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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传》③ | 弱国无外交，他能扭转局面吗？

2020-07-31 09:3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领读 | 储杨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杨红林的《民国外交官顾维钧传》。

昨天，我们读到了顾维钧求学历程:从圣约翰学院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都是成绩优异的佼佼者。

27岁，更是成为了驻美全权公使，如此年少有为，对于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而言，都是让人惊叹的。

只可惜，他生在身负沉重历史包袱的积弱年代，即便想要为国扭转局势，也只能在困顿中寻找希望。

和会即将举行，中国作为胜利国，能否在这样大会上，实现自己的设想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外交官的使命

在顾维钧漫长而传奇的外交生涯中，巴黎和会堪称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恰1918年岁末，“公理战胜强权”的旗帜飘扬在全球。

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从巴黎到北京，不分国籍、不分肤色，到处都传扬着伍德罗·威尔逊这个名字。

威尔逊是谁？居然能如此触动整个世界的神经？他便是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

实事求是地讲，在当年那个丛林法则盛行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威尔逊的主张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要知道，当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世界的人们都厌倦了打打杀杀，厌倦了弱肉强食，同时又极度渴望新的曙光。

而威尔逊对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就是：“和平与正义、国际法律和国际组织，应当也可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架构。”

正因如此，威尔逊一下子就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闪耀的明星。

战争结束后，按照协约国首脑们的安排，决定在法国巴黎召开一次所有交战国参加的和平会议，而会议的主题便是建立全新的国际政治秩序。

然而，明眼人一望便知，所谓的和平会议从一开始便注定难有作为。

但远在万里之外的北京，依然也有无数中国人在为威尔逊欢呼。

虽然当时的北洋政府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才宣布参战，但若论对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也应该是有发言权的。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先后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他们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资、抬伤员，相当于一支庞大的后勤部队。

这种贡献比起协约国日本来毫不逊色，日本只不过是居心叵测地攻占了青岛的德国据点以及个别太平洋中的小岛。

如今，经历了4年之久的殊死拼杀，各交战国终于坐到谈判桌上来。

1918年底，当接到出席巴黎和会的通知后，在一派盲目乐观的氛围中，中国国内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

连见多识广的外交总长陆征祥，都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将在和会上被列为第一等级。

因此未加细想就向政府提交了5位全权代表的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

这5人都熟谙国际事务、精通外语而又胸怀壮志，堪称众望所归的外交精英。

对于顾维钧而言，这份任命，既是荣誉，也是压力，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就在奔赴巴黎之前，他的妻子唐宝钥刚刚因患西班牙流感在使馆去世。

丧妻之痛尚未平复，如今却接到了北京来的电报。

尽管顾维钧一度向政府递交辞呈，但因考虑到巴黎和会的重要性，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最后毅然接受了任命。

“弱国无外交”

临行前，顾维钧利用自己与美国各界所建立的良好关系，专程拜访了总统威尔逊。

他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也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待。

然而，在现实面前，中国人显得多少有些天真。

因为实际上，国际舞台上发言权的大小并非以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大小来衡量，所凭借的乃是自身的真正实力。

结果，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会议开始之后，巴西等原先被列为第三等级的国家，经过力争增加了一名全权代表。

而中国代表团即便也曾四处奔走，要求增加席位，却依然无法改变组委会的决定。

这样一来，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内部先来一番“竞争上岗”。

代表团的名次几番折腾，一个简单的问题不仅沦为国际外交界的笑柄，更引发了这个代表团的窝里斗。

根据大总统徐世昌的训令，代表团的名次最终变为：陆、顾、王、施、魏。

尽管顾维钧一再谦让、一再表态，但他的排名前移依然引起了施肇基、王正廷的不满。

就这样，时年仅30岁的顾维钧便成了代表团中的二号人物。

1月28日，中国代表团的名单正式向外界公布，而此时和会已经开幕十天了。

对于参加此次会议，北洋政府给代表团的任务是：

1.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

2.取消“中日民四条约”的全部或部分；

3.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如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等；

4.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在华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那么，中国的外交家们究竟能斩获怎样的成果呢？

实际上，所谓的和会，不过就是列强的一次秘密分赃会议，从一开始，中国就完全处在被动地位，至于谋求收回国权，则只能是水中捞月。

事到如今，中国代表团只有将主要目标定在山东问题上。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在那个强权至上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抗争从一开始就带有几分悲壮色彩。

正面交锋

1月27日中午，正当中国代表团们准备共进午餐时，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斯突然来电话悄悄告诉顾维钧：

上午日本已在5强10人会议上，提出了由它接替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午后的会议，将听取中国代表团的立场，通知即将发出。

这也意味着，与日本代表的正面交锋由此开始。

当天下午，在威尔逊和蓝辛的支持下，王正廷发言请给予中国准备声明的时间，并表明由顾维钧在第二天上午复会时全权发言。

据说，这天散会后，心情沉重的顾维钧特地去了一趟巴黎郊外的华工墓地。

他深知，如果山东问题不能公正解决，不仅会有上万个灵魂在地下哭泣，世界也不得安宁，因为，这些华工大多数来自山东。

1月28日上午11时，会议仍在法国外交部的会议厅召开。

顾维钧手中并没有发言稿，正当所有人都在私下猜测时，他已经开始用流利的英语发言了。

说到动情处，顾维钧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

“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圣人，牧野先生（日本代表）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顾维钧在进行辩护时，所参考的完全是西方人所制定的国际法理原则，可谓理直气壮，因此他的滔滔雄辩刚刚结束，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场的所有代表都为中国代表的风采所折服，他们纷纷上前与顾维钧握手，对他的发言表示祝贺。

可惜的是，巴黎和会并不是一场辩论赛，言辞的精彩固然吸引人，但外交必须靠实力说话。

事实证明，顾维钧的成功演说并不能扭转不利的局势，在接下来漫长的等待中，巴黎和会风云突起。

眼看本国代表在外交论战中落得个灰头土脸的下场，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便转而向北京施压。

到4月时，由于列强分赃不均，意大利退出和会，利用这一形势，日本借机要挟英、法、美等国：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

5月6日，巴黎和会正式向协约国公布对德合约，其中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

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当即提出抗议，鉴于西方列强偏袒日本不利局面，他只好向北京政府建议“隐忍签字而将山东条款保留”。

但即便是如此屈辱性的保留签字，从一开始也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