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田丰:“三和大神”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类型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实习生 申璐

2020-09-01 09:4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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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   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   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想象这样一种生活:你在15元一晚的床位上或者是完全免费的公园长椅上、店铺门口的走廊上醒来,摸摸衣兜,如果尚且有百八十块钱,就可以接着睡去或者去网吧消磨一天……而如果已经连5元一碗的面都买不起,眼看就要饿肚子,你就必须和其他山穷水尽的青年去抢一份“日结”的工作:中介会开着面包车过来,你挤在人群中,边跑边用手把几天没洗的头发理顺一些,双手在脸上胡乱抹几下,一脚窜上面包车,在烟尘滚滚中和其他人一起被送往工地或其他招工单位。
接下来8到10个小时中,你可能作为快递员在打包和装卸快递;可能在哪个需要维持秩序的场地作为保安笔挺地站一天;也可能在大工地搬运施工材料和捡拾废料,或者在某一间毛坯房里刮墙。一天结束后,你会拿到130到200元的日结工资,回到你醒来的地方,如果你足够勤奋而且对未来尚抱有一些愿许,可能你会日复一日的这样工作来攒钱;而如果你只想混日子,可以拿着刚得到的这一百多元去“阔绰地”买一碗加肉的面,买几张彩票、和其他青年们玩玩扑克、赌一把小博,一两天后,你就不得不再次在一个清晨挤进一辆面包车的后箱体……
你在此处会失去名字,与其他同类互称为“叼毛”,而你们则被外界带着鄙夷或带着艳羡称为“三和大神”。三和职介中心外面等待机会的青年人。 

三和职介中心外面等待机会的青年人。 

2018年,或许是带着强烈的共情,日本NHK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名为《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00元的年轻人们》的纪录片。深圳边缘一处城中村中谋生的年轻人们作为一个群体由此被关注,在媒体的塑造中,他们过着“干一天玩三天”的生活,吃五元的“挂壁面”、喝两元的“清蓝水”,生活成本被压缩在最低。
非虚构领域的关注中,三和大神中的典型被多次塑造过,最近出版的一本《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则是对于他们生活的社区生态一次更为全面的描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届硕士研究生林凯玄在三和人才市场“卧底”半年,写成20余万字的研究笔记,并结撰为此书。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田丰。
失去了名字的人生活在一起
三和青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写道:“既相互熟悉又彼此陌生的三和群体中,人与人之间表现出微妙的关系,看似简单的问候与交流,其背后都有深层意味。从根本上讲,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经济交易的基础之上,这在三和亚文化环境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经济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很少受到尊敬,特别是在金钱交易方面,他们即使彼此熟识,也难以摆脱对方的怀疑与歧视。”《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书封。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书封。

外界或许更多地看到三和青年因为困窘而表现出的种种不体面:以最廉价的生活成本维系的生存时,他们常常身无长物:一身已经酸在身上的衣服,和衣躺下的床位也是无数人的汗渍、污垢浸透了的……和这种生活相“匹配”的是近乎堕落的精神状态:疲懒地寄生在网吧;拿着仅有的钱赌博;不得已时卖掉身份证、微信号与手机;到最山穷水尽时算计和偷盗……
而如我们所知道的,人是绝无可能在一个长期压抑的、感受不到任何温暖的地方存在的。作为“局内人”融入三和青年日常生活的林凯玄也在回忆时谈道:在午后一次树下聊天时,他感觉到脖子里像有什么东西在动,用手弹开后发现是一条毛毛虫。后来脖子附近迅速起了红疹,去药店后得知毒素已经发生了扩散,虽然及时进行处理,但红肿仍然无法消退。“在和三和青年聊天的时候,他看到我这种情况,也不知道他从哪得到的消息,他说香水可以消肿止痛,我说我也没有香水,他说我有。他的包寄存在一个小商店里,他就去拿出来,把他的香水给我喷,我连续三四天,每次见到他,他都会拿出来给我喷。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也不知道我的姓名,只是经常在一起。”
这就是三和青年的常态:丧失了名字的所有人聚集在一起,而围绕着这群人的生存,相关的业态:打印店、廉价的面馆、卖二手衣服鞋子的老太太、乌烟瘴气的网吧、以床位为居住单位的小旅馆等等也聚集于此,这是与深圳的高楼大厦平行的时空,也是很多青年切切实实的人生。深圳龙华三和职介中心人声鼎沸。

深圳龙华三和职介中心人声鼎沸。

澎湃新闻:关于三和青年在中国社会阶级中的划分多有讨论,您是怎样认为的?
田丰:他们是底层,但是没有形成一个规模。西方理论认为的底层社会是形成了家庭化的,有很多家庭住在里面;贫民窟有很多违法的特定的产业:比如赌博的、吸毒贩毒等黑色业务的存在。但是三和依然依靠的是外部的产业,没有形成内部产业的循环;而且底层社会对外界有很强的抗拒,美国当年的贫民窟会引起很大的骚乱,他们是有强烈的与外界相抵抗的能力的。
中国对底层的划分有以下几个标准:第一个就是无业,和失业;第二是残疾;还有就是所谓的懒汉,再往上可能就是农民,但是农民有很多也不穷。严格意义上,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来看。如果在城市,没有固定的收入可能就算是底层了,如果在农村,就是家里没有劳动力就算底层。前些年,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比较典型,现在比较典型的底层就是农民工。
澎湃新闻:城中村其实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但似乎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成为一个格外典型的存在。
田丰:其实如果把三和放在其他城市也不是说特别典型,只不过在深圳有一种强烈的反差。在深圳你是找不到5元一碗的面的,但是你在三和可以找到。它的存在典型性不是说它是城中村,而是它在深圳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落差。我们也许觉得三和青年生活不下去就会离开,但实际不是,他们反而找到了一个生活成本极低的地方待了下来,所以跟我们想象的很不同。深圳龙华三和职介中心外面等待机会的青年人。

深圳龙华三和职介中心外面等待机会的青年人。

深圳本身是一个移民城市,农民工在深圳被接纳的程度很高,深圳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城市范本,拥有完备的物质生产系统以及物流系统,三和青年能够吃到相对价低的食物;而深圳本身拥有非常发达的劳务市场,劳动力轮转速度快,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日结工作,而北上广以固定职业为主;此外,气候因素也不能忽略,只有南方城市才可能出现终年露宿情况,而北方城市相对不太现实。
澎湃新闻:所以我们来标记“三和青年”主要是因为他们能以极低的生活成本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一个点吗?
田丰:这是非常重要的点。另外就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这种干一天玩三天,可能是我们正常的社会所无法接受的。这种目前来看是独有的,形成了小的文化生态,这在其他城中村比较少见。
澎湃新闻:你怎么理解三和青年这个群体?
田丰:你把他们放到中国发展进程中,他们其实就是一个类型,这种类型一直都有,早些年的农民工也有这种情况,只不过他们周期比较长——可能是出去打工一年,然后回乡玩一年。60后的农民工当中就有。三和青年是以天为周期,他们这个情况可能耐受力就更差了。干一年玩一年的有很多基本是“老光棍”,一部分原因是懒,但另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在做工的过程中实在看不到希望,如果能看到希望,大家都会努力一下。
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对于90后农民工而言,上升的阶梯狭窄,对他们打击更大的是他们父辈已经走过这样的路了。实际上随着社会的进步应该是有很多改变的,但我们的改变做得很少。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澎湃新闻: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三和青年这个现象会成为一个社会的命题吗?
田丰:它会成为社会中一个阶段的命题,但是否能解决取决于能不能推动社会的一个变革。比如大家多做一些这样的研究,反思问题出在哪。是城市融入?还是农村教育?我个人认为,农村的问题终归要在城市中解决。既然要进城,进入工业社会,就会存在对工作技能的要求,比如北京早些年还存在不太需要技能的,但是如今越来越少了。如果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培养上个时代需要的人,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少,他们就失业了。
中国农村目前已经没有年轻劳动力了,都进城了。他们没办法退,缺乏务农的能力,小学或者初高中就要进入乡镇上学,基本是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只能往前走,中国农民是一定得进城的。
我提倡的观点是把资金大部分投在农民工进城的环节,比如租廉租房,包括是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在城市的教育等,我们现在是把很多钱放在了改善农村环境上,希望他们在那里生活更好,但是他们还是会往城镇流动。
澎湃新闻:三和的社群成员虽然不是稳定的,如你们在研究中发现的:很多青年只是在这里游荡一段时间,人员的流动性很高,但是这个社群却是长期存在的。
田丰:是的,我也谈道过,“三和大神”的离去有三种可能:个人觉醒、底层社会生态链断裂、城市社区改造。其中,关闭人力市场是最有效的方案。一旦失去日结工作机会,“三和大神”最典型的“做一天玩三天”的生活方式必然会改变。除此之外,城市社区改造也是选择之一。城中村综合整治的改造工程一旦开展,小旅馆、面馆、网吧的租金都会上涨,“三和大神”的生活成本将全面提高,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
然而,驱散“三和大神”只是治标不治本。“三和大神”的后备军,是数以万计的农村青年。因而,解决三和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防患于未然。只有通过教育系统的全方位改革,使教育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农村青年才能拥有改变人生轨迹的意志和能力。
三和文化的泛滥:究竟是谁的人生变质了
对于三和青年的另一种话语表述中,他们被认为反叛的英雄:认为打工是被剥夺和压迫的,因而选择有自主性的“干一天,玩三天”的生活。又因为这种“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态度,他们被认为是最为洒脱的族群。
从“窃·格瓦拉”周立齐到犀利哥到三和大神,网友总是能在互联网上找到这样的“负面典型”,并将其塑造为一种反叛的、自我放弃的潇洒的人生状态:与其说三和大神过着一种变质的人生,更不如说是被大城市的快节奏和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和高强度的工作与生活挤压下异化了的网友们太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循规蹈矩真的太累了,如果能偶尔地放弃自己该多好啊。网友们调侃三和青年。

网友们调侃三和青年。

澎湃新闻:三和文化其实比三和青年辐射面更大。
田丰:是的。现在网上有种说法叫“云挂壁”,可能不是在三和,在全国的其他地方也按照这样的方式和态度生活。他们有很强的主动性和自我选择,但是他们的选择范围很小。大部分人来到三和都是想找个好工作,赚钱养家,但是去了以后发现不一样,有的进了黑厂,被黑中介骗,这样的话他就会产生抵触情绪,这也是渐进的。找工作过程中的特殊事件逼迫着他们去做出选择。其实这里面大部分青年的年龄都很适合进厂打工,但是他们因为过程中遇到的事情就对进厂很排斥。
这种文化现在已经溢出了,但这都是阶段性的,每个人也许都有个放飞自我的阶段,是某种生活方式的变形,每个人选择都不太一样。从长远看,这也只是在一个小群体中,并没有形成整个社会的,没有必要夸大但是需要关注。比如日本的“宅文化”,其实也是一个小众行为。美国早年的嬉皮士,都是一个小群体,后来都回归主流了。但他们会创造社会一个阶段的符号,现在三和青年也会对青年农民工有影响,但是不会是一生的。当然,如果教育不改,这种现象可能也会延续。
澎湃新闻:三和青年的精神状态存在群体的塑造吗?即他进入这个氛围,而身边的人有都是这个态度,他也会受到影响。
田丰: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到了这个氛围中,日结为生,吃便宜的面条,还能上网,他们的生活没什么压力,这是大家都接受的生活方式,他就不会觉得有压力。如果是在父母身边,或是在老家,他们肯定很面临很多的压力。而在三和这个小圈子,一种小生态和小文化就形成了。
澎湃新闻:他们表现出的所谓反叛是因为某种觉醒的意识吗?
田丰:其实他们的观念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他们没有形成所谓的阶级意识,就是很自发的行为。但是他们也有一定的群体性。深圳在不停地进步,大部分人还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的。三和青年是有流动性的,有的人待过后来就离开了,有的人后来步入正轨了也还会偶尔回去看看,网上也会有很多人反映自己曾经在三和待过一阵子,这不是说一进去就出不来了。这是一种阶段性的状态。
他们进去后其实有一个接续的过程,不是所有人都长期在这里,但是这种文化它没有断。这个社群不是用人来维系的,比如一百个人的规模,今天走几个明天走几个,但是总有人进来,这个大致规模是维持得住的。
它的流动性很大,具体人数不好统计,这个市场的人流量大概一两万人,大部分都是正常找工作的,但实际留下的就是几百到一千,而真正处于“挂壁”状态的就几百人吧。聚集多了会出事情的,只不过被媒体夸大了。其中的情绪可能也部分被放大了。遇到了很糟糕的事情才会落入这种“挂壁”状态,比如受伤没办法工作。处于这种状态也不是他们的追求。深圳龙华三和职介中心外面等待机会的青年。

深圳龙华三和职介中心外面等待机会的青年。

澎湃新闻:你在别的访谈中谈到“耻感文化”,这其实是个从日本来的概念,能够适用于三和青年的群体吗?“耻感”在三和群里中是怎样表现的?
田丰:这是从日本学来的词,是说你处于“挂壁”的状态但是别人不会特别地嘲笑你,这也是这些青年愿意处于这种处境地原因。如果是正常氛围之下,你处于这种状态可能会被看不起。人都是这样,如果能够在周围找到相似的人,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异类了。
这个“耻感”就是说从外部讲这个事情也许是丢人的,但是对他们内部的人而言可能就是阶段性的生活状态。日本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但是他跟中国所处的阶段是不一样的,更像是代际到一定程度的选择。
澎湃新闻:最近也出现了如“网抑云”,大家为什么喜欢调侃这样的有一些负面意味的文化呢?
田丰:第一,这个时代人们的胃口被抬高了,大家都想事业有所成,但是难度越来越高。第二就是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个时代的安慰,早期是内心深处的丧文化,大家不会去说,但是网络社会提供了一个平台,这种丧文化的发泄还主要是在平台之中,大家不可能去单位里宣扬丧文化,这有时候是虚假的,网络是一个发泄的端口不一定表示生活中就一定是丧的。所以网络上丧文化比较多,但是生活中大部分人还比较努力。
说出 “打工是不可能的”那个人跟三和青年特别像,这种案例如果是个别的,其实很正常,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上进,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人。
白描式的记录:任何理论的进入都不免有偏见
“进入三和市场之后,田丰发现情况远比自己想象中的复杂。这样一群人可能在某种机缘巧合之下,会很快在中国社会当中消失掉,我们想对它进行非常系统的研究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三和市场的复杂性,让田丰和林凯玄最终选择用最朴素的社会学的观察和语言描述这群人的真实生活状况。
澎湃新闻:可以谈一下这次田野调查的大概情况吗?
田丰:林凯玄从2018年过完年开始,在那里待了大概半年,我在那里时间比较有限,待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澎湃新闻:“三和青年”现象存在了多久呢?
田丰:应该是很久了。从三和贴吧里的帖子和之前的各种报道来看,我们后来去调查以后也发现,其实从以前老的三和市场的时候,就聚集了一群人。其实它从更大角度看,是一个城中村的案例,深圳城中村也存在很多年了,只不过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城中村在逐步的消亡,像三和这个比较特殊就保存下来了。
澎湃新闻:它能保存下来的这个特殊原因是指什么?
田丰:一个是因为它有一个人力市场,第二是它在城市的边缘,而非中心地带,中心地带的城中村改造基本完成了,即便是没有完成的,因为物价上涨等原因,那里已经不太适合相对底层的人在那边聚集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采取白描这种形式,是因为三和这个案例有特殊性吗?
田丰:这个案例不是很好接触,如果用此前的方法,很容易遭到拒绝;另外,我们也没有经费。第三,我们更希望还原他们相对真实的生活状态。其实,整个社会学研究发展这么多年,你会发现最近这些年的研究越来越偏向某种高屋建瓴的东西,对整个社会现象、社会事实而言是处于一种忽略状态。
任何一个理论去看这个问题,都不可避免带有偏见。当我们去实地看过以后,发现跟我们之前想的不一样,它很复杂,需要很多理论去解释。这个研究其实更多是开了一个头,希望吸引更多的社会学研究能回到一个更加本源的视角去做,去关心一个社会群体,关心底层的社会民众,而不是上来就套用一个理论。
我们在做的是一种模拟三和青年的具体生活的研究。社会学之前有很多类似的研究,只不过后来随着大家专业素养越来越高,反而对现象性的东西越忽略了。学界对论文的追求,就需要有理论支撑。社会学现在的论文其实很多都写得非常八股,在这种模式下,没有理论也许就很难往前走。而且切入的基本是古老的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大部分还不是中国的理论,就像是外国人提出一个议题然后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去验证它。
近几年严格意义上说,社会学领域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创新。但实际上中国的很多现象其实超出了外国理论的解释范围,就像中国这个现象跟外国的城市理论很像,但是又不是。中国的制度决定了研究迟早会走向差异化的道路,但是学界在这方面的努力做得不太够。很难找到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要不就只能多个理论掺杂在一起。
任何一个理论的诞生都需要前期的事实积累,但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太少了,所以我们想换个角度尝试一下。这个事例本事可能存在一阵子,过几年就消失了,生活中其实很多事都是这样,所以需要一种记录。
澎湃新闻:最近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其实也采用了白描这样一种方法,挖掘典型人物,再用白描的方式记录,你们的做法会区别于这种非虚构写作吗?
田丰:非虚构写作从媒体的角度出发,很可能会夸大一个案例;但我们更侧重从一个群体的角度去看,在这个区域内,符合条件的人都纳入考察。我们和媒体的区别在于我们尽量避免对极端案例的夸张描述,还原一种生态,更真实的生活。不同类型的都在里面,不是非要找典型。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谈到自己曾经焦虑,担心林凯玄找不到比较典型的人物,你具体焦虑的是什么?
田丰:我们在调研之前去过一次三和市场,作为外围人的话,你找不到“红姐”这类很典型的人。如果你是深圳当地人,你平常的生活是不会特意躲避这个区域的,跟正常人一样走过,从外观看看不出来。所以你进去以后,可能分辨不出来哪些是三和青年,哪些是在里面正常找工作的人。里面人很多,流动性很大,里面有大量的人就是进去找工作,找到后就直接进厂了。我们当时就担心,林凯玄自己也是学生,没有很丰富的经验,担心他找错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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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三和大神,三和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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