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藏书漫谈：独树一帜的学者型藏书家

无论是从收藏的规模、藏品的珍稀、对藏书的喜好，还是从版本、目录、校勘等知识的掌握，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胡适都够得上藏书家的资格，尽管这一称号对获得过三十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名誉博士、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来说并不能增加多少光环。

更有意思的是，不少人并不认可胡适的这顶藏书家头衔，甚至就连胡适本人也开玩笑地自嘲，自己“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爱读书能用书的书生”(胡适《找书的快乐》)。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和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两书专为近现代藏书家立传，网罗大大小小藏书家三百多人，竟然都没给胡适留一个位置。这无疑是个遗憾，也是有失公允的。

胡适本人早年曾说自己“有书癖，每见佳书，辄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之《余之书癖》)，可见他虽然谦虚地说自己不是藏书家，但还是十分喜爱购书藏书的。

而且老实地说，在这三百多位藏书家中，有相当多人的藏书不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质量来说都赶不上胡适。自然，笔者写作此文也并非专为胡适鸣冤之类，不过是借藏书这一视角来观照胡适的人生世界，以达到对其人其思想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先说胡适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胡适一生购书藏书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为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书房（本文图片均转载自微信公号“古代小说网”）

其第一阶段的藏书有据可查的，有一百〇二箱，约一两万册。实际上加上散落别处的图书和资料，还不止这个数。这些藏书基本上都留在北京，他只带走了一套甲戌本《红楼梦》作为纪念。

到美国和台湾地区后，胡适重新开始聚书，日积月累，自己的购买加上朋友的大量赠送，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据他本人的描述是，“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胡适《找书的快乐》）。

不过，如果从藏书的规模和质量来看，第二个阶段自然无法同第一个阶段相比。因为他对自己晚年的藏书也并不满意，认为都是一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还需要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其他一些图书馆的藏书才能进行学术研究。

因此，讲胡适藏书的齐备和珍稀，自然主要讲其第一个阶段。

说到齐备，胡适是无法同很多藏书家相比的，因为他收藏图书与其他通常意义上的藏书家在动机上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且其研究多为实证式研究，注重考据，讲求版本、校勘，这就必须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胡适的搜集资料往往是那种竭泽而渔似的搜集。

比如他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此类资料就置备得特别多，据熟悉其藏书情况的罗尔纲先生介绍，“《道藏》就一部，连在清代不算著名的经学家王闿运的丛书都收有”（罗尔纲《胡适琐记》）。

比如为研究《水经注》，他广收博集，竟然看到了六十多种版本，这即使是在今天，很多学者也难做到。因此，胡适的图书收藏往往与其学术研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围绕着其研究课题而开展。在一个时间内研究什么课题，相关领域的图书就收集得特别齐备。

胡适一生研究兴趣特别广泛，文史哲各个领域皆曾涉猎，其收书的广泛也就可以想象了。可以说胡适的图书收藏为专题式收藏，自有其特色在。

这样，如果从藏书门类的系统完整这个角度来讲，胡适的藏书自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处，因为他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典籍都没有，“史部只有一部殿本《廿四史》，编年类《资治通鉴》、政书类《文献通考》等一本都没有，却例外竟有一本《大清律例》，那是他研究《红楼梦》时特地买的。文集部连《昭明文选》《杜工部集》《苏东坡集》都没有”（罗尔纲《胡适琐记》）。

胡适在查阅资料

但如果就某一领域而言，其藏书则可谓无人能比。比如为了研究《水经注》，他竟然翻阅了多达六十多种版本，至于收藏，据其本人说，“凡《水经注》的刻本，除宋元刻本外，我全收得了”（胡适1947年3月27日日记）。

再比如其通俗文学类和哲学类图书收藏，与其他藏书家比起来并不逊色，仅《水浒传》一书，他就藏有多种珍贵的版本。

说到珍稀，在胡适的藏书中也确实是有一些珍本秘籍的，比如甲戌本《红楼梦》，可谓海内孤本，令海内外藏书家羡慕不已。其他如程乙本《红楼梦》、稿本《四松堂集》、明刻本《欢喜冤家》、嘉靖刻本《二郎宝卷》等，也都是世间少见的秘籍。

甲戌本《红楼梦》

在这方面，胡适的显赫名声也为其收藏带来了不少便利，比如甲戌本《红楼梦》就是书商主动送上门来的。再如他在购买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水经注》时，声言自己买不起太贵的书，来薰阁老板陈济川则坦言：“别人须出六十万元，胡先生买，我只要三十万元。”（胡适1947年3月27日日记）

再说以胡适其人在学术文化史上的显赫名声和地位，即使是其收藏的普通图书，特别是其本人或他人的签名、题字本也都有着重要文物和学术价值，如今无疑也都是藏书家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收藏，这是其他大多藏书家所无法享受的荣誉。由于胡适一生交游特别广泛，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不少，这类来往相赠的图书的数量自然也很可观。

可以说胡适是不经意间成为收藏家的，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与那些刻意经营的藏书家不同。因此，他对藏书的态度也就显得较为开明和豁达，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爱惜书，但他拿得起，放得下，知道收藏和利用的协调和轻重。

当年他在离开北京时，对一百多箱藏书无疑是难以割舍的，但颇于形势，只带走一本，到了美国后固然心情不好，处境不佳，曾度过几年暗淡的寓公生活，但他也没有因失书而显得特别沮丧。

自然，最令人称道的还是胡适的慷慨借书之举。1948年夏，当时正处于内战的关键时刻，兵荒马乱，千头万绪，但就是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下，胡适还是极为耐心地帮助年轻的周汝昌，对其《红楼梦》研究“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见胡适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来信上的眉批）。在与周汝昌仅一面之交的情况下，慨然把甲戌本《红楼梦》借给他，并不再过问。

后来周汝昌兄弟私自主张，抄录了一个副本，胡适也没有怪罪，让周氏兄弟收藏了这一副本。这一胸襟相信是多数藏书家所不具有的，也只有胡适能做得出。

正如周汝昌当时所说的：“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做得来的”，“我觉得学者们的学问见识固然重要，而其襟怀风度也同样要紧。我既钦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后者”。（见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9月19日致胡适书信）应该说，这才是一个藏书家应该具有的宽广胸怀。

年轻时期的周汝昌

而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中国近现代藏书史上，胡适也是应该重重写上一笔的。因为他开一代风气之先，发起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而且身体力行，进行此类图书的购藏，孕育了通俗文学的收藏风气。

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一些藏书家如黄丕烈、钱曾等收藏通俗文学，但多出于个人兴趣，且偏重宋元旧本，不成规模，也未能形成风气。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展开，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通俗文学收藏成为一股新的藏书风气，改变了以往图书收藏偏重经史的格局，并出现了一些专收通俗文学的藏书家，如马廉、郑振铎、阿英等，私人收藏之外，不少公共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也开始通俗文学的收藏。

一时间，很多以前不受重视的通俗文学书籍身价大涨，成为藏书家争相购藏的珍品，这些收藏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研究，形成通俗文学收藏与研究的良性互动关系。

也正是为此，胡适的功劳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本人也是有意培养这种风气的。比如1920年，他以五十元的价格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后来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本书买亏了，因为这是书商在黑市上以两元钱买的。

但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反而颇为豁达地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他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这正是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型藏书家比一般藏书家高明之处。

1948年12月，胡适极为匆促地离开了北京，临走时只带走了甲戌本《红楼梦》和一些有关《水经注》的手稿，连他十分看重的《中国哲学史》中卷手稿都未能来得及带走，其藏书及大量个人资料虽已装成一百〇二个箱子，但也同样未能带出。

这些藏书和资料后来分存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57年春，胡适立下遗嘱，其中第二条专门交代了其留在大陆的藏书、资料的处理办法：“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胡适的遗嘱并未得到执行，这些藏书资料到目前为止仍然分存三处，给相关研究带来很多不便。虽然有学者如陈平原先生呼吁要建立胡适文库（参见其《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一文）；虽然有媒体关注，比如《中国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曾刊登过题为《胡适藏书今何在》的文章，但并无实际效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战火硝烟为背景的歧见与偏执、仇恨和误解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沧海桑田，物是人非，20世纪的大门缓缓闭上，人类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该是坦然、理性地对待历史问题和评价父祖辈人物的时候了。

我们有很多工作可做，胡适藏书的妥善处置即为其中一个环节，毕竟这些藏书和资料是胡适数十年心血之所聚，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妥善处理、保存好这些藏书资料，并使其最大程度地得到开掘和研究，也是对这位历史人物在天之灵、对一段历史的一个公平交代。

本文经授权摘选自《远去的书香》（苗怀明 著，凤凰出版社·“凤凰枝文丛”，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