巴黎。杜拉斯的小说的语言新颖，文体独特，打破了传统叙事手法，注重人物内心感受和变化。《情人》是她70岁时写下的自传体小说，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情人》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的法属殖民地，根据杜拉斯的亲历，讲述她在15岁时与一个中国情人的故事。暂且以书中的“我”便是杜拉斯本人来讲述，15岁半的杜拉斯那时在西贡公立寄宿学校读书，每周往返于西贡和湄公河岸的沙沥。小小的年纪、瘦弱的发育还不完全的身体，贫穷促使她从小就学会冷静而淡漠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这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城市，入夜以后，更要趋向高潮。”正如杜拉斯描述的那样，真正的西贡是嘈杂的，作为越南南部最大的城市，它比越南的首都河内还要热闹。它一年四季都这么热，热把人身体里的欲望都挤出来了。白天，热气包裹着城市，人们躲进屋里，晚上呢，热气消退，霓虹灯亮起来，街上就挤满了人，所有的可供娱乐的店门都大开着，满足人们的需求。

街上的摩托车非常多。所有的摩托车主人似乎都是天生的赛车手，他们自由穿梭在狭窄拥挤的街道上，能够轻易钻进任何一个缝隙而不发生摩擦。越南本地人告诉我，一个外国人如果在越南生活一段时间，很快就变得很擅长开摩托车。

西贡的那些青旅大都隐藏在狭窄的巷子里，进入巷子，要穿过外面杂乱肮脏的市场和小摊。每家青旅都要求客人脱掉鞋子，再进去，于是门口挤满了各种各样的鞋子。青旅的房间很小，由于建筑的密集，光线很难从狭小的窗户挤进来，即使白天，房间内也是暗的。像极了杜拉斯回忆里的小旅馆，她和她的情人睡在白天的黑暗里，听着门外人来人往的声音。门和窗抵御不了西贡的热闹。

我跟青旅的老板打听情人。他们也许没读过小说，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由梁家辉和珍•玛奇主演的电影《情人》，它俨然已是西贡的旅游宣传点。

2

从19世纪末始，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被鼓励来越南生活，杜拉斯的父亲便是移民潮中的一位。他在那里娶妻结婚，生下杜拉斯，夫妇俩都是小学老师。但异乡的法国人显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杜拉斯年幼时，他就死了，死于痢疾，剩下妻子带着三个孩子生活。

沙沥（Sa dec）, 是情人的故事发生时杜拉斯和母亲生活的地方。这里距离西贡市约一百公里，有三个小时车程。

2020年第一天，我从胡志明出发坐大巴去沙沥，越南的大巴是卧铺，座位是一张床。汽车一路颠簸，窗外的风景从城市渐入乡村，树木躲起来，郁郁葱葱，低矮的旧房子嵌在其中，一派平和清朗，再后来就经过了澄黄奔跑的河水，我怀疑那便是湄公河。

到站后，我很茫然。那是个偏僻的小汽车站，只有我一人下车。地图显示，我距离民宿还有8公里。地上有几个工作人员身穿墨绿色制服，很像是上个世纪的警察。我们通过谷歌翻译沟通了很久，最后一个身形略胖的男人过来，用手机帮我跟民宿打电话，讲了几句，就让我上车跟他走，我说要付费吗？他摇头，一路把我送到民宿。

沙沥是花城，以种植花出名，因为这里常年都是阳光。我的房东是一户花农，我到了才发现自己是唯一的客人，主人是一对夫妇，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房间是用竹子搭建的，除了朝外一面墙是实体的砖墙，另外三面都是竹子，屋里没有空调，只有风扇。竹子也没有什么隔音效果，晚上睡觉时我能清楚听到隔壁屋子里男主人的鼾声，早上也是在一阵咣咣当当的洗碗声中醒来。我感到好奇的是，明明我是唯一的客人，但是他们的碗却总也洗不完，每天早上一直洗到晚上，洗完后，再把白瓷碗筷放在院子里的阳光下晾晒消毒，就像花儿在太阳下一样。

房子紧邻湄公河，早上我沿着河岸散步。河水跟上个世纪一样浑浊，也一样运动不停。水面漂着许多水草，随着起伏的水流荡漾着，像在诉说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远处，渔船从河面驶过，留下汽笛声。杜拉斯就是在这样的湄公河边认识了她的中国情人。

“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湄公河这样美、这样雄伟、这样凶猛的大河，湄公河和它的支流就在这里汹涌流过，注入海洋，这一片汪洋大水就在这里流入海洋深陷之处消失不见。”

我租了一辆自行车去镇上，跟所有的城市一样，沙沥也在快速翻新，路两边都是商铺，很难找到当初杜拉斯居住过的法国区的痕迹。我来到在沙沥市场，长长的摊贩密密麻麻，大红色的遮阳伞连在一起，把天空和太阳挡在外面，中间空出一条狭窄的路。这是沙沥人员最密集也是最热闹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可以买到想买的任何东西，蔬菜、水果、鲜花、杂物。

就在这个市场，杜拉斯的母亲把女儿送到去西贡的巴士上，她的母亲把她托付给司机，唯恐她在路上发生意外。杜拉斯坐在司机身边给白人留下的专属座位上。

我跟着载她的巴士又来到码头，那里现在不那么嘈杂，也不那么浑浊了。船还未起航，人们坐在岸边的遮阳篷里等待。杜拉斯随着巴士也上了船，船上的印度支那人被晒得黑黑的，她一个白人女孩，在当时的湄公河畔是显眼的，其实即使是现在也是显眼的。

她当时戴一顶玫瑰色的平檐男帽，两条辫子挂在身前，穿着母亲买的削价高跟鞋，鞋子上镶着金条带。她还敷粉了，还涂了暗红色的口红，小小年纪搭配着稚嫩的成熟。

总有年轻人看她，而她已经习惯了别人的注视。中国情人坐在小轿车里看着她，接着下车跟她说话，请求送她去西贡，她上车了，从此她不需要和当地人一起挤大巴去西贡，而有了送她的小轿车。

那是1930年的法属殖民地越南，种族歧视和隔离很严重。白人女孩坐进中国富商的黑色小轿车后，消息不胫而走，人们都知道了。但杜拉斯不管。

3.

沙沥如今是个安静闲适又美丽的小镇，乡村与城市巧妙结合，村民自娱自乐。随处可看到很多悬挂在两棵树之间的吊床，人们将整个身体扔在吊床里。街道虽然破旧，但保有异域风情。房子被漆成五颜六色的，蓝色和薄荷绿色最多。低矮的房子相连，有高有低，颜色各异，像一块块碎布料拼贴在一起。正午的时候，阳光热烈，人们就把自家门前的门帘放下，所谓门帘，也是他们自制的一块布料，用绳子系住，固定在地上，撑起来就像一把伞，每家每户的门帘都别出心裁，帘后脚和小腿若隐若现，那里每家的生活和秘密正在展开。

但这和杜拉斯眼中的沙沥是不一样的。她并不喜欢这永无止境的阳光，她在书里写：

“我才十五岁半，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唯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

杜拉斯的母亲在沙沥办过一所专教法语的学校，叫新法语学校，一部分钱给杜拉斯读书，一部分钱给大哥生活。他们想要离开，回到法国，但回去是无比困难的事。他们贫穷且绝望，看不到希望和未来。杜拉斯想当作家，母亲讥讽她，但又省下钱给她读书。

母亲破产了，被柬埔寨地籍管理处的法国官员骗了钱。殖民地的印度支那人流行抽鸦片，杜拉斯的大哥皮埃尔也是，偷母亲的钱去买鸦片，他是个恶霸，随时随地都在欺负她的小哥哥，甚至让杜拉斯卖淫给他赚鸦片钱。小哥哥得了支气管炎，后来死了。杜拉斯很爱小哥哥，她认为母亲偏爱大哥，他们常常争吵，互相辱骂，她甚至希望大哥哥死去。

出生在印度支那的杜拉斯随着父母先后在河内、金边、永隆、沙沥等地待过，母亲调到沙沥，她也随着来了，但还得去西贡的寄宿学校读书。在沙沥，他们的白皮肤、高鼻梁、深陷的眼窝和这里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也没什么人可以沟通，生活在这里，却又不属于这里。他们住在沙沥，没有白人登门拜访，没什么朋友。她在学校里有个相爱的女友海伦，他们讨论性、讨论身边的妓女、讨论卖身赚钱的同学。海伦也是白人，跟其他白人一样，他们在殖民地看不到出路，她们不想读完书被安排到防疫站给麻风病人注射。

她用大量的语言描述生活，空旷，疏离，生活在其中的人心头满是孤独和绝望。是这孤独让她写作。杜拉斯在老年接受采访时，承认孤独是她创作的理由，“当我写书的时候，我是绝望的”，这种绝望就如同她幼年在母亲身上感受到的那种。她需要不停地写，一旦不能写作，她就变成了酒鬼，迷失了自己，但只要写作，她从不喝酒，她要维持这份清醒的孤独。她当时独自住在法国一个两百平的房子里，那是她自己买的，属于她，而这让她更加感到孤独。

殖民地的生活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她后来很多作品的创作源泉，不管是《情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16岁的苏珊，《副领事》里的女乞丐，还是《广岛之恋》中的异国恋。人物都挣扎在各自的孤独和痛苦里，这些来自生活、战争的痛，他们在爱情里寻找安慰。

15岁的杜拉斯面临着生活的很多问题，没有出口，她在家庭里感受不到爱，直到她遇到了中国情人。他年轻瘦弱，住在沙沥的河岸边，有一幢大宅子和蓝瓷栏杆的平台。他的家族是沙沥最富有的家族，拥有整个沙沥四分之三的住宅。他是控制殖民地广大居民不动产的少数中国血统金融集团的一员。

尽管他如此富裕，但和杜拉斯一样孤独。在他旧社会中国父亲的管束下，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跟随父母从北方来到这里，按照父亲的要求去法国和美国留学，再回到沙沥，按照中国几千年的习俗结婚，继承家业。

杜拉斯喜欢上他了，并且知道要抓住他，他也许可以帮她改变家庭的命运。她上了他的黑色小轿车，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我去探访了富商在沙沥的宅子，大部分都不存在了，只有一两栋保存着，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宅子是中式建筑，白色的廊柱，正门廊上有匾，写着“黄锦顺”。有两个负责接待的越南导览，穿着古朴风格的衣衫。墙上挂着电影《情人》的剧照和经典画面，里面有两三个房间，被装饰成民宿风格，也接待游客入住。我刚去时，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才来了一些来此旅游的法国家庭，导览介绍房子的主人和杜拉斯的故事，他们惊奇地点头。

约一个世纪前，富商的房子在沙沥随处可见，我不知道每当少女杜拉斯走在沙沥的街道上，看到富商的房子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站在富商的宅子里，我想着那个男人当初若住在这里，他住在哪个房间。他的父亲是否声色俱下地要求他不许再跟这个女孩往来。

当时，白人女孩和黄种人的恋爱绝无仅有，无法被双方家庭接受。中国情人的父亲鸦片烟一刻不离手，富有，不允许儿子同“这个住在沙沥的白人小娼妇结婚。”中国情人向来顺从父亲，和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结婚了，他们很早前就已经定下婚约。

沙沥的夕阳非常美，沿着河边骑车，我把车停在桥上，坐在桥上看夕阳落下，心情激动。我疯狂的骑车，闲逛，毫无目的。回到民宿时已经9点多，原本以为乡村会很安静。但是没想到，一路骑车回来，听到很多歌声，露天河岸边、乡村的小巷子里，隐藏着很多小小的卡拉OK，人们在黑夜里放声大唱。

4

我在沙沥待了几天又回到西贡。杜拉斯和情人幽会的地方在堤岸，西贡最大的唐人街，距离西贡市中心有几公里。在杜拉斯笔下，堤岸与连结中国人居住的城区和西贡中心地带的大马路的方向相反，这些美国式的大马路上电车、人力车、汽车川流不息。

“堤岸”这个词具有迷惑性，我最初以为它是一个面临湄公河岸的小镇，有着渔民、生鲜、通向河岸的阶梯，是热闹而滑腻的。但是堤岸不滑腻，也不热闹，反而比较冷清。

这里曾是西贡最繁荣的地方。它曾经繁荣喧闹，电车声、儿童的嬉戏声、叫卖声、汽车声、工具碰撞在一起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今那里安静了，仍有一些中国招牌，甜点，铺子，甚至寺庙，寺庙里人很多，里面与很多中国寺庙无异。人们烧香拜佛，院中的假山池塘中摆放着中国西游记中人物的小雕塑。中国人离开后，经济开始没落，只是很多房子依然保留着当时的繁荣印记。精致的雕花栏杆和屋顶，复古的欧式建筑，即使如今覆盖着灰尘，植物滋生乱长，但仍然可以让我想象出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主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是否穿着修身的旗袍，在每天下午到街角咖啡店坐一坐，望向街上的人。

很多年前，白人女孩跟着当地最富有的中国男人进进出出，穿梭在中国人开的甜品店、小吃摊、修鞋铺之间，总是会引起一场小小的关注。

堤岸的房子是彩色的，粉黄蓝绿，没有规则的相伴而立。没有人规定房子应该是什么颜色，色彩的组合是随机的，是这家屋子的主人和那家屋子的主人灵感的相遇。谁也不争，谁也不统治谁，自然呈现。道路横竖相交，或并行，房子分列两旁，大多两三层楼，偶尔有一栋六七层的瘦瘦长长的苗条房子突兀出来，浑身涂满蓝绿色。

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中国情人的父亲卖掉了所有的土地，带着家人来到南方。那里有许多中国人做黄金生意、买卖鸦片、茶叶，做瓷器，进行股票交易等，中国情人的父亲在这里建了300栋联排住房，以固定价格出售。中国情人回来后，就住在其中某个单身套间里，跟所有的富二代年轻人一样，他会带情妇来这里。杜拉斯也无数次去过那里。他在沙沥什么也不做，每天抽鸦片，打牌，找情妇，等着继承父亲的财产，成为银行家。

我没有去跟人打听，也没有特意去寻找那房子，网上很多人发出那房子的照片，但难以证实。但当我步行经过一处紧闭的破旧的中国式建筑时，驻足很久。临街有镂空的铁门隔着，里面的院子很小，屋子显然废弃许久，地上堆着落下来的砖块，廊柱上的水泥脱落，露出里面的砖红色，蓝色的门因时间的缘故而褪色。

这所居所与街上其它的房子都不一样，我猜测，这会不会就是当年富商的屋子，但是周围没有任何标记，无法确证。“那是城内南部市区的一个单间房间。”我想像着里面的摆设是否仍如杜拉斯描述的那样：“这个地方是现代化的，室内陈设可说是速成式的，家具都是现代式样。”

年轻的女孩在这里体验了爱情和肉体的欢愉。他们总是在白天最热的时候做爱，很少谈论自己。她痛苦又快乐。而中国情人又爱她又怕她，也害怕自己做的这件事，她太年轻了。他们躺在房间里，听到外头堤岸中国城的喧闹声，有时还会传来美国音乐。房间里的光线很暗，在窗帘上能看到外面太阳下人行道上走过的错综人影。她想象着母亲知道这一切后，一定会把她杀掉。

他们的事情被发现了，被中学里其他学生的母亲告到学校，杜拉斯面临着被学校开除的危险。当时她的母亲正在忙着申请把大儿子送回法国。中国情人的父亲拒绝他们结婚，他让儿子给杜拉斯的母亲钱，帮助他们从负债的生活中走出来，又帮助他们回到法国。

中国情人结婚的前夕，杜拉斯回到法国，此后的一生，“她经历了战争、饥饿、亲人死亡、集中营、结婚、别离、离婚、写书、政治活动、共产主义运动”，直到近70岁时，中国情人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依然爱她，这促使她开始写下这部小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1991年，杜拉斯77岁，得知中国情人已经去世，葬在沙沥。她从未想到中国人会死去，“他的身体、肌肤、阳具、双手都会死亡。”因此她又写了一部《中国北方的情人》，这本书里，她对《情人》进行了扩写，用更细腻的语言追溯在西贡的那些时光，她和母亲、小哥哥保罗、大哥皮埃尔的困顿生活，以及中国人和女孩的爱情。她让自己和这些人物永远留在了当时的岁月。这本书里的中国北方情人也与上一本有所不同，他更强壮一点，不那么懦弱，更大胆，更健康。

我离开了这所破旧的中国式建筑，沿着街道走，没有遇到什么人。一个奇怪的念头出现了，我忽然怀疑我所处的空间是否是杜拉斯笔下的那个唐人街，富商的房子是否存在。我明白我所追溯的一切，与其说是寻找她小说中的真实，不如说是在寻找作家私人想象中的回忆。

我没有在堤岸待很久就离开了。天气的确是太热。我本想找到通向河流的路，但走到底时，我发现那里是高架公路，有一座桥，穿过公路异常不易，需要先爬上桥，再过桥，但在桥的那一边，我仍是无法抵达河边。如果无法去往河边，我对于河的向往也变得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