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丨“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

新高考改革需要反思并协调改革措施与高中教学实践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图为2020年7月6日，江苏省宝应县氾水高级中学的493名考生前往县城宾馆入住，准备迎接高考。人民视觉 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考制度虽历经多次变革，但因其容易窄化高中教育的育人功能，引起高中阶段的应试工具价值膨胀，而饱受质疑。应试竞争的过度渗透，使学生个体发展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遏制，以全面提升学生基本素质和健全人格为目标的素质教育在高中阶段难以获得充分发展。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迈进，作为在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的高中教育，其为大学阶段成功学习做准备的“高中-大学衔接”的功能被忽视。由于培养目标、教学取向、学习范式、学业成就考核和评价等多方面的差异，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教育在衔接中容易产生冲突，引发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大学入学后出现生涯规划目标缺失、专业兴趣匮乏、自主性学业参与欠缺等问题，从而形成严重的学业适应障碍。

新高考改革的诉求和隐忧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新高考改革。同年，浙江省和上海市作为首批试点地区分别公布改革方案。

作为1977 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系统的考试招生制度，此次新高考改革意义深远。

新高考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推动高中教育在教学组织、教学模式、教学进程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革。考试科目的自主选择、文理区隔模式的解体、走班教学模式的实施、多次考试机会的提供以及生涯规划教育的引入等，有望促进高中教育的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

与此同时，新高考改革的推进也正在重塑学生高中阶段的学业经历，其中的四大趋势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第一，高中阶段持续、线性递进的学习进程遭遇挑战，学习轨迹呈现碎片化特征。

新高考改革以学生为本，在制度设计上弱化了传统高考制度一锤定音的作用，为学生提供多次考试、择优计分的考核模式，其政策意图在于减轻学生备考压力，避免由于单次考试失败而遗憾终身的情况。然而，在应试教育惯性的阻碍和掣肘之下，一些学生会选择最大限度地利用每次考试参与机会，追求分数最优化。另一方面，高中学校的教学秩序也因此被重组，使得原本循序渐进、逐步递进和深化的线性学习进程被打散，学生课业学习轨迹出现非连续性的碎片化特征。

第二，在被赋予学习科目自由选择权的情形之下，学生容易形成追求分数效用最优化的跨学科学习倾向。

新高考赋予了学生更大的科目学习选择空间，这样的设计原本是要打破传统教育中文理割裂的学习模式。相关研究显示，分别有84% 的上海高中生、79% 的浙江高中生的选考科目呈现文理交融的跨学科组合特征。这一改变不仅顺应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潮流，有助于完善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体系，而且对于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均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现实观察也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会有意规避物理、历史等难度较高、挑战性较大的考试科目，通过采用错位竞争策略，追求分数效用的最优化。

第三，随着传统的行政班教学组织的逐渐解体，在以往高中学习情境中由师生、朋辈共同建立的互动纽带也不再牢固。

由于新高考赋予了学生在考试科目、时间、频率方面的选择权，因此高中学校不得不重构教育教学的新秩序，实施选课走班制，这也打破了原先以固定的行政班为标志的稳定的教学秩序。这一改变不仅给学生管理、教师教学带来了不确定性，也使学生的日常学习情境呈现出了复杂性、多变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第四，高中教育的深度变革需要在充足的教育资源保障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

具体而言，高中教育变革在校舍硬件设施、师资储备和课程资源三个方面面临严峻挑战。选考模式下的走班制教学大幅扩增了班级数量，因此需要充足的教室与校舍面积作为支撑；同时，选科制之下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对师资的专业结构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如此，生涯教育的实施需要开发相应的校本课程，搭建社会实践活动平台，这也要求高中掌握充足的课程资源和社会资源。然而，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形势下，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高中学校，其教学硬件条件、师资储备、课程研发能力都尚不足以支撑新高考相关制度设计的要求。

新高考模式下学生专业兴趣的构建

新高考改革要求学生在高一学年结束之前确定选考科目，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未来大学就读专业以及职业发展的可能领域。该制度设计有效推动了高中教育中生涯教育模块的快速发展。高中通过生涯规划课程、社会实践活动的设置与开展，为学生的考试科目选择、升学决策以及职业规划方面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帮助学生构建理性、可行且适配的专业学习和职业生涯发展图景。

此外，新高考改革中以专业为单位的志愿填报模式，规避了以往学生专业录取中频繁出现的专业调剂的可能性，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升学专业与志愿专业的一致性，有利于专业兴趣的形成。

与此同时，新高考规则设计的复杂性也催生了市场化升学咨询产业的崛起。部分咨询公司提供的服务支持覆盖了选考科目、专业选择、自主招生和志愿填报等大学升学选择的完整流程。特别对于具有经济支付能力的优势阶层而言，通过购买市场咨询信息，实现专业选择精准化和效用最大化，并将之转化为子代高考得分和优质教育机会获取中的优势。 

本研究的聚焦点和分析素材

为科学评估新高考改革的政策成效，本研究以新生学业适应为切入点，主要聚焦于如下三大问题：

其一，新高考改革从学习进程规划、考试科目设置、教学管理形态等多个层面重塑了学生高中阶段的学业经历，那么高中学业经历的转变将如何影响学生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

其二，新高考改革在科目选择、志愿填报等层面的制度设计，是否有助于提升学生专业选择的适配度，从而改善升学者的专业兴趣？

其三，新高考改革的诸多制度设计以高中充足的教育资源为前提，因此，就读于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高中学校的那些弱势群体学生，在大学入学后是否可能面临学业适应层面的障碍？

本研究的分析素材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于2017 年、2018年实施的《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调查》。经筛选后可用的数据来自45所院校的29318名2016级本科新生样本（均为传统高考升学学生），以及90027名2017级本科新生样本（包括来自浙江省、上海市的第一届新高考升学学生）。

此外，为深入刻画新高考升学群体在大学阶段的学业状态，探究新高考改革与大学新生学业适应力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本研究也对来自改革试点地区的7名新高考升学新生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中有1人就读于人文类专业，2人就读于社科类专业，4人就读于理工类专业。我们将使用访谈文本作为辅助分析资料，为量化分析结论提供补充和阐释。

研究发现：新生学业优势缩减，专业兴趣提升

下图展示了高考改革试点区域的考生，在改革前后的学业表现与专业兴趣的分布状况。

新高考改革前后大学新生学业适应情况的比较分析

首先，在学业表现方面，新高考改革实施之前，浙沪新生的学业表现显著优于其他省份。但在新高考改革后，浙沪新生的学业成绩优势有所缩减。

究其原因，部分参与访谈的浙沪新生表示，尽管新一轮高考改革旨在通过提供多次考试机会来缓解学生的应试焦虑，但是在升学竞争的催化下，新高考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被异化为充分利用每次考试机会以获取分数优势的应试策略。

与此同时，来自理工专业的浙沪新生在访谈中提到，旨在帮助学生根据学习兴趣和个性发展来选择专业的科目选考制，在现实中也被异化为趋易避难以争取分数最优化的竞争策略。这可能就埋下了就读理工专业的新生基础学科知识缺失的风险。部分进入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的新高考升学者由于基础科目学习准备的不足，可能会在升学后面临学业适应的障碍。

就专业兴趣情况而言，新高考改革促使浙沪新生的专业兴趣显著提升。

在访谈分析中，浙沪新生大多表示“新高考改革在专业选择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提升考生大学专业选择的准确性”。科目选考的制度设计要求学生在高中低年级就先确定考试科目，这就需要高中学校强化其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学生建立对各个专业及其未来职业方向的客观认知，从而做出更为理性的专业选择。

此外，以专业为单位的志愿填报模式也消除了频繁出现的专业调剂问题。有受访学生表示：“专业志愿有一个好处是，如果你是一个一定要学经济专业的学生，只要你都报经济专业，那么你一定可以进入某一个大学读经济学。”新高考在录取机制方面的设计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考生的专业志愿，有助于提升升学者与就读专业之间的适配度。

新高考更不利于教育资源薄弱区域新生

本研究发现，就新生的学业表现而言，新高考改革对来自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新生群体和普通新生群体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来自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新生学业水平下滑更为明显。在专业兴趣方面，新高考改革会显著提升普通新生群体对就读专业的兴趣，对来自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新生则无显著影响。

原因在于，新高考改革对高中学校的教学资源提出了巨大挑战，这使得来自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学生在新的升学模式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访谈中，一名来自农村的第一代大学生表示：“教育资源上，县城与大城市差距太大。对于农村等薄弱地区的学校来说，学校教师紧缺，走班制度搞得很乱，教学进度太赶，学生疲惫不堪”。此外，针对新高考改革对素质教育取向的强调，这名学生坦言：“素质教育对于农村学生而言就是‘水中捞月’，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校本课程和生涯规划，所谓的‘三位一体’、自主招生也更有利于社会资源优异的城市家庭”。（三位一体，即融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和高考三方面评价要素为一体。——编注）

由此可见，教育资源占有层面的差异使得弱势阶层子女在新高考改革中陷入了更为困窘的境遇，在升入大学后也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学业适应下滑状态。

政策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可为新高考改革的推进提供如下四个方面启示。

首先，新一轮高考改革期望通过多次考试机会以及科目选考制等方案，缓解单次考试造成的备考压力，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科目选择空间。但在以考试分数为主要录取标准的升学选拔模式下，诸多非预期的现实效果也随之产生。策略性的科目选择、频繁的考试以及走班制对教学秩序的破坏，均有可能弱化高中学生的学业基础，从而影响其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有鉴于此，新高考改革需要反思并协调改革措施与高中教学实践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在坚持新高考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维护高中教育的稳定性。

其次，由于新高考为学生提供了科目选择的自主空间，升学者的知识结构趋于多元化，大学教育也需针对改革及时调整培养方案，为不同学科结构和学业基础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补习教育。

再次，科目选考制度促进了学生在高中阶段探索和思考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发展，这有助于提升高中学生大学专业选择的适配度，从而推动专业兴趣的构建。因此，各改革区域应为高中学校提供充足的师资储备与社会资源，辅助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生涯规划教育体系。

最后，随着新高考改革在全国其他各省份的渐次推进，更多的教育基础薄弱区域也将启动新高考改革方案，因此，新的改革要考虑基层高中相对被动的“边缘化”境遇，为其提供配合改革所必需的师资与硬件条件，从而改善弱势群体的教育获得，实现新高考改革的公平价值初衷。

值得说明的是，本研究主要是高考改革影响效应的初步探索，随着新高考在各省市的拓展实施，以及新高考升学步入大学高年级专业课程的学习，新高考的政策影响仍需要更长时序的观测与研究。

[本文原题“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抑制还是增强？”，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6期。经授权重发，原文正文约15000字，有较多删节并经作者审定。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