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白石洲(一):深圳最大城中村里的异乡客,清租下的别离

2020-09-06 12:0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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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20届毕业生优秀毕业设计,镜相栏目独家刊载,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图文 | 张雪峰 林家豪 齐惠奴 陈昕阳 张锦昊 杨泽鹏 钱诚
指导老师 | 李明伟
编辑 | 王迪
序言
若不遇上堵车,从科技园到华侨城,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沿深南大道一路东行,白日里,路旁林立的高楼反射着刺眼的阳光。车辆驶过沙河立交后,有那么一截儿,断片似的,路旁的影像在行道树的掩映下,变得低矮模糊,镜面反射的阳光也随之收敛。只几句话的功夫,繁华的都市风景便又恢复如初了。
每座城市总会有几张被广为传颂的名片,有的是面子,有的是里子。夹在科技园和华侨城这两张响亮的城市名片之间,白石洲并不光鲜。这片密集无序的农民房怎么看都与周遭格格不入。但作为深漂第一站,白石洲承载着的,却是数代新老深圳人关于原点的集体记忆。如果说深圳是一座能以梦想为标签的城市,那荫护过无数梦想萌芽的白石洲,便是这座城市气质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
然而温存的记忆怎可抵住推动城市前进的脚步?
2020年3月30日下午,开发商在2019年全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关于白石洲旧改项目,将争取于下半年启动项目一期,若按24个月工期来预计,2022年将有望开始一期的预售。
回望
人们常说的白石洲,整体分列深南大道的南北两侧。洲中居民常将深南大道北侧的一畔称为上白石,南侧称为下白石。而此次旧改的对象,便是位于道路北侧的沙河五村——由白石洲村、上白石村、下白石村、塘头村、新塘头村五个自然村组合而成。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圳特区推行农村城市化,各村成立股份公司,农民入股。但沙河五村的村民除得到非农户口外,其他政策——如成立股份公司、确权村民宅基地、返还集体经济发展用地,直到21世纪初都始终未得到兑现。
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继续耕作,但能在宅基地上“种楼”。据资料记载与租户回忆,白石洲的种楼高潮发生在2000年左右。于法理而言,这类地尽其用的“握手楼”当属违建。
约2004年后,随着深圳相关部门规管趋硬,白石洲的主要格局基本定容——在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伫立着2500余栋农民房,曾同时容纳着逾15万人的生存。
2005年,深圳市和南山区两级政府开展白石洲旧村改造的研究工作,白石洲旧改序幕正式拉开。
2019年3月21日,开发商在2018年度业绩发布会上,首次正式公布白石洲旧改项目规划及进展。据项目文件,至此,项目已完成物业确权、集体物业补偿协议签订等前期筹备工作,私人物业确权率接近80%,拆赔比例标准也已获得白石洲股份公司通过。
据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南山管理局公开信息,白石洲旧改更新单元用地面积为48万平方米,计容建面达348万平方米(与开发商方数据相较少10万平方米)。其中包含住宅125万平方米(含保障性住房5万平方米),商业、办公及旅馆业建筑104.5万平方米,商务公寓112万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6.455万平方米,及有1.8万平方米的社区体育活动场地用地。
此外,开发商方面还透露项目将由31栋49-65层住宅,21栋公寓,3栋66-79层超高层写字楼,1栋59层办公楼组成。并将引入众多世界级企业,打造总部经济。
清租令下,别离开始。在笔者2019年12月进入白石洲时,据多位商户估算,白石洲的居民已锐减八成。
第一章 城中石洲:深漂可栖?
▌落:深梦起航
临别在即,有的人离去的脚步匆匆,也有的人抓紧最后机会回头再次作别。在城中村里普遍昏暗的灰色调中,一件黑底白字红印的短袖T恤在阳光下稍显亮眼,上印立场鲜明的三个字“白石洲”。
他叫贺成,24岁,湖南常德人。眼镜、黑T、牛仔裤、双肩包,是科技园附近常见的装束。身材短小精悍,一米六左右的身躯微微发胖。
这是他来到深圳的第二个年头,两年的时间里他已换过四份工作,目前正在后海的一家O2O酒店平台从事销售推广。
和许多深漂一样,白石洲也是他落脚深圳的第一站。
那是2018年的早春,元宵过后,贺成离家南下。“当时是朋友找的房子,最初我也没想过会住在这里。”贺成曾经的家,是白石洲一栋农民房里的五楼临街单位,两室一厅,三十平米上下。因为睡觉常打呼噜,他选择了独睡较小的那个房间。月租三千,三人平摊。初到时的狼狈,贺成至今仍历历在目。“一推开门我都傻眼了,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和毛坯房一样。幸好朋友买了床,不然只能睡地上了。”他回忆,虽是年初,但深圳当时的天气已有些闷热,当他拖着大小行李来到出租屋时,却发现连洗个冷水澡也会成为问题。“这里的房东不会配任何家具,租户搬走的时候,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统统卖掉。那时竟然连花洒的喷头也都被拔掉了。”他有些激昂地说着,不住地摇头。
初见他的“白石洲”文化衫,我们还以为遇到了前来记录的媒体同行。后来才知道,这是白石洲里一家小酒馆在清租结业的前夕送出的纪念品。和许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一样,贺成也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只是他的路径有些特别——酒馆-公司-出租屋。“如果按一天24小时来算,在白石洲生活的一年时间里,我在那个酒馆里待了超过四个月。”
贺成所说小酒馆位于深南大道北侧的白石洲公交站旁,在2019年九月结业。小酒馆面积不大,他指着一扇积灰的玻璃窗对我们说:“我以前就爱坐在这个位置,里面正对着的是酒馆的主调。”酒馆消费不高,花费二十多元买一杯啤酒便能消磨一个晚上。“熟络起来后,里面的人都挺逗的。每天晚上和朋友待着开开心心地过挺好的,不至于回到房间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玩手机然后睡觉。”
在贺成眼中,在偌大的城市奋斗时,逼仄的住处、高压的工作、拮据的生活都可以承受。唯一让他备受煎熬的是那如影随形的孤独。
“我做销售的,要经常笑,但那些都是皮笑肉不笑。”因为白天工作强度大,以前晚上回到家,虽同住一屋檐,但室友三人常常一言不发。“太累了,回到家只想往床上一躺,说白了其实相处久了也没什么共同话题。”
因此白石洲入口处的小酒馆便成为了这个异乡人的一处寄托,虽然能找到些零星的归属,但终究不是所有感情都能得到替代。贺成从前的卧室有一扇临街的窗,正对着楼下的街道,晚上会摆满流动的宵夜摊。在白石洲中无数个油烟升腾的长夜里,最叫他难忘的,是一个失眠的午夜。“那天半夜楼下有几个人喝高了,在唱歌,我听着听着一下子忽然不行了,想回家。”他想到了老家的兄弟们,他怀念那段遇事不用独自面对的时光。
贺成从小在长沙长大,四年前专科毕业,此后一直从事销售相关的工作。“在长沙工作了两年,我觉得不能再这样过,太安逸了。”回忆起两年前的离家,他还会感觉到做决定时的仓促。当时年少气盛的他只想着去北上广深体验一下快节奏的生活,这个没有明确目标的决定从诞生开始就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离家前,贺成还因此和父亲大吵了一架。贺成狠狠地丢下一句话:“要么撞得头破血流回去过着再平凡不过的生活,要么就在这边扛着。”
在他眼中,北上广深,孕育着的是无限的梦想与机遇。不想平平淡淡过一辈子的他最终选择了深圳作为起航的港口。
生活变成了生存,是他背井离乡来到一线城市后的第一个落差。从事销售工作的收入与业绩直接挂钩。“刚来的时候三个月没开成一单,但那时的心态就是钱多钱少不重要,只要教会我东西就可以。”因此,在深圳生活的第一年里,他觉得吃的苦都很值得。“每个月交完房租,还能剩下两三千零用,每天能去去酒馆,我觉得已经够花了。”
图为已搬迁的小酒馆
2019年春节后,他萌生了想学习广告运营的念头,于是换了一份游戏公司的工作。那时贺成最多连续一个半月没有休假,这份工作日常九点半上班,晚上平均十点后下班,最晚加班到凌晨五点。超负荷的“996”工作状态却没有得到合理的报酬,“工资真的很低,最高一个月5千多,最少的时候一千多。”这份高强度、低回报的工作让贺成一度陷入了低谷。不堪重负的他在2019年九月离开了这家公司。
贺成目前的工作底薪高,时间也自由,每周只需要回公司开三次会,与我们相遇时,正是属于他的“业务洽谈”时间。那天他约的洽谈地点正好在白石洲附近,期间的空档,让他得以再回来走走。
贺成在2019年三月搬离了白石洲。由于室友的搬离,加上房东年后涨租四百,无力独自承租的他只能选择离开,此后入住了固戍附近的单身公寓。月租金1500,拎包入住,环境、配套设施都好了很多,但通勤却成为了新的问题。去往后海的公司开会,搭乘地铁单程便要花上一个小时。因此,他也考虑搬回白石洲,“即使这片要拆了,但附近还有呀。有对比才知道,白石洲去哪都方便。”
深漂两年,最初的憧憬和实际的境遇有契合也有落差,虽说追梦的信念仍在,但在贺成也深深地体会到了生活的骨感。“曾经身上只剩几块钱,连公交都坐不起。房东催租,交不了就打包所有东西直接扔出去。那时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毕业后的他一直没谈女朋友,“没房没车没票子,现在拍拖,就是害人。”家人也在催促,他坚决地说:“不到二十八别问。”即便如此,即将25岁的他仍未有存钱的打算。
我们一路边走边谈,忽然他在沙河街上止住了脚步,指着远处新塘村背后的华侨城住宅说:“我有个朋友来深圳早,现在月收入差不多一万五了,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即使一个月能存下一万,一年都未必够买一个平米。”
对目前的贺成而言,最迫切的,还是月收入的提高。“起码得到一万以上吧,才能谈得上在这里生活。但到时候也许也要帮着妈妈还信用卡了。”
贺成喜欢旅游,在对话中常提到令他流连的凤凰古城和大理。相较千篇一律的水泥森林,各具风格的古建筑更让他着迷。但自从到深圳后,就再也没旅游过了,“没钱。”他笑说。他关注了不少旅游博主,“不少网红随随便便就可以花几百万包下马尔代夫的一个岛去度假,我未必要像他们一样,但希望能够支撑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至于更遥远的未来,贺成可能还是会回长沙,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能开一家咖啡店或者小酒馆。“那是我喜欢的生活,深圳的生活已经体验过了,现在拼死拼活是希望日后能过的轻松。”
▌歌:大排档歌手的明星梦
初次见到吴恩师,是在沙河街的一条巷道里。
准确的位置其实是沙河工业东区,这里几乎满街餐饮店、水果摊,混杂着几间台球俱乐部。由于拆迁,大部分店面大门紧闭,白天除了飞驰而过的电瓶车,并无多少生气。到了夜晚,白昼里门可罗雀的街道由于大排档溢出的香气重新人声鼎沸。就在这嘈杂的烟火气中,我们循着歌声找到了他。
这一条街是他的地盘,在一街之隔的下白石洲另有一名歌手,和他一样辗转于各个大排档与夜市之间卖唱。很多人喜欢称他为流浪歌手,实际上称呼为流动歌手更加合适。吴恩师并不在街头流浪,他在西丽租房,白石洲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上班打卡的地方。每晚八点他会背着吉他,将音箱绑在小型电瓶车的后座,从西丽沿着沙河西路骑到白石洲,开始他夜晚的工作。
吴恩师并不畏惧镜头,第一次偶遇他时,是在一家热闹的烧烤店里,我拿出相机对准了在餐桌旁为客人歌唱的他,一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却显得粗壮的中年男人。取景器中看到他直直望向我的镜头后停止了演唱。我本以为打扰到了他的营生,但他只是调整了一下设备,让自己的声音更加清楚响亮。后来我们了解到,这种面对镜头依旧自然甚至有些渴望的状态得益于他先前的经历,他曾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场的歌唱比赛。不过,在演唱完毕,单独坐下与我们聊天时,吴恩师却显得有些拘束,怀中一直抱着吉他,右手不停轻轻地拨弄着琴弦,左手切换着不同的弦位。
2013年,他冲破深圳区的层层海选登上《我爱记歌词》的舞台,那时节目组给他的称号还是农民歌王。来自广西宜州的他,最开始在家靠养蚕维持生计,后来到深圳闯荡,做过快递员、销售,也摆过地摊。2017年他背着吉他骑了三个多小时的电瓶车从深圳去往东莞,参加广东打工者歌唱大赛,被人称为民工歌神。如今的他已经辞去所有工作,开始全职唱歌,而白石洲的夜市就是他的舞台,在他的某短视频APP个人号里,他给自己取名大排档歌手。
他一直有着音乐梦想,没有条件去接受声乐指导,就去网吧看音乐教程,或者去上一些音乐公益课。在三十岁的时候买了人生中第一把吉他,继续在网上磕磕绊绊地学习乐器。他有两本很厚的曲谱,共有一百多首歌。“我都是很简单的和弦,像什么音阶、乐理我不懂,有些曲子就弹不了,不然还要再多两百首。”
他在白石洲通常活跃在沿街的大排档或者烧烤摊中,总之哪里热闹就会去哪。最初不是所有的店主都欢迎他提着音箱,背着大吉他在店里走来走去,食客有时也会嫌他吵闹。但包容总是白石洲热闹夜晚的主旋律,当前奏响起时,他就成了这条街的一部分,歌声从巷尾传到街头,穿过人们举起的酒杯,融进了他人的热闹里。
第一次在白石洲卖唱是非常窘迫的,“只能硬着头皮上,那时又没有工作,小孩子也几岁大了,没办法,为了生活。”白石洲并不是他深漂的第一站,最开始在龙岗横岗做着快递的工作,后来又当起了饮料公司的业务员,公司宿舍就安排在白石洲,后因为便宜的租金搬去了西丽,但他依然选择白石洲作为卖唱生涯的起点。对比西丽,吴恩师觉得白石洲的热闹是让自己感觉亲切的。
跟他第一次登上舞台比赛一样,初次在餐桌旁给人唱歌也会紧张,但随着次数的增多并成了日常后,吴恩师开始习惯这种热闹。从刚开始的四处受阻,到后来的游刃有余,吉他和歌声成了他在白石洲夜市间“游走”的通行证,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他的演唱买单,这条街的夜晚比之前更加热闹了。
吴恩师每天的工作就是背着吉他,像推销员一样给那些早已饱腹却依然坐在桌旁侃大山的客人推销自己的歌声。如果客人想自己唱歌,他也可以伴奏,每首歌三十元。运气好时,碰到豪爽的客人能连唱十几首,一晚上多赚上好几百。有时遇到喝高了的客人,唱得尽兴了,微信多给了钱,吴恩师会等着第二天客人酒醒,再把钱转回。“这钱拿着不踏实,即使是他给我的我也不会要。”吴恩师在这条街上有很多熟客,常有客人打电话邀请他过来伴唱。
白石洲如果没有吴恩师的歌声,会少一些热闹,但热闹始终是别人的。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一个人站在桌旁卖力地唱着歌,而桌上的人玩着手机,或者大声交谈,时不时抬头看看身旁这位歌手,附和几声歌曲高潮后又低下头,继续自己的事情。有次遇到一个醉酒的客人,拿着厚厚一叠刚收来的租金在他面前挥舞,大声喊“给我唱,今天我买单”,有激动的客人想揽着吴恩师一起唱,他本能地避开了,闪躲进了阴影。霓虹灯在食客们的脸上闪烁,吴恩师背对着灯光,继续他深沉的演唱,酒杯在节奏中起伏,动情的歌声混杂在热烈的喧哗之中,显得格格不入。
相比白石洲,西丽要冷清许多,零零散散的店铺,不太热情的人,吴恩师总是在白石洲的工作收尾后才会去西丽的街头找找生意。尽管住在西丽,但他对白石洲却更为熟悉,三年里几乎每晚都来的街道,如今面临拆迁,他的心中也有着不舍。之后的去路他没有具体的打算,可能去西丽零散的店铺间碰运气,也可能回广西老家,都是拆迁之后的事了。2005年,二十四岁的吴恩师第一次离开广西老家来到深圳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那一年,陈楚生还在深圳酒吧做跑场歌手,创作了《有没有人告诉你》,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唱出了当时那些怀抱艺术梦想的年轻一代人在大城市中漂泊的遭遇和追梦的心声。
如今的白石洲是他最大最真实的舞台。每天都能唱歌,同时也有钱赚,听上去和梦想那么接近,但吴恩师认为,自己的实力绝不应该仅仅止步于白石洲街头卖唱。由于白石洲街头特有的气氛烘托,人多聚集的时候他唱着唱着就会大喊:“一起来!”,素不相识的食客们跟着他的伴奏一起合唱,此刻的他竟有了些当明星的感觉。
来白石洲的人越来越少了,熟悉的店家也一个个地关门歇业,望着与昔日截然不同的街头,吴恩师也知道是时候离开白石洲了。不会音乐创作的他目前只能靠着一副好嗓子来获得不错的收入,曾有一家北京的公司想和他签合同,让他演唱公司老总创作的歌曲,但他因为歌曲质量的问题拒绝了。“把自己弄成乞丐那样吸引眼球的事,我做不出来。”
“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全由你操纵。”吴恩师很喜欢唱《离不开你》这首歌,歌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原本拘束在座位上的他变得大开大合了起来,双目紧闭,指尖在吉他上有节奏地弹奏,高音自然地上升又回落。这首歌是他唱给白石洲的,曾经白石洲敞开怀抱融化了他,如今掀起波澜将他“抛弃”,如果白石洲终将夷为平地,在高楼拔起之前要去往哪里,他并不清楚,手中还有一张一月中旬回家过年的车票,这一去或许就要告别理想了。
▌孤:流浪的钉子户
在白石洲新塘村的入口处,有一方宽阔平整的空地,从前是一片宵夜摊贩的热土,不知是因为人流骤减,还是因为城管干预,生意不复当初,如今已彻底变成了停车场与孩子的乐园。
在空地的西北侧有一口老井,井口的瓷片已经斑驳,稍微靠近,便能闻到阵阵局促腐朽的气味从地下涌出。在老井的一旁,并排放着两个大泡沫箱,箱子后面整齐地堆叠着一摞摞折好的纸皮,这些是一位老人的私有财产。
“我姓阎,阎王爷的阎。”阎力的家,在老井旁塘头三坊一栋农民房一楼走廊的尽头。在两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横架着一张九十厘米宽的独睡床,剩余的位置与门前的空地则堆满了各式物品,衣物、器皿、食物、废品无差别堆成了一座小山。房间里没有灯,朝路的一侧有一道户主建的卷帘门,“晚上睡觉我就把门拉开,外边有光,白天人不在了,就把它关起来。”屋外,正对着床头的地方立着一尊约半米高关公像,手上的大刀没了,成色陈旧但一尘不染。“我从来不烧香,人心善就得了,关老爷知道。”他背过身子,叉着腰朗声说。
时近冬至,阎力却仍穿着短袖短裤,跨着一个腰包,黝黑的脸上蓄着一缕白得有些发黄的胡须,蔓生的胡髭与密布的皱纹纵横交错,健实的身板却已甚是佝偻。
他是一名“钉子户”,已在白石洲生活了十五六个年头,自打抵埠,就一直寄居于此。大约五年前,该楼房的业主计划原址改建翻新,便设法请他搬离。阎力记得,当时村委和城管曾来过几轮,但他不肯退让。“他们抢我东西,我就冲过去骂,你土匪啊,你敢抢我东西我跟你拼命!”老人愤然说着,嗓门很高,说话间忽然攥紧拳头,像是又一队城管向他袭来。
几经折腾,村委有些无奈,也许是可怜他年纪大,又无固定收入,便答应在翻修完成后仍允许他在此处继续免费居住。
阎力一直以收废品为生。但由于腿脚不好,不能常上高楼,若需上楼,最高也只能到达四层,如再往上,就只能把生意介绍给同行,大家利润平分。
他有着固定的日程,白天在外招揽回收,傍晚回到水井旁整理,七点半左右便将打包好的货物拉到位于新塘村回收站售卖。收回的废品均以纸皮为主,在头次与老人遇见的晚上一共是七大捆纸皮压满了斗车。“一捆三十斤左右,今天应该能卖百一二块吧,刨去成本挣七八十”。他说,若是运气好,如今一天最多能卖出两车。
但随着拆迁清租,白石洲的居民锐减,阎力的生意已大不如前。目前每天只能挣个几十块,有时还抵不上饭钱。一提起旧改,他满腹牢骚:“这地方楼这么多,他发展商哪有那么多钱,没有个三五年一定拆不成。”即便我们指着随处可见的“楼已清空”的标示,告诉他截至目前已有大部分的业主同意拆迁,但他依旧执拗地挥着手大声驳斥。
阎力长年独居,初见时说自己是陕西人,后来改口来自安徽,几经同乡的确认,我们才敢肯定,他的老家在安徽阜阳。他不识字,自称在2018年身份证、老人证、手机全都丢了。“岁数我记得,因为自己一年一年往上加,今年就是七十二了。”但据同乡的老孙透露,阎力并非没有家人,他共有两女一子,如今都已成家,其中大女儿也在深圳,且同在白石洲。
在一个寒潮侵袭的晚上,老人终于在那几乎从不换洗的短袖外头披上了一件风衣。他如旧加工着纸皮,并不在意忽然驶来的电动车。骑车的是一名中年妇女,后座还坐着一个小女孩。他们草草聊了两分钟,“看到车上那小女孩吗?那就是我外孙女。”她们走远后,老人才说,刚刚来的是她的大女儿,住在新塘,做家政工作,“每天上两小时班,一个月挣两千多。”女婿做的是载客的生意,外孙女在私立的星河小学上一年级,至于拆迁以后孙女学位的问题,他并不知情。被问及为何不和女儿同住,老人摇摇头,“他们房子小,一个单间十几平米住三个人。”这时,在旁的同乡老孙轻声地对我们说:“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平时收破烂,身上总不干净,就免得去打扰女儿女婿了。”
老人的二女儿前些时候已经回老家了,儿子在杭州工作,但已有几年没联系,现在工作是什么,甚至联络方式他都不知道。
阎力在家乡还有一个老伴,平日在家照顾孙子,偶尔也会到附近的农地上帮忙做些副业,比如帮忙掰玉米。“她身体不行,走路都弯着个腰,太重的活也不能干。就只能帮人家掰掰玉米,一小时五块钱,一天赚个20块。她弓着腿,走路都不稳当”。
他至今已有八年没回过家了,打算今年过年回去。“年后我还会回来,在老家待着没有意思。”
老人依然坚信,白石洲一时半刻拆不了,“就算这里没了,大不了到时我就上天桥去唱个戏。”说着他操起了豫剧腔调,“老板恭喜发财,行个好,两块钱,两块钱。”手心朝上一捧,沟壑纵横的脸上立时挤满了笑容,尴尬却甚是滑稽。
“反正我这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果有天真的起不来了,咋说也是我把他们拉扯大,他们不养我能成吗?”
挤:左支右绌一大家
老张拖着板车,在幽黑小巷的“一线天”中连拐几道弯,回了家。妻子刚用铁锤砸开一个净水器,正埋头分拣着金属零件和塑料外壳。现年57岁的老张以收废品为生,无业的妻子是他的助手。
这是一个拘束在握手楼一层的狭小空间,十来个平方,月租一千元。里面被杂物塞得满满当当,也塞着白石洲特有的幽暗。一扇塑料门将厨房与洗手间隔开,逼仄的房间内横摊着一张不锈钢床,床边余出的间隙中卡着一方折叠餐桌,吃饭时坐在床沿,人挤在床和桌之间,桌面却空旷,只有简单的两个小菜。
老张在屋里搭了个小阁楼,两个儿子住上边,自己与妻子住下边,一家四口就这么挤进了这个城中村的角落里。在这一览无余的出租屋内,一丝空隙的浪费都是奢侈的,在上铺与天花板之间的狭窄空间被零件与杂物填满,他的床上横扯着一条细铁丝,上面晾满了衣物。除了一个挂在防盗网上的钟和木柜上两个铜器物外,老张家看不到任何的装饰。
从前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家贫,初中辍学后,老张就开始在各地闯荡,去过新疆、吉林、北京等地。当年他贷款400块去新疆,做收头发的小生意,却血本无归。身无分文的老张只能扒火车回家,但最后还是被乘务员发现了。好在老张运气不错,靠给火车添煤抵车费留了下来。煤炭在锅炉中燃烧,挥舞铁锹的老张汗流浃背,飘出的煤烟熏得他睁不开眼,“差点没熏死。”就这样泪水汪汪地坚持了一路。几次闯荡失败后,在老家人介绍下,30岁出头的老张只身来到深圳,在建筑工地干活,一天就挣20来块。
随着年纪增长,力气消退的老张,2004年住进白石洲,转行收废品。基本全年无休,一般早上8点出发,天黑回到住处整理废品,随后卖到废品回收站。最忙的时候,他曾一口气上下十一楼十几趟,累得直不起腰。拆迁前的白石洲有十几万人之多,老张一天能卖三四趟,收入四五百。如今大规模清租,只剩下一万多的人口,一天只能赚一百左右。
老张的妻子比他大一岁,去年工作时不慎跌落工地两米多深的下水道,腰部重伤。自那以后一直在家中休养,没了收入的张婶主要操持着家务,有时还给老张搭把手。如今白石洲中的人越来越少,夫妻两人也愈加“清闲”。
同住的两个儿子都是外卖员,起早贪黑的工作虽是辛苦,但据老张盘算,俩人的月收入都有一万多。大儿子已婚,有三个孩子在老家上学,由老张80岁的父亲与大儿媳妇儿负责照看。孙辈的学费、生活费老张夫妇也得分担,“加起来都给了他们十多万了,也不是没想过自己带,但深圳学费生活费实在太高了,负担不起。”其中一个孙女的成绩很好,老张说来自豪,“如果到初中还能保持住,那是挺有希望的。”
小儿子27岁,未婚,按张婶的说法,高不成低不就,老张夫妇如今很为他的婚姻发愁。“现在彩礼至少都得要几十万,还得有房有车。”提到这里,夫妻俩摇头叹气。在深圳打拼多年,老张夫妇才勉强给大儿子凑钱买了一辆十几万的长安福特牌车。
老张的休息日只有年初一和暴雨天,平时唯一的娱乐是晚饭后到广场与同乡谈天。在白石洲居住十多年,他对这里的大街小巷十分熟悉:“随便哪栋楼,只要门牌号儿说准,我都能找到。”但是对于深圳别处,老张的了解仅限于听说,他能轻松地罗列一些知名景点,如世界之窗、欢乐谷、大小梅沙、莲花山公园等,尽管从来没有去过。
像很多即将离去的人一样,对于搬离白石洲后的生活,老张一家并没有多少期许。他的儿子打算考察平湖,而老张说,“最大可能是去宝安,过完年回来再说吧”。他们舍不得离开深圳,也不想回老家,在这里凭力气赚钱,一方面为了生活,另一方面一家人互相有个依托。
“我们农民退休金低,只有一千多一个月。”再过两年,张婶就能收退休金了。即便年将花甲,奈何肩上担子仍重,老张夫妇还得设法继续手头的营生。若能再寻个热闹的地界,从别人丢弃的物件中刨生计,整理整理便又是一年积蓄。“去到新环境生意要重新做起,明年会很难,之后行不行就看明年能不能熬得过去了。”
新年已至,白石洲将不再是从前的白石洲,老张一家的生活却依旧是那个生活。
(9月6日、7日将继续连载)

关键词 >> 深圳,白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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