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北伐的他，为何无法撼动门阀世家？

公元373年的今天（8月18日），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权臣桓温因病离世。操纵东晋政权数十年的桓温，终究没有等到晋帝禅位、九锡之荣。然其以“克复神州”之号，西平巴蜀、北伐中原；又打破东晋以来“累世公卿”的九品中正制，招贤纳士、任贤使能。《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桓温典故：“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时至北周，诗人庾信在《枯树赋》中将桓温之言化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至辛弃疾，面对与东晋一般偏安江南的半壁江山，不由在其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化用桓温之典，抒发自己不能抗击敌人、收复失地，虚度时光的感慨。

历史学家田余庆在其《东晋门阀政治》中如是评价桓温：“亵读司马氏皇权，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终于不逞其志，抑郁而死。这除了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原因以外，更在于门阀政治此时还具有约束力量。门阀政治，即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许桓温破坏的。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门阀士族合而攻之。”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历史学者李硕在其《铁马楼船刘寄奴》中对东晋门阀士族及桓温之死的描述，共同了解这段历史及其背后因由。

本文摘自李硕所著《铁马楼船刘寄奴》

李硕，青年历史学者，清华大学历史博士。曾供职于新疆大学。著有《南北战争三百年》《从大漠绿洲到玉石山谷》《孔子大历史》等。

士 族

中国从秦代到汉代，都是皇权独尊。皇帝是王朝唯一的主人，天下的一切都属于皇帝。在皇权之下，又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中央、地方行政制度和官僚制度。全国划分为一百多个郡、一千多个县。郡以上，又逐渐增加了州一级，全国划分为十多个州。

到东汉，进入官员序列最重要的途径，是先在地方郡、县担任小吏，他们由地方官选拔，对地方官负责，所以称为属吏。属吏逐级升迁，得到郡太守认可之后，会以“孝廉”或者“秀才”的名义推荐给中央，成为备选的正式官员。没有担任过属吏但有文化的人士，也可以被地方官直接推荐给朝廷。不管通过哪种途径，都要参加中央的统一考试，合格者才能成为正式官员。

各地都会有一些非常富裕的大家族，汉代人称他们为“豪强”。他们的子弟有条件接受文化教育，能很方便地进入地方政府担任属吏，然后等待进入正式官员队伍的机会。但皇帝对这些家族一直保持警惕。中央设置的考试制度，就是防范家境优越但才能欠缺者混进官僚队伍。汉代地方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抑制、打击那些势力过大的豪强家族。这种打击有时十分血腥：一个大家族的数百名成员被全部逮捕，成年男人被处死，女子和儿童成为苦役犯，家产被充公。在汉代，勇于“搏击豪强”是地方官的重要政绩。

东汉末年，黄巾起事天下大乱，宫廷又因为文官和宦官的互相杀戮而陷入内乱，并州刺史董卓乘机劫持朝廷。各地官员联合起兵反对董卓，之后又互相混战。这些动乱是地方豪强扩大影响的好机会。他们有大量宗族成员和家丁奴婢，宅墙高大坚固，粮储丰富，可以组织起小规模的武装，在乱兵中自保。门户单薄的百姓，自愿或被迫向豪强献出自己的土地和人身权，换取他们的保护。州郡的地方官们（正在形成中的军阀）也需要这些人支持，建立地方武装。活动在中原的曹操、袁绍、刘备，南方的孙策、刘表、刘璋等军阀，都要争取地方豪强的支持。

黄巾起义，是东汉晚期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之一，开始于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国势日趋疲弱，又因全国大旱，颗粒不收而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头扎黄巾，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平息叛乱，各地拥兵自重，虽最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但军阀割据、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曹操在混战中统一北方后，努力将这些支持过自己的豪强大族和官僚机构结合起来，承认他们的一些特权，同时也希望他们服从自己的权威。大族成员相继进入了中央政权，成为高级官员。

随后几十年内，先有曹丕废汉朝、建立魏朝。继之是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掌握曹魏政权，最后是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终结魏朝、建立晋朝。这两次改朝换代，都是权臣篡位，采用和平“禅让”的形式：早已被架空的皇帝被迫宣布，自己的王朝天命已去，应该仿效尧、舜、禹相继让贤的方式，交给众望所归的贤人建立新朝。新王朝为了犒赏群臣的配合和拥戴，就再给他们更多的特权。这些人已经足够富裕，他们最需要的不是财产，而是子孙后代能够继续做高官的保障。

于是有了“九品中正制”：所有士人——所有正在做官和有可能做官的人，被划分成九个品级。对于还未做官的人，这个等级将决定他起步官职的高低。第一品最高，理论上属于完人和圣人，所以永远空缺；第二品是事实上的最高一级。再以下的各品之间，是量的区别；它们和二品则是质的区别。

九品中正制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这个制度是曹丕创制的。随着高级官员们的努力争取和皇帝对他们的笼络收买，这种制度的核心变成了区分家族等级：每一个官员家族的“品”被都固定下来，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永远属于这一品，“士族”阶层由此产生。所以士族的本意是凭借品第可以世代做官的家族，真正的士族都是二品家族。在司马氏的晋朝，一个原本低于二品的士人想进入这一等级，需要获得皇帝的赏识，或者士族官僚队伍的一致认可，成功者近乎凤毛麟角。

即便想通过伪造档案和贿赂提高等级也很难成功。当过高官、享有盛誉的头等士族负责执行这一制度，他们被任命为“中正官”，负责自己家乡州郡士人的品第评定——其实品第已经世袭，不需要评定，他们要做的，就是给那些新成年的士族成员建档，写下已成俗套的评语，然后抄送副本，交由朝廷保存。

评定二品家族的参照标准，是在这项制度固化时所有的当朝高官制定；其次是按照地域原则，每个郡有数个二品名额，分配给最有势力的家族。数百个家族由此垄断了从朝廷到地方的整个官僚队伍。因为家族品第和地域的联系，他们很重视自己的籍贯，习惯将家乡郡名放在自己姓氏之前，这就是“郡望”。即使已经在京城定居数代，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博陵郡人、陇西郡人或者陈郡人。

这种垄断政权的士族，当时用另一个词“门阀”指称。阀的本意也是门，街道两侧都有半掩的院门，门内是家庭，家庭的职能是繁衍子孙后代。世代相承的家族便是当时的门阀。至于士族子弟进入官僚队伍后的升迁速度，则由家族势力、运气、能力等因素的合力决定，因为官职本身不能世袭，能世袭的是进入各级官僚队伍的资格。

对于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炎来说，他不得不靠这种制度收买整个士族阶层，换取他们对自己无耻篡位的支持。但他会警惕再产生和自己一样的权臣，因此不能把国家的权力都交给士族。司马炎的对策是重用自己的儿子和宗族成员。司马宗室诸王被授予“都督”（全称是“都督某地诸军事”）职衔，分派到全国的重要地区驻扎，掌握兵权。这不再是秦汉时皇帝一人独掌万机、指挥整个官僚机器，而是皇帝家族——第一家族——共同控制国家。这也算是士族政治的一种逻辑延伸。

司马炎像。司马炎（236年—290年5月16日），字安世，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晋朝开国皇帝（265年—290年在位），晋宣帝司马懿之孙、晋景帝司马师之侄、晋文帝司马昭与文明皇后王元姬的嫡长子 。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晋朝，建都洛阳，年号泰始。 革新政治，振兴经济，厉行节俭，推行法治， 颁行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人口增殖，整个社会呈现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咸宁五年（279），命令杜预、王濬发动“晋灭吴之战”，实现全国统一。此后，骄奢淫逸，怠惰政事，分封诸王，为八王之乱埋下隐患。

西晋朝数十年间，特别是 280年灭吴统一全国以后，皇室、宗王和士族官僚在奢靡腐败中堕落，没人关心行政效率和社会是否公平，他们集体投入到瓜分天下财富的狂欢和争夺之中。司马炎选择的太子、后来的晋惠帝是个傻子；掌握兵权的其他宗室诸王，智力也大都不高。所以惠帝即位后，宫廷首先被密谋倾轧和杀戮搅得一团乱。各地的诸王也相继卷进来，一次次带兵进入洛阳厮杀、混战，战火随之蔓延到整个中原大地。这就是所谓“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中，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乘机起兵。司马宗室在战乱中大都被杀死。仅石勒在 311年的一次战役中，就俘获杀死了三十六位宗王。两位司马氏皇帝相继被匈奴人俘虏、杀死。北方落入匈奴、羯、鲜卑等族的统治下。北方士族纷纷南下避难，他们拥戴驻扎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建立起偏安江南的东晋。经过这一番动荡，皇帝和宗王权力大大削弱，朝廷和各州政权都落入了士族高门之手。

图解“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是发生于中国西晋时期的一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因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所引发。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使之后的中原北方进入十六国（五胡乱华）时期。

士族之间也有竞争，但他们不允许皇权独尊，江东政治就在士族高门的暗斗与妥协间保持着微妙平衡。

但这种平衡并不稳定。南渡后数年，控制荆州的王敦就有问鼎之心。他曾两度起兵进入建康，独掌朝政。这种一家独大威胁到了其他家族利益，所以第二次起兵时，王敦受到了各家族的联合对抗，身死兵败。而到现在，桓温隐然已成了第二个王敦。士族还能不能保住他们共和共治的江山？

王敦出身于琅琊王氏，在西晋时期官至扬州刺史，永嘉之乱后消灭江州刺史华轶、镇压荆湘流民起义，与堂弟王导一同辅佐晋元帝建立东晋，担任大将军、江州牧，封汉安侯。他掌控长江中上游的军队，统辖州郡，自收贡赋，对东晋政权造成极大威胁。晋元帝重用刘隗、刁协与之抗衡，并以北讨后赵为名将刘隗、戴渊外放，以防御王敦。

觊觎与消磨

东晋第八位皇帝司马昱死去半年以后，桓温率部来到建康。他声称此行是来朝见新即位的皇帝，十一岁的司马昌明。谢安、王坦之带领朝廷百官到建康城南的新亭码头迎接。此时建康已是人心惶惶，传言桓温要杀尽朝臣、代晋称帝。

谢安是当时名士领袖，他没有任何对抗桓温的实力。但谢安曾在桓温幕府任职，熟悉桓温的为人。他知道，如今应对桓温，必须要撑住朝廷身份，不然，满朝文武的畏惧伏拜，会滋长桓温的骄横，萌生觊觎神器之心；但又要有理有据应对，不给桓温任何翻脸的机会和借口。

谢安少以清谈知名，屡辞辟命，隐居会稽郡山阴县之东山，与王羲之、许询等游山玩水，并教育谢家子弟。后谢氏家族于朝中之人尽数逝去，他才东山再起，历任征西大将军司马、吴兴太守、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等职。简文帝逝后，谢安与王坦之挫败桓温篡位意图。桓温死后，更与王彪之等共同辅政。在淝水之战中，谢安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为东晋赢得数十年的和平。战后因功名太盛而被孝武帝猜忌，被迫前往广陵避祸。太元十年（385年），谢安病逝，年六十六。获赠太傅、庐陵郡公，谥号“文靖”。

桓温下舟之时，百官都在道侧迎拜。宴会上，荆州军队重重林立，朝臣都战栗失色。王坦之大汗沾湿衣服。唯独谢安谈笑风生，甚至临席赋诗，和桓温酬酢唱答，显得若无其事，一切照常——这也意味着，天地运行、人间君臣之礼仍然照常，不宜摇撼。

据说桓温已经和郗超拟好了一份准备诛杀的朝臣名单。他邀谢安、王坦之密谈，将名单丢给二人。谢安看毕无言，王坦之则丢还桓温案前，只说一字：“多。”

王、谢二人并非不惧桓温，他们只是强打精神，避免引发桓温野心。但对桓温的谋士郗超，他们则是全力讨好，以便保全自己与朝廷。两人曾一起拜访郗超，结果等到中午仍未获得接见。王坦之打算返回，谢安劝他：“就不能为性命再忍片刻？”

桓温已经努力鼓足了篡位的勇气，然而面对王、谢强撑门面的姿态，却不知该如何撕破脸面。到建康不久，他就得病不起。流言说，这是在桓温拜祭简文帝陵时，那些被他诛杀的士族鬼魂进行了报复。在建康停留十四天后，桓温返回了姑孰，此后病势日加沉重。

他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示意朝廷授予自己“九锡”。“九锡”是皇帝赐给功勋大臣的特殊待遇，包括官服、车辆、斧钺等。经过曹氏篡汉、司马氏篡魏，权臣“禅代”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程序，加“九锡”几乎是篡位的固定前奏曲。朝廷诸臣对桓温不敢有否定意见，只能拖延时日。王、谢让袁宏起草给桓温加“九锡”的诏书。袁宏此时在尚书省任职，很快完成草稿交给谢安。谢安每次都提出一点意见让袁宏修改，如此往返多次，历经数十日。袁宏不解，悄悄向王彪之询问。王彪之解释：传闻桓温病情加重，在世的日子不多，可以拖延观望。

返回姑孰四个月后，桓温病死，时年六十二岁。朝廷名士终于松了一口气。晋朝的天下——士族的天下保住了。桓温本已立世子桓熙继承爵位，但桓熙与叔叔江州刺史

桓冲不和，被桓冲废黜。五岁的幼子桓玄继承了桓温的南郡公爵位。

李硕所著《楼船铁马刘寄奴》书影

桓氏家族仍控制着东晋诸州：桓豁一直是荆州刺史，现在桓冲接替桓温的扬州、豫州刺史，江州则转给桓豁之子桓石虔。

但桓冲没有哥哥的野心，他深知，桓温在世时结怨太多，权势已非人臣所能堪，桓氏家族现在需要的是从高峰慢慢走下来，而不是猛然间摔得粉身碎骨。次年，他辞去扬州刺史，将此职让给谢安，自己赴任徐州刺史。

两年后，桓豁病死，荆州刺史空缺，桓冲由徐州调任荆州。至此，桓氏家族又回归了上游荆、江二州。

谢安侄子谢玄任兖州刺史，镇广陵，与谢安的扬州连为一气，长江下游尽入谢氏家族麾下。荆、扬两大势力，又回归到相对缓和的并立状态。

但北方的战云又在聚集，东晋即将迎来新一轮灭国灾难。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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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亚于成吉思汗的战争天才，为何被历史打入“冷宫”

一个出身低微的“穷二代”，如何一战成名，逆风翻盘

两个北方政权，两个江南王朝

在他的脚下，纷纷覆灭

也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到如今，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谁人还知刘寄奴

在历代的王侯将相当中，刘裕的声望和影响并不十分突出，但他的战绩谋略，在中国历史中却罕有人与其匹敌——他出身低微，凭实力在一次次血战中崛起，两个北方政权、两个江南王朝、若干割据势力，先后覆亡在他脚下；他终结了江南士族百年共和政治，建立起血腥、高效的军人政权——而且从战争的紧张程度、从实力与战绩的“相对值”来看，刘裕战史的精彩度，不亚于横扫亚欧大陆的成吉思汗。

本书作者以细腻的文笔，书写了刘裕一生跌宕传奇的战争生涯，同时在写法上进行了若干有意识的探索，对此作者也十分有信心，在后记中放话说：“写出这本战史也有点‘打擂台’的意思，期待能出现和本书较量的战史作品，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叙事也要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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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三次北伐的他，为何无法撼动门阀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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