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影字幕翻译贾秀琰对谈：爱语言的人是不会放下的

贾秀琰2003年来鲁院看望父亲贾兴安，彼时创作现实主义乡土文学的父亲，在念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第二期，她想不到自己十五年后会与父亲成为校友。

如果我没走进鲁迅文学院，与贾秀琰成为同学，扎进第三十五期高研班（翻译家班），那她在我眼里，只是一个联系着《黑衣人3》、《环太平洋》、《银河护卫队》、《普罗米修斯》、《敦刻尔克》等热门电影的符号，一个被某微博热门大V“同行”作长文诋毁其字幕翻译质量的代号。

贾秀琰虽蒙受网络暴力之侵扰，却一直持续奋斗在字幕翻译、校对、对白口型制作一线，功力渐深，仅今年上映的新片，就有《为家而战》、《1917》和《小妇人》。为了翻译《小妇人》，她把原著小说找来研读，笔记细细密密，连故事里引用的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都读了。

贾秀琰

 【对谈】

翻译引进片，就像给国外观众翻译郭德纲的相声

张阅：你是以少年作家身份进的军艺，讲讲那段经历吧。

贾秀琰：上大学前发表过散文和小说，获过一些作文比赛奖，就有了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资质，接着是艺考，高考。那时喜欢读书，喜欢文学。小时候总因为偷偷看闲书，被家长训，父亲希望我能好好考试，但他的书柜就放在那儿，我随便看……莫言、贾平凹、格非、赵本夫、马尔克斯、罗曼·罗兰，还有琼瑶、金庸的书都是那时候看的，那时候其实不分作者，多数是按照对封面的喜好来选择。

张阅：在军艺念到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硕士，接受系统文学教育。你古文底子是很好的。所以你的字幕翻译才会出现那些……

贾秀琰：吟诗作对，“天长地久有尽时”什么的，当时成为了解决幽默转化问题的关键点。说起古文功底的话，我的指导老师是教授古代文学的，大学时对我们要求很高。《诗经》《史记》《长恨歌》《琵琶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岳阳楼记》等长文、长诗都要求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我觉得是最难背诵的，很久都背不下来，因为其中有大量典故，也不似叙事诗，有故事发展逻辑。军训在外面站军姿，一站就一个小时，我把《滕王阁序》抄下来，叠成风琴样儿，装兜里，中间短暂休息，我看一眼，站着就默背这个。

张阅：我们同学叶紫既能翻译特德·休斯文绉绉的诗论，又能把福克纳翻译得轻松、清晰，也是因为他读书破万卷，中文语感好，词汇量大。他与你有些理念相通，通过富有想象力的句子拆分、增减来体现英文原句潜台词。

贾秀琰：叶紫之前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翻译的有效性之个人体会》，谈到了自己的翻译观，他讲到翻译《月亮与六便士》的时候陷入困境，登到山顶突然解围的心情，我在翻译《黑衣人3》的时候也有。

我注意到，有人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写《黑衣人3》的翻译，后来我从知网下载了，五十多篇，我受到很多启发。这部片很难翻译，至今也是我觉得最难的一部，类似于如何把郭德纲的相声翻译给国外的观众看。里面有很多有趣生动、暗藏幽默调侃却简短精致的对白，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中文台词，来让中国观众也理解其中深意和笑点。

结果在一天翻译到天光亮起，我突然想到了背诵的那些诗句和成语，以及天天和朋友们挂在嘴边的那些接地气的俏皮话，我发现用古诗词、成语、谚语可以攻克这个问题，特工K讽刺别人，潜台词多，你只能用它们处理，才能让观众有快速反应，但也有风格的统一，比如这些话只能从特工K嘴里说出，特工J就不能这样说话，两人的大段生动对白就这样解决了。

其实并非刻意而为之，是为了解决中文台词问题想到的办法。但这个办法不是适合所有电影，需要谨慎使用。感谢叶紫在文中对我的支持和理解。董强老师课上也提到翻译工作者的深度学习，人是有修养的，修养是成长、受教育、与人交流这些背景产生的影响。

《黑衣人3》海报

《敦刻尔克》中的“Home”，我只在一处翻译成“祖国”

张阅：说起学养，孔亚雷同学讲，创作、翻译会有个内心的自我标准，这个标准是否重要，跟你读书有关，学养深，标准也会提高，学养低，标准就不值一提。

贾秀琰：是的，近四个月过去，同学间的交流带来很大启发。有同学说这里就像纽约的切尔西旅馆，大家的未来有更多可能性，翻译家从事各种类型的创作也不少，你写影评写诗，丁小龙写小说，吉庆写诗，也有人写歌词、散文、剧本等等……翻译《奇迹男孩》的独立出版人雷淑容，她的优雅和从容也让我见到了女性作者特有的风度。切尔西旅馆就住了作家、画家、作曲家、歌手，相当于文青聚集地，鲁院也是，大家在这段时间里互相影响。老一辈翻译家鲁迅、李健吾、草婴、杨绛、萧乾等，当代作家严歌苓、北岛、石一枫等，外国作家村上春树，他们既是作家也是译者。同学们的未来可期。

张阅：我们已经到了斜杠青年/中年时代了，身兼多职是自然发生的。翻译是我们的共性，大家还有个性，武雅斌是经济学家，日语教授和研究员翁家慧、熊淑娥，波斯语教授于桂丽，这三位都既可以做文学研究做教师也可以协助领导做外事活动。会外语的人，精神是世界性的，不只受中华文明影响。电影《降临》，或者它的原著小说《你一生的故事》，都在讲语言会改变思维。

贾秀琰：是的，其实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语言活动，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是用于沟通不同民族、语境和生活背景下人与人交流的桥梁。陆建德老师推荐《翻译论集》中前几篇告诉我们翻译史的起点要从玄奘翻译佛经开始算，而佛经对于多国文化间的交流、传播和深远影响自然不必多说。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五四”期间大量涌入的外国文学作品、学术思潮，通过翻译家们的努力，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张阅：确实如此。再想到自己，我翻译《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1001张唱片》时，会想着把那些摇滚乐唱片介绍给国人，虽然不知道会对中国文化有多大影响，但我们尽了小小力量。

贾秀琰：我从2008年到现在，从事了十一年电影翻译工作，翻译了80余部院线进口片和200集动画片，这其中包含配音版和字幕版两个版本。最开始是为我们整个译制团队服务，随着成长，开始深深爱上这个工作，就萌生了为电影和翻译这两个爱好去付出和服务的心。后来随着经验的累积，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了翻译的传播功能，就开始想要全心全意为观众服务，尽力让观众在有限的观影时间里，多了解和感受到对白的“言外之意”，从而更好地理解到电影创作者精心设计的剧作编排和精彩对白。

张阅：武雅斌跟我讲，在这个时代，任何经验都不再特殊，只靠经验写作是不行的，还是需要我们用想象力和才情去创作。

贾秀琰：人的翻译，是译者自有的各种社会经验背景影响以及自身的想象力、才情的综合体。有一次和中科院科学家张家俊聊到AI智能翻译，他的大致意思是机器可以完成深度学习，但完全替代人工翻译是不现实的，因为人具有丰富的成长经历，某个触发点可能就会使翻译产生与众不同的个性和闪光点，这是完全无规律可循、无法编排的。

这使我想到《敦刻尔克》里的“home”，我为什么翻译成“祖国”。我学过二战史，为了翻译好《敦刻尔克》又读了十几本二战书籍，甚至包括二战武器装备名录等。同时还看了很多诺兰的英文版访谈视频，他就是要赞颂他的英国人民、他的祖国。最后让一个士兵读丘吉尔演讲这种形式来呈现，就将个人生命与领袖人物的思想合为一体了。“home”这个词，在片中出现了七次，我只在特殊的一处翻译成“祖国”，说话人是海军将领，这处翻译为“祖国”，跟我个人经历有关，高级将领一定有“家国情怀”。他从英国本土来法国敦刻尔克接士兵撤退，被派遣来执行任务却困在这里，很绝望，民用船也是接到国家号令前来的，这时作为海军将领，站在异国土壤上看到英国国旗飘来，他知道这是自己国家开来的船。其实无论是军官还是普通百姓，在异国他乡看到这种场景，看到国旗飘扬，想到的都是“祖国终于来了”。

《敦刻尔克》海报

“一个电影，要过两百遍”

张阅：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你已经潜入将领心境，他和士兵的心理格局是不同的。说起经验，我倒是很好奇，你是怎么开始从事电影翻译的？我是从小喜欢文学，喜欢英文这门语言，接着念英文系，跟着朋友们开始接触翻译，二十五岁开始独立翻译第一本书《卡夫卡最后的爱》。

贾秀琰：大学拼命学英语，啃英文小说，那时候并不完全是出于爱好，而是觉得这样很酷。毕业后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经常下剧组，在一线边工作边学习电影制作。同事们都住一个院儿，大家彼此了解，知道我爱看英语电影读原版书。制片主任选上我，是因为他想找除了外语棒、中文功底也好，还懂文学的人参与中文台词和字幕翻译，这样才能把电影译得更地道。

张阅：就像鲁院这样，同吃同住同学，在一栋楼里。

贾秀琰：对。我旁边住的同期入厂的张臣政，英语系毕业的，天天开着英语频道，后来他翻译了《战马》《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赛车总动员》等。

张阅：我记得你刚开学时说，你们厂电影翻译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你一个女生，因为太苦。

贾秀琰：对，因为适应工作压力的高强度和团队合作的复杂性。上院线的字幕涉及到对白，要跟导演、制片主任、录音师、配音演员、字幕员、片方负责人一起工作，很考验你的合作能力，有时候意见不合或者你拖稿了，就要挨批。有很多翻译受不了就放弃了，其实并非网上传言的才情不足什么的，我的很多同行都很有才华，多数情况是合作不利。我坚持了十年，2006年开始学了两年，常常去棚里听他们录音，听老翻译们讲经验，2008年才开始正式做。在电影厂工作，除了编剧这一属于自己的本行，导演、摄影、剪辑、配音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懂。

张阅：对白台词本和字幕本也会有细微差别吧？

贾秀琰：院线大片是要求你的字幕和对白基本一样，配音文字要适应口型，有差异是因为要对口型，因为有时口型实在对不上。“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口型对得很精致，说“绵绵”的时候，特工K的嘴型也是张开的。给你翻译文字台本的时间要七到十天左右，跟导演不停沟通反复修改，又是三天，我的片子我都会进棚跟配音演员、导演在实际流程里继续润色翻译，加起来要十几天。我们做对白，是按一秒一秒计算，反复暂停，回放，像背诵对白一样，我计算过，电影按秒算的话，加上配音，一个电影我大概要过两百遍吧。同时片方也会对台本翻译提出自己的想法，层层把关，避免出现问题。

张阅：那错误率应该挺低了，我一本书不修改、校对几遍，也不放心。

贾秀琰：深有同感。翻译作为电影译制的第一个环节，译者的语言水平，直接影响着观众对电影的理解和观影感受。傅雷提出“好的译文要传神达意”。翻译家、学者罗新璋先生讲，“翻译基本上是一门语言艺术，翻译时对原文的字句，只有默会其意，迁想其妙，才能找到适当的译法。”

以《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为例，其台词量高达32000字，是一般电影台词的两倍。由于剧情涉及当代美国军人真实的战场和生活，内涵丰富而深刻，承载着情感、理性、智慧与哲思。因此，除去固定的军事术语要通过译者的知识储备和查阅资料进行准确传达，其余台词要能够准确理解根植于美国人文化和生活中英文台词的“言下之意”。如何在译介到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国家时打破壁垒，使观众在影院的有限观影时间里，充分体会影片内涵，这其中包含着片方和译制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片方（尤其是好莱坞片方）一般都会提供一份带有注释的英文国际台本，对较难理解的词语和句子做出解释。

其次，就是翻译对句子进行深层理解，运用锤炼过的中文台词生动表现出人物语气里的“幽默”、“反讽”、“自嘲”、“暗示”和“深意”等。比如林恩和他的精神导师、上士“蘑菇“在影片结尾部分的对话，用以扣题全片主旨，表达军人的理想和情怀。直译是“我们是民族的孩子，我们走到别处去长大，有时候会死。是你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记住，那一枪已经开了”。经过国际台本的辅助理解，以中文语言魅力实现转换，翻译为“你我是一个战壕里的小哥俩，离开故土才能成长，也可能客死他乡。你扛起重任的时候到了，但别忘了，那一枪已经开了”。译到这里，我感动流泪了，去电影院又看的时候，仍旧感动哭了。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海报

张阅：我还以为看了这么多遍，你都不想再看了。现在我懂了，原来不断按“暂停、后退“的人也这么入戏！

贾秀琰：最后他们说“快带我们离开这鬼地方吧，回我们的老窝去！”这个处理太复杂精彩了，他们居然渴望回战场。

张阅：这就是李安最牛的地方。他能描绘人性这种不可思议的微妙点，有了应激创伤的战士，面对歌舞升平这种“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要回到随时可能丧命的战场，才有莫名的安全感。就像饱受情感摧残的人对健全、温暖的爱情无法适应。

贾秀琰：有点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同时又探讨了军人这一特殊身份的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普通生活中他们已被抛得很远，唯有回到自己的“战场”，他们才能凸显价值。李安在短短一部电影里，思路清晰地讲了人性里很多复杂面。《拆弹部队》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这两部战争题材电影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张阅：你的经历让你可以面对翻译的枯索，你要是做书籍翻译，是不是也想做军事题材？

贾秀琰：对，这是我的兴趣。就像《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那种小说，英文版我也读过。小说内涵也复杂。

张阅：我们对翻译这种苦差事做这么投入，不被理解，但去干别的，也可能产生还是“回我们老窝吧”这种自虐心态。

贾秀琰：你的形容很生动，还真是这样。所以好的军事题材作品，不是只写给军人看的，它能获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敦刻尔克》也有这种复杂性，要一看再看，不像《珍珠港》那么单面。我喜欢安东尼·多尔的小说《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1973年出生的作家写二战题材，开场就是盲女摸她父亲做的城市模型，这是父亲想万一自己不在女儿身边了，让她能适应这个世界，开篇就深深打动了我。

张阅：感觉有种人文关怀，文学是有使命感的。

贾秀琰：经典文学是有一种博大的精神，触及人性共有的特质，经得起时代考验。我很喜欢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短篇《墙上的斑点》等等。

张阅：当年看《墙上的斑点》原文，感觉她没那么好懂，我还尝试过用意识流手法写作。

贾秀琰：我小时候是硬看，但被她的技巧吸引住了，我很迷恋。再比如，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把一天之内的事情写成长篇，把时间掰成一秒一秒，把大脑思维切分成一小格一小格，有零落感又有整体感。

张阅：真正的“基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足够敏感多思的人，确实会从一个点想到另一个，区别只是这个人本身思维深邃与否。作家总结了我们看不懂的自己身上的现象。

贾秀琰：年龄和经验，会让我们能看懂小时候无法理解的书籍。欧洲有些电影，也会在奇情故事里讲真实、复杂的人性。

张阅：你在专业的电影厂工作，跟剧组出外景有些什么趣闻？

贾秀琰：刚毕业的时候，做过驻组宣传，采访演员、导演，像你这样写对谈和影评等等，现在是去做纪录片的撰稿和编剧，也会写小说和散文。

张阅：你也在慢慢转向文学创作。

贾秀琰：这个转变是从读研究生开始的，再回八一厂就去了创作室工作，翻译也还在继续做。

张阅：那天你说到小时候喜欢品冠，还跟着学写歌词。

贾秀琰：高中时给《当代歌坛》投过歌词稿，叫《伤心咖啡店》，还刊登了，对自己是很大的鼓励，上大学后给音乐系同学写的曲子填过词。再成熟一些了，就开始喜欢莱昂纳多·科恩、艾瑞克·克莱普顿、尼尔·杨、玛芮安妮·菲丝弗等等，我有段时间边听FM97.4（北京音乐广播）和FM88.7（HitFm），边翻译长达200集动画片《小熊维尼》，了解了很多乐队和歌手。翻译电影也会注意电影原声，有些歌词我需要翻译，因为它们跟剧情关系太紧密，比如我翻译《超验骇客》，片中有首老歌，片方没提供歌词，但它说的是男女主角美好的爱情生活，最后我靠“听歌识曲”软件找到是Jorma Kaukonen的“Genesis”（起源），自己翻译出来。

《超验骇客》海报

“爱语言的人是不会放下的”

张阅：那天你叫我一起去看电影资料馆放的《编舟记》，说自己很喜欢，片子是讲编辞书的，简直比咱们翻译还苦。

贾秀琰：重要的事情都难，而我们爱好的事情，一定也是对于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事情。喜欢《编舟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喜欢看离我生活较远的故事和知识，比如最近读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和《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分别是90后小伙郑在欢写的小镇青年故事，和80后女作家马金莲写的西北农村生活。听吴国盛老师深入浅出讲过物理知识之后，我就开始好好读《科学的历程》。离我越远的，越能带给我更新鲜的知识，成为未来写作的养分。

路遥写《平凡的世界》也读了很多书，采访很多农民，我父亲也这样写作。翻译电影也需要有百科知识，翻译完《极品飞车》我就真成了车迷。翻译《香奈儿的秘密情史》这片，我把香奈儿的传记、斯特拉文斯基的传记、讲他俩之间情史的书，全部买来读了，挺涨知识的，那时候连买衣服都倾向于买黑白色系，虽然买不起香奈儿……

张阅：别人哪知道你翻译字幕背后要下这么大功夫。有哪些翻译家影响过你？

贾秀琰：十四年前，军艺图书馆新进了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书，我被封底一段优美的节选吸引了，第一次注意到“余泽民 译”，就一直关注他。匈牙利作家拉斯洛说，我的作品在中国，大家不要说是我创作的，而是我和余泽民共同创作的。我觉得这是对翻译家最高的褒奖。

张阅：对了，现在大家都网购了，你为什么还经常流连在书店里？

贾秀琰：小时候我爸爱逛书店，我家楼下就有新华书店，我爸去哪儿我去儿，我也跟着养成习惯，看到书店就兴奋，要进去看。

张阅：就像我从小混外婆家附近的图书馆，混到现在一定要住图书馆周围，泡安全感。

贾秀琰：博尔赫斯不是说吗，“如果有天堂，它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可能这就是爱写作的人对图书馆的情结。另外，我喜欢《海角七号》的导演魏德圣，他那本《小导演失业日记》我看了好几遍，也学他出去找安静的咖啡馆写东西，去一些带咖啡馆的个性书店，我觉得那里可以安放心灵，让我沉浸到环境里。

张阅：写作也好，翻译也好，都需要创作者毫无保留的付出。和你聊天，看你工作，感觉你对电影翻译的付出不比翻译一本书少，翻译报酬总是低，我转做了很久自由撰稿人，就像情侣分开又复合，我如今坐下来感觉还是喜欢翻译。

贾秀琰：不爱好我们就不用干这行了。爱语言的人是不会放下的，还是想尽心尽力去做。傅雷那本阐述自己翻译心得的著作《翻译似临画》是我的手边书。翻译片子我都有个做要点的笔记本，第一页都会写上这本书里的一句话“真正爱好，定能译好”，鼓励自己，记住开始做片子时反复琢磨语言、攻克每一个语言难关的那种投入的心情，就告诉自己——遇到困难，要坚持下去。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业界志同道合的师长和朋友，如今又因此邂逅“鲁三五”的同学们。这些都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在艰难耕耘的过程中，躬逢令人感动和惊喜的收获，我很珍惜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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