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卸甲赴“核”，成了儿女眼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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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余诗君

1949年10月，宋任穷（左一）与刘伯承（左二）、李达（左三）在南京

宋勤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父亲宋任穷来北京开会，抽空来学校看她。他坐在学校传达室一条硬板凳上，等着女儿。“见面后他让我去他开会的中南海西楼去住几天，我说我不去。”这是整场访谈里笔者听到的宋勤关于父亲最温柔的记忆了。

中南海西楼，在今天也是普通百姓心目中非常神秘的地方，十几岁的小姑娘未必没有好奇心想去看一看，但父亲那严厉的教导，大概已经深入宋勤的意识中，形成第一反应了。

别人心中的“干爸爸”

1949年，宋勤坐着大卡车，随荣臻小学（八一学校）进北平，一直到1954年底她的父母来北京之前，都是住学校集体宿舍。父母搬来北京后，学校要求家在北京的必须回家住，她这才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我也一样，见面的机会依然非常少。1959年，我去哈军工上学，第二年父亲调入东北局后一直在沈阳，而我毕业后就又回北京了。整体上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就很少。”

宋任穷与女儿宋勤

中学时代的宋勤一天三顿饭都在学校吃。因为父亲说，“你们不可以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

对自己的子女，宋任穷是严格的。但在不少老战友的孩子眼里，他却是个很慈祥的长辈。宋勤就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王任重同志的女儿王小平写“干爸爸”宋任穷的文章。

“把我调出来吧”

作为开国元勋和建国功臣，宋任穷的一生，丰富而传奇。晚年的宋任穷接受了一些同志的劝说——以亲身经历展现新中国成立与建设的不易、为后辈留下一些史料，通过口述留下了一本《宋任穷回忆录》。宋勤也是在这本回忆录中才详细了解到父亲的人生经历。令她深感惊奇的是，80多岁的父亲竟如此清楚地记得自己那些经历，清楚到某场战役所发生的地点、时间、参战部队番号以及一些干部特别是烈士的名字。“可能那些经历对他都足够刻骨铭心吧！”

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对刚授上将军衔不久的宋任穷说：“你从军队里抽调一名中央委员来加强地质工作吧。”思考了两天之后，他对周总理毛遂自荐说：“把我调出来吧。”当时，同一级别，军队的待遇比地方待遇高。

宋勤深情回忆父亲与核工业 ↓

拍摄、制作：王陈陈

苏联专家来做客

1956年11月，宋任穷调任二机部（当时的三机部）部长。对于这一时期的父亲以及二机部，宋勤的记忆很少。

宋任穷（中）与苏联专家合影

“有一次我回到家，看到家里放了一个花篮，据说是苏联专家送给我妈妈的三八妇女节礼物。还有一次，一位苏联专家到家里来做客，当时我正学俄语，就拿了一本苏联的杂志，用俄语告诉他我喜欢这本书。杂志上有一个男孩的照片，他说你是喜欢这个男孩还是喜欢这本书？他还挺幽默的。”

“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见不着他，平时就见不着，他在二机部那会儿更见不着。那时我正在上高中，每天忙于学习和参加各种活动，过着《让我们荡起双桨》里所唱的日子，并没有去留意爸爸去哪儿了。”80岁的宋勤风趣地说。

出现在家里的物理老师

宋勤回想起住在帅府园那段时间，自己遇到不会做的物理题时，会请教一位经常在她家出现的懂物理知识的老师，“他可能是二机部派来为我父亲讲解原子能基本原理知识的物理专家……父亲是个热爱学习的人，每进入一个领域，他就要学习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当然不可能很深透。但我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看到的专业名词也不少。”宋勤说。

宋任穷一生被派往过各个区域和领域，曾参与接管南京，去西南平定局面，去东北发展生产，创立原子能事业、恢复航天事业等，每一次他都做得很好，部分原因大概就得益于他有热爱学习的精神吧。

“你是谁？咋躺我床上来了？”

1958年1月，宋任穷（右一）陪同朱德委员长接见二机部地质系统代表

宋任穷一直很注重深入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二机部，他一头抓地质，一头抓科研，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地质上，经常跟着地质勘探队去找矿。

“当时他还不到50岁，常年深入基层，出没于深山老林，每天要走30多公里，与找矿队员们一起住帐篷，排队吃饭，并积极向他们学习找矿知识。有一次，他在一个工地上试睡一个工人的床铺时，因为奔走劳累，竟在上面睡着了。等那个工人回来，看到一个陌生人躺在自己床铺上，就上前一边使劲摇醒他，一边不高兴地问：‘你是谁啊，咋躺我床上来了？’”这些细节，宋勤是听核工业的老人讲的。

在找矿队员们的使命感和宋任穷带领下，1958年我国就找到了不少的铀矿。同年，一堆一器也建成了。

冬天去北方，夏天去南方

1977年出任七机部部长的宋任穷已经近70岁了，为了推动各项任务尽快完成，他到基层各地奔走调研。冬天去北方，夏天去南方，并且尽可能抵达每一个工作点，看望到所有的一线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问题无论大小都尽力为他们解决。

去内蒙古调研时，风雪交加，道路冰滑，尤太忠书记担心他出事，就给他派了一辆带链子的车。在距离呼和浩特市一百多公里的四十四所，他连一个正在吊车上工作的工人都不忽略，也上去慰问了他。

“我是2009年去呼和浩特市为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听那里的人讲的这件事。那些人说起来仍然很感动，他们一直记得宋部长，说他去那一定要把每个单位、每个人都看到、问到，事后为他们解决了不少问题。我听了也很感动。”宋勤说。

“由于经历过文革的批斗，他身体很虚弱，体重才90斤。去川北山区一个基地调研时，我妈妈要求一同去好照顾他，他说可以，但要自己买飞机票。去之前，他还特意跟嘱咐基地的人，不许接送迎来，必须一切从简。到那儿之后，坚决不住县里，执意去基地的招待所住，那里的条件较县里差，他肠胃不好，有一次吃了一顿饭后就发起了高烧。”

党的人、组织的人、人民的人

“在我印象中，父亲的一生就是南征北战、东遣西调的一生。工作岗位需要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党需要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从军队到地方，从这个部到那个部，走到哪儿他都必须把事情做好。对于我们来说，他是属于党的人、组织的人、人民的人。”

1955年国庆节，宋任穷（左一）与邓颖超（左二）、陈赓（左三）、肖劲光（左四）在天安门城楼上

宋任穷平常灌输给子女的观念就是人不论地位高低，都要相互尊重。在这一观念下，宋家的人和家里的工作人员关系非常好。在父亲的影响下，宋勤还利用暑假和同学到工作人员的家乡去参加劳动。

“父亲在七机部当部长的时候，我和我先生也在七机部工作，但我们并没有因为他是部长而享受到什么福利，我们知道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也非常认同他。当时我们和一名张姓同事及其家人共住一个套间，两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父亲还去我们住处去看过。”宋勤说。

没想过坐父亲的专车

关于父亲“铁面无私”的作风，宋勤还回忆到一些事。

“有一次，我得了急性膀胱炎，非常难受，当时我在中南海国家机械委上班，父亲也在中南海工作，我要是坐父亲的专车应该很方便，但我脑子里根本就没动那念头，就自己坐公交车回南苑的家。当时车上没有座位了，我只能坐在驾驶舱旁边的发动机上面，剧烈的振动让我更加难受……”时隔多年，当时的痛苦也已淡化为回忆者脸上一抹无奈的笑。

“文革初期，有一次我父亲来北京开会，我弟弟宋克荒去看他。克荒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学校的伙食是定量配给的窝窝头。同学说宋克荒的父亲来北京开会了，他去那儿肯定会有饭吃，就把他那个窝窝头给吃了。克荒回到学校后，只好饿着肚子。”

“炸不炸，就看你的了！”

“二机部创业初期，最重要的是队伍建设，毛主席和党中央很重视原子能事业，所需人、财、物都予以大力支持，主要的难点在于协调落实到位。我父亲就想办法四处筹集干部、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等。”

从1956年到1958年，在核科学技术与核工业领域，中苏共签订了6个协议，宋任穷负责签了4个。1957年9月，宋任穷随代表团去苏联谈协议，期间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时，主席对他说：“炸不炸，就看你的了！”

关于苏联毁约，在宋任穷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

“原来答应1958年11月给我们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迟迟不予运来。我们一再催促，回答总是支支吾吾，以多种借口拖着不给。这时候按协议规定，派来一位搞空气动力学的专家，到我们核武器研究所帮助工作，但来了以后尽支使我们科技人员学外语，到无关紧要的工厂矿山实习，而自己整天躲在办公室看书，问他一些重要的技术问题，什么也不说，我们称他是‘哑巴和尚’。”

在与苏联签订协议之前，宋任穷就领导二机部确立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努力争取苏联援助为辅的方针，把苏联的援助纳入我们自力更生的轨道。1959年6月，苏共突然来信说要推迟提供协议中的模型和资料，预感对方可能要毁约，我方科技人员就积极跟苏联专家交朋友，对口学习，要资料、学技术，按当时的说法叫“挤牙膏、挤牛奶，挤多少算多少。”

由于二机部各方面做好了应变准备，加速了自力更生进程，1960年7月苏联撤走后，我国原子能事业平稳过渡。

1960年初，宋任穷在广州学习，期间去见毛主席，被问及何时爆炸原子弹时回答说“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

你们要去连鬼都不去的地方

原子能事业初创者在大漠中的生活非常艰苦，那里“春暖花不开，柳绿燕不来，风沙漫天舞，一天四季在。”吃的是“无缝钢管”（指从南方运过去的老了干了切不动咬不动的空心菜）。有新人要来时，宋任穷就嘱咐说你们一定要跟人家说清楚，这个地方很苦。

他曾对一个人说：“我宋任穷就是一个穷字，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一片荒野，漫无人烟，连鬼都不去的地方，你们来了，就是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天，宋任穷和刘杰去研究所看望科研人员时，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搞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口气变成动力，把我们的事业搞成功。”

1960年6月左右，宋任穷快要被调走之前曾组织开了一次动员会，地点就在当时九局建造准备用来放置苏联的原子弹教学模型的仓库里。一二百名干部席地而坐，宋任穷说：“他们不给，我们就自己干，一定要把压力变成动力……”一位同志听后说：“我们就是要把奋斗的奋，改成愤怒的愤，发愤图强，就憋着这口气，就要争这口气。”

“父亲曾说，二机部这支队伍素质很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整个队伍，他们在为国家和人民争这口气。”宋勤回忆说。

盼的就是这一天

1960年，在国家面临严峻的困难局面时，宋任穷调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他从二机部调走时，正是苏联毁约后核工业自力更生的关键时期，他不愿意在那个时候离开，就去找聂荣臻、贺龙、罗瑞卿等人，他们也都同意他留下，后来他又去找书记处的彭真和邓小平，邓小平说：“主席定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们也不说了。”

“父亲是真的不愿意走，去了东北局后，他也一直与刘杰保持着联系，不管是刘杰到东北，还是我父亲去北京，只要能见上面的，他们一定见面长谈。从我父亲任职二机部到离开，他们两个人一直是在核工业大楼2楼4号共一间屋子办公，按刘杰的话说不是缺房间，是觉得那样挺好的，而且工作效率高。”

访谈中，宋勤念了几段宋任穷当年的日记：

“1963年1月于沈阳 第二机械工业部刘杰、刘伟、袁成隆、雷荣天、钱三强、牛书申等同志参观松辽油田，路过此地，谈了三个多钟头。”

“1963年8月25日 今为休息日，休息，上午看了些文件，下午看日本和我国女子排球赛，结果为3：2，我国女子国家队负，晚上刘杰同志来此闲谈，听了他们的工作发展颇快，甚满意高兴！”

“1963年8月29 日 上午同刘杰同志到某研究所见朱光亚、彭桓武、程开甲、周光召、邓稼先等人，并参观了一些东西。看起来发展甚快，出乎意料，甚为高兴！”

“1964年10月16日 四时接到刘伟同志的电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下午三时）已经成功，一切良好，拟广播，于广州。”

已知试验成功，并得知要广播时，宋任穷就一直守在收音机旁等着，但迟迟等不到广播，一直到晚上22点中国才向世界宣布喜讯。

“听到这个喜讯时，我正在哈军工读书，特别激动地做了一个黑板报，作为父亲的女儿，我都这么兴奋，父亲亲自带的队伍，1960年他还亲自向主席汇报过盼的就是这一天，可以想象他当时是什么心情！”宋勤说，“82岁时，父亲还去参观过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看到核能实现了和平利用，父亲很高兴。”

父亲痛惜的青年干将的墓地，我们找到了

宋任穷十七八岁刚参加浏阳义勇军时，正赶上要参加南昌起义，因为计划泄露，部队还没到南昌就被通知撤离，部队就派他去进城找党组织请指示。那是他第一次进城，找到了汪泽楷书记。对方写了一封秘信让他带回，并告诉他这一路风险很大，让他带和60块大洋，经过一个关卡时，人差点被抓住。他去找原部队，部队已经走了，他又按照人家指引的方向，追上了部队，最终把密信和大洋一分不少地交给了毛主席。

那封信，对毛主席决定去井冈山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宋任穷（左三）与徐向前（左一）、符竹亭（左二）、肖华（左四）在河北南宫

宋任穷前半生一直南征北战，经历过很多人的牺牲，直到晚年他仍然深为痛惜的，是在山东聊城的一次战役中牺牲的肖永智，肖永智是河南信阳新县人，智勇双全，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干将。他刚从老家结完婚回来，本来要去太行山党校学习，却积极向宋任穷请战，宋任穷不许，肖永智说自己比较熟悉那支队伍，一定要带队打完那一场再去，并给一位要同去学习的同志写信说等着他打完仗一起去党校。

不幸，肖永智和警卫员却在那场战役中牺牲了。对此宋任穷一直懊悔不已。

有感于父亲的遗憾，宋任穷诞辰一百周年时，宋勤和弟妹们到处找肖永智的墓地，找了很多墓园，才在聊城莘县找到肖永智的墓。巧中不巧，他们到达墓园时，肖永智的家人前脚刚走，他们也是第一次找到那里。后来，宋勤又专程去信阳找到肖永智的后人，所幸他们都过得还好。最使她替父亲感到欣慰的是，肖永智的过继子肖良发还曾作为烈士后人在天安门接受检阅。

（宋勤简介：1940年生，核工业部首任部长宋任穷长女，先后在七机部、国家机械委、中煤集团工作，曾任中煤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退休后曾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策划：杨金凤

视频：王陈陈

原标题：《开国上将，卸甲赴“核”，成了儿女眼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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