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国家美术馆今重开放，馆长：我们将主要和本地观众打交道

7月8日，在关闭111天后，伦敦国家美术馆重新开放，这也是英国解禁后首家开放的国家级艺术场馆。除了艺术的设定外，伦敦国家美术馆还肩负着额外的责任，在危机中抚慰人心，让人坚信艺术在国家复兴和人民福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人们再次走进伦敦国家美术馆，发现整修2年的32号展厅重新开放了，馆内也更换了部分展品。疫情背景下，美术馆在重新考虑与观众的关系，未来面对财务状况的限制和国际游客减少，展览计划如何更好地与本地观众发生联系？

这些也是伦敦国家美术馆馆长加布里埃·芬迪（Gabriele Finaldi）近期所思考的问题。

问：伦敦国家美术馆因为疫情关闭了3个多月，关闭期间是否给美术馆的管理带来挑战？

加布里埃·芬迪：从某些方面讲这很简单。我们拥有一支非常专业和专注的员工队伍，所有人都迅速适应了居家办公和在线交流。而试图管理一个实际上未开放的美术馆对我而言是陌生的，过去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确保美术馆的一切正常进行；但当不再开放时，我则看看财务状况，并规划未来的活动和展览计划。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隔离后，再回到美术馆，我一度感到焦虑。这是伴随着我成长的地方，在情感上与我紧密相连，离开就像是一种放逐。归来伴随着无比的激动，得以再次以实物的形式看到这些艺术作品，而不是在屏幕上生成的图像。重新建立与艺术作品的物理联系——能够近距离接近它们、在不同的光线下观看它们——对我而言是非常感人的经历。

问：闭馆期间，是否让你有机会反思国家美术馆的使命？

加布里埃·芬迪：作为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促进者和协调者，使我们所照顾的藏品和我们服务的人之间能够相遇——我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方式，并对此充满想象力。我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同时也试图让藏品发声。

而当世界处于隔离状态，必须找到其他方式让观众和藏品相遇。如其他博物馆、美术馆一样，我们变成了“在线展厅”。幸运的是，因为过去几年来我们在数字技术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由此相对迅速地进行切换。经此一疫，我们都体会到数字显然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和交流手段，但它需要更多地嵌入我们的工作中。

问：重新开放后的伦敦国家美术馆，有什么可见的不同之处？

加布里埃·芬迪：我原本以为美术馆可以趁闭馆完成很多工作，但情况并非所希望的那样。不过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们一直在筹备重新开放。我认为，当观众回来时，他们会发现一些惊喜，比如展出了新的作品，并且翻新了美术馆最大的32号展厅。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与公众分享艺术作品，让藏品“活起来”是美术馆的首要任务之一。

问：重新开放的伦敦国家美术馆为游客规划了三条参观路线。如果您是访客，并且只能选择其中一条路线，您会选择哪一条？

加布里埃·芬迪：不要对此感到困惑，因为您可以选择全部三条线路。但是，如果只选择一条路线，我会选择B条路线。其中包括了我特别喜欢的作品，17世纪艺术和翻新的茱莉亚和汉斯·劳辛展厅（32号展厅，Julia and Hans Rausing Room），与两年多前我们关闭更新展厅时相比，很难描述如今的32号展厅有多么出色，它本身像是美术馆一件奇幻的作品。

问：因为疫情，美术馆的展览日程也被调整了，最被期待的“拉斐尔展”被推迟到了2022年，您觉得未来的展览会像最近几年一样大型和频繁吗?

加布里埃·芬迪：疫情加速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的话，举办雄心勃勃的大展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当然也越来越昂贵），许多博物馆也在考虑合理化自己的计划，并有可能把展期拉长。我想说，未来能够举办真正大型展览的机构会越来越少，大型展览也会比过去少。

在过去的20年中，大展疯狂地接踵而至。我想，是时候稍作停顿了，同时需要更多考虑观众。预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将主要与本地观众打交道，这也将是一种新的体验；我们需要考虑永久藏品，展览计划和英国本地观众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挑战：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一机会与英国民众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问：闭馆期间，伦敦国家美术馆的财务状况受到多大程度的限制？

加布里埃·芬迪：就在两年前，我们制定了一项目标，即到2022/23年实现50%的自筹资金。如今看来并不容易。我们与其他国家级的博物馆采用类似的模式，我们需要筹集大量资金，这取决于进入场馆的人数。我们的收入来自于商业活动——场地租赁、餐饮和商店——也有部分来自展览票务和相关活动。但在关闭的背景下，所有的收入来源几乎都消失了。除了电子商务（小幅增长），慈善事业也继续保持——对此非常感谢我们的支持者。

在美术馆关闭三个半月后，虽然重新开放，但参观人数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因为过去伦敦国家美术馆的观众中有70%的游客，现在国际旅游几乎停滞了。我们也需要思考明后年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我非常确信国家美术馆、博物馆，以及艺术和创造力在国家的复兴和人民福祉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努力恢复正常运营。而且国家美术馆还肩负着额外的责任，我们有“庇护心灵”的历史，即使在“二战”时期，国家美术馆也只关闭了2天。如今成为第一批重新开放的国家级场馆也意义重大。

问：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已经宣布了针对各自文化部门的紧急资助计划，英国政府承诺了给艺术行业15亿的援助，您如何看待这笔援助？

加布里埃·芬迪：我首先要说，英格兰艺术委员会的反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与政府和数字化、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DCMS）也进行了很多讨论，并说明了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解决危机的需求。艺术行业构成了复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该生态系统与经济、旅游业和公民的福祉息息相关，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

问：在闭馆期间，反对种族主义成为了欧美社会的焦点，伦敦国家美术馆发表声明“声援那些反对种族主义，反对不平等、反对暴力的人”。声明中还提到，美术馆需要“倾听、提出重要问题，并反思美术馆（博物馆）如何在让社会更加公正、宽容，并在包容中发挥作用”。美术馆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呢?

加布里埃·芬迪：传统博物馆人会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选择中立。但现在却不是这样，博物馆面临表明立场的巨大压力。我们一直关注与尽可能多的受众交流，试图使受众和工作人员多样化，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有可能我们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

社会的忧虑渗入了博物馆，我们在思考博物馆如何解决有关教育、社会不公、环境、性别平权等重大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和焦虑如何通过特定藏品和项目在博物馆呈现，我们思考了很多。

声明中提及的另一件事是，我们有特殊的、历史悠久的藏品，它反映了近200年的收藏、传统、学术研究等，我们非常重视这些。但我认为，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方式来讨论我们的收藏，从而解决包容性和不同历史的更大问题。

问：6月，伦敦国家美术馆所在的特拉法加广场上，乔治·华盛顿雕像（不属于美术馆的收藏）被用木板封起来，以防止在抗议活动中受损。您是否知道国家美术馆中是否有可能成为抗议或辩论焦点的作品？

加布里埃·芬迪：这是一个看着挂在墙上的画，考虑如今的生活环境，思考是否突出显示了某些内容的问题。一些过去本应引起关注的事情浮出了水面，博物馆需要对此保持敏感。我们一直有对奴隶制遗产进行学术研究，例如对于某些英国肖像，现在会在标签上说明这是“反废奴主义者”或他的财富是建立在西印度群岛奴隶所种植的农场上。

我们没有从墙上移走任何作品；在居家令期间我们开展了一项名为“一画多声”的新活动，这是一种“在线直播”，让所有人可以在线上参与谈论托马斯·庚斯博罗的作品《安德鲁斯夫妇》（Mr and Mrs Andrews），或者荷尔拜因的《法国大使》（The Ambassadors），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将收藏视为具有完全所有权：它不仅属于专业的艺术史家和策展人，也是公共收藏，公众有权对此发表不同的看法，应该欢迎许多声音谈论美术馆的藏品。

注：本文编译自《阿波罗杂志》，作者托马斯·马克斯（Thomas Marks）为该杂志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