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故友重逢，一年后我为《北京西郊故事集》补上了疫情尾声

2020-08-01 08:4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徐则臣文学报

作家眼

《北京西郊故事集》是作家徐则臣获获得茅奖之后首部出版的作品集，收录其近年来创作的讲述自花街来到北京西郊的年轻人生活境遇的作品，在九篇“京漂”故事里，遥望一座看不见的城市，一片流动的北京。

本期"新批评"徐则臣的文章，则是一场多年后的“故友重逢”，是对他“文学根据地”的一次回望。

《北京西郊故事集》写了九个故事，最后一个故事《兄弟》，写于2017 年。写完了我继续等，想着那口灵感的井能再蓄出足够量的水，再写上一两个故事来。反正也不赶着出版，从这个系列里的第一个故事开始讲，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不急这一时半会儿了。但是没等来，一直到 2019 年底，井一直枯着。不是没故事可讲，而是没有让我心动的故事可讲。也罢，9是个大数，就此结束也挺好，于是书稿交给出版社。“西郊”的事告一段落。

但是我住在西郊，至今仍在西北五环外，每天上下班都要穿过《故事集》中写到的那一片广大的北京西郊之地，所以只要半路下车，满眼依然是“西郊之事”。《故事集》写到的那些人物，确切地说，那些“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人物原型，多年前早已经离开了北京。相聚偶然，分别却是命定。不仅仅因为“京城米贵，居之不易”，更因为内心蓬飘萍寄，终是无所依傍。年轻时可以四海为家，年既长，出入奔走的已经是一家人的生活了；年轻时飘零任性是无畏，一家老小背在肩上还任性，那就是无赖。我眼见着他们一个个离去。也因此，我再去那一片西郊之地，免不了要物是人非地怀上一番旧。

其实十来年过去，城市化跑马圈地，一日千里地现代，早就人非物也非了。《故事集》中写到的那些小鼻子小眼的屋顶、院落和寻常巷陌，推土机不知光临过多少次，郊区已然进城多年了。若非隔三差五去晃荡一圈，很多地方我肯定认不出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前两天下班回来，半路出了地铁，扫辆共享单车，在西郊的大街小巷穿行。没目标，转悠到哪算哪。疫情持续了几个月，憋坏了。路上人多了一些，脸上都捂着个大口罩，谁也不认识谁，相互间有一点好奇，也只是“道路以目”。当年那些歪歪扭扭的胡同、破旧的院落、院子里违建的简易房屋、社区外的旧书店、周围的小餐馆、巷子尽头人头攒动的烤串和麻辣烫摊子，以及身着肥大的老头衫、沙滩裤，趿拉拖鞋，蓬头垢面、两眼迷离的年轻人，都不见了。楼房，马路，小区，路边店铺的招牌都是制式的。城市化不允许有例外。我像个游客在曾经的熟识之地漫游。拐过两条巷子，看见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站在路边，低着脑袋对手机发火：

“把两个灶头并在一起有这么难吗？”

我还没回过味儿来，那人又说：

“猪头，猪头！两个！”

这声音好像有点熟悉，而且每一句话他都要打个嗝。我的车子已经骑过去了，放慢速度铆着身子往回看，那人还在说：

“那必须得扒啊。跟他们说，都来，吃个够！”

间以两个嗝。我停下。班，班，我竟然想不起那个河南人的名字了。但是声音已经冲出了口。“喂——”我说。

那人把电话撤到一边，盯着我看了三秒钟，举起闲着的左手，食指一点一点地指我，“哎呀哎呀，你是，大博士！”他对着电话说，“挂了挂了啊，回头再说。我遇到我兄弟了！”

这个又胖了一圈的家伙姓班，但他叫什么呢？我的记忆力好像突然拐不了弯，我只好说：“老班，真是你啊？”

图为收入徐则臣北京城郊叙事篇章的部分小说集封面

老班晃着大肚子奔过来，一把抱住我，我觉得他的那两只粗胖的长胳膊连自行车都圈在怀里了。想起来了，他叫班小号。大我两岁，那时候我习惯叫他小班或小号。刚认识他那会儿，我还在北大念书，他在我们学校食堂当厨师，调的凉拌猪心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凉菜。我常去他掌勺的那个食堂打饭，他跟打饭的师傅交代：下手重一点，别舍不得，那是我兄弟。那两年我吃得总是比别人多。我快毕业时，他从食堂辞了职，到北大西门外一家馆子里当大厨。辞职的原因，他的说法是，有了女朋友，要考虑结婚的事，得多挣点。我得到的消息却是，因为他在窗口打菜时总打嗝，被学生举报了。也是，师傅一边给你打饭菜，一边忙里偷闲地打着饱嗝，听着是有点不太得劲儿。他就主动辞职了。打嗝的毛病也怪，据说某天一早醒来，刷完牙喝第一口白开水噎了一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要不是刚刚他的河南普通话里还穿插着饱嗝，我可能就骑过去了。

我坐在自行车上被他抱了足有两分钟。两分钟里没打嗝，但他身上的扒猪脸味儿也没有了。小班，现在该叫老班了，他的拿手菜还不是凉拌猪心，他说拌个猪心叫什么厨艺，这活儿半夜梦游干了都不会失手，扒猪脸那才算厨艺。那才是当家本事，当初北大西门外的餐馆高薪把他挖走，冲的就是这一手。

后来我毕业了，在西郊租了个房子，碰巧跟小班邻居，继续一起玩。他叫我“大博士”，我纠正他，只是硕士，他不管，人前人后还这么叫。那就叫吧，在他看来，“大博士”应该跟“秀才”差不多。后来他的女朋友也吹了，那姑娘是他隔壁县的，非要让小班也回去。她的理论是，对一个女人来说，只有待在一辈子要待的地方生孩子、养孩子，才叫过日子。小班问，要是带着孩子阶段性地生活在北京，该叫啥？女朋友说，叫寄居、逃荒、流浪。说得还挺文气。小班不想走。扒猪脸成了饭馆里的招牌菜，每天客人源源不断地进那家馆子，奔的都是这道菜。作为一个厨师，小班觉得自己值。那姑娘一咬牙一跺脚，梨花带雨地跟他散了伙。分手后一年不到，北大西门外有一片要拆迁，饭馆得夷为平地，小班换到了另外一家餐馆。再后来，因为老板心太野，借高利贷想干票大的，大生意没弄成，小馆子也搭进去了，小班又换了一家。

事情就这么吊诡：人顺的时候，怎么走一路都是绿灯；一旦触了霉头，转到哪条街上都会被红灯堵上。北大西门外的馆子拆迁之后，班小号同志上班的时间可能都没有找工作的时间长。做了两年邻居，我搬到了步行二十分钟外的另一个小区，偶尔回去和朋友们聚，见到的小班不是在找工作，就是正打算离开某个餐馆。跟换工作相比，换女朋友的频率没那么高，但看上去可能修成正果的，在他搬离西郊之前，我一个都没发现。

那时候我还年轻，不明白为什么姑娘们一旦到了谈婚论嫁阶段，就要求小班跟着回故乡。她们无一例外都要在老家先买套房子。我跟其中一个姑娘聊过，她回我：你是公家人，当然没有后顾之忧。这些年过去了，我早已经明白“公家人”和“后顾之忧”意味着什么。其实当时我跟他们一样，也没有北京户口，在单位是编外人员，一样的打工者。但他们认为，我有一个北大的毕业证，足以遇佛杀佛、逢祖杀祖了，好像那张纸就是尚方宝剑。我说，每年北大毕业上万人，吃不上饭的一抓一把。姑娘说，你是男的，你不懂。

好吧，我们没再争下去。现在我完全理解她们，过日子不容易，对一个漂泊在外、还希望能有个幸福的家庭的女人，尤其不容易。工作、住房、医疗、孩子的教育，哪一条都可以让缺少“尚方宝剑”的她们悬在半空。身体悬在半空或可忍受，要命的是精神也悬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每一场风来，她们都得摇晃，梦想、尊严、现世的安稳与幸福，经不起摇晃几次就散了架。

再然后，我又搬家。十几年里我换了六个住处。小班也搬家，搬到哪儿去我都不知道。那些待在西郊的朋友越来越少，经常是在和朋友的通讯联络中得知谁谁谁离开了，或者挪个窝再战，或者回老家了。我就是在电话里获悉小班挪了窝，他去了石景山的一家餐馆，人也搬了过去。忙起来都像陀螺，朋友间也音问萧疏，某一日想起某个朋友，拨了号，都是一个女声在应答：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听一次，心里就空一块，仿佛年轻的西郊岁月不曾经历过一般。

当所有的号码都变成空号，即使我依然身处西郊，每日出入其间，它也是我名副其实的缅怀与纪念之地。

所以，你就能理解我重逢昔日的小班、现在的老班，是如何的百感交集了。

小班真的老了，头发白了一半。“哪能不老，”他说，“五十的人了。”

他正搬家，房子里叮叮当当，就跑到路边接老婆的电话。老婆在老家，问他招待亲戚朋友要准备哪些酒菜。

“大博士，”老班抱着我的肩膀说，“哥要回去了。”

“回老家？”

“没错。哥在北京的日子到头了。”

我跟他说，就我所知，他是当年西郊的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个离开北京的。

“哈哈，”他拍着大肚皮，“竟然是老子耗到了最后。”

“是不是有点伤感？”

“伤个屁感，你哥又不是写小说的。就是看着这一堆家具，还真有点舍不得，兄弟你要不嫌弃，能用的都拿走，我也省得收拾了。”

我摆摆手。我那蜗居，书都堆到阳台和卫生间里了，老婆天天威胁着要从窗户直接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再添两件家具，等于主动给老婆提供借口。红木的也不要。

老班进房子里拎了瓶酒出来，非要找个地方跟我喝两杯。要不是家伙事都打包装箱，他就亲自动手给我扒个猪脸了。他跟搬家的师傅说，今天就到这里，剩下的活儿明天再说。既然要撤了，不赶这一会儿。

幸好疫情松动，饭馆差不多都开了。过去的馆子一家都不在了，我们坐进一家新馆子里。吃没有喝重要，喝没有说重要。说了一阵子后，说没有不说重要，到后来便不再吭声。那些峥嵘的西郊岁月和星散的朋友。我们像为逝去的共同时光默哀，举起了杯。最后，西郊淹没在北京五月的深夜里，老班抹一把眼泪站起来，抱着我：

“兄弟，就此别过。”

我骑在共享单车上，单脚点地，看他摇摇晃晃回到他在北京西郊最后一晚的住处。明天他就回老家。

夜色笼罩下的北京城

在消失的这些年里，老班转了小半个北京。从石景山到大兴，到崇文（那会儿崇文区还在），在门头沟待了半年，又回到了海淀，还是这一块西郊之地。他说还是在这里心里踏实。这些年他谈崩了四场恋爱，两场是他踹了人家，另两场是人家踹了他。嫂子是陕西人，吃苦耐劳，对他不能说百依百顺，起码大事上没有发表过反对意见。这些年跟着他在北京周游，开过饭馆，卖过快餐，做过红红火火的“老班卤菜”，孩子也一身肉味地念到了小学五年级，要小升初了，娘儿俩才回了河南老家。没有北京户口，小升初太麻烦。妻儿回去后，老班在县城买了套房子，安顿妥了，又一个人回到西郊。先在一家馆子里当大厨，因为帮一个打下手的小伙计说话，跟老板顶起来，一生气炒了老板，在附近超市门口租了个比卫生间还小的玻璃门面间，重新做起了老班卤菜。

生意一如既往地好，色香味俱佳。又赶上了，市容整顿，类似加塞的隔断和小门面一律拆除，他只好把一套家伙又搬回出租房里。开始半个月，每天在小区门口躲躲闪闪地打游击，见了城管推起车子就跑。都知道他的手艺好，出摊的时间也比较固定，生意总之能维持下去。老班豪侠，做买卖不喜欢搜搜抠抠，一帮街坊邻居和老主顾都成了朋友。隔三差五要聚，直接去老班那里开伙，就当下馆子了。老班实诚，不赔就行。有一回跑慢了，被城管扣下了车子，朋友们劝他，别整天跟逃荒似的，就安心在家干吧，客源他们管。于是一三五宴宾客，二四六伺候来打牌下棋聊天的一帮兄弟，也闲不着，钱也不少挣。

新冠肺炎疫情到来前，他的小两居变成了食堂，每天打麻将、推牌九、斗地主、炸金花的总有那么一两桌。老班管好他们的嘴就行。他也搞不清从啥时候开始，伙食费变成了抽头。赌嘛，有输就有赢，不管多少，饭钱固定是赢钱的两成，输钱的白吃。两成也是个不小的数，老班过意不去，一个老兄弟跟他说，给你就是该拿的。老班就明白了，不光伙食费，还包括场地和风险。

这是老班始料未及的。如此下去不是个事儿，老班家祖祖辈辈只出本分人，但他也想不出脱身的妙招。他说，他就装聋作哑骗自己，能不在家就不在家，在家也主要待在厨房。有谁急着上厕所托他抓个牌，他就说，两手面呢，或者，锅里炸着油呢。疫情给了他借口。隔离不只是关乎他们那一屋子的人，还是关乎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的大事，谁也不敢轻慢怠惰。他们还希望老班过年也待在这里，春节小长假，正可以昏天黑地整他个痛快。老班哪敢，赶在春节前关了门上了锁，回了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