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Logo
下载客户端

登录

  • +1

拍最熟悉的事物,才能讲出自己的故事 | 张兆增访谈(下)

2020-07-13 17:0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字号

原创 马小呆 影摄自留地 来自专辑摄影访谈

小编语

美国评论家约翰·萨考斯基曾经说过:摄影艺术最糟糕的局限性,是它只能记录此时此地的人和事。但这不恰恰也是摄影本质力量的来源之处吗?

在有意与无意间,张兆增用镜头记录下北京80年代“此时此地的人和事”,恰恰让真正属于“此时此地”的我们得以体验一场视觉穿越之旅,过来人与后来者也因此得到了共同的珍贵的视觉记忆。

本期推送继续发布张兆增访谈的下半部分,回顾。

《街头练摊》,北京街头,1985年

80年代初是个体商贩的幸福时光。那时,北京少说有几万个体户蹲守在大街小巷,生个炉子,停辆板车,买两个大号蒸锅,折叠桌一支,放几把方凳,早点摊就开张了。大碗稀饭、油条、包子、豆浆、豆腐脑,成为北京街头早晨的独特一景。

四月影会和北京广角摄影学会

关于影响摄影方式的转折点,您曾经提到了四月影会和北京广角摄影学会,能不能详细谈谈?

在看到四月影会的展览前,我都是自己闷头拍着玩。但那时对摄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是拍些小花小草什么的。1979年,四月影会在中山公园办了一个展览,对我影响很大。我记得当时很多照片拍的是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的场景,一片片的花圈,而且很多照片都配上了诗,让我感觉很震撼。

当时,您对谁的作品印象比较深?

很多。我记得,王立平有一张照片叫《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照片里全是背影,有一个人高高地站在那里握手,背景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黄翔的《十月的螃蟹》,一组静物——一瓶茅台酒,四个螃蟹,三个公的一个母的,寓意着四人帮已经被蒸了下酒;还有李晓斌的《上访者》,王文澜、贺延光的作品……

《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1976年 王立平
《十月的螃蟹》,1977年 黄翔

就是这些照片,让我觉得摄影太有意思了。那会儿我根本没听说过纪实或者街拍,但是自己后来拍照片的时候就开始往这边转。

看过展览后,过了大约一年多,我有幸在一次颁奖上认识了徐勇,他是我认识的最早的摄影师。1983年,徐勇介绍我进入北京广角摄影学会,这才认识了解海龙、崔新华、贺延光、王文澜、刘占崑这些人。广角摄影学会的这帮人,主要就是拍人物、拍纪实,我在其中也受到很大影响。

当时的广角摄影学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最早,管理学会的领头人叫刘佳瑞,是崇文区文化馆的专职摄影师。学会刚开始只有12个人,有贺延光、吕小中等,他们就是弄来一个平板车,每个人把当月拍的最满意的照片放在上面一起讨论。

后来,刘佳瑞要走了,走之前选中了解海龙,把他调到崇文区文化馆,让他接班组织学会工作。之后没多久,解海龙就领着我们这些人把学会壮大了,最多时能有两三百人。这个组织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目前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脱离它了,现在学会里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发烧友了。

《食街大栅栏》,北京大栅栏地区,1988年

80年代,前门大栅栏的门框胡同、廊坊二条,路面宽不足一丈,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吃货一条街”。过去老北京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话“门框胡同的美食精可数,天桥的小吃数不清”。这些百米长的老街云集了爆肚冯、小肠陈、年糕杨、白记豆腐脑、陆记羊肉馅饼、油酥火烧刘、复顺斋酱牛肉、祥瑞号褡裢火,宛记豌豆黄等正宗风味。

《回娘家》,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外,1983年

这张照片是80年代年轻三口之家的缩影。父母应该是50后,儿子是80后。父亲骑车带着母亲,儿童车上坐着儿子,妈妈用手牵着儿童车的车把。看妈妈熟练牵车的自然动作,看爸爸骑车的快慢速度,看小拖车与自行车之间的间距,父母的驾龄一看就是老师傅级的。一家人的灰绿蓝的装束,儿童车的款式,母亲背的书包和烫过的发型,都是那个年代的生活写照。

那时候,你们主要拍什么照片呢?算是纪实类的吗?

是。不过拍那些照片,主要还是为了参加比赛。那些比赛虽然偏沙龙,但属于纪实性的沙龙。

怎么理解“纪实性的沙龙”?

我给你举个例子。1980年,我第一次获得了摄影比赛一等奖,拍的是民警老金送小学生过马路的场景,地点就在北京西四红螺厂路口。我在那儿拍了五个月,每天早晨骑车去,春夏秋冬、下雨下雪都拍过。那条马路很窄,中间是公交车道,旁边是自行车道,我就蹲在两个车道中间的虚线上拍。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标准镜头,等老金牵着小学生过马路时,就以追随的方式拍摄。每次拍完,一看不行,第二天还得去接着拍。直到有一次,照片冲洗出来后,大部分画面是虚的,而老金和孩子是实的,并且两个人的表情特别好。我就用这张照片投了《北京晚报》一个叫“北京美”的摄影比赛,获得了一等奖。

那张照片的感觉就是沙龙式的,运用了一点艺术技巧——追随拍摄,让背景有一种车水马龙的感觉。在当时,我觉得这是属于艺术的手法,而这个事件本身又是真实的,因为我没有打扰警察,也没有打扰孩子。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纪实性的沙龙”。

在这次的展览上,也有一张民警老金送小学生过马路的照片,但并不是我当时获奖的那张。以当时的审判标准来说,那张照片是最好的。但现在看来,这次展览上选出的这张照片比那张获奖的好得多。这就是摄影人随着阅历和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的判断差别。

《互爱互敬》,北京西四红螺厂路口,1980年

80年代,在西四北马路上,每天都能看见一位交警护送小学生过马路,他就是西四交通队民警老金。老金是北京市劳模。每天清晨,他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可能是单位配发的公用车)到这里,将车支在便道上,戴上白套袖、白手套,整理一下服装,然后站在路口等待过路的孩子到来。不管是单个还是三五成群的孩子,被送过马路后马上会转过身来敬礼感谢,老金逢礼必回。

“一定要拍自己最熟悉的东西”

您能详细讲讲自己现在如何看待这两张照片吗?

纪实摄影或者人文摄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历史的介绍、对环境的交代。用追随手法拍摄的那张照片,无非就是有一些艺术感,两个人的表情很默契,但是对环境的交代以及由此而来的文献价值,几乎都被抹掉了。今天来看,好的纪实摄影应该把所有能够交代的内容,在不取舍的情况下,交代得非常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在拍现在展览上的这张照片时,学校的上课预备铃已经响了,这个一年级的小女孩被老金送过马路时,因为怕迟到,还没站稳就急忙转身敬礼。她高高举起的手,扭动的身子,甩动的书包,没站稳的脚步,手中拿着的卷子,是那么急切、真诚;而交警老金回敬的手势、表情,也是那么自然、生动;旁边还依稀能看到路上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

我觉得,画面里的这些都是重要的纪实元素,是应该呈现给读者的,尤其是到了今天。

《青年圆舞曲》,北京张自忠路1号,1980年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0年5月4日,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在“文革”后刚刚恢复,单位多数应届高考落榜生在这里勤工俭学。为了举办青年节庆祝活动,单位团委策划了几天。青春圆舞曲实际上是青年男女手拉手围成一圈跳的集体舞,但当时受条条框框的禁锢,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男女手拉手跳舞。团委书记灵机一动,让每个年轻人手拿一条纱巾,既掩饰了不好意思的神态,又活跃了舞曲的气氛。

不管是从事摄影还是其他艺术门类,每个创作者都有一个转变过程。我当年也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整理出来的这些拍北京的照片,可能也就用了当年摄影精力的十分之一,其他十分之九都用在了去新疆、云南等地方。先不说花在这上面的差旅费,就说把这些精力都放在拍北京上,那我能拿出来的好照片肯定比现在要多得多。假如,我在每张照片背后再记下一些文字,或许那些作品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文献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您的摄影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我和徐勇认识得最早,那时候我们都打比赛,几乎是他拿一个奖、我拿一个奖。但是突然间,徐勇消失了,等一两年后再出现,徐勇就说他在拍北京胡同。当时他刚一说,我就有点嗤之以鼻——胡同有什么可拍的。但是,时间证明他的作品站住了。所以,徐勇的作品《胡同壹佰零壹像》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贺延光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新闻纪实的力量、要抓拍不要摆拍,还有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刘香成的《开放的北京》、王文澜的《自行车王国》,对我都有很大影响。

我觉得,搞摄影一共要经历几个过程:首先是copy过程,一举相机脑子里就想到可以模仿谁的照片;然后是浮躁过程,开始得奖、兴奋,接着再去拍摄;最后是沉淀过程,这时才真正能够沉下来,拍些有价值的东西。

《过街桥》,北京东城区蒋宅口,1989年

为了迎接北京亚运会,安定门外大街修建了三座过街桥,其中有两座是圆拱式,与地坛相呼应。蒋宅口的过街桥造型优美、流畅、富有韵味。一天烈日当空,光照强烈,有辆机动车违章。交警将司机拦下,车停于路中,司机到交通岗亭前接受处理。中午的马路空空荡荡,仅有几辆自行车驶过,投影下的交通岗台、太阳伞、轿车,犹如画板中的音符标记。

《观众》,北京门头沟区,1988年

1988年的第一届国际风筝会,是改革开放后北京门头沟区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让经过长期封闭的北京老百姓热切关注,有15万多人观看了开幕式的表演。因场地有限,观看的人又太多,许多老百姓只能被拦在铁栏杆外。

您的主要摄影作品,基本上属于社会纪实领域。在您看来,要做好社会纪实摄影,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首先,作为纪实摄影人,一定要拍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就拿这次的照片来说,虽然当年没有留下文字资料,但我对每张照片都能讲出故事来,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东西。

其次,拍摄的东西还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比如,拍京张铁路的“90后”摄影师王嵬,他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一个是因为他熟悉,从小就喜欢那些东西;另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角度独特,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去拍摄、研究京张铁路。

最后,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不管马克·吕布、布列松、刘香成怎么拍,你都可以参考,但是自己心里得有数。你刚才说我拍了很多大场面,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这样适合,慢慢的或许也就形成某种风格了。

全民摄影时代难出精品

您对社会纪实摄影以外的摄影形式有所了解吗?有兴趣吗?

我很喜欢看一些新锐的、前卫的摄影,很多地方都比我强,比如文案的撰写、照片的后期处理等。但是好归好,不一定适合于我。

我永远主张百花齐放,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大多只是欣赏,有些可能会借鉴一下。比如南京的“抄表工”刘涛,拍了很多街头幽默诙谐的照片,我觉得非常好,很有意思。我现在在街上拍照片,按快门的时候也想表达一些这种感觉。还有,把照片和短视频结合起来,我也在考虑如何去做。

《临街婚礼》,北京西四地区,1984年

80年代大杂院的老百姓结婚很简单,接亲迎亲的穿着随便,有什么穿什么,绝不为迎亲添置新服装,因为这笔开销没地方出。结婚特意选吉利日子的也不多,找个星期天,提前通知亲朋好友、同事、街坊邻居,大杂院门口贴俩“囍”字,放两挂鞭炮,院里搭个临时大棚,摆上几桌;有关系的请个厨子,没关系的家中谁厨艺高谁就是厨师了;炒上几盘菜,亲友和贺喜的凑在一起,喜酒一喝,这婚就算结了。

《犄角旮旯情侣》,北京故宫,1983年

上个世纪的居住条件大多一间屋子半间炕。新婚夫妇、年轻情侣在家保不住“隐私”,电影院常去消费不起,而且人多眼杂,难以放开。很多人便在休息日或是下班后,相约公园、小树林、林荫小道、小河边。热恋中的情侣一般不会选热闹的公园,因此北京可供选择的公园不多。即使去热闹的公园,也选择人少的犄角旮旯。

您亲身经历了摄影从胶片时代进入数码时代、网络时代的过程,有什么感触?

过去我们用胶片,还有些技术含量,但今天的数码摄影,尤其是手机摄影,都是快餐文化,按一下不行就再按几张,追求极致的人到底能有多少?我觉得,越是在当下这个全民摄影的时代,越难出精品,越难出真正的大师。

全球进入网络时代后,每个人的眼界都在不断被打开,接触到很多新的信息,这有没有让您对摄影的理解产生变化?

你问的这个问题是我最苦恼的。我已经干了40年摄影,基本上可以说是定型了。假如,我觉得自己的风格已经形成,就守着成绩沾沾自喜,那我可能不会觉得苦恼。但是,我恰恰特别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对国外的、年轻人的,尤其是一些带有哲学性思考的东西,我都很感兴趣。比如,臧策近些年研究的那些理论,我特别喜欢听他讲,很愿意往那里面去琢磨。

臧策和徐勇都认为纪实摄影并不记录真实,但凡人拍摄的照片都会带有主观情感,只有摄像头拍摄的才是真正的客观真实。但后来我和徐勇也有讨论:世界上有那么多作曲家,他们作曲能没有个人情感吗?还有那些著名画家,他们画画的时候对颜料、颜色也都有自己的选择。当然,摄影和音乐、绘画不一样,因为摄影太实了。但是,我觉得有些对纪实摄影的苛刻要求也是一种成见。它们可以被讨论,但不一定全都成立。

张兆增

1957年生于北京,80年代末进入媒体从事摄影,曾任《安全生产报》(原《中国煤炭报》)摄影记者,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煤矿摄影家协会主席;

有上百幅作品在国际、国内摄影比赛、影展上获奖,曾获中国摄影金像奖(2016)、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荣誉会员(2003)、“富士杯”全国摄影十杰(1989)、第13届全国摄影艺术展银牌奖(1984)。

往期原创内容请戳左下角“阅读原文”。更多“同时代中国摄影家访谈”,请戳这里:

影摄自留地|一个摄影小编的自留地

原标题:《拍最熟悉的事物,才能讲出自己的故事【张兆增访谈(下)】》

阅读原文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1
    收藏
    我要举报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沪ICP备14003370号

            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