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方的差异究竟从何而来？心理学家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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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丁秀秀 工业-组织心理学硕士

        段锦云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

运营/ 杨晓

洗脸用不用毛巾、粽子吃甜还是吃咸、南方菜市场的服务到底有多好……有关南北方差异的话题，一直在引发网友们的热议。众所周知，我国南北方在气候、文化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也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性格及饮食习惯。 

鲁迅曾写道，“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厚重。”这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粗浅认识类似：南方人含蓄，北方人直接；南方人“矫（情）”，北方人“（野）蛮”；更有甚者得出了“南方多伪君子，北方好强权”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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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南北差异的认识，究竟只是经验的累积，还是有其内在的科学逻辑呢？

Talhelm等人在2014年得出了一项研究结论：农业种植的差异，是导致中国南北方集体主义差异的根本原因。 

他们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在南北两方共招募了1162名大学生，通过地域调查确定他们的所属区域，然后再对他们进行文化思维倾向性的测评。例如，呈现一副包含狗、兔子和胡萝卜的图，让其在主试指定其中一件东西时，选择另一件东西来与之匹配，选择的标准反映了被试的思维倾向。个人主义测量则要求被试画圆圈来代表自己和三位朋友，表示自我圆圈的直径比朋友的圆圈大多少，来表示个人主义的强烈程度。

基于研究结果，作者提出了“水稻理论”，即南方种植水稻为主，长期需要团队协作、劳动互助，进而导致集体主义意识强；而北方主要种植小麦，它不需要协作，进而导致个人意识强。作者还利用水稻理论解释了南北方创新力、离婚率的差异。基于对1996、2000及2010三年的离婚率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种水稻为主的省份比种小麦为主的省份有着更低的离婚率，这可能是因为水稻种植区的集体主义文化，强调避免冲突和维持关系。除此之外，通过对2004年以后获取专利数的分析，作者认为种水稻为主的省份创新力低于种小麦为主的省份，这与小麦种植区的个人主义文化及其有关的分析型思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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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刊登在《Science》上的封面论文一经发表，引起国内学者广泛讨论。北京大学朱滢教授(2014)认为，Talhelm等的水稻理论有待重复验证，其测量任务单一，仅限于量表测量，缺乏更为严格的行为实验和神经科学的证据。

无独有偶，浙江大学阮建青等(2015)研究认为，这一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并不相符，研究指出，原文存在样本偏差、模型误设和因变量测量误差等问题。例如，在整体性思维的实验中，分布于28个省份的1019个观测值里，广东省独占18.94%，是其占全国人口比例的两倍，而北京只占了样本的0.2%，远远小于其占全国人口比例。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实验中。又例如，在同时控制人均GDP和发病率后，“是否以水稻种植为主”这一变量的显著性并不稳健。而且，2004年以后，以水稻种植为主的省份的创新水平超过了种植小麦的省份；在离婚率上，水稻种植区增长更快，进而导致两个地区在2011年就持平了。他们进一步收集了其他研究者测量的集体主义数据，以及用人口普查数据中家庭结构衡量的集体主义数据，发觉“水稻理论”的结论完全不成立。在上述严谨的分析基础上，他们提出，“水稻理论”并没有《Science》原文作者所宣称的那样，能够解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异以及创新差异，对这一新奇的理论还需学术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开始探索影响南北差异的文化因素。马欣然等人(2016)认为，儒家文化影响对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起重要作用，南方之所以更加集体主义，是因为南方保留了更多儒家文化传统，而北方长期受少数民族融合和影响，儒家传统逐渐得以消减。作者选取了来自南北方的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士两类群体，对他们进行裙带关系测量(Nepotism, or in-group loyalty)。结果表明，南方地区集体主义倾向较北方地区更加强烈，其对诚实的朋友更慷慨，对不诚实的朋友更宽容，对内外圈子、即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边界也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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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水稻理论提出之前，也有许多对地区间集体主义差异的解释。Inglehart等(2000)提出现代化理论，认为在工业革命率先发展的西方，西方资本开始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导致个人主义倾向日趋明显。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早，发展快，受教育程度高，所以西方倾向于个人主义，东方的思维方式倾向集体主义。但是现代化理论没能解释像东亚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或中国香港这样的地区，为何在现代化相当发展的情况下依然倾向集体主义。

Nisbett等(2001)认为，地区间集体主义差异与谋生方式有关，即农耕文化下的集体主义差异是由于从事种植业还是畜牧业的不同造成的。从事畜牧业的牧民不需要过多的集体合作，因而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流动性，所以在以畜牧业谋生的地区个人主义倾向强，这与大米理论非常相似。

而Fincher等(2008)提出了病原体流行理论，认为在传播性疾病流行的地方会促进集体主义文化的发展。在疾病防御的过程中，对陌生人和病毒的警惕使该地区的人结成一个封闭的集体，从而培育出高度依赖集体的社会心理。但Talhelm等(2014)对病原体流行理论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却表明，人均GDP较高的省份反而显示出更强的整体性思维倾向和裙带关系，疾病多发的省份反而享有更低的整体性思维水平和更强的个人主义倾向。在Talhelm等(2014)研究发表的前一年，Vliert等(2013)认为气候变化和经济状况能共同影响地区间集体主义差异。在低收入、气候环境恶劣的省份，集体主义最强，在气候适宜的省份集体主义最弱，说明集体主义差异不仅受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地区地理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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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流传五千年，加之广袤多样的地理环境，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告诉我们，类似水稻理论这样单一的解释，远远不足以解释中国南北方集体主义差异的原因。也许我们可以综合多种因素建立模型来研究这个课题。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南北方集体主义及其它差异确实存在，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马欣然, 任孝鹏, 徐江. (2016). 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南北方差异及其文化动力. 心理科学进展, 10.

朱滢. (2014). 检验 “水稻理论”. 心理科学, 5.

Fincher, C. L., Thornhill, R., Murray, D. R., & Schaller, M. (2008). Pathogen prevalence predicts human cross-cultural variability i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5(1640).

Inglehart, R. (2000).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values. Washington Quarterly, 23(1).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 Norenzayan, A. (2001).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108(2).

Ruan, J., Xie, Z., & Zhang, X. (2015). Does rice farming shape individualism and innovation? Food Policy, 56.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Shimin, C., Duan, D., Lan, X., & Kitayama, S.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6184).                          

Van de Vliert E, Yang H, Wang Y, et al. (2013). Climate-economic imprints on Chinese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