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愤怒、转变、出走：白俄罗斯抗议背后的年轻人

25岁的阿纳斯塔西娅没有想到，一场疫情之后突如其来的社会运动会将她和许多其他白俄罗斯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卷到一起。

她曾经在白俄罗斯外交部工作，去年年底跳槽到了可口可乐公司，成为颇受邻里羡慕的外企白领一员。如果不是爆发了全国性抗议活动，她的人生原本很难与19岁的建材市场工人弗拉基米尔产生交集。

今年8月上旬，白俄罗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总统卢卡申科在大选中获得了8成得票。但反对派不少民众对选举的过程和结果不满，连续两周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反对派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娅逃至邻国立陶宛，在那里继续发声壮大抗议者的声势。

8月23日，卢卡申科手持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在保镖的护卫中走下了直升机来到总统府。那一天，弗拉基米尔在总统府门前守候多时，就为与众人一同向卢卡申科亮明立场。数个街区之外，阿纳斯塔西娅则试图以年轻一代的视角向祖父母讲述眼下的危机。

时到今日，抗议已进入第22天，执政26年的卢卡申科身陷国家独立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白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眼下正在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是建国近三十年来绝无仅有的。

“今日（白俄罗斯）的抗议游行与十多年前很不相同，也没有遵循乌克兰‘颜色革命’的模板，但与2017年的那次存在一些连贯性。”专攻东欧研究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尔莱娜·拉鲁埃尔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年来的这些街头运动动员面广，涉及城市和乡村，越来越折射出政府的治理困境。”

被动员起来的底层青年

弗拉基米尔和阿纳斯塔西娅本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年轻人。

近期辞职之前，弗拉基米尔一直在明斯克的OMA建材市场打工。这是一份没有什么获得感的工作。“毫无意义”、“损耗性”是他用来形容日常工作内容的词汇。忙碌一天下来，每小时只能拿到3.5白俄罗斯卢布（1白俄罗斯卢布约合人民币2.6元），平均一个月收入在800卢布左右。

为了这低廉的薪资，刚刚成年的弗拉基米尔得起早贪黑，工作日干满10个小时。在建材市场里还不乏比他更“拼”的员工。“我有一位OMA里的同事，他经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0点，下班了再去一家工厂当安全护卫员。”弗拉基米尔说。

在本该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却不得不从事如此繁重低薪的工作，弗拉基米尔自然对卢卡申科政府没有什么好感。加之他年纪很小，完全没有经历过卢卡申科受到大部分民众支持的1990年代，因此响应反对派的政治动员对他来说不存在任何心理障碍。

“直到抗议开始，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与我情况相似的白俄罗斯年轻人。”弗拉基米尔说，“大家看不到希望，这次终于打破了沉默。”

弗拉基米尔（左） 本文图片俱为受访者供图

弗拉基米尔所在的集会现场有年轻女性甚至穿着白色婚纱，盛装参加游行。年轻人加上街头政治，不免发散出一丝荷尔蒙的味道。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这些穿着婚纱的女抗议者手持标语，上面写着“我愿嫁给抗议者”。

弗拉基米尔和他穿着婚纱的朋友

这些反对派动员起来的年轻人往往利用Telegram等通讯应用来实现信息沟通，并使用Youtube网站来传播抗议现场画面。互联网曾在大选期间被切断，但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找到绕过封锁的办法并不困难。同时，也有批评声音指向这些网络工具背后的西方身影。

抗议伊始，街头的主力军是明斯克的年轻人。但事态发展至今，工人阶层和低薪白领也加入到了运动中来。在外省，多个工业重镇受到波及，出现大量的工人聚会，他们呼吁进行罢工，而在当年，工人和农村居民曾是卢卡申科的有力支持者。

由于缺乏公开信息，很难判断卢卡申科目前真实的民意支持率。大多观察者认为比起1994年和2000年大选，卢卡申科的支持者比例有所下降。然而，反对派中流传的卢氏实际支持率只有3%的观点也很难站住脚。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白俄罗斯国内外观察者多认为这需要了解卢卡申科基本盘的变化。

一个体制内家庭的变化

如果说弗拉基米尔走上街头是一件自认顺理成章的事，那么在阿纳斯塔西娅这边，拉开与卢卡申科政府的心理距离却并非一蹴而就。

阿纳斯塔西娅来自一个典型的明斯克体制内家庭，祖父母在苏联解体以前都是苏共地方干部。白俄罗斯独立以后，他们依然在新成立的政府和国有机构中工作，直到退休。她的父母也都是国有机构的在职中层干部。

1994年，当时政治资本单薄的卢卡申科在大选中爆冷击败白俄罗斯独立后的首任领导人舒什科维奇。第二年，政府组织全民公投，白俄罗斯民众决定沿用苏联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红绿旗帜作为国旗，弃用苏联成立前的白俄罗斯白-红-白国旗。可以说，当时是白俄罗斯人主动选择了卢卡申科来保护苏联时期的大部分生活方式。

在接下来的年头里，白俄罗斯政府获得了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在很多百姓眼中，卢氏主动拉开与西方和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的距离，使得白俄罗斯很大程度上免遭超级通货膨胀和经济自由落体之厄。

与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在经济自由化道路上狂飙突进的东欧国家相比，白俄罗斯保留了较高的国有化程度，各地基本保存了苏联时期的大型工厂，吸纳了可观的就业人口。十分不容易的是，在周围国家经济跑步进入私有化的背景下，经济体量小、资源禀赋弱的白俄罗斯不仅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增长和轻重工业相对平衡的产业结构，还维系了福利国家制度。

阿纳斯塔西娅甚至还记得，初中毕业去俄罗斯旅行时，有年长的俄罗斯人会当她们一家的面大声称赞白俄罗斯生产的产品质量过硬，有“苏联遗风”。热情之余，不免流露出对白俄罗斯福利体制的羡慕。“我祖父母当时都享受尚可的医保和养老待遇，也难怪会让他们的同辈、曾经在苏联体制下度过类似职业生涯的俄罗斯老人心中戚戚了。”她说。

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阿纳斯塔西娅印象里很少听见人们议论卢卡申科政府。“至少在我家，当时我们都把卢卡申科看作理所当然的领导人。”她说，“人们普遍感觉白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中）是一个特例，不会受到颜色革命的波及。”

2006年和2010年，明斯克也曾发生过反对卢卡申科的抗议。当时作为抗议主力军的城市年轻人往往不能得到家中长辈的认同，甚至可能被一些同龄人视作异类。“我还记得那几年家中长辈尤其是祖父母坚决支持卢卡申科。”阿纳斯塔西娅回忆说，“2010年那次，表哥刚满投票年龄，却拒绝给卢卡申科投票，他爸妈不理解但也不置可否，爷爷奶奶却痛骂他是家族的‘叛徒’。那时我还小，也把表哥当做了‘坏人’。”

2010年之后，事情逐渐起了变化。乌克兰在2014年经历了新一轮“颜色革命”，当时的政治动员话语中同时具有很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色彩和亲欧倾向。作为语言文化相近的邻国，白俄罗斯也受到了些许影响。民族主义不再被视为老旧的、与年轻人格格不入的政治叙事，相反它被赋予了一层亲欧外衣——做“属于欧洲的”白俄罗斯人。

不过，民族主义在白俄罗斯发挥的动员力量与乌克兰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美国《雅各宾》杂志8月17日刊发的一篇采访指出，由于白俄罗斯立国时间短、历史文化传统与乌克兰不同等原因，强民族主义缺乏民众基础，也没有在街头运动中起到太大作用。在抗议初期，旧式的白俄罗斯白-红-白旗帜十分普遍，但逐渐有不少人打着目前的红绿国旗加入了游行，两面旗帜下的人群没有发生冲突。

真正令卢卡申科基本盘受损的，还是民生相关议题。2017年，卢卡申科政府突然宣布征收“失业税”，反对派主导的抗议第一次由明斯克扩散到了外地的小城镇。在此之前，基本上所有的抗议都集中在首都明斯克的苏式广场和大道上。这是一座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城市，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大力重建城市，将明斯克营造成一座苏维埃工商业重镇。

反“失业税”抗议爆发后，几座外省城市也出现了呼应首都事态的游行活动。而在今年，这种情况更加凸显。在明斯克之外，不仅仅是布列斯特和赫罗德纳等省会城市，多个小城镇也发生了规模不小的抗议。

“家里的长辈也动摇了。他们原本都是公职人员，但近几年政府接连搞‘失业税’、将军龄、产假、高等教育经历等踢出工龄的计算公式，以及连续高企的物价，这些都让他们重新考虑对政府的无条件支持。”阿纳斯塔西娅说，“即便我住在乡下的姨妈，也承认‘国家出了问题’。”

今年的疫情则成了压垮阿纳斯塔西娅一家对政府坚定支持的“最后一根稻草”。疫情期间，白俄罗斯政府的防疫策略受到了多方质疑。在政策层面，直到5月都没有采取严格有效的封锁措施，民众开始怀疑政府对待疫情的态度是否严肃。

“我妈妈和我的双胞胎妹妹都得了新冠肺炎。”阿纳斯塔西娅回想起疫情严重时的日子，依然心有余悸。“明斯克没有真正的隔离措施。她们确诊了以后只能闭门不出，我和父亲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最终，在8月的大选期间，阿纳斯塔西娅全家都没有去投票。不过，此举并未自动转化为对依然面孔模糊的反对派的支持。在过去，她和家人支持卢卡申科的另一大原因是以此来反对右翼民族主义者和主张完全西化的新自由主义，与卢卡申科分道扬镳不等于全盘接受他的对立面。

“‘反对派’三个字到底指什么呢？当然他们有专业现代的社交媒体网络，对年轻人的动员能力远超语言古板生硬的官方宣传。但在这些形式之下，运动的实质到底是什么？”阿纳斯塔西娅疑惑地问道，“是走向新自由主义道路，还是赶走卢卡申科搞‘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大搞民族主义的记忆政治，还是在俄欧之间二选一？”

感觉被“赶到”国外的青年

结构性的经济和治理问题已困扰白俄罗斯多年。但从目前来看，白俄罗斯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做好了解决问题的准备。抗议者的“Уходи”（下台）口号喊得整齐划一，但卢卡申科下台后的白俄罗斯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该如何发展，却无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近年来，白俄罗斯与东欧国家一样面临出生率越来越低，青壮年移民国外比率却越来越高的问题。据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人口约为650万的白俄罗斯2019年新生儿数量为87851人，为1945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另据白俄罗斯媒体tut.by 2019年的抽样调查，当年第一季度将近有9.3万白俄罗斯人在国外工作。

另据白官方数据，2018年，未更改永久居留权的白俄罗斯劳务移民总数为9.54万人，2017年这一数据为8.3万人，2016年5.95万人，2015年3.94万人。白俄罗斯国会议员米哈伊尔•米亚斯尼科维奇（Mikhail Myasnikovich）在评论该数字时承认，外劳迁移是白俄罗斯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高素质工人方面”。

伊琳娜是出走的白俄罗斯青壮年劳动力之一，她在学习时就已在亚洲和欧洲多地生活。尽管喜欢旅行并了解其他文化，她还是说：“我最想和自己的同胞，家人一起生活在我们的国家。但我们想要有尊严的生活，不需要每分钱都斤斤计较地活，但这一切在白俄罗斯都难以实现。”

许多选择出国打拼的白俄罗斯人会前往俄罗斯、欧洲和中国等地，他们受限于白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在国内往往很难赚到钱实现自我以及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感觉被“赶到”了国外。

伊琳娜坦言，对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不满正是推动她远赴上海打拼的因素。但与乌克兰等其他东欧国家的同龄人不同，她并没有将欧盟或俄罗斯与自己乃至国家的未来发展捆绑。

“我们不渴望加入欧盟，也不希望俄罗斯施加强大影响。我们只是要一位新总统！”她说。“一位新总统”五个字便可以总结绝大部分抗议者的核心诉求。《雅各宾》杂志分析称，这些人没有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日程表，抗议已22天，主题仍然聚焦于大选结果和总统去留。

学者拉鲁埃尔从力量对比的角度认为，目前的反对派依然缺乏足够的执政基础。“与当年的乌克兰对比一下，可以看出情况明显不同。”她说，“在白俄罗斯的任何一个地区，反对派还没有取得真正的主导地位，目前还看不到反对派中真正能够代替卢卡申科的实力派人物。胶着之下，街头对阵的双方都得思考，接下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