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大神：社会底层群体何去何从？

三和大神：社会底层群体何去何从？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杨梅

自从日本NHK的记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映入网络视野以来，“三和大神”这个名字就成为了网络热议话题。

有南风窗《穿女装的“三和大神”》报道，南方周末《拿什么来拯救你们，“三和大神”》，新京报书评周刊《新一代农民工“反工厂文化”：“三和大神”的是是非非，勾起中国发展的角落》等等相关文章 。

而在媒体的不断报道下，大众对三和青年必然呈现出一种忧虑的看法，直观地认为三和青年就是混吃等死的状态。

01

三和大神的形象？

固然，三和青年已被刻板印象化。这便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与主流旋律格格不入。

就像是南方周末对“三和青年”所做出的评价--《拿什么来拯救你们，“三和大神”》，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认知，实则是掉入了思维的陷阱。简单一点来说，就是通过思维所认识到的东西是片面的。

再具体一点就是，通过媒体所报道的三和青年，并对其产生一定的认识是割裂、片段性的。正如有关哲学的书籍中说讲，思维总是割裂世界的某一片断或某一事物与世界整体的联系，以考察这个片断或这个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即使不断扩大联系，使思维、认识愈益全面，也改变不了思维的这一基本状况。然而，若我们换个方向来看，或许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理解。

在三和青年的眼里可能会有疑问：颓废是什么。《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田丰--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认为三和青年的日结方式是一种对流水线工作的反抗。

即一种反工厂文化，那自然三和青年个体是捍卫自身的利益，即使具有相统一的利益诉求也是一起抵制工厂的压榨。因而在他们的认知中就不存在颓废一词，因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再具体从相关媒体的报道采访上看，三和青年对未来的人生规划没有任何主体意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一个案例入手看。南风窗所报道的一个穿女装的三和青年--张哲。看他的成长经历和成长环境，留守儿童，初中阶段迷上网络，中考父亲因病去世，高中成绩直线下滑，母亲建议出来打工。注意这一系列的相关信息都只是诱因，并非具有因果关系，至于一件事情的结果要归因的话，当然还是得从内因上找。

这样就大致清楚三和青年的一个成长坏境，他们所接触到的事物，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和价值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三和青年的字典里没有颓废一词。

02

如何描述形象？

那么媒体所刻画的三和青年形象是否就完全不可取呢？媒体对于这样社会群体的关注当然是社会所需要的，这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但若只是将某一种颠覆常态、极端化的形象展现给读者的话？这并不是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而是一种增强不同社会群体的距离感。某些时候，批判式的表达相当于一种隔靴搔痒，而这并不是社会进步所需要的。

关注三和青年这样的城市边缘人，需换位思考后再加入引导力。就像田丰所言，应该将从白描的形式来展现。众所周知，三和青年主要年龄阶段是90后、00后，他们不再像上一辈农民工那样具有极强的忍受力，而是具有强烈的反主流、反权威、更加注重自我的表达。

因而对于传统的说教、教育是对他们来说无实际意义。想要从社会更深层次的角度来分析三和青年，就不要站在局外人位置来评判他们，或许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和他们具有一样的成长坏境来看，可能获得到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饭圈文化中，具有这样的先例。去年的香港暴乱事件，饭圈群体成功破圈，而且引起主流文化的关注，带来一股Z时代的正能量。但又看今年的肖战事件，又将饭圈群体打回了原型。三和青年群体和饭圈群体年龄阶段上的相似，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03

差距是什么？

深圳这样一线城市中存在城中村的现象看，呈现出一种极其发展不平衡的发展趋势；而放眼整个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有 “悬崖村”、案板下学习的7岁小女孩，也有孩子玩游戏充值近十万元；有整个发达国家体系和发展中国家体系的差距。从一个整体宏观的角度看，似乎这样的差距就是经济的差距，人与人之间有钱与没钱的差距。没错，这也是差距，但是看得见的差距，那是否思考过看不见的差距是什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三和青年作为底层的社会群体，看一看他们在工作的业余时间是在干什么。

我们把时间拉回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和现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做一个对比。上世纪，是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而现在，有了充足的物质解决了马斯诺需求理论中的生理需求，并且这样的物质是最低成本的，就像是三和青年中的例子一样，几块钱的面，十几块钱的出租房的床位，几十块钱的衣物。那此时人们的精神寄托该寻求何处？这便是手机等电子媒介给予了人们的精神安放处，这也就是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娱乐至死”。

或许，此时我们明白这就是看不见的差距。若是假装看不见，那社会也必然的是马太效应的展现。有人会说，本来社会就是多元的，但是试问最后问题的呈现对象是谁呢？依旧是什么也不是的社会底层人。

04

何去何从？

三和大神这样新一代的农民工该走向何处，以及同样的社会底层群体该如何不被社会的迅速发展所所淘汰，这不仅仅是社会研究工作者的问题，也是媒体人作为瞭望者如何运用媒体手段来担负起时代责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