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传》④ | 巴黎和会之后，得到了政界一致的肯定

领读 | 储杨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杨红林的《民国外交官顾维钧传》。

昨天，我们读到了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精彩表现，只奈何外交成败，从来都是靠国家实力说话。

我们深知，“弱国无外交”，但像顾维钧这样优秀的外交官，在那个艰难的时代，依然坚持为国家尊严与生死存亡而奋战。

面对咄咄逼人的列强，这份屈辱合约的命运到底如何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说“不”其实不容易

作为代表团最坚定的拒签派，顾维钧仍在寻求最后的机会。

他连续三次会见和会秘书长，又与威尔逊会晤，但“保留签字”的要求仍被回绝。

而后在会见法国外长毕勋时，他再次努力，依然一口被回绝。

面对列强的冷漠与傲慢，顾维钧悲愤不已，事已至此，无路可走的中国代表团只有断然拒签。

西方列强恐怕不会想到，再柔弱的“小鸟”也有愤怒的时候，于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幕发生了。

1919年6月28日，当巴黎和会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

中国全权代表的两个座位上竟一直空无一人。

显然，中国人用这种无奈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

的确，对于近代中国外交而言，巴黎和会上的拒签，绝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要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历次与列强的谈判当中，中国都无法摆脱“始争终让”的宿命。

而这次巴黎和会，虽然没能争回多少权益，但却首次没有在最后退让。

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开创了历史的新起点。

果然，不久后，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经过艰难的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而负责与日本交涉的，正是顾维钧。

后来，顾维钧始终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做出了巨大贡献，得到了几乎所有政治派别的敬佩，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政坛“不倒翁”

1922年顾维钧返回国内述职时，按他本人的设想，接下来其实是希望继续自己的老本行，却不料竟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北洋政府的权力中枢。

从1922年到1928年间，除了1924年10月至1926年4月期间靠边站外，顾维钧先后在七届内阁中出任外交总长，两度出任财政总长，并两次代理内阁总理，一次实任内阁总理和北京政府三人摄政之一。

堪称北洋时期最风光的政坛“不倒翁”。

一介书生的顾维钧，是如何创造个人政坛奇迹的呢？

有一点自然很重要：在那个国力虚弱的年代，外交事务始终是北洋政府的头等大事，而顾维钧恰恰又是享受国际威望的外交家。

多年以后，有人向他请教，为何能在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坛角逐中左右逢源而官运亨通时，他淡定地回答说：

“问题很简单，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我的活动纯粹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凡是有益国家的事，我必尽绵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宁愿挂冠而去。”

从顾维钧晚年的回忆来看，无论是同北洋时期哪一届“国家领导人”之间，他都基本能保持较为融洽的关系。

那些在我们想象中祸国殃民的粗鄙武夫，却对顾维钧礼敬有加。

1922年5月初，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之后衣锦荣归，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华盛顿会议外交代表威望可谓如日中天。

国内各界一致希望他们早日回国加入内阁。

8月5日，在吴佩孚的强力支持下，王宠惠被任命为代理内阁总理（8月5日至9月19日）。

一个多月后又再度组织新一届内阁（9月19日至11月29日），顾维钧在这两届内阁中均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由于多数阁员都是当时各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因此被后世称为“好人内阁”。

虽然这届内阁持续时间很短，但却得到了学界的鼎力支持，著名的知识界领袖胡适、蔡元培等人更是对他们赞誉有加。

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正因为这次愉快的合作，顾维钧对吴佩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正是在他的坚持下，顾维钧等外交精英才得已进入权力中枢。

对于吴大帅的各种要求，顾维钧总是尽力满足，而当顾维钧遇到麻烦时，吴大帅也鼎力支持。

可以说，吴佩孚是顾维钧自回国后，最早有深接触的领袖级军阀。

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由于冯玉祥的临阵倒戈，吴佩孚统领的直系集团迅速土崩瓦解。

秀才与武夫的“蜜月”

当然，由于工作的关系，顾维钧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的北洋军阀当属直系领袖曹锟了。

很多人难免会纳闷，美国留学出身的外交精英顾维钧怎么会跟“历史”颇不光鲜的曹锟打得火热呢？

1923年7月23日，顾维钧就任孙宝琦内阁的外交总长，结果招致舆论界的一片指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强烈的反差，是因为北京政坛发生了巨变。

一个多月前，为了给自己贿选总统铺平道路，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竟指使其亲信王怀庆逼迫时任总统黎元洪交出大印。

被逼之下，黎元洪出走天津，接下来，曹锟便着手重组内阁，以实现自己登上总统宝座的梦想。

可想而知，曹锟的粗暴行径自然招致舆论界的强烈愤慨。

面对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对，也为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曹锟便开始极力拉拢以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等人为首的外交系。

不过对于后者而言，曹大帅的枪杆子固然可怕，但民意的压力同样可怕。

因此在最初接触到曹锟的邀请时，他们纷纷犯了嘀咕，就在同一天内，这三个人居然不约而同地“有事”不能出面。

或许是受到吴佩孚的影响，曹锟对顾维钧似乎格外看重，结果顾维钧在事先根本没有得到通知的情况下，居然就“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而政府的任命一公布，曹锟的三位得力助手就来游说，劝他接受任命。

反正，最终顾维钧顶着巨大压力上任了，而当时在大多数国人眼里，此举只能算是助纣为虐，与共和为敌。

虽然顾维钧同曹锟真正共事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但彼此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曹锟的总统生涯草草收场。

按说政坛上人走茶凉的事很多，但顾维钧却依然时刻挂念着当年的老上司。

在避居天津期间，很少见客的曹锟，只要听说顾维钧来访，他就会格外兴奋。

据说，唯顾维钧来访时开大门，其他时候，只开侧门，每次顾维钧都照旧对曹锟行国礼—将老上司扶至正位后三鞠躬。

如此看来，虽然接受的是百分之百的西方教育，但顾维钧身上却保留了许多传统知识分子可贵的处事原则。

为了维护国之声誉

由于北京政变的缘故，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生涯曾断了一年半的时间（1924年10月到1926年5月）。

这期间，他出过国，在天津租界短暂避居过一阵，后来干脆返回老家上海当起了寓公，倒也过了一段无事小神仙的日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风云发生了剧烈动荡，而外交战线上更是热闹非凡。

面对当时南北两个政权都已开始向不平等条约动手的大好局势，顾维钧岂能真做到心如止水？

幸运的是，在北洋军阀内部新一波的角逐中，北京的局势再度为顾维钧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1926年5月，段祺瑞政府垮台，北京政府不再有“总统”“执政”，而以内阁总理“摄政”。

群龙无首之际，北洋政权更加需要名望卓越的人才出来充实内阁。

于是，在吴佩孚的极力劝说下，顾维钧再度出山，对于自己选择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中出山，顾维钧解释得很明白：

“我之所以继续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

而从其此后一年间的努力来看，他绝非贪恋虚名和权位。

这一时期，北京政府实际上是张作霖说了算，而作为北洋集团最后一位大佬，张作霖同样对顾维钧极为看重。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团，在近代外交上，第一次勇敢对列强说“不”。

凭借着卓越的外交能力与才华，巴黎和会之后的顾维钧更是得到了政界一致的肯定，这让他在民国政坛上几乎始终屹立不倒。

所以，顾维钧还会有哪些经历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原标题：《《顾维钧传》④ | 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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