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耕之要与游耕之瑶：由闻宥、胡起望的一封通信说起

近在某拍卖网站得见一封闻宥先生写给同事兼后辈胡起望先生的信件照片（下称闻信）。此信不到百五十字，言简意赅，主要回答“游耕”一词的对译问题。信虽不长，其中涉及到的人事原委似可稍作阐发，以广见闻。 

闻宥（1901-1985），字在宥，号野鹤，江苏松江人。曾为南社、创造社成员。1929年起，先后于国内多所大学中文系执教。1940年后任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又曾兼国立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院系调整后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博物馆馆长。1955年起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先生雅好古文、诗词，又善书法，主要从事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并在历史、金石、哲学、民俗、铜鼓文化等领域均有精深造诣。抗战时期，闻先生与陈寅恪先生曾居于同一栋小楼，陈先生有“君化无用为有用，我以小巫见大巫”之句相赠。此外，闻宥先生和汉学家马悦然（1924-2019）还有一段师生情谊。胡起望（1933-2009），浙江杭州人，先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学习瑶语，后入该院历史系研究班，师从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和民族学家林耀华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胡先生长期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和教学工作，有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瑶族地区）调查研究经历。

闻信抬头称“起望吾兄”，信末落款“闻宥 九月二十日”，未署年份，从笔迹看是闻宥老亲笔无疑。信中讨论的“游耕”一词，应是胡起望、范宏贵在《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1983年2月）一书中使用的这一概念，结合闻宥先生所使用的便笺纸上有“北京市邮电公司印刷出品 八三·三”字样，可知该信写作不会早于1983年。先生于1985年9月27日去世，因此1983、1984、1985这三年的9月20日为可能的写信时间。信中又提到“拙集还是附上，过几日再送勘误表来”。考闻宥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但出版的专著不多，早年有《古铜鼓图录》《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和《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等，五十年代后唯有《闻宥论文集》出版（1985年7月）。先生自称“这是我对旧作论文的第一次结集”，“拙集”当是此集。综上可推知，此信应写于1985年9月20日，数天后的9月27日先生即溘然长逝。在国内某书籍交易平台上，有闻宥先生赠胡起望先生的《闻宥论文集》（签赠本）出售，或可证确有送书事，惜未能得见签赠时间。另这里提到的勘误表应指《闻宥论文集》的勘误表，该集印刷时无勘误表，当为另纸后附，而胡起望教授是否收到了闻先生送来的勘误表则无从知晓了。信件录文如下。

起望吾兄：

nomad是由希腊语nomádos（义为放牧场）转成的。对于‘游耕’无可援引。

至于‘游耕’，第一，我不知道原来有没有专名！第二，如果没有，我们自己可以造一个。但是，英语里合于‘游’的接头辞，我实在想不起，一时无法造成，可否问问费公，请他造一个！

其它几个词义‘农业’为agriculture，‘经济’为economics，‘生活’为life，似皆无问题。

拙集还是附上，过几天再送勘误表来。

敬礼！

闻宥 九月二十日

闻宥致胡起望信札（1985-9-20）

闻宥先生通晓英、日、法、俄等数种语言，自修拉丁文，且从事民族语言研究，因此对翻译颇有功底和兴趣。他还在华西大学任职时，看到周汝昌英译的陆机《文赋》，即拍电报聘其为华西大学外文系讲师，建国后与学友间的通信也多有提到翻译事。就闻信的内容来看，胡先生应在早前向闻老请教过一些翻译问题，特别是“游耕”一词如何对译。闻老表示英语“‘nomad’一词是由希腊语‘nomádos’转成的（义为放牧场）”，这里牵涉到了希腊语，笔者非希腊语专业人士，只能试做解释。英语“nomad”（游牧民）一词确有希腊语词源，闻老提到的希腊语“nomádos”为拉丁文转写。而义近于英语“nomad”“nomadic people”的希腊文词语，有“νομάδας”（nomádes）一词，这里或为先生转写笔误。“Nomades”在最初使用中偏重“游”“畜牧、放牧”等义，而源于此词的“nomadism”和“nomad”两词一般分别对译中文中的“游牧”和“游牧民”。曾有学者提出两词都仅有“游”之意，而无“畜牧”之意，已有学者从语源上进行了考证，认为用“游牧”对译“nomadism”，以“游牧民”来对译“nomad”是比较合适的。无论如何，“nomad”一词对“游”“牧”都有体现，而与“耕”绝无关联，闻老也应是从词源上进行了分析，得出“nomad”一词语义上不能为“游耕”所引证的结论。他又另起一段围绕“游耕”谈了两点。其一，不知“游耕”原来有无专名；其二，认为如没有专名，可自造一个。因为打算造词，闻老似未考虑以词组形式翻译。在求“英语中合于‘游’的接头辞”（即前缀）不得后，他表示“一时无法造成，可否问问费公（按：费孝通），请他造一个”。最后闻老指出“农业”“经济”“生活”几个词的对译“似皆无问题”。那么信件有着怎样的写作背景，何为“游耕”，费孝通先生是否又为“游耕”造了一个对译词呢？

提到“游动”“迁徙”，人们首先会想到“马背上的民族”，如蒙古人。对世界民族状况更有了解的，则会举出吉普赛人之例。而这些表示“游移”的词似乎都不是用来形容中国农业地区民众的。一条“黑河——腾冲线”，奠定了国人对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认知；地理课本上讲述的“等降水量线”“农业活动界线”等线条似乎将各区划分得明明白白，各不相“犯”。长在中国农业区的普通人，建立对游牧世界的想象认知尚已不易，更难以想到南方农业区内，在某些隙地、边地，散布着高度依赖“移动性”，游移耕作的人群。实际上游耕并不仅在中国存在，例如靠近我国的东南亚，就有相当比例之生产以游耕形式开展；游耕也不是瑶族所专有，经济类型上，游耕经济类型曾经或许与游牧、定居农业、游猎等类型同样重要。

胡、范合著的专书名为《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下称《盘村瑶族》）。“盘村”是按惯例为某个瑶族村落取的代名，该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瑶山，属金秀瑶族自治县，是我国瑶族主要聚居地之一。是书所考察的盘瑶，又称“过山瑶”，是特别的游耕之瑶。全书由“从游耕到定居”“从封闭到开放”两条线索展开，兼顾历史文本分析利用与民族志撰写，全面研究了盘村瑶族的社会变迁，成为“近年来解放思想后出版的第一本民族志著作”，具有研究重启与学术重振的里程碑意义。闻信所讨论的“游耕”即关涉到《盘村瑶族》一书的核心概念。

胡起望、范宏贵著《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

该书前有费孝通先生所撰之序言，达十六页之多，有不少治学体悟、传承学术之思与个人经验融于其中。费氏在序中先讲述其与瑶族研究的渊源，今已颇为人所知，似不必细说。而他在序中点明的研究取径及勾勒的学术蓝图则很有启发意义。1978年重访大瑶山后，费氏决定继续未完的瑶区调查活动，胡、范的这项研究则是响应倡议之举。据范宏贵先生回忆，由胡、范二人到金秀开展调查，人选是费老决定的。研究开始前费老曾两次与他们面谈，关心研究过程，对研究成果也曾提出修改意见。二人选择人数最多的盘瑶作为研究对象，费氏也表示赞同，认为“可能作为研究整个瑶族的一个突破口”。总的来说，对盘村瑶族所做的微型调查，成果让费公较为满意，他说“这本《盘村研究》只是我倡议的瑶族研究的一个开始……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是继续在大瑶山里一个集团一个集团地进行‘麻雀解剖’式的微型调查”。“搞微型研究，以小见大”，这条原则见于费氏的多篇文字中，原因即是他“意识到从这微型的研究里确是接触到了贯穿在各民族历史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盘村瑶族研究”的成功强化了他的这一见解，同时也揭示了继续做关联性、比较性研究的空间。

费氏设想“盘瑶可能是从中原南移进入南岭山脉，然后又有部分更向西南移动，甚至移出国界的这些瑶族的骨干”，如此线索存在，则瑶族研究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应是研究大瑶山外的盘瑶。这样的话，“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可能是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地区的综合调查的开始”。费老推动下一代学者深入大瑶山做微型调查自有其学术考量。具体层面上可以接续瑶族研究传统，为南岭走廊地区的综合调查筑基，以配合其“民族走廊研究”的布局。宏观层面主要“希望从这种研究中，能对我们整个中国民族大家庭，尤其是对研究全世界人口最大的民族——汉族的形成问题有所启发”。费氏曾引述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内部边疆”划分，并以自身认识为基础作了一个平行阐述，借以说明中国这个“棋盘”的基本格局，提出了一个各族人民流动的总趋势问题，即“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进，中原民族的向南，沿海民族的向南或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移出现在的国境”。随着这一线索，视线最终将落在中国西南角。在这里居住的瑶族，还分布于越南、老挝、泰国等地，作为跨境民族难免会吸引中外学者的目光。

整体上，外国学者对中国民族的关注较早，建国前也有不少人士深入我国民族地区从事体质人类学等调查。上升到宏观层面、比较具有卓见的，如拉铁摩尔关注族群间的“扩张—撤退”“再扩张—再撤退”进程，勾勒北方农牧并峙、互动格局的成立，并将进退界限提炼为“长城边疆”，同时对汉族向南方的扩展与少数民族的“撤退”作了示意性分析。而谈到存在于较广大地区的游耕现象及其产生根源，总是让人联想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一书中的分析。斯科特在书中概念性地发展使用了赞米亚（Zomia，或译佐米亚）这一空间概念，描绘了一幅“逃避统治”的历史图景。（以下提到的斯科特相关表述参见氏著《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三联书店，2019年）他所指称的这个区域涵盖了东南亚诸国与我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数省，是一个超越国境、边界的空间概念。赞米亚人民（姑且称之），其所居地区多具有“高地”特征。相对于“低地”而言，这一地理环境上的垂直性差异基本决定了该地区处于一种非国家的前国家社会条件，表现出一系列落后面貌。溯其根源，简言之，高地居民曾受到以“国家统治”为主要表现的外部压力，被迫或选择“上山”，从事游耕，形成边陲世界。总的来说，游耕是赞米亚居民展现“逃避艺术”的根本。斯科特在论述中虽曾引瑶族的事例，但其主要的考察点、举证涉及我国南方民族地区的不多，并未真正进行研究，因此留下了颇为宽广的对话空间。那么，斯科特所指的“游耕”与胡起望先生等研究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定义的“游耕”是否属于“智者见智”呢？ 

一般认为，斯科特的论述对于共性的把握较强，往往能从大量材料中提炼出“指标”，以支撑其独到的视角、眼光。他描绘的赞米亚居民，基本上具有共同的生态背景，也有类似的社会文化表现。即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地（海拔300米以上），具有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以刀耕火种形式种植抗“强征”的块根作物，从事“逃跑农业”（escape agriculture），重视移动性；社群单元在规模上较小，适应性强；通常都不为国家“服务”或存在逃避“统治”的各种动机；具有无文字与口述特征，语言多变；与低地有一定的依存关系等。这些指标是针对整个赞米亚地区提出的，那么斯科特所提炼的“指标”是否同样适用于盘瑶乃至大瑶山地区的瑶族也成为了一个待证之题。

在斯科特笔下，地点和移动是进行逃避的两个重要原则。《盘村瑶族》作者结合历史材料分析指出，盘村位于大瑶山的中心地区，海拔在六百五十米到七百米之间，位于山腰。大瑶山全区则万山丛集，“在2300平方公里总面积的土地上，没有一块面积为一平方公里的平地”，中心地区一般的山岭高度都在一千米以上。大瑶山瑶族有和中央政府对抗的历史，具有“先有瑶，后有朝”此类的认识，远离统治之心理较明显。对外联系上，大瑶山地区长期呈“双向封锁”态势，即中央政府在外围实行控扼政策，大瑶山内部也保持防范态势，但内外仍一定程度上存在互补性贸易。地区内部，大瑶山的五个瑶族族系，语言上可分为三种，地位上又分为两个群体。称为“山丁”的盘瑶、山子瑶不占有土地，只能向占有土地的“山主”——茶山瑶、花篮瑶和坳瑶租用山坡土地，进行简单的刀耕火种，种植旱禾、包米、红薯、芋头等作物，没有菜园种植蔬菜，数年就需移动。导致“游”的因素有三，其一是地力衰退；其二是单位土地产出有限，需以较小规模分散而居方能过活；其三是出于安全、躲避疫病、野兽等因素。游耕基础影响了盘瑶的经济生产、文化习俗、亲属制度等各方面，例如村寨规模小、无文字，乃至于服饰颜色、建筑材料甚至性格等皆以适应在大山中游移而形塑。对这种生存形式的核心，《盘村瑶族》作者用“游耕”这一个词加以概括。“游”强调移动，“耕”则反映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营生，这就是游耕的基本内涵。耕作是生存之需，移动则是持续生存之要，合二为一则是游耕之必要。

对于胡、范使用的“游耕”概念，费老态度是比较中立的。他说“本书作者把盘瑶的耕作制度称作‘游耕’，暗示有一点类系牧业中的‘游牧’。这个概念是否恰当还可以研究，至少应理解为耕地常常流动的农业”。但如仅简单描述盘瑶的生产流程，刀耕火种似乎与游耕无甚区别。费氏显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对于“游耕”进行了概念性扩充，指出“游耕不只是指‘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也不只是指几年迁移的不定居的生活。它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综合性的概念，一种社会经济模式”。应该是受此提点，胡起望后撰《试论瑶族游耕的发展》一文，比较了游耕、游牧、游猎的异同，再次从诸方面考察了瑶族的游耕，侧重把握“游耕”概念的综合性，对费氏观点作了进一步阐释与再证明。仅就这一点足以看出费氏于“盘瑶研究”之中的指导者角色，此后谈及瑶族游耕的著作，亦多在上述费氏定义下进行细化研究。

综合以上的“游耕”认识，可以发现中外学者的认识颇有共通之处，游耕瑶民和赞米亚居民的形象也较为相似。这至少说明，斯氏是点到了一些共性“穴位”的，只不过中外学者表述的角度、使用的概念、考察的对象有差异，需要再做分析。例如形容受到一定压力后的“游移”行为，斯科特倾向于使用“逃避”“逃跑”等感性词语，而费孝通等先生则使用“走”“迁”这样相对平和的词汇。《盘村瑶族》与斯科特的赞米亚研究又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一个对比，《盘村瑶族》的考察范围仅限于大瑶山，而斯科特则有进行跨越国境、开展宏大叙事的学术“野心”，前者有“解剖麻雀”的示范意义，后者的研究尝试对于跨境民族研究则多有启发。当然，斯科特所试图理解的赞米亚实在过于广大，因此对其中的异质性区域、内部互动、个体等细节的关注略显苍白。事实上，绝对意义上的高地与低地，绝对意义上的高地、低地人群并不存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势力的扩张，或者称之为汉民族的扩张，对于承受方而言都是持续、强大的外部压力。承受人群要么适应、转换，要么“退却”“逃避”。历史上的瑶族很可能由于抵抗不住压力，辗转退到大瑶山地区，成为相对而言的高地人群，这是“一次上山”。而如维克托·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的看法，山地居民的生活中亦存在矛盾与暴力冲突，族群成员的平等与否或存疑。杜树海也认为“斯科特忽视了山地社会内部的分化及其内部社会机制”。“逃避”面貌的形成是适应式的，在大瑶山，同样来到高地的瑶族，基本稳定后在社会内部转而开始一个内部竞争过程。竞争之下，一部从事定居式水田农业（抢占相对低地），一部选择游耕（“二次上山”）。因此即使在一个高地社会中，依然存在相对低地与相对高地，这是二次、甚至多次分化所形成的分层结构，这是“与人争”的结果。（以一个或几个村寨为单位组成的石牌组织也是瑶山内部的另一类分化表现）另一方面，若以农业发展条件而论，大瑶山不是优选之地，但这并不影响该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即发展可能性。本地区的瑶族各支受到自然环境制约，本质上不可能发展或从事整齐划一的经济生业，必然要向不同生存方式迈进，这是“与天争”的妥协。大瑶山的五瑶各有不同，盘瑶成为游耕之瑶，有进行游耕的必要，就是小地区的一个内部竞争结果。人们常说“物竞天择”，人为“天”所逼，但在族群发展前途上，同类相逼以及“人择”的参与度并不低。“上山”是一种“逃避”，“游移”也是一种“逃避”。虽然大瑶山内部竞争结果已定，游耕方式导致的敌对和纠纷问题依然存在，直到建国前，该地区仍有较为激烈的内部竞争。随着中国国家有效行政管理的铺开，封闭性不再，地区内的竞争结果也事实上失去效力，自愿或有组织的定居自是终点。

本文无意讨论“赞米亚”概念及斯科特的全部观点正确与否，但在现代生活中似确有必要理解“作为一种生存方式，逃避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意义”。“逃避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被动选择与主动选择叠加的结果。脆弱的人类面对“天灾人祸”，尽可能的有效适应是一种生存策略，其中包含的适应力与选择决断是人类血脉深处的本能。当“逃避”成功以后，这种策略会在一定时间内不再启用，但“逃避”心理却潜在地强化了。这样的反复强化在历史上或有多次，因此延及今日，时常有居民不愿“下山”或再次“上山”的报道见诸报端。排开利益性因素，或许心理上“逃避”本身就代表了最后的依凭与直觉性的解决问题之策，这样的心理与直觉超越“生活条件好坏”“方便程度”“进步文明与否”等一般考量因素。“逃避”是适应式的，理想情况下，假设群体进一步受到“挤压”，只要还未达到调适极限，高地居民很可能会向更高处移动；若穴居、入海而居能逃避“统治”，则部分人群或不介意向地心、海底步步前进（适应式“逃避”），只不过这样的选择需要付出大量生命与长久的努力。个人进行调适的空间、能力与勇气则很有限，往往只能自我拯救或自我决断。通常而言，人们对“避世”“归隐”等所谓“逃避行为”的看法冲突，其实也是个人的本能与理性互搏所产生的认识差异。

再一次回到这封信上来，胡起望先生向闻老请教“游耕”等词语的翻译问题，是否有什么原因呢？笔者尚未见到相关资料，只能大胆做个猜测。闻信写作已在9月末，次年5月，在香港召开了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胡起望自撰的简讯称与会学者有三十余人，魏斌在《扩大交流，促进研究——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述评》中提及的国内外参会人员相加为二十二人。胡起望为参会者，故从胡说。会议收到论文二十六篇，成立了国际瑶族研究会，著名人类学者乔健当选为会长。胡起望、乔健后来提到“1986年5月‘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的中文版论文，已在北京的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反推之，由于是国际会议，参会论文很可能被要求提供英文版以方便交流。在中文版《瑶族研究论文集》中，《瑶族游耕略述》等两篇文章胡起望都曾执笔，他在准备过程中求教闻宥先生翻译问题当是可能的。此外，据《胡起望先生生平》一文记载，1982年后胡先生与异国学者交流、出外讲学的次数增多。需要备好研究成果的英文版，或将一些特殊的概念、名词提前进行对译也是可能之因。

那么，“游耕”有没有较合适的对译词呢？1980年出版的《中译人类学词汇》一书中，将“shifting cultiviation”译为“游移耕种”，是一个比较还原的译法。其他译法如“swidden cultivation/agriculture”“shifting agriculture”也是学者们使用较多的。而胡起望先生到底有没有请费老造一个词，费公到底有没有新造一个词，随着亲历者的故去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答案。当然如有相关记载留下，或许又是另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