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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书店说,他们不靠卖书盈利
原创 张艾宁 出版人杂志
2020年6月18日,一个平淡无奇的工作日。
下午两点,在北京市昌平区龙域东一路龙域中心的“一个书店”中,10位成年读者在温度宜人的店内伏案自习,空气中没有喧闹也没有音乐,有的只是窸窸窣窣的翻书声和落笔声。他们有些在阅读一本感兴趣的书籍,有些则在做考题、看教材,以期为下一阶段的战斗储备精神粮草。

包年会员的价格是2000元,其价值不在书籍本身,而是“一个书店”所提供的服务、会员的身份、融入一个群体的通行证。
创立不到两年的“一个书店”如今已有1000多位会员、2家门店(龙域中心店、JPED店),还有回龙观、酒仙桥、燕郊央美等几家正在装修、将开业的书店。这样的成果,意味着会员制社区书店受到市场的认可,创始人团队最初设想的“社区读书俱乐部”概念得以顺利付诸实践。
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互联网思维融入“一个书店”,正如2018年5月17日“‘一个书店’诞生日志”中写到的:“互联网都发展这么多年了,无人超市都出来了,书店不能用上这些模式和技术吗?买书的需求是存在的,实体书店的弱势是没有商品定价权,相比电商的租金成本、人力成本高。难道不能扬长避短找到突破点非要靠情怀吗?”


“一个书店”的互联网基因从读者进店前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采用人脸识别技术,会员可以“刷脸”自由进出书店,非会员则会在小程序的引导下注册一日会员体验卡,享受一次24小时免费进店的权益。用人脸识别机器协助店员看店,店员可以专心做一些案头工作,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类似人脸识别这样的技术,使得“一个书店”有了关键壁垒和超预期体验,是“一个书店”的“差异化竞争力”,这与内容策划能力、会员服务体系一起成为“一个书店”长期良性运营的核心,也是“一个书店”创始人文海在开店之初对书店所做的定位与判断。
如今还不到32岁的文海是江苏人,下巴颏儿留着一撮小胡子,为人风趣,兼具理工男的严谨务实和商务人士的雷厉风行。
当年他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一家证券公司研发证券交易系统,系统每半年才更新一个版本,让文海感到枯燥乏味,“这不是我想做的互联网”,于是毅然决然辞职北上来到北京中关村。“结果到北京后发现中关村其实是卖电脑的,真正的互联网大厂都在上地或者望京。”文海笑着回忆道。
来北京后他随朋友进入一家创业公司,给新兴餐饮企业做Pad点餐系统。作为该项目的首个研发人员,文海得到少许股份。9个月后,系统研发成型并成功卖出,他分到一些资金,彼时不过是他大学毕业的第二个年头。在这个过程中,文海发现做产品非常重要,“没有人策划和设计,只顾埋头开发肯定是不行的,得有人去理解用户需求。”自此,他找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领域——做互联网产品。
2011年,文海正式进入百度,在百度地图做他擅长的用户产品。那时,手机地图在国内刚刚兴起,发展得如火如荼,文海在商业化方向主要对接商业地产,逐渐对线下商业产生了更深入的理解。
5年后,他转岗到百度大商业做广告变现,但信息流产品“不是好的内容产品机制,一群聪明人可以做一些更具价值的事情”。在百度7年,文海不仅读了在职研究生,还成为同龄人中晋升最快的一位,但这也让他看到了大企业的局限。“是否能做成一件有突破的事,有时不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和判断,而是受限于成熟企业的决策机制。”“与其等别人决策,不如自己面向市场决策。”

另一方面,文海喜欢书店,却发觉国内大多数书店没什么新意,“图书加文创、加咖啡,也就那么回事。或者是那种特别大的连锁店,再分租出去。鲜少有单纯立足于阅读同时还能挣到钱的书店”。
文海到全国各地探访了上百家书店,看过20多本关于书店的书。他逐渐有了清晰的思路,“图书行业整个链条利润率很低,电商进来后,其实也没有促进供应链的优化,把书当成纸质商品,本身没有什么盈利空间”。因此,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靠卖书来盈利,而是立足于用户,用他做互联网产品的思路思考书店的用户需求,开设“会员制”社区书店。
2018年5月,文海选择在他最如鱼得水的阶段离开了他曾梦寐以求的互联网大厂,并与做产品运营研发的三位同事一拍即合,着手创立“一个书店”。
一场拯救996青年的实验
2018年8月,“一个书店”在龙域中心正式诞生。
开店前一天,文海激动到凌晨四点也睡不着。“以前逛书店像是小朋友走近糖果屋,开书店就是小朋友拥有糖果屋的喜悦,加上每天往糖果屋加糖果,再加上所有小朋友来到糖果屋的喜悦的总和。”文海在开店日记中这样写到。
这家店坐落在西二旗周边,一个堪称全国人才密度最高的地区。这里聚集着腾讯、百度、新浪、网易、联想、滴滴等大型科技公司,扛起了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很多时候,科技公司大楼彻夜灯火通明,互联网人的世界只有0、1和996,科技浪潮此起彼伏,迭代的速度决定生存还是毁灭。
文海和他创始团队中的同事都曾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每日走在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后厂村路上,奔波在公司和家两点一线之间,他们太懂这些996青年需要什么了。
其实很简单,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加班许久后可以舒缓身心的场所、一个辞职后能够专心提升自己的地方,一个能甩掉孤独迷茫而不是躺在床上刷手机放任时间流逝的空间。
但对于大多数职场新人来说,合租房恐怕难以安放这些情绪和需求,“一个书店”却可以容纳所有的焦虑与疲惫。



事实的确如此,在“一个书店”有条不紊的运营和会员人数稳步增加的背后,是团队中数量过半的研发人员所开发的强大后台系统。这个系统通过小程序支持着书店所有的功能,店内甚至没有收银台,与会员的一切交互行为都可以通过移动端得以实现,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断优化迭代,以期给用户提供最好的“沉浸式读书”体验,并让他们形成习惯。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文海和他的团队多次进行头脑风暴:“第一,我们不应该让用户坐地铁很长时间跑到‘一个书店’,打个卡喝杯咖啡就回家,而应该离用户很近,最好就在用户的小区里。”
“第二,选书肯定是最重要的,但选出好书不是为了当商品售卖,而是让会员可以随时借回去看,让越来越多的目标用户成为我们的忠实会员。”
“此外,内容性的活动也至关重要。活动不需要高大上,而是强调内容的互动性,让会员之间能够交流,形成用户之间的社交圈。同时还要为会员提供附近商家的优惠信息,形成社区内的商业联动,让社群始终保持活跃。”长此以往算下来,“一个书店”除了前期的投入成本,运营成本其实并不高。对于他们而言,服务500个会员和服务3000个会员的成本几乎差不多,充其量只是多了些书籍的增补。
“一个书店”的读者也逐渐自发形成了许多交际圈。有些用户在这里认识了同公司却在工作中永远无法产生交集的同事;有些同职业但不同公司的人在这里成为朋友,互相切磋专业技术;有人幸运地在这里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另一半;也有不少会员辞掉工作,索性直接加入“一个书店”的团队中。
目前,“一个书店”二十几人的团队正有条不紊地运行着,90后是团队的核心力量。随着书店规模的扩大,团队也在不断地建设与发展。
在疫情期间,“会员制”的“一个书店”展示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资金链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但回龙观和酒仙桥两家新店的开业进程被拖慢了。只有昌平区北京手表厂内的JPED店在今年6月份如期与大家见面,这是“一个书店”与国际学校达罗捷派学院共建的书店,它坐落在这所国际学校的图书馆内,不仅供学生们在这里实践自己的商业创意构想,也可以服务昌平主城区的市民。待今年下半年回龙观店和酒仙桥店开业后,距离实现1001家“一个书店”的小目标就还剩997家。

未来10年内在全国开1001家“一个书店”,服务全国1001个大社区,是文海的设想。“当然我们也不敢想具体怎么达到这个规模,只是我认为这种店应该做到这个量级。”“一步一步来吧,或许当北京有20家“一个书店”的时候就是转折点。”未来,“一个书店”可能会跟地产规模化合作,成为地产的商业标配,“他们投入硬件,我们输出运营”。
“一个书店”的故事是理性主义的创业故事,而不是“为了情怀开着玩”。文海与他的团队利用商业的力量塑造了一个小角落,温暖一片社区,成长一代青年人。“不去行动,世界仍然只是一个观念。”
正如近期被热议的28岁字节跳动资深程序员郭宇辞职,从此旅居日本,经营温泉旅行品牌。很多人羡慕他年纪轻轻就拥有了选择自由,更多的人只能囿于生活的琐碎,承担着不同程度的压力,维系着无法割舍的情感。但那又怎么样呢?没有谁的生活方式一定凌驾于他人的活法之上,“我们不愿变成另一个人,也不愿变成一个‘大写’的人”,至始至终,我们只管追求本性,享受过程。更何况,我们还有“一个书店”这样的地方供我们短暂地逃离。
END
原标题:《这家书店说,他们不靠卖书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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