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胡适与上海澄衷学堂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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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905年，胡适(右一)与澄衷学堂同学合影

文|杨海亮，业余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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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2月，胡适开始在上海澄衷学堂就读。澄衷学堂建于1900年，由清末著名实业家叶澄衷独自捐款捐地创办，是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学校。从1905年春到1906年秋，胡适在澄衷学堂大概一年半时间。1936年4月，胡适在《敬贺母校卅五周年纪念》中感慨：“我离开澄衷整整30年了。但我现在回忆那一年半的光阴，我还觉得那是我幼年最得益的时期。”之所以“最得益”，与胡适在澄衷学堂的那些师长不无关系。

“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明确指出。

杨千里，名天骥，江苏吴县人，清光绪二十八壬寅优贡。“苏报案”时，参与营救章太炎等人，并积极倡言舆论自由；曾与父亲杨粹卿合著《满夷猾夏始末记》，对清廷残民罪行进行控诉；还曾与人一起资助革命宣传家邹容出版《革命军》，参与营救进步青年等。1904年，杨千里到澄衷学堂任国文教员。

杨天骥（1882—1958）

杨千里家学渊源，能文，能诗，精习楷法，精于篆刻，而且思想新锐、目光长远，在学堂备受欢迎。教学中，杨千里能够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澄衷学堂是依据学生的英文水平分班，故班里学生国文程度参差不齐。杨千里将学生分成三组：甲组读饮冰室文；乙组读读粹化新编，丙组读春风馆国文教科书。其中，乙组和丙组人数居多，只有胡适与另外三人分在“最高级别”的甲组。

胡适所在甲组读的饮冰室文，也就是梁启超的著作。胡适最初接触梁氏文章，缘于二哥胡绍之推荐。转入澄衷学堂后，在杨千里的影响下，对梁氏著作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阅读。胡适对梁启超的文字十分入迷，“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同时，“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换言之，梁启超的思想更加吸引胡适。胡适表示，梁启超的《新民说》《新民议》等政论文章，“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使人鼓舞，使人掉泪”。此外，梁启超的学术著作对胡适产生了直接的启迪和深远的影响。鉴于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不完整”，胡适萌生了补阙的念头，“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有学者提出，“尽管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影响远比《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深远、广大，但少年胡适的‘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这一个根本观念的得来却完全仰赖了梁任公先生的恩赐”。（胡明《试论胡适少年时代的思想启蒙》）诚然，梁启超对胡适的“思想启蒙”功不可没；但杨千里对胡适的“推波助澜”同样重要。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受什么人影响，选什么书阅读，对将来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澄衷学堂时，胡适只有十四五岁的年纪，“予幼嗜小说，惟家居未得新小说，惟看中国旧小说，故受害滋深，今日脑神经中种种劣根性皆此之由”。但在杨千里的带动下，胡适一方面读饮冰室文有了更多智识，另一方面读《天演论》有了更广视野。胡适回忆：“他（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日后，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这两个人使我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杨千里不仅在教学、阅读中给学生以新智识、新视野，还在作文训练中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创新思维。如，杨千里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为题让学生作文。胡适在不到800字的作文里，针砭时弊，慷慨陈词，不仅呈现出开阔雄浑的言辞和严丝合缝的推理，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杨千里对少年胡适的思想与才情深为惊喜，给予“富于思考力，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的好评，并“赏制钱二百，以示奖励”。

少年时期的胡适热衷于社团活动，在不足百篇的澄衷学堂日记中，谈及社团活动的占到半数。对于胡适的这份热情，杨千里是极力保护的。“今日集益会开第五次常会，特请杨千里师、郁耀卿师演说……杨师演说‘一会之成立与否，在众会员程度之高下，不仅在一二职员’，以譬之一室之成于众，明晰之至”。杨千里不仅引导学生从课内走向课外，还鼓励学生从校内走向校外。一次，宝山县学堂开春季游艺会，杨千里有观览券，说“将来必有游艺之举，不可不借镜他校”，便让学生推举代表前往。胡适与一名同学被推选，杨千里还为胡适写了介绍信，“承招待员沈商善先生招待周至，午时留膳，归则代为雇车，情极可感也”。10余年后，已是声名显赫的胡适撰文指出：“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可见，学生活动对于胡适来说，是一笔丰厚的人生奖励，故萦绕于心，也感念于心。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书中内页

此外，杨千里还给过胡适多次教诲，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予喜规人过，而于己之过失或反不及检点，此为余一生大病。千里师尝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相勖，顾虽深自克制，犹不能克除净尽。”又如，杨千里曾经有意在胡适的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字，“这意味深长的四个字镶嵌在少年胡适的心中，成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胡志金《胡适的中学作文》）

胡适进入澄衷学堂，是一个偶然的机缘。这里不能不提另一个与胡适大有关联的人——白振民。白振民，名作霖，江苏南通人，上海南洋公学首批师范生，先后在澄衷学堂任副教、总教、校长。白振民与胡适的二哥胡绍之是同学。他从胡绍之处见了胡适的作文，认为以胡适的底子不宜在梅溪学堂继续学业。梅溪学堂的课程是很不完备的，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科，而澄衷学堂不仅学科比较完备，在教材编写、考试制度、教师队伍等方面，也都具有明显优势。胡绍之接受过新式教育，思想观念比较开明，更重要的是一向关爱胡适。所以，胡绍之听取了白振民的建议，将胡适从梅溪学堂转到澄衷学堂。从此，胡适迎来了接纳新智与西潮的一个新起点。

如前文所说，胡适热衷于社团活动，喜欢学生活动。据统计，胡适在澄衷学堂发起组织或参与的学生自治团体有集益会、学艺会、理化研究会、算术研究会等近10个。当然，投入时间和精力较多的是阅书社、自治会等。作为总教或校长，白振民对社团活动、学生自治等，是相对认同和重视的。“阅书社章成立后，已蒙白振民先生赞成，允以故算学三斋地假为社所，并允以本校藏书相助。本社得此助力，大约不十日当可成立矣。” “向白振民处取得江苏学会简章一纸，见其完备善美处，直非安徽学会会章所可比拟。”“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从胡适当时的日记和日后的回忆可知，胡适对白振民的印象大体良好，包括澄衷学堂“天资高的学生，可以越级升两班；中等的可以半年升一班；下等的不升班，不升班就等于降半年”的编制和管理，也认为“很可以供现在办中学的人参考”。

胡适， 1909年存照， 上海就读中国公学期间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胡适转入澄衷学堂与白振民有关，离开澄衷学堂也与白振民有关。胡适离开澄衷学堂的“导火索”是“罢操风波”。关于“罢操风波”的前因后果，胡适的澄衷学堂日记有详细记录。胡适与白振民的“明争暗斗”，孰是孰非，已不重要。我们固然不能完全相信胡适的“一面之词”，但对立双方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一边是位高权重的一校之长，一边是人微言轻的幼稚少年，身份实在悬殊。“白振民身为师长，对于学生不仅不宽厚待之，反而咄咄逼人，‘气焰甚盛’，乃至‘无理取闹’，令少年胡适颇感委屈与无奈”。（胡端《“新人物”的起点：胡适与上海澄衷学堂始末》）尽管如此，这场风波的“正面意义”也是有的。二哥胡绍之知悉风波的来龙去脉，故而对胡适有“好名”之谏与“圣贤”之期；胡适自己也诚恳剖析、严肃拷问，痛斥自己有“好名”、“卤莽”和“责人厚”三大病跟。这种“反躬自省的精神”或者说“修身进德的焦虑”可谓贯穿了胡适一生。胡适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与早期形成的这种勇于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警醒的精神是息息相关的。多年后，胡适谈起这次风波，毫无怨言，且坦承“白先生很爱护我”。

在澄衷学堂，胡适的读文、作文是优势、强势，但英文、算术是劣势、弱势。不过，“整体优化，以强带弱”对于胡适是可能也可行的方案。从胡适一方，别科已有成，英数可重攻。所以，胡适自我加压，奋起直追，经常在宿舍熄灯后还秉烛温习，有时在被窝还仰起头来在枕上练习；从教员一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教英文的谢昌熙先生、陈诗豪先生、张镜人先生，教算学的郁耀卿先生，都给了我很多的益处”。如，英文教员谢昌熙，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教会学堂受过严格的语言训练，还在颜惠庆的带领下参与过《英华大辞典》的编纂。又如，算术教员郁耀卿，不仅尽心于学生的课堂教学，还组织学生参与自然科学实践活动，甚至对学生不乏振聋发聩的箴言——“郁师演说‘演说之道’，中有‘不得肆口漫骂’一段，犹为切中当今新党少年之弊”。

可以说，胡适在澄衷学堂坐享天时、地利、人和，学习状态非常理想，学习成绩也一路攀升，“我的考试成绩常常在第一，故一年升了四班。我在这一年半之中，最有进步的是英文、算学”。

总的来说，胡适对澄衷学堂的杨千里、白振民、谢昌熙、郁耀卿等师长是尊敬的、感激的。胡适后来三回澄衷，足见对母校感情之深。在澄衷学堂建校35周年时，胡适题词纪念——“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求身之不死”。这是胡适晚年颇为推崇的一句名言，“寄托了他对母校延揽人才、培养贤士的殷切希望”。（胡志金《胡适三回母校》）

从澄衷学堂走出的胡适，进入中国公学，后又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再往后成为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史上、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文学史上，甚至教育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季羡林《胡适全集·序》）

“树高千尺总有根，水流万里终有源。”不管胡适是什么人物，师长之恩是不能忘记的。胡适在澄衷学堂遇到的师长，相对于他一生所遇的师长，论数量，论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微不足道并不等于徒劳无功，“这就好像一部多幕剧，开场时登台亮相的，说不定中间就退场了；第一幕跑龙套的，也可能第二、第三幕变成了主角。至于谁唱到最后，不等于谁就是最大的赢家。谢幕时出来领受掌声的，应该是全体演员，而不仅仅是主角或最后一位演唱者”。（陈平原《“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

如果举行一场盛大的谢师宴，上台“领受掌声”的不能没有澄衷学堂的师长，想必胡适也会诚挚地向他们一个个鞠躬致谢。

（日记内容均引自《胡适澄衷学堂日记》，张立茂编著，文汇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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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恰同学少年——胡适与上海澄衷学堂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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