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周刊《文春》的疫期逆袭：向公众人物开炮与日式言论自由

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一样，日本经济正陷入与新冠疫情的苦战中。消极的内需与不振的输出让许多机构都放低了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判。但在这“百业萧条”之秋，杂志《周刊文春》却成为了少数实现反向成长的企业。根据出版社文艺春秋本月初刚公布的数据，在日本疫情最严重的4、5、6三个月，《文春》的销量分别是去年同期的100.4%、111.2%和112.9%。而从三月底开始，杂志更是实现了在短时间内达成三次“完售”的绝好记录。

但即使是士气如虹的《文春》近两年的发展也算不上一帆风顺。由人口老龄化和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冲击使得以它为代表的综合周刊即使在日本这样一个放眼世界都少见的纸媒还保留极大影响力的国家里也开始日渐式微。“文春”们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日本言论界的窗口，而它们面临的困境也向我们提示了在新环境下全球出版业所面对的巨大挑战。

日本“第一周刊”的诞生

要在日本便利店的杂志架上发现《文春》其实十分简单：在一大群封面被大小标题或艺人照片塞得密密麻麻的杂志里，《文春》多年不变的由知名插画家和田诚所绘制的简洁又充满童趣的封面十分出挑。但和几乎没有任何内页信息的朴素封面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杂志内部期期“血雨腥风”的内容。

不必说，几乎所有新闻类周刊都以挖掘独家为生存之道，但《文春》出众的业务能力无疑在目前的业内独领风骚。特别的，从2016年左右开始因为杂志连续数月向名人出击而衍生出的“文春炮”一词逐渐成为了所有日本公众人物最害怕的噩梦。该年几乎每一个月最主要的新闻都是从《文春》的爆料开始的，仅举几起影响特别大的例子来说：1月杂志爆出好感度极高的艺人Becky和已婚摇滚乐手的不伦之恋。在当事人开记者会否认之后，《文春》随即刊登她和男方的聊天记录全文把她“锤到”暂停演艺活动；2月作为最早一批主动申请产假的男性议员而营造出好爸爸形象的自民党宫崎谦介被拍到在妻子出产住院期间和其他女性过夜，最后不得不退党和辞职；同年5月，以清新和改革形象当选东京都知事的舛添要一被杂志曝光多次利用公车前往私人别墅。随之发酵的一系列政治资金问题让舛添在一个月后递交了辞呈。

可以说，向公众人物最核心的地方“开炮”是导致《文春》成功最关键的原因。而因为这些独家新闻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包括电视和网络在内的其他媒体也不得不以“根据《文春》报道”为开头跟进相关的消息。杂志由此树立起的“品牌效应”又让其他潜在的吹哨者在第一时间会选择自己作为发声的途径。正是这一爆料的“正向循环”保证了它有着其他同业们所望尘莫及的影响力。

《文春》成功的双重因素

《文春》连发的独家消息自然离不开背后记者们巨大的投入。在2016年——“文春炮元年”——接受财经杂志《Diamond》的采访时，时任杂志编辑长也是现任编辑局总长的新谷学透露了《文春》编辑部运作的细节。根据他的“爆料”，杂志的编辑部一共由60人左右的固定编辑组成。他们分属“特辑班”、“摄影班”和“专栏班”三组。其中作为“独家新闻”担当的“特辑班”人数达到了40人，占到了总体的三分之二。在每周四的取材讨论会上，每一名记者都需要提出5个属于自己的原创选题。在编辑长从总计200个的题目中选出十几条作为下一期杂志的内容候补后，40名记者又会被打乱成人数不一的团队来完成具体内容的写作。和其他杂志社会区分取材记者和编写记者不同，出于对每名记者的激励，《文春》总是确保提出选题的人作为主笔，而其他职员则不管资历深浅都会在这个选题中作为辅助者的身份加入。在经过两到三天的采访和事实确认之后，“独家”负责人会在周二之前完成稿件的写作。作为印刷日的周三是记者们唯一可以休息的日子，而到了周四的出版日他们则又会提供5个新的题目并开始又一轮的奋斗。

当然，每一个选题都是早已经过一段时间的前期调查才得以成形的。在各杂志社面对的“名誉权”起诉赔偿金越来越大而分配的调查费越来越少的当下，也只有《文春》和少数行业领军者还能够保持较大规模的采访任务。比如，为了揭露日本电视台旗下收视王牌节目自导自演的“海外奇特节日”环节，杂志派出了记者在老挝“潜伏”了长达三周的时间。最后刊登的报道使得电视台社长不得不亲自出面进行道歉。

上述要素归根结底是来自杂志自身内部的努力。而在日本周刊志成功背后同样不能忽略的是“日式言论自由”所包含的独特结构性因素。

在日本，不管是中央政府部门还是地方大型企业，几乎拥有一定公共影响力的组织都附有“记者俱乐部”这一独特的机构。以大型报纸记者为典型的俱乐部会员日常驻扎在由这些组织无偿提供的办公室里，而组织自身的宣传或公关部门通常就在俱乐部的隔壁。一旦有固定的通气会或临时的发布会需要举行时，组织的宣传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召集这些记者进行会议。虽然在不少国家都有类似记者俱乐部的机构，但基本上以社交为目的的它们和日本的俱乐部有着天壤之别。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加入俱乐部的机构或个人无法参与到上述发布会中。而新会员的决定权又通常在保守的现有成员手中。从而，包括外国媒体、独立记者或者越来越多的网络媒体根本不具有向某些政府部门或企业进行提问的机会。

不可否认，日式记者俱乐部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比如，总体上来说还是严格遵守报道原则的传统报业能够以理性的方式把信息传达给国民，发挥过滤网的效用。而在诸如绑匪提出“报警的话就撕票”或恐怖袭击等突发情况下，和公共机构签订“报道协定”的媒体可以把事件的负面外部性降到最低（由推理作家横山秀夫创作且被多次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畅销小说《昭和64年》是了解日本记者俱乐部制度不错的入门书。作家站在较为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地方警局的宣传负责人和记者俱乐部的互动）。

虽然俱乐部成员本身也有着不同的立场从而可以确保报道的多样性，但带有强大封闭性的记者俱乐部仍然可能威胁到新闻的自由度。更进一步说，长期和被报道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的俱乐部成员其自身的客观性也十分容易受到影响。在过去几十年，类似知而不报或者提前和机构串通好发布会问题的事件不时发生。在来自国内外众多压力之下，近两年来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记者俱乐部本身都放宽了加入采访的限制，可这仍然没有彻底改变日本媒体界的整体结构。

而以《文春》为代表的日本周刊志则大多没有获得俱乐部的会员权。这一方面意味着它们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官方确定的消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们不需要有关于报道的任何顾虑。少了被报道者或官方或私人的介入，才使得日本的周刊们得以更自由地发表不同于报纸等媒体的更为多样的消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周刊们本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许多报纸记者无法报道的材料或不方便追击的线索就可能被提供给相熟的周刊编辑。顺着它们而摸到大料的周刊志自然也没有太多的动机来攻击记者俱乐部或花额外的力气成为其中的会员。

周刊志的老龄化

稳坐多年销量冠军的《文春》也不是没有任何隐忧。近年来，有“哑炮”嫌疑的报道时有发生，甚至连杂志自己也不时成为被竞争对手们“炮击”的对象。

但除了这些零散的不和谐音之外，包括《文春》在内的日本周刊志不得不面临的更大问题还在于产业整体无法停止的萎缩。销量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高达70万的《文春》在本世纪初缩小只有50万左右。去年，这一数字更是直接跌破了30万，而这曾经是判断一本周刊志能否存活的生死线。销售的王者尚且如此，更小的杂志所面对的艰难现状也就不难想象了。随着年轻人的注意力被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所吸引，纸媒本身存在的意义似乎也开始受到质疑。

面对这一现状，日本周刊志们的应对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杂志直接把自己定义为“老年志”，通过加大相关报道的比例来吸引还会够买杂志的目标群体。比如《周刊朝日》从2009年始创造了“终活”的概念，并以此为主题进行了连载（“X活”是现代日语常见的搭配，用来指和某个主题相关的行事。比如和结婚相关的“婚活”、和健康饮食相关的“菌活”以及此处和葬礼相关的“终活”）。而从销量来说位于第二梯队的《周刊现代》和《周刊POST》在一段时间内都曾推出以“老年性生活”为专题的系列报道互相竞争核心读者。

另一方面，以《文春》和《新潮》为代表的杂志则仍没有放弃自己作为“全年龄段”以及“综合”刊物的身份。而它们所推出的吸引年轻人的手段则是加大对娱乐圈人物的爆料。对包括杰尼斯或者AKB在内的人气偶像的系列“炮击”可能是许多日本年轻人对《文春》的第一印象。2013年杂志拍到的AKB组合成员峯岸南在男艺人家中过夜的独家消息导致违反了“禁止恋爱”规定的后者剃了平头在网络发布道歉视频。这一甚至登上了多国主流媒体的新闻可能是《文春》在千禧年后超越了它扳倒多位内阁成员而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报道之一。

虽然这两种应对策略不尽相同，但它们却也共同体现了在网络和高龄时代以杂志为代表的纸媒社会角色的矛盾。概括地说，周刊志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体现“public interest”：不管是年轻人想要得到的明星八卦还是老年人试图了解的养生咨询都是对杂志盈利来说十分重要的“大众兴趣”，但如果媒体把精力都投入到这些归根结底停留在私领域的话题上去而忽视了对国家权力的监督这一同样重要的责任时，“公众利益”要如何得到保障则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而这可能比网络的发展更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纸媒存在的核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