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和老邻居

我在静安区北京新村的老房子住到上大学，后来出国，回国后工作定居在真正的北京，而不是光以北京命名的老家了。但回想起沪上的日子，如在眼前。

1953年9月21日，父母带着1岁出头的大姐从南昌路搬到北京西路1220弄7号三楼的公寓。那时父亲30出头，可能有爷爷的后援，他多年服务于海关。这是一幢修建于三十年代初的西班牙风格四层住宅楼，前后带花园，在陕西北路和西康路之间。东南方向约20米处，就是2号望德堂（1994年被评为第二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这幢房子朝南有两个单元，分别是7号和9号，每单元八家，每层两家。房子米黄色水泥拉毛外立面上是大开面的小格子钢窗，浅米窗框现已统一漆成绿色。墙面与屋顶衔接处镶着红砖装饰，稍往下是两扇对称的圆形小窗，像是大楼的眼睛。大炼钢铁之前，底楼住家的窗外都有黑色金顶铁艺栏杆防护。从外面看不到的，是楼顶上16个小间，每家一间，约三四平米，带两扇小小的气窗，一般由阿姨居住。大楼设计上一个体现超前安全意识的妙思，是在同层两家大门中间的墙上设一壁龛，放置大口径消防龙头，既防火，又能保证住户任何时候有水用。平日里父母把直径十几公分的开关旋盘藏在家中，以防外人乱动。在偶尔停水的日子里一出大门就能接到哗哗的消防水，孩子大人都很开心。

走进大楼单元的拱形木门，可见地面和楼梯台阶上绿白相间的马赛克，拼图中间稍带一点橙色。楼道宽大、亮畅，全靠拐弯处外墙上三扇窗子采光，它们呈30度斜线顺道排开。我家客厅、卧室和厨卫开间较大，层高约三米四五，每隔3个月，房管处来为客厅和卧室地板打蜡。家里共有6扇厚实的带黄铜把手的棕色拱形木门，门框带绞丝花纹，色系上与棕色的房梁互为呼应。米黄色的四壁上点缀着凸起的、由圆点和弧线组成的不规则图案。厨卫间地面分别用橙白和黑白相间的水磨石，从地面一直铺到墙面上齐肩高度，中间无接缝。卫生间墙上的凹陷设计为的是放卷纸，可小时候3角1分一刀的姜黄色草纸还要配给，根本就没见过卷纸。在室内热水汀系统不工作、热水龙头放不出水的孩童时代，到了冬天，母亲给我们在大浴缸里洗澡，可要忙乎好一阵子。这房子有几个地方蛮有用，一是两个像模像样的储藏室，分别位于玄关和卧室。储藏室有门，也可用作衣帽间，里面不开灯时黑黑的，所以叫“黑房间”，再则就是后门的外置式安全楼梯，沿扶梯而上，通向楼顶上各家的小间。

黑房间是小时候又爱又怕的地方，稀奇的零食被锁在里面，小孩盼门常开；至于怕，常常源于夏日乘凉时听到的与黑暗做伴的鬼故事。卧室边的黑房间曾是二姐悄悄练习长笛的密室，她在江西黎川插队，盼望考文工团返回上海。后来母亲提前从仁济医院退休，她顶替入院，终于走出了黑房间。记得一次南昌表哥来我家小住，二楼赋闲的港务监督局局长曲少华伯伯常来找他下象棋。这位南下干部人高马大，声音洪亮，在棋盘上也能驰骋厮杀，表哥与他有几次对阵，大概不是对手。有次听到他来，就快快躲进黑房间。现在再看房子北面结构，才领悟到设计师防火的用心。北墙上3个不小的外置式楼梯就是所谓的太平梯，房子不过四层，竟有如此规模的安全出口，这是现在高层住宅望尘莫及的。1978年初，我已在静安寺庙里上海百货采购供应站分部工作，下班后天天跑到后门顶层，走进一条暗暗的、长长的通道，找到我家的那个小间，到里面复习考大学，复旦的通知书绝对有它一功。房子北面现在看起来有点凌乱，高大的米黄色水泥拉毛墙面上无序地挂着几个空调外机，不过后门却给住户提供很多日常的方便，比如到邻家串门，有时路程要比走前门近不少。

有一天我到后门贴隔壁卫卫家捉迷藏，热情友好的陈家姆妈安排我躲到小小的米箱里，这下可难住了卫卫。我最后出来亮相时汗流浃背，但还是为胜出高兴。六十年代后期，卫卫家突然住进一位农村老太太，邻居不解个中原因。卫卫父母都是医生，常常和这位非亲非故的老人同进同出，里弄干部和后弄堂有名的造反抄家能手顿时对她家客气起来。我们小孩子仿佛开了窍，惊叹两位医生有办法自救。卫卫恢复高考后到复旦念书，最终和她父母一样做了医生，还是哈佛毕业的。9号二楼包幼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京剧票友，收不少学生，家中常有名角儿来唱戏，宾客包括童祥苓和童芷玲。包家伯伯平时儒雅友善，戴副金丝边眼镜，头发总是梳得光光的，夏天手里拿把折扇，穿着米色长筒袜去大商场上班，他是模范营业员，销售钢筋锅子。现在想来包家伯伯是地地道道的“老克勒”。当年大楼里常常琴声歌声不断。除了专业弹钢琴、唱歌、唱京剧及越剧的，还有美声唱法、钢琴、长笛和胡琴的勤奋爱好者。一楼徐医生家钢琴伴奏的西洋歌曲常常吸引着周围过路人，包括骑在大人肩上的小孩。有人竟悄悄把手伸进他家开着的窗户，拉开窗帘看个痛快。徐家伯伯是牙医，他的另一绝活是淘旧货，那时的上海，角角落落里都能发现真古董，本地的、东洋的、西洋的，一应俱全。

有些日子是“今朝弗晓得明朝”（外婆惯用语）。父亲六十年代后期离开了医院，回到里弄劳动。某日，前门楼道里有些不速之客在闹腾，平时总是客客气气的贴隔壁席家大哥突然穿起军装，戴上臂章，冲下去制止他们。那时，我家厚重的橡木大门也能帮忙“挡驾”。有天早上，我们发现大门上多了六七个半公分深的小坑，是铁棒留下的凹痕。我下楼走出单元大门，就有一股强烈的香味扑鼻而来，只见周围人头攒动，他们对地上湿漉漉的彩色碎玻璃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原来前一天晚上，住在我家楼上的广慈医院妇产科主任、相貌堂堂的法国留学生唐士恒医生的家被抄了，香水瓶被扔出窗口。门外的香气久久不散，人们暗地里对法国货的后劲啧啧称赞。唐家伯伯不久便绝不愿意再配合人世了。

至今让我非常惋惜，十分怀念的是9号24室时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的陆家伯伯陆洪恩。他1950年加入上海交响乐团，曾为电影《武训传》（赵丹演）作曲，1959年他创作的《年年欢》，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夫人胡国美在上海舞蹈学校任钢琴伴奏师。六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陆家伯伯像往常一样去团里上班，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夫人不得已搬出北京新村，只能用三轮车拉家具。他们的独子陆於为支边新疆，1979年陆家伯伯平反后回沪，发挥绘画特长。陆家伯伯生前培养了全国各地不同音乐专业的年轻人，学生王西麟曾将《钢琴协奏曲》作品56号献给他。可惜当时录制的节目太少，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在万能的网上不费周折地欣赏到陆洪恩指挥家的音乐。陆於为近日告诉我，他父亲当年一直鼎力支持儿子的绘画爱好，百忙中陪他买书看画展，为他请昂贵的绘画私教。孙女陆毅是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的青年油画家，开过画展，受到陈丹青指点，静安寺千彩书坊里（原张爱玲常德公寓底层）有她作品的展示。后代的成就是对陆家伯伯在天之灵的慰藉，他如得知自己最最钟爱的贝多芬早已重新进入大剧院，且能通过手机随身听，不知会有多高兴。

六十年代前期，我们16户当中7家是医生（包括我家）、3家音乐艺术界人士、3家商务/教授、2家吃定息收房租做外贸的资方人士和1户局级老干部。自那以后，一半公寓易了主，新户中包括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高层领导、华东宣传部高层领导和在日本开美容院的石医生。幸好尚存的8家老邻居中，还有当年和我家来往热络的迟家。

迟家伯伯迟世恭是梨园京剧世家出身，经典的老生，他曾担任新民京剧团团长，该团后被合并到上海京剧团。他家是梅兰芳远亲，《红灯记》鸠山演员袁世海近亲。最近我从迟家长子迟云处确认，他是《西游记》里唐僧演员迟重瑞的堂哥，我也高兴得知他女儿迟晓岚跳槽去一家美国咨询公司多年，发展不错，晓岚通晓英日两门语言。迟家大哥比我大不少，那时玩不到一块。小时候家里有电话的人家不多，去哪串门都不必先打招呼，于是就有了应门见面时的惊喜，这是手机时代无法弥补的缺憾。精致的迟家姆妈总是笑盈盈地欢迎我们，她用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和我们谈天说笑。邻居之间那时常常借用油盐酱醋，一借一还总是乐。我和迟家四女迟静，小名阿妞玩得最多，我们会把自己关在卫生间，对着大镜子一本正经地戏仿样板戏片段，唱着唱着就顺手抓起边柜上的热水瓶，当作铁梅的红灯。一次阿妞撸起窗帘作红旗，贴到脸上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脚下还跳着娘子军的正规芭蕾舞。迟家长女迟虹是大姐小学同学，与大家聊得来；老三迟源和我们玩遛跑冰车之类的男孩游戏。他们那时老是逗趣地管我叫“蚊蚊蚊子”，但愿日后我的声音变得洪亮起来。即使在我家最艰难的那些年，迟家也一直与我们保持着来往。

住9号一层的陶青医生是广慈医院心脏科权威，当年上海滩上知名专家。他给中央首长看病时会有汽车来接送（他家的奥斯汀轿车平时停放在后门外面）。我几乎从未和陶家伯伯说过话，除了见面叫一声，但与他妻子倒接触频繁，陶家姆妈热心公益，是大楼的小组长，街道里布置的各项任务她都积极落实到位。9号44室的吴家做进出口贸易，解放前是染料大王。据说演员白杨家的电视机和电冰箱就是胡家伯伯帮她进口的。想来我们北京新村也有长得像演员一样，甚至比电影明星更漂亮的女士。这是一对住在我们楼后花园对面的周姓姐妹。她俩在弄堂里进进出出时，即使大腹便便、老眼昏花的男士也会慢慢转过身去瞧个够，可谓爱美之心人人有。来过我家的客人中，最漂亮的是二姐市少体校老师谢飞梅，我便把这个美丽的名字给了最爱的小孔雀，她是一套玻璃小动物玩具中最出挑的成员。

母亲当年是仁济医院开刀间护士长，在我家靠她单份工资生活的年头里，多亏亲戚朋友和邻居给予各种方式的帮助，父母才能继续把全家老小守护在这套公寓里。大阿姨周末经常拎着一篮子菜蔬来看我们。德云表姐江西劳动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当地工作，因为有她，大姐二姐才能一起“投亲靠友”到黎川插队。二表姐德霓在沪工作，带我们去照相馆拍照，去凯司令吃冰镇汽水和7角6分一块的三色大冰砖（那时家里老旧的GE冰箱只能当碗橱）。父亲隔离、母亲下放、姐姐插队那年，德雯表姐常常下班后骑45分钟自行车来陪我们过夜，还带来厂里的冰冻酸梅汤，并让我们用她雪亮的26寸永久牌学习骑车。五表姐夫妇过年过节老来探望，姐夫还给复习考大学的姐姐补数学。北京的小阿姨在铁路医院当医生，她常托火车上的相识捎东西给我们，顺便请母亲代她同事购物，带回北京。上海那时似乎是全国的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小舅舅以寄住我家几年的女儿生活费名义给予不少经济资助。此外，我考上大学与小姑父在外语方面的指教和云华嬢嬢提供的复习资料有关。叔叔文华是上海交响乐团圆号手，《智取威虎山》里“打虎上山”开始部分的那段圆号独奏就是他吹的，我家那么多年中物色乐器老师自然全由叔叔管了。小儿科医生的永芳嬢嬢当年也拿着听筒检查我这老病鬼肺里有没有干啰音和湿啰音。常来我家的还有麻醉师朱阿姨，她年轻神气、热情能干、成分又好，是全家的好友。父亲那时每隔几周要写一份改造思想的书面汇报，交街道领导批评指正。几次以后，汇报内容出现重复，父亲被批“不触及灵魂”，不得过关。无奈中有位好友帮了他大忙。他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掌握有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与口径，自从他帮父亲大刀阔斧地修改思想汇报，有时甚至代笔之后，父亲过关的几率大大提升。七十年代中期，父亲联系上了定居海外的妹妹永华，大姑妈给我们带来极大惊喜与变化。七十年代后期，父亲平反了。恢复工作后他干劲十足，在给卫生局出国医生进修班备课的时候，总不许我们打搅他。回想起来，正是由于亲戚朋友邻居和许多在此无法一一提及的好心人的眷顾和政策上的改革，我家才有可能一直留守在老房子里。

至今我最记得的几个老数字，除了家里电话538775和16块4角4的百斤大米价，就是每月35块4角4的房租。我家前住户是莱顿大学博士张天泽先生。1953年我家搬来时，这栋洋房由美业地产公司管理，它们在外滩12号办公。俄罗斯经理人Reyer很有现在说的市场观念，希望租户频繁更替，他好涨价。我们的楼和弄堂里多处房产的产权现都归属湖南省天主教会，天主教主管神甫Blanco和其他高级教士当年也住在此地。真不知我家搬来之前的20年里，这栋教会房产何时起租，租金又是什么数字。高房租换来的老宅，确实是个避风港。黄昏时分，父亲干完一天体力活，有时坐在客厅角落的藤椅上抽闷烟，有时又一个接一个地唱着好听的英文歌，他还能把英文26个字母倒背如流，笑得大家满口称好。父亲喜欢问我们学校的情况，睡前他惯于细读报纸或旧书。那些年里，母亲利用休息时间结绒线,漂亮别致的衣服、帽子、手套、围巾和领套赢得周边人不少赞赏，她找沈阿姨给三姐指导作文，父亲不在时给我示范朗读英语课本，并常用寸金寸光阴督促孩子们。帮忙家务的小脚好婆，常常于夏日午后靠在开启的后门门框上，一边打着瞌睡，一边拿着放大镜浏览旧书和越剧节目单。她有几位好子女孝敬，手头还比较宽裕，时不时给我们零钱去买鸡仔饼、薄荷粽子糖和生煎馒头，供大家一起享用。大姐以蓓写得一手好字，仍经常练习，她后来从江西黎川回城读华师大地理系，男女同学常来家里玩，夸她功课好。二姐以苓插队前毕业于市青少体校，告假从黎川回家后跟私教学国画、吹长笛、做裁剪，还炒得一手好菜，做什么像什么。三姐以菁后来也考入复旦英文系，她带薪读书，管我每月饭票钱。四五岁时，三姐和保姆凤珍外出时走失，被好心人送到曹阳新村派出所，因为她把北京新村误记成了当年家喻户晓的惠民工程曹阳新村。整晚，父母急得团团转，凤珍也自责得要寻死。次日早上父母在派出所终于见到三姐，她上来就说，大饼油条真好吃。被父亲称作我家老五的是表妹朱若裕。六十年代后期，小舅舅小舅妈从清华把女儿小裕送到我家住几年。初到时还在咿呀学语的她很惹人喜欢：弱弱的身子、小小的圆脸、大大的眼睛，虽不会说话，却什么都明白。小裕喜欢玻璃纸和糖纸头，我们一起搭积木、讲故事、办人家家(做家家）并用树叶斗老将玩。在磨练人的成长年代里，老家中每个人好像都没太闲着。一次，父亲参加里弄思想汇报例会时挨批，原来有人说我家平时笑声不断，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日后我们尽量保持安静，仍常笑出声来，亏得有四壁厚实、门窗坚固的老房子掩护着。

六七十年代还有个好玩的现象：“喊”同学一起去上学。我家离学校近，每天上下午都有几位女同学走到楼下，仰着头齐声高喊我的名字。她们风雨无阻，回忆起来真是难为了发小。从小学到初中，我们每天一起走过陕西北路、北京西路上的几幢名宅，例如贝公馆（贝聿铭亲戚家）、雷士德医药研究所（当年是与父母工作单位仁济医院配套的研究机构）、何世俭住宅（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及旧上海有远东第一豪宅之称的吴文同住宅“绿房子”。离我家近在咫尺的“寄鹤庐”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举行婚礼的宋家老宅，在西摩路(现陕西北路）369号。据说这幢洋房原来是《申报》主笔黄式权的。这些老房子大都建于20-30年代间，故事很多，我们当时却知之极少。

上海有名堂的老宅不胜枚举，相形之下，北京西路1220弄的那幢房子平平常常，无非是中产阶级栖身之处。然而，她毕竟是我曾经的家，承载并见证了我长大过程中的诸多感知、感动和感恩。在这幢老房子即将迎来90高龄之际，祝愿它50年后还像今天一样，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