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杀死了我的家人”：被长期家庭看护的绝望击溃的瞬间

看护问题在老龄化的日本日益严重，看护人才流失、社会福利支持不足，最终演化成家庭看护中的激烈矛盾。近几年，日本接二两三地发生因身心疲于看护而杀害家人的“看护杀人”事件。夫妻、亲子之间理所当然的家庭看护模式逐渐走入绝境，没有尽头的持久战最终酿成人伦悲剧。如何避免亲人间的纽带扭曲断裂的“着魔瞬间”？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倾听来自“加害者”们的声音，采访事件相关人士，深入家庭看护者的内心世界，揭开家庭看护惨烈的现实，探寻预防惨案再度发生的可能，采访报道集结成了《看护杀人》一书。

日本著名作家重松清谈道：“看护杀人究其根本，源于家人之间至深的爱。独自一人承担起对所爱之人爱的责任，被这份感情逼到了绝境，才导致了看护杀人……双亲被分为杀人事件中的加害人与被害人，一想到其子女内心的悲痛和情感的纠葛，我不由感到，在看护杀人事件中，或许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么说也不为过吧？”

下面摘录一则龙一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受害者的内心。

                                   《看护杀人》（日）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 著

“想要再一次，成为妈妈的孩子”

摘自《看护杀人》

（日）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 著 | 石雯雯 译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个体寿命得以延长。然而，这也意味着需要家人看护的时间随之增加。因而不难想象，对于看护者而言，在给予家人悉心照料与护理的同时，自身的生理疲劳及心理痛苦也逐渐加剧。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到底发生过多少起因看护者疲劳而导致的共同自杀或故意杀人案件呢？

警察厅于2007年起，开始对“由看护疲劳引发的故意杀人（包括未遂）”案件进行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至2014年的8年间，全国共发生371起看护杀人案件。平均每年发生46起，即每8天发生1起。

看护杀人案件在所有故意杀人案件中，占比3％至6％。2015年共发生44起，2016年截至4月，共发生11起（暂定）。

日本福祉大学（爱知县知多郡）研究司法福利理论的汤原悦子副教授，由《每日新闻》等传媒的数据库中整理出被害者为60岁以上老人的案件，以此推算出其中发生于被害者家中的看护杀人案件的数量。结果显示，在1998年至2015年的18年间，疑因看护疲劳及对未来生活悲观绝望所致的故意杀人案件，共计716起。

汤原副教授表示，考虑到警方并未公布的由相同原因导致的共同自杀案件，实际案件的数量应该更多。

同时，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以护理保险制度为基准，经认定有护理需求的人群数量在全国范围内超过了600万人。2014年，约352万人在家中接受看护。

可以预见，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到2025年上述人群的数量将分别激增至830万和490万。我国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大看护时代”。

每个人都将不得不面对看护家人的现实问题。

看护杀人案件的发生，也许正是反映了当下鲜明的时代背景。也正因此，有一起案件即使发生至今已过去10年，却依旧为人们所铭记。

如今，我们也更想听一听这起令人无法忘记的案件中加害者一方的内心独白。相信他所传达的关于在看护家人过程中所得的教训、想法，一定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2015年夏天，我们正在搜寻某男子的行踪。该男子正是在大约10年前企图与患有痴呆症的母亲共同自杀，后因承诺杀人被判有罪的山冈龙一（时年54岁，化名）。

龙一于2006年2月1日在京都市伏见区的河滩上将母亲君枝（86岁，化名）杀害，随后在同一地点自杀未遂。

承诺杀人罪指的是得到被害者同意后的杀人行为。刑法第202条对承诺杀人罪及嘱托杀人罪进行了规定。后者指的是受被害者委托的杀人行为。依据刑法可对上述罪行判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劳役或监禁，相较于最高可判处死刑的故意杀人罪而言，量刑较轻。

由于共同自杀行为并不鲜见，因此刑法第202条常用于对共同自杀中存活下来的一方的判决。然而，由于龙一案件的特殊性，案发后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之动容。而这一切都源于对该案件的审判。

据悉，案件审判当时，不仅是京都地方法院的法官，就连起诉被告的检方都对龙一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法庭对龙一作出了缓刑的判决。

《每日新闻》于2006年4月，对该案的初审情况进行了报道，“检方详细描述了（被告）在全心全意照顾母亲的同时，逐渐力不从心，陷入走投无路境遇的过程”，“法官眼圈发红，哽咽得说不出话，狱警也不禁流下眼泪，整个法庭陷入寂静”。

案件自发生以来，虽已过去10年有余，仍然以“让法官为之落泪”“整个法庭泪流不止”等新闻标题被人们铭记，并被翻拍成电视剧，改编成漫画和戏剧，在网络上不断引发讨论。

京都伏见杀害痴呆症母亲案件，因而成为了最为人所熟知的看护杀人案件。审判记录及新闻资料所展现的龙一和君枝的故事，让所有人动容。

拂晓的京都气温只有5度，寒冷刺骨。

2006年2月1日早晨6点，坐在轮椅上熟睡着的君枝睁开了眼睛，此时她与龙一正在京都市伏见区桂川河滩上的大树下。

为与母亲共同结束生命，龙一在前一天深夜带着母亲来到此处。但是龙一内心充斥着恐惧，什么也没做，就这样静坐到了天明。

早晨，龙一望着醒来的君枝说：“我已经活不下去了，就在这里结束吧。”

君枝喃喃道：“还是，下不了手是吗……”

随后用异常坚定的语气轻声说道：“龙一，我们一起吧。你也一起吧。”

龙一哭泣着不住向母亲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君枝耳语道：“到这儿来。”遂轻轻将自己的额头抵在龙一的额头上：“你是我的儿子。我很欣慰。”

母亲的这句话让龙一下定了决心。坐在轮椅上的君枝无法动手。那么只有自己了……

龙一走到轮椅后，用毛巾将母亲的脖子勒住。君枝的身体不住地抽搐。于是，龙一将菜刀刺入了母亲脖子的左侧。

“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龙一将背对着自己、坐在轮椅上的母亲紧紧抱住，此时君枝已没了气息。随后，龙一尝试用刀刺入自己的脖子和腹部，并打算用绳子在树上自缢，然而由于绳子没有系紧，并未成功。龙一渐渐丧失了意识。

上午8点左右，路人发现龙一并报了警。龙一因此得救了。

龙一出生于京都市内繁华的河原地区，是家中独子，其父是京友禅名匠。京友禅是京都传统染色技艺，以华丽的纹样著称。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昭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使用京友禅技艺染色的高级丝绸制品相当畅销。龙一的父亲收入颇丰，家庭富裕。

亲戚无不羡慕嫉妒。

“住的房子租金真高啊。龙一爸爸只喝昂贵的酒呢。龙一想要什么都给他买呀。”

然而，父亲只不断告诫龙一一件事：“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即使自己生活拮据，也不应问别人借钱。”

为继承父亲衣钵，龙一在高中毕业后就开始为父亲打下手。自那之后15年，龙一也成为了一名染色技匠，然而此时市场对和服的需求却开始逐渐减少，1980年代后期，这一行业正式走向衰败。

为谋生计，龙一也曾做过酒店保安、电器厂工人。父亲于1995年因病去世，而当时70多岁的君枝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君枝有时会边说“老鼠会出来哦”，边用扫帚敲打天花板，渐渐地，君枝无法独自购物了。不久，君枝被诊断为痴呆症。

母子俩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1998年，龙一被公司裁员，无奈向亲戚举债二三十万日元以维生，并以市场价一半（每月3万日元）的价格租住在亲戚所有的伏见区的公寓内。

此后，龙一成了京都府八幡市的一家厨房工厂的派遣工。而君枝的病情则逐步进展，时常会在深夜作出异常举动。有时只要一到半夜，君枝每30分钟至1小时便会起身，嘴里嘟囔着“上厕所”，甚至还会独自外出。

2005年春天，君枝无法正常睡眠的时间增加到每周三四个晚上。渐渐地，龙一饱受长期睡眠不足之苦。然而无论多疲劳，他还是必须一早就出门工作，晚上下班后，龙一仍要继续操持家务、照顾母亲。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让人喘不过气来。

同年6月下旬，在龙一工作期间，君枝独自外出迷路，被警察护送回家。

此时龙一意识到：“如果继续放任母亲独自在家的话，会给他人带来麻烦。”

于是同年7月，他向派遣公司提出了停职申请。接着他申请了护理保险服务， 君枝被认定为“护理3级”，即具有中级护理必要。每周能够享受5天的日间护理服务。

原本在派遣公司工作时，龙一的月薪为15万日元左右，失去了这份收入后，每2个月领取的5万日元的君枝的退休金成了母子俩唯一的收入来源。这样下去的话，护理服务的自付部分也要负担不起了。

一筹莫展之时，龙一拜访了伏见区政府的福利办公室，向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并询问在自己复职之前，能否领取生活援助金。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否定的，“你具备劳动能力，请努力工作”。

沮丧的龙一无奈之下联络了看护援助专员。专员遂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对方却未说明无法给予生活援助的原因。

看护援助专员向龙一介绍了社会福利协会的贷付金制度。然而，由于该制度的实施需要提供担保人，龙一以“不愿给亲戚朋友添麻烦”为由拒绝了。

君枝夜不能寐的生活仍在继续，龙一心想，这样的话即使自己复职也无法正常工作。9月，龙一正式从派遣公司离职，从10月开始的3个月时间内，龙一依靠失业保险金维生。

离职后，龙一又一次拜访了福利办公室，表示“自己想在家对母亲进行家庭看护，能否领取生活援助金”，对方却以目前龙一已领取失业保险金为由，再一次拒绝了龙一的请求。

为节省开支，君枝接受日间护理服务的频率由每周5天减少为每周2天，护理服务的自付费用被控制在每月1万日元左右。与此同时，龙一前往就业办公室，试图寻找能够兼顾看护的工作，却没能如愿。

到了12月，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时限也到了，龙一无法继续领取。此后，他便开始使用信用卡贷款，君枝的日间护理服务也中断了。年末的时候，龙一勉强凑出3万日元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此时的龙一感到内心绝望，自己已无法再筹到更多的钱了，除了一死别无他法。

然而，当龙一把这个想法透露给君枝的时候，母亲却表示：“我想活下去。”

因此，龙一坚持着过完了12月，新的一年开始了。

2006年1月下旬，龙一收到了上个月日间护理的账单，共需支付3 600日元。龙一使用信用卡贷款的1万日元支付了费用后，剩余的钱加上龙一身上的现金总共只剩7 000日元左右了。这样一来连2月份的房租都付不起了。

“已经无法继续在这个家住下去了。我只能带着母亲离开这里去寻死了。”

现在住着的房子是亲戚们以便宜的价格租给自己和母亲住的，龙一万念俱灰之下，给亲戚们留下了遗书。

1月31日早晨，和往常一样，龙一买了面包和果汁，和母亲一起吃着早餐。那时候，龙一为了节约，自己2天才吃1顿，而君枝每天吃2顿面包和果汁。

随后，龙一想着，结束生命之前，最后再带母亲去一次充满着家人幸福回忆的地方看看。龙一把刀和绳子装进背包，随后拉下电闸，便带着君枝出了门。母子俩出发前往河原町一带，那里正是龙一出生长大的地方。

案发地点——位于京都市伏见区的桂川河滩。为寻求与母亲共同自杀，龙一带着母亲来到此处。（摄于2006年4月）

龙一和君枝坐着京阪电车到了三条站。下车后，龙一推着母亲的轮椅，到游人如织的新京极街散步。途中经过了从前全家人每月会光顾一次的电影院。还经过了电影散场后，全家人曾一起吃晚饭的餐厅。

龙一与君枝兴致勃勃地追述着往事，母子俩都由衷地感到高兴。龙一心想，这样的快乐能再持续一会儿就好了，如果能活下去的话就好了啊……此时的商店街熙熙攘攘，人来人往。龙一低头注视着母亲，默默地推着轮椅，始终无法正视路人洋溢着笑容的面庞。

晚上7点左右，君枝对龙一说：“我们回家吧。”

母子俩坐上电车回到了伏见区。下车后，为寻找自杀的地点，龙一在附近徘徊了好一阵。

途中经过自家公寓，望着一片漆黑的屋子，龙一突然生出“想要回家”的念头，然而他还是强忍住泪水，离开了公寓。

随后，母子俩便来到了桂川的河滩上。

审判时，检方陈述了龙一的如下供述：“虽然我亲手夺去了妈妈的生命，但如果还有来世的话，我还想做妈妈的孩子。”

对此，检方甚至站在了被告人的立场，向法官表示：“听闻被告的犯案经过和作案动机，不得不令人同情。”

审理该案的男性法官在被告人提问环节提到，目前看护杀人案件屡见不鲜，就这一现象的缘由询问龙一的看法。对此，龙一表示：

“如果想要尽可能不给他人添麻烦努力生活下去，那么必须舍弃一些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如果自己也已走到极限，那么除了舍弃生命之外就别无他法了。”

2006年7月，法官宣布，判处龙一2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期3年执行（求刑为3年监禁），判决得以最终确定。

法官对缓刑判决的理由进行了说明：“我们相信，被害者对被告人抱着感谢的心情，而绝非怨恨。可以推测出被害人并不希望被告人被施以严惩，而是希望他今后能幸福地生活下去。”

宣判后，法官对当前家庭看护的现状提出了意见：“本次接受审判的绝不仅是被告一人。同时还应追究我国护理制度和生活援助制度的责任。”

随后，法官对龙一说道：“就算是为了你的母亲，你也要努力，幸福地生活下去。”

龙一抬手拭去脸上的泪水，答道：“谢谢您。”

媒体对该案的审判情况进行报道之后，许多人对君枝生前最后的时光及龙一的境遇表示了同情。然而，审判结束后的龙一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依旧不得而知。

相信在案发近10年后的现在，龙一能够更加冷静地回忆当时的情况吧。现如今，因看护导致的悲剧不断重演，与过去相比未见任何改善，就这一现象，我们也想听一听龙一作为当事人的看法。

我们的报道以看护杀人案件为主题，能够实现对龙一的采访对于取材来说是相当有必要的。相信很多人都想听一听作为案件当事者的龙一的想法，也想进一步了解他在案件结束之后的生活。

现在的龙一，究竟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2015年7月初，我们首先与当年为龙一辩护的男性律师取得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