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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群岛的穆斯林︱9-16世纪：自商路而来的信仰

刘梓琳

2020-09-16 10:52

来源：澎湃新闻

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其中以伊斯兰文化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今的伊斯兰文化的叙事（例如新闻报道、时事讨论）出现失衡化的状况，大多数媒体关注的都是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上层建筑类话题，对于民生百态、社会阶层等经济基础基本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而华人华侨在马来群岛特殊的历史遭遇，加上华文域外研究长期单方面借鉴欧美学术界的经验，也使得海内外中文媒体对于马来群岛存在非常严重的偏见。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思考在严重失衡的舆论氛围下，如何以正常的心态看待马来群岛的文化发展。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一篇，介绍伊斯兰文化在马来群岛最初的发展情况。

中介、财富与布道：9-14世纪的马来群岛穆斯林商人

现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是当时马来群岛诸国中最为繁盛的室利佛逝王朝（Sri Vijaya）核心所在。在9世纪的时候，室利佛逝已经成为当时南海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热衷海上贸易的穆斯林，自然不会错过到此处经商、贸易的机会。他们通过航海，活跃在“香料之路”中，把中东的香料（例如乳香、没药）运送到东方，再运回产自东南亚的香料（例如胡椒、丁香）。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在当地留下一些痕迹，例如沉船和货币。

根据《马来亚史》记载，当时考古学家在苏门答腊发现一些上有阿拉伯文铭文的金币，对应年代的是执政于9世纪的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台瓦基勒（Al-Mutawakkil，822-861,847-861在位）。而到10世纪，室利佛逝王朝中出现一个名为“遐至”/“夏池”的君主，根据学者讨论，此人对应的是“哈吉”（Hajj），即穆斯林朝觐者。

对于此案例，笔者在拙作《多元文化互动中的印尼伊斯兰教本土化》（《中国穆斯林》2020年第2期）中认为此人不一定是穆斯林，但他大概率与穆斯林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基于跨文化的经济与政治交流，以穆斯林名字为名、实质信仰其他宗教的君主还是有几个案例的：例如阿富汗古尔王朝创始人穆罕默德·苏里（Muhammad ibn Suri，终于1011年），其一生都是佛教徒，但他自己拜领阿巴斯王朝的军职，采用穆斯林名字，而且让儿孙改宗伊斯兰教；地处今缅甸西部若开的阿拉干妙乌王朝，受孟加拉苏丹影响，历代君主都兼有佛教和伊斯兰教名字，但他们无一例外死后进行佛教的火葬仪式，因此得到绰号“佛教苏丹”。

穆罕默德·苏尔（白胡须老者），古尔王朝建立者，阿巴斯王朝的佛教徒军官

从侧面说明，伊斯兰教虽然尚未取代早些传入的佛教、印度教，但已经对马来群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现代东南亚学者把1136年吉兰丹苏丹改宗伊斯兰教以及13世纪巴昔苏丹国（Pasai Sultanate）的建立，视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正式起点。

从历史来看，区域内的宗教演变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举，而是在一定的民众基础上，由下至上逐步发生的变化。例如真正奠定阿富汗从佛教过渡到伊斯兰教，推动力并不是古尔王朝君主自身的改宗，而是“古拉姆”雇佣兵制度下，通过军功改变阶层的阿富汗普通民众；而罗马帝国放弃“朱比特多神教”转向基督教，也是因为4世纪以来帝国内部，无论是东方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还是西方的各“蛮族”（例如哥特），民众大面积改宗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才通过母亲海伦娜的关系，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

新柯沙里王朝的寺庙，建于格尔达纳卡拉执政时期

无论是吉兰丹苏丹的改宗，还是巴昔苏丹国的崛起，背后都是马来群岛居民自身自发的选择以促成区域宗教文化的发展。

历史上马来群岛信仰印度教与佛教，动力也是商贾带动的经济发展。而到了中世纪，随着贸易主力军逐步变成穆斯林——甚至来自马来群岛传统盟友南印度的商贾主体也变成穆斯林——马来群岛的城市居民也乐于接受鼓励商业、理论相对提倡阶层平等的伊斯兰教。

不过，即便苏门答腊和爪哇民众已经出现成规模的穆斯林群体，大多数马来文化圈的君主还是保留过往的宗教信仰，只是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有的保留印度教、佛教信仰的同时开始了解伊斯兰教，有的则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保留大量印度教的礼俗，还有的继续维系原有的秩序体系，坚持印度教和佛教信仰。

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民族主义崛起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信仰交织不是新鲜事。例如马来群岛的重要政权新柯沙里王朝（Singhasari）就是兼具大批量穆斯林民众和依旧活跃的印度教-佛教僧俗贵族群体。

1292年，元朝进攻爪哇，新柯沙里王朝处于守势，而此时新柯沙里王格尔达纳卡拉（Kertanegara）的女婿拉登·甲亮（Raden Wijaya）同时打败元军和新柯沙里军，建立盛极一时的满者伯夷帝国（Majapahit Empire，1293-1527）。

满者伯夷的崛起属于当时马来群岛“曼陀罗体系”（印度教-佛教体系）最后的辉煌期，虽然其曾通过名将加查马达（Ghaja Mada）短暂地雄霸南洋，而且建立起众多金碧辉煌的庙宇，留存大量恢弘的宗教雕刻，但随着满者伯夷与巽他之间的战争，以及满者伯夷内部层出不穷的内讧——尤其是印度教和佛教权贵之间的厮杀，满者伯夷实际的影响力仅局限于政治上的霸权。对于不断发展的穆斯林影响力，满者伯夷已经难以阻挡。

加雅特丽（Gayatri Rajapatni，1276-1350）的佛像雕刻。她是拉登·甲亮的妻子，格尔达纳卡拉的独生女

15世纪，对于马来群岛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转折性的世纪。在此之前，马来群岛虽然已经有不少民众接受伊斯兰教，而且也出现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王国，但整体而言，马来群岛占据主要地位的秩序体系依然是“曼陀罗体系”。而15世纪即将开始之前，一场满者伯夷发起的入侵，改写整个马来文化圈——从马来亚半岛到马来群岛——相应的历史书写，也将整个群岛从原本的“曼陀罗体系”，纳入到伊斯兰文化体系之中。

流亡王公、宣慰司与传教士家族：15世纪前半段的群岛穆斯林

1397年是学术界公认室利佛逝王朝终结的年份，这一年，室利佛逝家族最后的领地——淡马锡（Temasik，现新加坡），被满者伯夷大军占领。淡马锡的一个领主，室利佛逝王族出身的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1344-1414）被迫带着部属一路往北逃亡，甚至不惜为此与试图占领马来亚南部的暹罗开战，最终艰难地扎根在马六甲。

明朝文献《武备志》里的“淡马锡”（左上角）

5年之后，即1402年，年近花甲的拜里米苏拉在子侄的拥戴下成为马六甲苏丹国第一任苏丹。不过这个时候，拜里米苏拉本人虽然拜领了作为穆斯林君王的“苏丹”头衔，而不是过往的“拉者”（Raja，印度文化圈的地方君主头衔），但他还没有正式皈依伊斯兰教——他的名字依然是印度教风格，而他自己的行政体系，在他执政初期也是依照传统的“曼陀罗体系”。

他的举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马来亚南部已经扎根的伊斯兰教传统——无论是马六甲的民众，还是支撑马六甲经济的商人，大多数已经从原本的印度教、佛教和巫术信仰转变为伊斯兰教。包括拜里米苏拉自己的孙子，也接受伊斯兰教的割礼并取名“穆罕默德”——在定都马六甲之前，为了得到富可敌国的南印度穆斯林商人的支持，拜里米苏拉让自己长子伊斯坎达尔（Iskandar，约1370-1424）迎娶巴昔公主为妻，之后巴昔公主诞下拜里米苏拉的长孙穆罕默德。

为了赢得更多的外交支持，一方面拜里米苏拉积极与穆斯林打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也寻求其他政权的支持，为室利佛逝王族得到可生存的空间。此时，他最大的两个敌人都是“曼陀罗体系”的大国——暹罗与满者伯夷；而能与他结盟的，除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大明王朝，就剩下苏门答腊和马来亚一圈穆斯林国家，这让拜里米苏拉不得不思考是否应该继续“曼陀罗体系”。

拜里米苏拉画像

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待马六甲苏丹国逐步稳定，拜里米苏拉选择放弃“曼陀罗体系”，转向另外两种在东南亚尚未扎根的系统——与大明建立朝贡关系以及接受真正的伊斯兰苏丹国体系。

1405年，拜里米苏拉第一次派遣使者前往大明，请求明朝能接受马六甲的朝贡。当时明朝已经开启“郑和下西洋”，郑和舰队在马六甲也确实受到相当多的支持，由此明朝允诺与马六甲苏丹国保持朝贡关系，直到1511年马六甲苏丹国被葡萄牙灭亡。

至1412年，拜里米苏拉正式确认马六甲苏丹国的“苏丹国”政治体系，自己也不局限于拜领“苏丹”头衔，还明确国内政治系统不再沿用过往的“曼陀罗体系”。有的学者将其列为“拜里米苏拉正式皈依伊斯兰教”的开端（主要是穆斯林学者），但有的学者则保留观点，认为拜里米苏拉自己没有改宗，改宗是从他长子伊斯坎达尔这一代开始的（主要是欧美学者和华人学者）。随着两年后拜里米苏拉的去世，马六甲正式定型，成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大国。

马六甲的崛起无疑触动了满者伯夷在南海的霸权：此时满者伯夷在此前杀死明朝职官，并且对郑和舰队实行过骚扰，与明朝关系非常恶劣，马六甲的发展肯定是明朝乐见的结果。明朝需要有这样一个政权打破满者伯夷的垄断，维护自身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伊斯坎达尔和其子穆罕默德都是非常有才干的君主，他们积极维护自身与其他马来苏丹国的外交关系，与南印度穆斯林豪商联姻，扩充国库和军备，同时也打败好几轮满者伯夷与暹罗的进攻。因此，马六甲的崛起带动另外一个穆斯林为主的政体短暂崛起，并间接改变爪哇岛的历史。

1405年，时年45岁的海外华商施进卿协助郑和舰队航行，期间也参与平定陈祖义的海盗军团，之后施进卿派遣女婿前往中国拜见皇上。为了嘉奖施进卿的“忠义之举”，明成祖永乐皇帝赐封施进卿为“旧港宣慰司”。

“旧港宣慰司”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朝廷对华人穆斯林直接赐封爵位，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在海外的“飞地”管辖。

旧港，一作巨港，位于今天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巴邻旁（Palembang），在当时是商人汇集的区域。施进卿本人原籍广东，此前长期住在占婆，信仰伊斯兰教。关于施进卿的身世，有一说他本身是回回人，另一说则认为他本是汉人，家族在占婆首府占城居住期间受占城穆斯林商人影响而皈依伊斯兰教。

根据随郑和下西洋的穆斯林职官马欢记载，当时在马来群岛的华人，以爪哇岛为例，大多已经接受伊斯兰教。结合元末明初泉州等东南沿海大港口遭“兵焚”等劫难，大批“蕃客”后裔为保持原有文化、沿海居民为更好生存，被迫远走他乡等因素，有可能这批华人是明初移居南洋的闽粤移民。在这些海外华人中，施进卿相对是个例外，因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中国生活，而是出身占城的华裔。

因此，在施进卿受封的1405年，到施进卿次女施二姐1440年被满者伯夷打败后移居爪哇，这35年间“旧港宣慰司”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权。虽然实际上这个“宣慰司”是以公议为执行决策的“共和”政体，且以明朝为宗主国，但由于其时间短，三任宣慰司都是施进卿家族之人，因此有人把这个“宣慰司”视为施进卿家族的“小王国”。

在施进卿家族执政期间，华人穆斯林得以有短暂的发展期，从而衍生出四个比较活跃的家族：彭、颜、施、陈。他们利用兼容的文化身份——华人与穆斯林，长期协助明朝与马来群岛诸苏丹国之间的联系，从而让苏门答腊成为一个重要的海贸枢纽，使得穆斯林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得以进一步的壮大、发展。虽然满者伯夷之后的入侵使得“旧港宣慰司”成为历史，施进卿家族也随着移居到爪哇岛而逐步消弭，但华人穆斯林的移居，逐步形成另外一个不可小视的群体，进而推动满者伯夷的转型。

这些人被称为“华人苏菲”（Chinese Sunan of Java），Sunan一词，既有苏菲教士之意，也有传教士之称。在15世纪，比较知名的华人穆斯林传教士有祖籍泉州的陈金汉（即印尼已故总统瓦希德之祖先），有祖籍云南的彭德庆、彭瑞和祖孙，其中彭瑞和本人采用马来化穆斯林名字——拉登·拉赫曼（Raden Rahmat，“拉登”是马来式印度文化头衔），从而奠定早期华人移民本土化的基础。

彭瑞和本人可能没有亲生子女，他在晚年的时候收养一个出身较显赫的年轻人作为养子，此人就是满者伯夷的封臣，出生于1455年的拉登·巴达（Raden Pateh）。根据史料记载，他随华人生母姓，有中文名字，名曰“陈文”（Jin Bun）。早期有人译作“靳文”，但由于此拼写是基于闽南语发音，且早期南下华裔几乎没有姓“靳”，华裔陈姓是望族且转写“Jin”，故廖大珂教授确定拉登·巴达为“陈文”。

拉登·巴达（陈文）画像

彭瑞和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身世颇具传奇色彩的养子，日后彻底改写马来群岛的历史，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实现爪哇的信仰演变。

华裔开国君主：延续的皇冠，改写的教门

从多方面史料来看，拉登·巴达就是陈文，他是兼具华人文化认同和满者伯夷法统的穆斯林领主。陈文在世的时候，多次强调他母亲是华人穆斯林，与施进卿家族有亲戚关系。与此同时，拉登·巴达还认为自己继承满者伯夷的血统，理由是自己的生父为满者伯夷王巴拉·维查亚（Bra Vijaya）。

此说法在历史学界有争议，印尼学者（例如赛努西·巴尼）和其他海外学者倾向于认为拉登·巴达很可能是巴拉维查亚的私生子或庶子，而华人学者倾向于认为拉登·巴达的生父不明，有可能是普通爪哇人，而他为了日后君临爪哇渲染自己的满者伯夷王族出身。

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学者们一致认为拉登·巴达确实在母系方面继承了华人血统和伊斯兰教信仰。在1470年前后，年轻的拉登·巴达就受封爪哇岛北部的淡目（Demak），成为满者伯夷附庸的淡目太守。

此时满者伯夷虽然有过占领“旧港宣慰司”，把大量华人等苏门答腊南部各族群的穆斯林迁移到爪哇的经历，但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态势，大批贵族离心离德，东部的龙目、巴厘和西部的巽他都已经脱离满者伯夷的统治。满者伯夷麾下的诸侯，此时绝大多数已经是穆斯林占主体的，部分满者伯夷王族自己已经结合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形成独特的“科佳温”信仰（Kejawen）体系。

在这个基础上，拉登·巴达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从而逐步从普通的“太守”到最大的诸侯，再到有权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权官”（即“沙班达尔”，Shahbandar），成为爪哇岛最有势力的诸侯王。最终满者伯夷王自己反而臣服拉登·巴达，国运逾半个世纪的淡目苏丹国（Demak Sultanate，1478-1554）也由此建立。

虽然拉登·巴达取代满者伯夷的权势并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陆陆续续有不少印度教信仰者为了不改宗移居龙目和巴厘等地，但拉登·巴达非常清楚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尤其是他晚年的时候。

他对于满者伯夷旧部的统治，没有太多血腥的征服，这客观上不会给自己以及自己背后的势力——伊斯兰传教士，在民间造成太多麻烦。但另一方面，随着自己几个儿子陆续无嗣而终，女儿也早已外嫁，他自己的家族摇摇欲坠。印度教贵族的反扑倒是不可能，因为即便是满者伯夷王族，在当时为数不少已经接受伊斯兰教。但周围的马来苏丹们却一直虎视眈眈他的宝座，尤其是他的女婿和外孙们。最终，拉登·巴达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来维系满者伯夷的遗产：

拉登·巴达规定只有与满者伯夷王族有血缘关系的穆斯林领主，才能继承他的王位并接过“满者伯夷皇冠”——这样他的继承人才能在名义上接手满者伯夷打下的群岛统治权。

同时，在解释伊斯兰教义方面，拉登·巴达延续华人传教士的倾向，他规定解释方法以逊尼派四大学派中最为松动的一支，哈乃斐学派（Hanafi Scholar），来作为教法解释基础。

19世纪拍摄的淡目清真寺，建于拉登·巴达统治时期

拉登·巴达的考虑基于这样一点：爪哇和马来群岛其他区域一样，虽然伊斯兰教已经扎根几百年，但当地的传统信仰（包括“科佳温”信仰模式）和印度教-佛教系统依然存在非常大的影响。满者伯夷王朝虽然日落西山，但名义上的威严仍在：拉登·巴达没有对满者伯夷王族赶尽杀绝，贵族势力依然非常大。更何况拉登·巴达自己的母族是华人，华人穆斯林传统就是按照哈乃斐学派解读经训。

因此，在中东后裔哈德拉米人（Hadhrami，在印度洋-南海沿岸经商、与本地人通婚但又保存自己文化传承的也门南部阿拉伯客商后裔）大规模到来之前，哈乃斐学派一直是马来群岛穆斯林的主导学派，穆斯林与其他宗派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良好——当然关系开始真正出现裂痕也不是因为哈德拉米人带来解读风格相对保守且谨慎的沙斐仪学派（Shafi’iyah Scholar），而是大航海时代的殖民主义扩张。

危机前夜：15-16世纪的转折

1511年，拉登·巴达56岁。逐渐步入老年的他，正愁自己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他所有的儿子都已经去世，没有男系孙子。而另一件事情更让他心烦：葡萄牙的冒险者在马六甲的进攻中取得优势，这意味着，马来群岛的穆斯林领主们有了一个神秘且强大的异教徒敌人。而且，一部分不满他统治的满者伯夷贵族、甚至不乏已经改宗伊斯兰教的贵族似乎在利用拉登·巴达诸子英年早逝这个机会，拉拢新的入侵者，从而削弱他的权力。对于旧时代的君主而言，没有男性子孙是国家危机的前夜。

7年后，拉登·巴达与世长辞，享年63岁。他临终的时候，不得不把贵族中最具有威望的尤努斯（Pati-Unus）叫到跟前，安排后事并让他领导淡目苏丹国。尤努斯是他的妹夫，血缘上也与满者伯夷帝国有关。此时的淡目看似蒸蒸日上，大有君临群岛的威势，但内部的不和以及逐渐发展的殖民者，这两种情况对他们而言无疑是悬在头上的“蛇纹剑”（Kirs）。而此时的马来穆斯林诸邦的盟友，远在东亚的大明，因为东部沿海层出不穷的倭乱被迫再次执行“禁海”政策。曾经是马来群岛穆斯林君主两巨头之一的马六甲苏丹国，就是跟大明求救无果，最终在殖民者的进攻中分崩离析。

1518年，尤努斯戴着妻舅给他的“满者伯夷皇冠”，战战兢兢地登上宝座。他年事已高，未曾与妻子生育儿女。满庭文武都怀疑他有没有可能让淡目渡过难关。但就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尤努斯成功击退葡萄牙殖民者对爪哇的进攻，暂时稳定爪哇岛的人心。

1521年，尤努斯去世。这次继位的是拉登·巴达的外甥特林加纳（Raja Trenggana，1483-1546）。特林加纳于1527年找到满者伯夷傀儡王与葡萄牙之间的信件，派兵进驻满者伯夷都城达哈（Daha），宣布废黜满者伯夷王帕拉卜·乌达拉（Prabu Udara），自此完全确立伊斯兰教苏丹国体系在整个马来群岛的主导秩序。但随着1546年特林加纳在平定东部地区的内乱中遇刺，他的儿子一年后也猝死，淡目苏丹国就此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