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的文化战争说起：我在威尔逊中心的实习观察

前段时间，我趁午后闲暇的时候打开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以下简称威尔逊中心）的网站，浏览其冷战国际史项目网页上新近推送的博客条目。作为全球主要的冷战史研究机构之一，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上的博客条目经常会谈及冷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动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点进了中心近期的公告栏目中去，看到头一条的就是威尔逊中心发布的关于本机构名称的声明——声明不长，一共是三个段落，言下之意是中心对于威尔逊总统的种族主义遗产已经多有检视之处，表示会维持中心现有的名称不作改变。[1]

这让我不经想起美国因乔治·弗洛伊德被警方虐杀而持续约一月有余的遍及全国各地的抗议，以及因此而起的无数桩因为所纪念者生前种族主义的立场，而引发的关于是否应将其雕像移除的文化斗争。6月27日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已经决定将其所属的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重新命名为普林斯顿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因为校方认为其前任校长威尔逊，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他的名字不应用来命名本校的国际关系学院。[2]类似的事件在美国各地发生地也非常多，不仅仅是曾经南方邦联政治人物与将军们的雕像在城市中被推倒，作为美国国父之一、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也因为自己曾经是蓄养奴隶的农场主，而无法庇佑自己身后的雕像依然矗立。美国从城市街道到网络空间已经都成为了国内自由与保守两派争夺文化霸权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主战场。 

威尔逊中心所在的罗纳德·里根大厦

撇开时下里的舆论与争议不说，曾经在威尔逊中心实习的半年多时间倒是给予了我观察这间美国知名智库非常切近的视角。我是在去年夏天快要结尾的时候拿到了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的实习录取信，然后从9月份的时候正式开始在威尔逊中心实习。每日前来实习都是乘地铁从雾谷(Foggy Bottom)至联邦三角(Federal Triangle)，此地除了坐落着威尔逊中心以外，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是美国政府机关集中办公的区域，在几个街区的空间里还密集地坐落着包括联邦司法部、联邦环境保护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内的等诸多联邦部委。与威尔逊中心共用罗纳德·里根大厦的就还有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有意思的是，这三间在同一座大楼里的机构都与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威尔逊中心是美国国会于冷战高潮的1968年通过专门的法案成立的，旨在纪念已故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并且“成为美国超越党派的关键政策论坛，通过独立研究和公开对话，在全球问题上对政策界提出可实践的想法”[3]。在2019年，威尔逊中心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评为美国第6、世界第10的智库，并且在地区研究上名列全球首位。[4]可以说，在精神底蕴上与威尔逊的国际主义颇有渊源的威尔逊中心，在其研究与咨政所长上也能够体现其所标榜的国际性，这也是与我在实习期间对威尔逊中心学术氛围与工作环境所感受到的。

我在去年9月到12月之间在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实习，项目本身是为了研究冷战时期美苏的争霸外交而建立的，近些年来受冷战史学界去中心化思潮——注重除美苏两极以外其他国家冷战时期历史研究的影响，在举办活动与研究侧重上也非常能体现这一点，甚至从人员配置上就可见端倪。项目主任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本人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与两德问题的权威，而同包括我在内的项目实习生们一道在项目办公室里的项目副主任叶柯铭(Charles Kraus)则是冷战中国史的专家。[5]项目办公室里还有两位助理，一位主要研究地区是中东，另一位则是本项目的编辑，而当时同在办公室里实习生，除了我和另外一位实习生主要负责中国方面的事务以外，另外两位则分别关注俄罗斯与拉美。

冷战国际史项目的主要工作是举办相关活动、编译冷战历史档案、出版研究作品和学术交流的一个中心，我当时在冷战国际史项目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编译与整理关于中国的冷战档案，成果会作为冷战国际史项目网络档案库的一部分电子化，以供全球各地的学者参阅。作为项目实习生的一员，我也曾协助了项目里许多场活动的举办，无论是关于朝鲜战争还是核扩散问题，虽然举办的活动都是冷战史相关的，但是也能从与会者对于冷战时期特定历史或问题的观点，折射出美国社会对美国过往与当下对外政策的认知与心态。同时，在很多场冷战史项目主办的研讨活动中，经常能看到当年曾参与具体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任美国官员与会，与中心学者或受邀前来的学者们一道，重新讨论与推演当时事件发生的一些重要节点，检视冷战历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冷战国际史项目也非常注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我实习的期间里就有包括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在内的多个国外学者团队来访，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互相探讨所在领域里的最新发现。整体上项目内部有着宽松而友好的工作氛围，包括副主任叶柯铭在内都非常愿意同实习生们交流囊括学术研究到职业规划的各种问题，也非常鼓励我们运用好威尔逊中心提供的平台增长自己的学术背景与研究经验。比方说我当时就运用威尔逊中心的档案材料，同另一位朋友合作写了一篇关于冷战时期中越关系的简短文章，发表在威尔逊中心网站上，在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项目里几位老师的支持与帮助。

除了我当时所在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以外，整个中心里还有包括凯南研究所、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亚洲项目、非洲项目、拉美项目、极地研究所在内的不下20个各类项目与研究所。威尔逊中心内的各个项目、研究所设置是较为精细化的，有像中国环境论坛、加拿大研究所这样非常有特色有专项性的项目，也有像凯南研究所这样的“大所”。威尔逊中心中人员配置最多，每年资金也最充裕的就属凯南研究所了——是的，凯南研究所就是以1946年发出了冷战先声的长电报《苏联行为的根源》而闻名的乔治·凯南，从命名不难猜测凯南研究所从事的主要是俄罗斯、东欧与中亚研究工作。

我曾经在实习期间参加过凯南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当时凯南研究所邀请到了俄罗斯国内有着不同政治观点的几位学者讨论俄罗斯2019年地方选举的结果和影响，因为是使用俄语进行研讨的缘故，凯南研究所配备了同声传译，也给像我一样不能听懂俄语的参加者发了耳机以听取英文传译。我注意到当时的会场内，有许多与会者并没有佩戴耳机听取同声传译。我在活动末尾的问答环节中提问人报出自己的职位与机构时注意到，当时许多的与会者都是美国一些部委对俄方面现任或前任的官员，以及华盛顿各个机构对俄研究的学者。不出意外，华盛顿无论是对俄方面的官员还是学者都对俄罗斯当前的国内与外交政策怀有较为强硬的立场，认为俄罗斯在2014年对克里米亚进行了武装入侵，对美国大选也有诸多干涉，美国应该承担起捍卫自由世界的责任。印象里还有声音对于特朗普当前的对俄政策表示了怀疑，认为其颇有“通俄”嫌疑，从这样的讨论里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华盛顿的精英决策圈对于美国当前国内外形势怀有深深的焦虑，对于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理想采取了更多是“防守”的一种态度。这也是同华盛顿的主流意见相一致的，从冷战结束之后从美国倾向于推行威尔逊式的自由国际主义政策，到现在认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各个战线上侵蚀美国的自由与利益，进而崇尚于依赖军事与外交强硬手段、强调维护本国利益的新现实主义。

笔者参加的威尔逊中心举办的冷战结束三十年研讨会

类似的论调在另一次威尔逊中心举办的活动上也上演了。在一次威尔逊中心举办的冷战结束三十年的研讨会上，当代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主要学者约翰·艾肯伯瑞(John Ikenberry)所说所讲显然在今日的华盛顿颇有过气之感。一方面，对于对外政策的保守派人士来说艾肯伯瑞所强调的国际合作是非常不现实主义的，是美国近些年来处处受制于竞争对手的根源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信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自由派人士来说，艾肯伯瑞所提倡的经济全球化又多有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嫌。虽然说艾肯伯瑞本人很难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威尔逊主义者，但是其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确实有颇多与威尔逊式国际主义重叠之处，例如对于经贸合作的重视与永久和平的可实现性，从此亦可管窥威尔逊主义在美国内政外交圈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威尔逊中心除了这些面向公众的公开研讨会以外，也会同联邦政府的一些机关或华盛顿的其他智库共同举办一些闭门会议，为美国政策决策圈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政策建议，从这些地方也能侧面反应威尔逊中心作为华盛顿一家重要的国际问题智库在美国政策咨询环节中所扮演的角色之一。

除了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以及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国际化以外，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威尔逊中心学者团队的国际化程度，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国际化程度。威尔逊中心每年都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前来访学，我记得当时在一张餐桌上，可以找到研究中国的，研究生毕业于清华苏世民学院的美国学者，来自埃尔福特大学历史系的德国学者，专攻瑞士冷战外交的牛津大学博士，受峨山研究院派遣前来实习的韩国实习生。在威尔逊中心这样一个地方，不仅仅有政府官员与智库学者关于具体政策的讨论，也有着像这样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结成跨国界的人际网络。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威尔逊中心这样的机构也孕育着一些青年学者的网络——可能会在华盛顿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说我当时注意到中心内有多位中国研究的青年学者，都同样毕业于清华苏世民学院的研究生项目，他们在华盛顿还有别的同样毕业于清华苏世民的校友分布在华盛顿的各个机构内，形成这样特定的圈子也是华盛顿智库和其他政策相关行业的行业特点之一。

比起同样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政策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等知名智库相比，威尔逊也有它的不同与特殊之处。在华盛顿各家智库都有自身坚定的政治立场——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倾向于自由派、美国企业研究所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者、传统基金会倾向于宗教保守派——的格局下，威尔逊中心都是一个相比较而言政治立场较为中立的机构。这也同威尔逊中心由国会建立，并且在资金来源上较为多元化有关系。威尔逊中心每年的预算约为4000万美金，其中约有30%的资金来源于国会拨款，在中心内部各个项目、研究所的资金来源也不大相同。有些项目，例如中国环境论坛就主要依赖于外部资金的募集。而像凯南研究所这样在中心里的重点部门，则会受到分配联邦拨款的一定侧重。在中心内的学者和行政人员，也是有两套薪资体系，一部分人员是参照联邦雇员薪资，支取联邦政府拨款的薪水的，而另外的人员薪资则来源于所在项目募集到的外部资金。

我在上述中提到的威尔逊中心较为国际化、多元化的学术氛围与工作环境，在某些程度上也能映衬出其建立所基于的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在美国外交语境里是代表着维护国际体系、提倡美国价值的一种取向。我在今年春季的时候选择继续在威尔逊中心实习，为一位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学者担任研究助理，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没在办公室呆上一个多月实习就草草转型成了线上远程。在今日的深陷新冠疫情的美国，一触即发的种族矛盾与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也暴露出美国国家与社会所长期存在的许多结构性问题，颇有意味的是“威尔逊”之名本身也成为了斗争的一部分，虽然很难决断地说对于“威尔逊”之名的清除意味着对于威尔逊主义的完全弃绝，但是从中心内部的学术与政策讨论确实能看出威尔逊主义一定程度上从美国内政外交中渐渐退场，从另一方面也能显现出处于转型期的美国，社会整体对于过往历史认知的高度分裂和对于政治现实的不满与彷徨。

（作者：曹茗然，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参考资料

[1]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statement-wilson-center

[2] https://www.princeton.edu/news/2020/06/27/president-eisgrubers-message-community-removal-woodrow-wilson-name-public-policy

[3]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bout-the-wilson-center

[4]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8&context=think_tanks

[5]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roject-staf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