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逆城市化”还有多远？

孚园城市及产业研究中心

最近国务院决定第二次延长土地承包期限30年，这意味着当前已被承包土地在2023年~2027年陆续到期后，将至少能继续承包至2053年。若从1984年国家开始实行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算起，该制度将至少稳定实施70年——自建国以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离不开各方面法规的适时调整与优化。这又反过来凸显如果某一项法规能稳定实施如此之久，其本身该有多么“特殊”。

自《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发布以来，各地纷纷进行有关乡村振兴的诸多“猜想”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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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这些探索成败几许，乡村振兴确实是为那些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村镇开启了“村落振兴”的大门。

继续维持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原因，是这件事确实太过重要——去年国务院颁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也一再声明：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

因此，面对现时已有大量农村劳力常年在城镇内务工、甚至已经举家落户的趋势，农业农村部部长在这个政策的答记者问上也是坦言：

“我们在土地问题上，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不要着急，不要急于收回农民的承包地。我们在土地问题上，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

不难看出，继续维持土地承包责任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仍旧有充足的动力深化城镇化建设，让更多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生活——只要这个驱动力没有衰竭，就没有必要冒着失败的风险去强行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让农民保留土地用来对抗生活风险，是最为稳妥的举措。

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一环，农村实现现代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将逐步完成，这之前的相关工作也势必需要开展起来。简单梳理国家近20年对农村的社会经济政策，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可以说我们国家对农村的发展政策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不断演化的：从“补足基础设施短板来促进农业生产力”、到“统筹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来拉动农村整体发展”、最后“因地制宜利用地方特色，挖掘农村文化资源来形成文化资产”…

可以看到，维持土地承包责任制并不妨碍土地的生产、开发和文化价值赋能。我们同样基于这点来畅想第二次土地承包期间农村地区可能呈现的风貌。

01

规模化将成为农业耕种的普遍模式

未来长久横亘在中国历史上的人地矛盾将有望得到解决。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户约2.3亿人（总经营人员3.14亿），户均经营规模仅为7.8亩，且各区域分布严重不均。除黑龙江、新疆、吉林、内蒙和宁夏外，其它所有省市户均经营规模均小于10亩，经济发达地区的江浙沪和广东地区低于4亩，西南丘陵地区不仅规模小，还极度分散…而2010年美国每个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高达162公顷（约合2400亩），日本的户均规模也有2.63公顷（约39.5亩），超过中国同类数据的5倍。

至2050年前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预计将降至7亿人左右。其中，农业劳动人口比例若降至4%（当前发达国家普遍水平线）以下，则农业总劳动人口则会缩减至2800万人左右。同时，如果保持当前耕地面积不变，那么户均经营规模届时将增长10.2倍至87.5亩（5.8公顷），超过日本当前相应规模的2倍。

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将历史性地摆脱“小农经济”的标签、普遍走向规模化经营吗？大概率是的。乐观的方向有不少：

一是土地流转过程中大量作为分界的田埂将转化为可种植耕地；

二是随着中国蔬菜和水果种植、家禽等饲养水平的提高，大量土地可被用来转种主粮（如果能源成本降到足够低，蔬菜将大规模转移到垂直农场内种植，人造肉的技术成本如果足够市场化，那么养殖业的未来可能将在高楼大厦里）；

最后如果新技术能将盐碱地等原先不适宜耕种的地区优化为可耕地，或者用水生微藻养殖取代大豆种植…种种技术创新都等同于间接扩大了潜在的可种植面积。

但也不能低估深度城镇化的“负面”效应。

这一方面是未来仍有近2亿农村人口要在城镇内定居（有一部分已经长期居住在城镇），耕地开发的压力仍然长期存在。如果考虑到建筑一旦建成就难以拆除，那么未来人口在城市间流动时，其对应的土地空间恐怕难以及时转移：膨胀的城市要占用更多耕地，但衰落的城市却难以及时将建筑拆掉复垦…

另一方面，深度城镇化之后，未来城市人口的生活将大量围绕休闲娱乐活动展开，与之相关的文化机构、体育场所、公园绿道等都将得到大力开发。以上海为例，当前人均体育面积仅为1.96平方米，如果未来要达到美国人均16平方米（日本甚至达到19平方米）的水平，仅上海就要额外占用耕地350平方公里，相当于当前建成区面积的35%。当然，如此提升的举例是比较夸张了。但依照国务院规划，到2035年要将人均体育面积从当前1.66平方米提升至2.5平方米，仅这点提升幅度就将直接占用1176平方公里耕地，超过整个上海建成区面积。

总结来说，虽然深度城镇化将再度扩容我们的城市规模，但随着土地流转加速、技术创新开拓出更多可用耕地，未来农业规模化运营的趋势将不可逆转。

前景可观，但顾虑依旧，一方面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必须加快——当前国内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量仅300余万个，平均经营面积170亩左右。这个规模几乎是我们之前预测的平均种植规模的2倍，可见土地经营权需要更快速流转才能满足种植的规模经济需求，提速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城市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土地性质，来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新的空间需求，这个调整过程也必须加快了。

02

农村的文化资源将成为优质资产

这个思想已经体现在去年公布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计划（2018—2022）》中，政府认识到应根据村庄特点“因地制宜”地推行振兴计划，并初步将村庄分为四类：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我们认为第三类未来将大有可为，《战略计划》也大致明确了这类村庄的开发方向：

“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统筹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努力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切实保护村庄的传统选址、格局、风貌以及自然和田园景观等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全面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民居等传统建筑。尊重原住居民生活形态和传统习惯，加快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合理利用村庄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

如此操作的原因，不仅是文化保护，也是顺应国家未来经济结构和消费格局的变化。随着未来一轮一轮的产业升级，我们的产业结构将越来越接近世界前沿，但难以避免的是，依附于产业的各项生产要素的价格都会变得昂贵起来，突破前沿产业的试错成本也将愈发巨大，资本的整体回报将越来越低。在资本追逐更高回报的驱使下，以制造业为首的向追赶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大潮将无可避免——就像我们曾经承接来自欧美日的产业转移一样，未来我国的制造业也将转移至东南亚和非洲等地。

发达经济体自然需要用前沿产业来维持自己的先进性，但同时也要做好前沿产业迟迟无法突破的两手准备——依附于历史建筑的文化旅游产业无疑是最好的载体。

错失了信息科技时代的欧洲，正因其保留了大量优秀的历史文化建筑，才得以一年又一年地从旅游业中获取稳定收入——自2000年以来欧盟每年入境游客人次已从3.25亿逐步增长到5.25亿，年均旅游收入也由2500亿美元增长至5000亿美元。

日本同样如此。日本政府自2010年开始决定大力开发入境游，预计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吸引4000万人次入境游客（2019年预计入境人次将达到3000万）。入境旅游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2016年已达到500亿美元的规模。

欧洲和日本在信息时代失落之后，还能通过入境旅游获得稳定的外汇收入，前提均是在其领先的制造品（和文化产品）行销全球的年代，已经积累了多年的国家品牌影响力，自然可以通过入境旅游将自己的文化声誉变现（尤其对产业转移目的地来说更是如此），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原始依赖自然资源的度假游形式上。

中国未来会重复这个阶段。当高端产品开始行销全球积累国家声誉之后，辅之音乐、电影等大量文化产品的出口来介绍我们国家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其它地区的景色和故事，从而塑造出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届时农村文化资源将是创作推广的重要载体。无论李子柒是否真的追求岁月静好，但现象级的爆红既给已然热闹的“田园梦想”添了一把柴，又让国际上真切领略了一次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如何将我们的农村文化特色创作成容易接受的文化产品，无疑是对我国文艺创作者的重大挑战。

03

西部农村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的保护性开发将重塑乡村风貌

和我国人口基本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一样，国内旅游人口多数也集中在东部。但事实上胡焕庸线以西存在大量的高山、森林、草原和湖泊等优质旅游资源，并且这些区域和国内当前旅游市场流行的城市景观、古镇和文艺演出等都迥然异趣，能提供完全不一样的独特旅游体验。

但当前考虑到多种因素，这些区域的旅游开发均被限制，不过我们认为这些阻碍在未来陆续都将不复存在。

一是严格的环境保护：胡焕庸线以西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人类活动一旦对其造成破坏就难以修复。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对低海拔沿海城市是噩耗，却能大力改善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我国生态治理能力的日益提升，西部地区的环境耐受能力将得到大幅加强。在少数几个节点上秉承保护性的宗旨有限开发，不会再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且考虑到每年可供活动的天数相对较少，人类的生态足迹也并不会太多，选择性地旅游开发将是可能的。

二是和人口集聚区的距离。距离其实并不是问题，可到达性才是。在国产大飞机商飞之后，全国各地的机场建设势必纷纷开动，西部地区也将迎头赶上。相对低廉的票价和被压缩的时间，会极大地扩大西部地区的旅游目标客群。

三是时间。假期过少和过于集中都困扰我们的旅游市场已久，但相信到时都将解决。且不说政策上未来会调整带薪假这类劳工政策，人口结构的改变本身也意味着非工作人口的比例会大大增加（到时候可能会像西方国家一样，我国会迎来第一代旅游经验相当丰富的退休人口），更不要说科技进步会让工作时间更加灵活了。

总体来说，未来人口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会要求我们深度开发国内的服务业，而当技术进步逐渐拉低通达成本之后，我们不应该忽略西部大量空置的国土空间，尤其是那些风景优美的山水林田湖草，它们不应该只用来被砍伐和放牧。

04

农村可能将重新迎来人口定居

要说最大胆的畅想，可能会是深度城市化之后，农村地区或许迎来人口“返潮”。从当前城市化进程来看，大城市最终胜出的几率越来越大。虽然国家已推行多项“就地城镇化”政策，但资源集中的惯性吸引力还是会让中心城市越来越庞大——这似乎正是东亚国家众多城市演化的最终剧本。曾被认为只要联结就能消灭距离的互联网也并没有改变工作和生活的组织模式，大部分人依然纷纷走进城市，住在城市外围搭乘交通工具尤其是地铁去市中心上班。

一旦自动驾驶真正实现，人类得以解放双手，那汽车将被改造成移动的商务和休憩空间。我们的城市构造和规模也将被重塑：当前城市通过地铁联结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规模取决于人类能够普遍承受的通勤时间——有多少人能每天重复单程两小时的往复呢？但如果我们能在自动驾驶的汽车内休息，那时间与劳累将不再是问题；如果移动汽车内还能联网办公，那么上下班的时间甚至都可以是开放且自由的。

最终我们将不再需要租住在昂贵的地铁沿线，转而选择在城郊的农村定居，这不仅会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生活成本也将更低。届时这类新式农村可能会在多年城镇化之后迎来第一次人口返潮。

总结

最后回到土地承包制度上来，虽然国家延续了这个政策，拒绝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要求各种合作模式下均需保证农民所得权益，但农村土地能够得以开发的前提条件将在这个承包期限内逐渐成行：城镇化的深入、经济结构的变迁、人口老龄化、劳动政策的调整、技术创新对土地的节约和开发…一系列因素的变化未来都将让农村土地的开发变得“有利可图”，并且不会限制在原始的第一产业上。我们终将可以期待一个丰富多彩的新型农村类型出现。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