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王家范：出色的历史老师往往也是讲故事的能手

今日清晨，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3岁。先生生前对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工作给予很大支持。2017年12月，复旦社召开《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先生不顾年高，不辞辛劳，精心准备发言稿并参会交流，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先生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一名中学历史老师，故中学历史教育一直为先生牵挂和看重，他曾为复旦社2016年出版的《中学历史文献读本》一书倾力作序，勉励中学师生从多角度理解历史事实，亲近历史情景。今刊此序，借以缅怀尊敬的王家范先生。

“天下之私，天子之公”

——读《中学历史文献读本》有感

各类章节体的中国通史课本出现得很晚。在没有这类教本之前，前人大多直接从第一手的史书阅读起，先获得片断的历史知识，久而久之才有比较通贯的长时段历史概念。出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一代前辈，犹然是先读经、后治史，而治史必从《尚书》《春秋》《史》《汉》开始，及至《通鉴》，慢慢泛滥开来，而后蔚然成大家。时代变了，教育制度变了，这样慢工出细活的方式显然不可能再复旧重来。“速成”的好处不用我说，但缺陷也是明显的。

我们得到的史学养料，大都是经别人碾过、磨过，用粉末压缩而成的集成“食品”（幸好不是转基因食品），还往往掺有“添加剂”（外来概念）；因未经自身直接品尝与消化，便难免被各种外来概念俘虏，疏远了真实的历史情景。我想周靖他们也是有鉴于此，特地搜集了许多第一手史料，编成《中学历史文献读本》，让读者亲身进入“情景”尝鲜，或许能品出一些教材上没有能够说出的原汁原味来，从而启发中学老师与自己的学生一起多角度地理解教材上所说的历史事实。

 古代文字资料（史料是其中一种），即使不是甲骨金文，读懂文字也有点难，而读出味道，有益于对待人生和对待社会则更难。朋友聚谈，说起先秦诸子百家，认为各有所长，各有所偏，不可尽依。

本书摘录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特地全文转引了其父司马谈对儒墨道法诸家的长处与短处的评论（单篇称《论六家要旨》），说的也是这一层意思，点评之精到，我们望尘莫及。但有一朋友插进来说：读下来，我觉得还是孔夫子最实在。细细想来，这个体会特别，颇具独见。孔子全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议论非常平直，谈的都是生活中遇到的事，凭借说事点拨众生，不刻板，也较少玄妙之论（与老、庄大不同）。然有识者却说《论语》“显而难”。这是因为有些事情我们如果还没有经历过，体验不到，就容易轻轻放过，以为太浅显，无甚高深。

例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深意何在？问过好多人，都说没有认真想过。今年遇到身子骨不适，突然有悟，这“惧”字只有到了年老体弱、伤病频作的时候，才会有真切的感受。喔，一年不如一年了；活到高龄已不易，但往后遇到的困难更会日渐见多，“好汉不提当年勇”，得预有忧患和防范的意识，不致犯老年忧郁症，或因逞能要强忽生意外。子女正当盛年，怎么可能有这种体验呢？于是，才认识到孔子对人生经历的总结（同类的还有“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君子有三戒”等语），以及对“孝道”所持的高标准，常以过来人的经验，借以提醒后来人提早“觉悟”，以先知觉后知（所以老法是让幼童从小诵读《论语》，甚至要求倒背如流，结果终生受用）。因为我认真读《论语》已经太晚了，中年时忙乎教务科研，只顾自己，遇到父母生病，虽然也管医管药，但往往会责备老人不注意“保养”，怪这怪那，缺乏体贴恻隐忧惧之心，至今追悔莫及。

继孔孟之后的第一大儒、醇儒当推朱熹，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儒家已经显露出冲出重围的一线曙光，别有一番风景。《朱子全集》部头太大，我也只是比较认真地读过其门生编辑过的《朱子语类》，知其大概。此书的选文在本书中也收入了，为开首的“理气”篇，谈哲学的，相当艰深。

朱熹的大部分语录，都秉承孔子风格，像当面与你说话一样浅白顺畅（近些年来我越来越喜欢这样的文风）。但他的话，也必须通盘读他的书、融通他的整体思想，才可能有深切的体会。其实，这也是读其他第一手史料时需要把握的“门道”。孤立地就一句话、一段话解释，且不说难有深刻的认知，而且容易望文生义，造成误读。

例如“存天理，灭人欲”，这是教“宋明理学”一课必遇的“坎”。我在乌镇与同游的周靖基地的学员聊起过此事，以为理解这句话需要有相当的阅历，历练过许多人生正反磨砺，才能体悟一二。过去教条主义地粗暴批判与否定肯定是错的，但有谁能把这句话说准、讲透，让学生也领会得了？难啊！谁成功，就可以颁发历史教学一等奖。这里避开不论，希望有一天我真想透了，再跟大家交流。

朱熹在许多场合与门生说“读书是第二义”，读经、读史都是服从于“第一义”的。古人读史与读经一样，都着重于锻炼道德伦理。我们强调历史教学要以考察人生与社会为中心，包括分析处置群体与个体关系的典章制度等，大大超出了古人设定的范围，目标更高、更宽。朱熹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追求人生品德的完美，“悟道、明理”是“第一义”。

2017年12月9日，王家范先生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上

在朱熹的哲学思想里，“理”本是先天地而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以“气”的形式流转，不断由非理想状态逐渐“完具”为理想的本来状态。人，包括圣人都是从经历（“气运”）体悟得“理”的；圣人用经历得来的道理律己律人，而一般人由于外界的诱惑、污染，人性有蔽、有障，读了圣人的书，对照发现自己的“蔽”“障”有哪些，去除它们，使自己的人生适乎道、合乎理，这就是通过“澄清”（“气运”）获得人生“合下完具”的过程。

反观现在我们读书，读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书籍，也包括读历史，犯的毛病就是不对照自己，不与自己经历过的认识过滤、比勘，纯粹是从外面“旋添”进来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进不了血液中，所以对自身认识的提高、智慧的长进帮助不大。

朱熹认为读史先得在“正心诚意”上做好功课，心正意诚，读史就不会读歪了。如何读史？《朱子语类》里有不少讲评，大体是要读书人用“经”的道理去对照历史上的事情，检验自己获得的“道理”是真领会了还是不甚真正领会。这个说法，很像我们现在经常说人的一生经历有限，历史是将每个人的经历向时间和空间上延伸，将千年、万年的经历变为自己的经历，见识多，眼界就宽，借此“舞台”可以考验对人生、对社会真正领悟到了多少“道理”。

但朱熹认为必有一个前提，先得知道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什么，拿这个尺子量前人、前事。否则，就像俗话说的“老不（能）读《三国》，少不（能）读《水浒》”，因为心不正、意又邪，丧失评判的是非心、爱憎心，就容易被历史上的人与事污染，好样没学到，坏样倒学得有滋有味。这倒给我们提了个醒，启发学生活跃思维，自主地发表对历史的感受，也得随时注意学生在评判历史上的人与事时，“自然流露”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偏颇甚至错误的看法，不能纯为活跃而活跃。看古人的史论（最精彩的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非常注重对人与事的褒贬臧否，对坏人坏事口诛笔伐毫不留情，绝不阿世媚俗，生怕稍有一点疏忽而致误人子弟。 “史料学”，现在大学里很少开设，连研究生课程表上也罕见有讲授的。没有疑问，史学离开了史料就不成其为学问，占有史料越多越好（但不等于堆砌史料越多越好），这是指研究而言，故有所谓“地毯式搜索、一网打尽”之说。这个要求到了近现代乃至当代史研究，恐怕谁也不敢再发此狂言？！

然而不管研究还是教学，都有一个紧要的事情必做，就是对史料的考订和比勘。“尽信书，不如无书。”什么“两重证法”“三重证法”不说，至少每一条史料所涉及的背景是需要充分了解和关照的。如若能放在更宽、更长的历史过程中加以前后综合考察，就可能较少地犯由片面理解带来的失误。

从历史学本身说，它不是要直接告诉人们现在和将来怎么做，而是要讲述人们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情的来龙去脉，行为的动机与结果，最终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出色的历史老师往往也是讲故事的能手，但怎样讲好故事，里头很有讲究。

任何一个故事都不是孤立发生、孤立存在的。围绕着某个故事，有前因有后缘，有内外纵横左右关联，它的结果有显潜正负四种效应，有些结果可能不是“立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越是重大复杂的事件，其因果关系从横向说是蛛网状，从纵向论是长链状，一环扣一环。某一史料所反映的事情，处于何种链条环节上，在因果网络中与哪些相关，都是不能不考究的。因此解释史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且各人的理解可能差别很大，未必只有一解（所以拿这类材料做高考的选择题，要小心多解陷阱）。

本书围绕“封建”与“郡县”之辩，收录了柳宗元、苏辙、王夫之的三篇议论。三人都从形势变化而制度随之必须变更的角度，肯定了郡县代替封建的正当性（同时都指出郡县制也有弊病；顾炎武云“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更是一针见血）；他们均是有感而作，针对着特定的历史情景，或暗批北宋与辽、西夏的“款和”政策（苏），或不满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柳），本书“提要”的点评很到位，可惜漏说了王夫之也有批判明太祖分封藩王的弦外之音（“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论”（标题为编者所加），一般“历史文选”很少收录，应该是本书的特色。我很欣赏编写者选文的犀利眼光。现今有的“公知”喜欢就中华文明发宏论，感觉有些议论远不及明清三大思想家，大概是太忙，没有工夫读前贤的书。但实话实说，船山先生的这段议论很有深度，点评不易，内涵需要好好发掘。

姑且提示一下：王夫之这段“秦论”，有两个“眼”：一是“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可以联系由封建至郡县的历史演变全过程来思考，王夫之谓之为“神者不测”的“天道”作用，而马克思也曾称俾斯麦乃是“历史遗嘱的执行人”；一是“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可以结合秦始皇的全部“政绩”作深入分析，参考顾炎武所说的“天下之私，天子之公”，若是攘夺民众“私产”，不能藏富于民，即使声称“天下为公”，也纯是假话空话。

王夫之的“大公”，以及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等，都属中国特色的思辨性历史哲学。从明末清初起，突破思想樊篱的曙光所及往往只在一两个字的字义转换上，西方人不容易读懂这类“特色语言”（例如“统一”与“大一统”，虽然已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口头语，但在特定的语境里是大有区别的），而我们也得用心联系他们的论说逻辑与历史背景，才能体会其精妙。限于篇幅，恕我不在这篇“序”里详细展开了。

我现在想到的是许多教材上大书特书的“令黔首自实田”，典故出自《史记》三家注，“本纪”原文不载（依据东晋徐广所补辑的史料，出自何处，迄今无从考证）。不知是哪个始作俑者，好似从隙缝里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就引申说秦始皇乃系全国范围内用法制承认土地私有制的第一人，于是一传百传，众人皆信以为真，秦始皇的塑像又增高了数百丈。这是一个由望文生义而曲解史料的典型事例，将田地登记制度与土地所有制混为一谈，不懂得“授田制”“登田制”均古已有之，它是由“国有制”历史传统中产生出来的，我在《中国历史通论》里有所辩驳，请参阅。

最近我又想到了商鞅以来的“耕战政策”，觉得评价时忽略了另一个侧面。秦国的二十军功爵的奖励政策，按军功由国家授予爵级，自最低的恢复平民身份并授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起，逐级增加奖励田宅庶子数额，至十六级已是“赐邑三百家，赐税三百家”的食封官僚，步入高级统治层。鼓励军功以利于战胜敌国，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这明白无误，但却没有想过，授田制本身就是“国家”的权力侵入所有制领域，而所授之田，能说都是荒田，要他们自行开垦？战争期间可能性有多大？“鼓励垦荒”，即使和平时期，历史上也大多因官僚士绅手长，交通官府先得审批，而后所谓“招佃开垦”，把原先已开垦者皆罗入为佃农，这类证据并不缺乏。

有时觉得自己的脑袋过去实在太简单，怎么没有想过到：秦国能给那么多的军功授予田宅，田从哪里来？有所授则必有所夺，一方面是大规模授田，另一方面必是大规模夺田。被没收、被剥夺的耕地之中，就我们知道的至少有两大类：战败国的贵族与官员连同其宗族是一大类（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十二万户豪富连同其宗族原有的土地就全属秦始皇“国有”），以各种名义构成的罪犯又是一大类（秦国罪犯之多空前，仅筑阿房宫与秦始皇陵，“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从《秦简》看各地都有罪犯服劳役的），从此产生了军功地主（政治性地主）与新富农，伴随而来的是新佃农以及新官府奴隶、家内奴隶（随分田而配给的“庶子”），开创了以国家给予的政治特权兼并土地、农民无立锥之地的历史先河。

最近闲谈中有人想到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据《淮南子》说军队有五十万之众，许多人以为没有那么多。不管多少万，这些军人到了“南粤”，吃什么？配偶问题如何解决？后来多数定居下来，耕地怎么解决（也实行军功爵制授田）？总之“骚扰民间”（包括土客冲突）的问题一定是非常严重的。

六国遗民强烈的反秦情绪与种种对民间的“剥夺”有密切关连，这被许多研究者忽略了。研究者只是把它当作狭隘的“亡秦”民族复仇情绪对待，殊不知秦始皇以“朕”即国家的身份，用国家主义的手段剥夺数百万人的私有产业，夺了他们的吃饭家当，怎么可能让失落者不产生怀念“故主”的心理呢？这段材料足证顾炎武所说“天下之私，天子之公”意有所指，也很可以为王夫之“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添加注脚。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打住了。我只是想说有了许多第一手史料是个聚宝盆，但如何识宝、用宝，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与积累经验，用心读好，费心用好。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将来再汇编一本使用心得的文集，广大中学师生一定会欢迎的。

王家范

2015年12月10日

《中学历史文献读本》
周靖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