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与争议之外：“伟大的灵魂”与“真”的甘地

圣雄甘地有性怪癖？——是谁引发的这场争议？

美国作家约瑟夫·勒利维尔德撰写的新著《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以及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发表的书评《甘地新揭秘》，在印度乃至全球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议。印度和西方主要媒体及读者也纷纷发表评论，表达看法。

《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

实事求是地讲，引发这场争议的真正源头并非这本新书，而是这篇书评。安德鲁·罗伯茨在其两千多字的书评中并未对该书进行认真评价，而是大量引用书中有关甘地自我矛盾或行为怪异的事例，强调甘地的乖僻性格和政治缺陷。安德鲁·罗伯茨在书评中给甘地扣了三顶大帽子：一、甘地是一位有性怪癖的人；二、甘地是一位政治上不合格的人；三、甘地是一位偏执狂。在这三顶大帽子中，不少西方作家和学者已经在他们的著述中屡屡提及后两顶，可谓老生常谈，不足为奇。引起争议的主要是第一顶帽子，即所谓的甘地的性怪癖。

安德鲁·罗伯茨在其书评中多处提到甘地的性怪癖。一、甘地要求他的追随者，即使是已婚者，也必须宣誓禁欲独身。他说：“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男女性交更丑恶的事。”二、甘地为了禁欲，发誓不喝牛奶，甚至不吃盐，因为牛奶中含有引起性欲的物质，食盐也会刺激感官。三、甘地70多岁时与他17岁的侄孙女曼努以及其他年轻女子赤身裸体同床共枕，并说：“虽然我做了最大努力，但是我的生殖器依然有反应。这完全是一次奇怪而耻辱的经历。”四、甘地终生所爱的人是一位犹太裔德国建筑工程师和业余健身师赫尔曼·卡伦巴赫，因为他，甘地于 1908 年离开了他妻子。

在这些“性怪癖”中，安德鲁·罗伯茨着力描述了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亲密关系，不厌其烦地引述了甘地写给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信件中的几段话。一、甘地在给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信中写道：“你的肖像（唯一的肖像）放在我卧室的壁炉台上，壁炉台在床的对面。”二、甘地在给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信中还写道：“你是何等地完全拥有了我的身体。这是出乎意料的奴役状态。”三、甘地戏称自己是“上院”，赫尔曼·卡伦巴赫是“下院”，他让下院保证不“好色地关注其他任何女子”。四、甘地和赫尔曼·卡伦巴赫两人誓言给予彼此“更多的爱……这种爱如他们所希望的，是全世界不曾见过的”。

安德鲁·罗伯茨之所以对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通信中的这几段话详加引述，乐此不疲，用意不言自明，即甘地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正因如此，安德鲁·罗伯茨的书评发表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西方和印度媒体纷纷报道，一时间甘地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的争论铺天盖地。例如，《华尔街日报》报道：“新书引发疑问：甘地是同性恋者？”《每日邮报》报道：“新书称甘地离开妻子与一位男性爱人同住。”《今日美国报》报道：“印度禁书，因为该书暗示甘地有同性恋爱人。”《印度快报》报道：“书信暗示甘地是双性恋者：普利策奖作者。”

也正是安德鲁·罗伯茨在书评中对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所谓的同性恋关系的大肆渲染，激起了印度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印度民众以及热爱甘地的人对约瑟夫·勒利维尔德《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一书的同声讨伐。其实，不管是西方和印度媒体的报道，还是印度政党和民众的讨伐，都是源于安德鲁·罗伯茨的书评，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没有人真正阅读过约瑟夫·勒利维尔德的著作《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约瑟夫·勒利维尔德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他的书被媒体误解了，“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在他的书中压根儿没有出现过，他的书之所以引起争议，是由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的书评引发的。他指出：“争议源于对《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诋毁甘地的书评的报道，该书评没有特别诋毁我的书，而是引用书中一些资料对甘地进行了诋毁。”

研究者如何看待甘地与他的同性友人

从约瑟夫·勒利维尔德的著作《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中可以看出，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他们在南非的政治斗争和生活试验中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建立起了真挚友情。赫尔曼·卡伦巴赫将一生中的主要时期献给了甘地的原则和理想，并因此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甘地则在同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交往中找到了他早期人格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精神伴侣”。如《布拉马查里雅：甘地与他的女同伴们》的作者吉尔加·库马尔所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赫尔曼·卡伦巴赫和其他南非朋友的帮助奠定了后来成为圣雄现象的基础。他们值得我们以感激的心永远铭记。”

正因如此，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之间的友情超出了常人之间的友情。他们之间的通信揭示了彼此之间热烈、真挚的感情和友爱。赫尔曼·卡伦巴赫写给甘地的信件已经不可复得，因为甘地已经按照赫尔曼·卡伦巴赫的意愿将赫尔曼·卡伦巴赫写给他的信件销毁了。甘地写给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信件有200多封，有些被收入《圣雄甘地全集》，有些由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侄孙女艾莎·萨里德及家人收藏。印度历史学家拉姆昌德拉·古哈和苏尼尔·凯尔纳尼见过这些信件，并向印度政府打报告建议收购这些信件。在这些信件中，友爱是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这些信件也显示了他们感情中幽默的一面。

研究甘地的学者在论及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友情的时候，都程度不同地引用了甘地写给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信件。但是，统观有关甘地研究的著作和甘地研究专家的言论，可以说，迄今为止，研究甘地的学者包括所谓的“修正史学者”中并没有人认为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之间的关系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充其量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性爱，亦即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也就是甘地所说的“精神伙伴”（soulmate）。如特里普蒂·拉西里所说：“近年来出版的许多修正学派著作中很少有哪本著作暗示他是同性恋者，甚至没有哪本著作暗示他有同性恋关系。”

历史学家吉尔加·库马尔认为，甘地与卡伦巴赫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男性情感，是别具一格的柏拉图式的关系，是精神伙伴。甘地1909年4月5日写信给卡伦巴赫说：“我的肉体没有与你在一起，但是我的精神永远与你在一起。”在另一封信中，甘地用“我们相互爱慕”来表达他对他的伙伴的“超凡的爱”。甘地所说的“你是如何完全拥有了我的身体”，指的是他们1910年6月协议中的条款，根据这个条款，甘地将住在卡伦巴赫家里。甘地早在 1906 年就发誓完全禁欲，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甘地会违背他的誓言。而且，在甘地的影响下，赫尔曼·卡伦巴赫也实行禁欲。赫尔曼·卡伦巴赫在 1908 年给弟弟西蒙的信中写道：“我放弃了性生活，我相信我获得了人格力量、精神活力和体质发展。我的体格变得更好，也更强壮。”

历史学家加德·亚当斯在《甘地：赤裸的野心》一书中，大量描写了甘地与性的话题，如甘地如何与适婚年轻女子一起洗浴，与他的女追随者同床共枕。但是，加德·亚当斯本人对甘地是同性恋者的说法则嗤之以鼻。他表示：“如果甘地有同性恋行为，他肯定会用大量证据，要么证明这种行为的正当，要么表明这种行为的耻辱。毕竟，甘地是属于坦白忏悔型的人，他从不隐瞒真相。”他指出，甘地经常在通信和演说中使用“爱”字，“他对感情非常真诚”。“就这样，甘地‘爱’赫尔曼·卡伦巴赫，并给他写信谈到了爱，但是他不理解赫尔曼·卡伦巴赫对他的‘超凡的爱’。我个人认为，赫尔曼·卡伦巴赫是同性恋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甘地也是同性恋者，也不意味着甘地真正理解赫尔曼·卡伦巴赫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甘地的确与家人关系不融洽，但是他与家人在不在一起并不能证明什么，除非他是一个没有家庭的人”。

甘地像

研究甘地的学者詹姆斯·亨特在提交给亚洲研究学会的论文《赫尔曼·卡伦巴赫信件与托尔斯泰农场》中探讨了赫尔曼·卡伦巴赫与甘地的关系，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同性爱”（homoerotic），绝不是“同性恋”（homosexual）。研究甘地的澳大利亚学者托马斯·韦伯在他的著作《甘地：弟子与导师》中，也持同样的观点，并对詹姆斯·亨特的观点做了注脚。托马斯·韦伯写道：“从1909 年开始，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互称上院与下院。甘地称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信件为‘迷人的情书’。1910 年以后，甘地写给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信件落款为‘爱你’。有时候，甘地称他们为‘一灵二体’。这一爱恋关系也包含大量幽默的成分，他们彼此称为上院和下院，只是表明长幼之分。”

《赫尔曼·卡伦巴赫：圣雄甘地在南非的朋友》一书的作者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侄孙女艾莎·萨里德博士认为，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附为英国议会中的两院，幽默地称对方为上院和下院，下院准备预算，上院核实预算；上院制定法律，下院执行法律。这意在表示他们二人分工有序，志同道合，合作默契。《赫尔曼·卡伦巴赫：圣雄甘地在南非的朋友》一书的另一作者克里斯提安·巴多夫博士认为，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是同性恋或双性恋。

申辩者说：这是一本敏感且负责任的书

约瑟夫·勒利维尔德的《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一书实际上与詹姆斯·亨特和托马斯·韦伯等人的研究一脉相承。自从争议爆发以来，约瑟夫·勒利维尔德一直在否认他的著作将甘地描绘成一位双性恋者或同性恋者。他在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说：“该书没有说甘地是双性恋者，也没有说他是同性恋者。这是一本负责任的书，是一本敏感的书，是一本敬仰甘地及其争取印度社会正义的书。但它却被变成了一本仿佛有点哗众取宠的粗制滥造的作品，但它不是。”他也提到了詹姆斯·亨特的论文，他说“一位令人尊敬的甘地学者认为这一关系的特征显然是同性爱绝不是同性恋，他通过这样的措辞旨在表示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强烈的相互吸引的关系，仅此而已”。

约瑟夫·勒利维尔德在接受《印度快报》采访时表示，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比引起争议的段落更有挑战性，它关乎圣雄甘地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而不是他的亲密关系。有关他书中的争议主要聚焦在讨论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关系的三个段落，占全书349页（不包括注释和书目）中的12页左右，这三段提出了敏感的性问题。约瑟夫·勒利维尔德在初次阅读《圣雄甘地全集》中甘地给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信件时，意识到他碰到了“敏感材料”。他说：“我知道这是很微妙的材料，我满怀崇敬地对待它。我对这个主题小心翼翼，这是第一本广泛探讨赫尔曼·卡伦巴赫通信的书，因此我要非常谨慎地推断这些信件。”

甘地 1909 年在伦敦的宾馆里给赫尔曼·卡伦巴赫写的信中提到了赫尔曼·卡伦巴赫的肖像，以及棉絮与凡士林，并说这些棉絮与凡士林使他经常想起“你是何等地完全拥有了我的身体”。约瑟夫·勒利维尔德推测，棉絮与凡士林要么与灌肠有关，要么与按摩有关。甘地患有便秘，经常灌肠。此外，他每天要做按摩。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住在一起的时候，赫尔曼·卡伦巴赫可能经常帮甘地灌肠或按摩，所有才有“你是何等地完全拥有了我的身体”之说。

约瑟夫·勒利维尔德在他的书中解读了“上院”与“下院”的幽默称谓。他认为甘地比赫尔曼·卡伦巴赫更机智、更幽默，他将自己称为“上院”，将比他小两岁的赫尔曼·卡伦巴赫称为“下院”。这是一个打趣的比喻，“下院”是拨款的来源，“上院”则投票否决超支拨款。在托尔斯泰农场，“下院”负责体育锻炼和其他一切日常事务，而“上院”则思考策略层面的问题，指导道德发展等。“上院”与“下院”也经常以幽默的方式签订一些貌似认真的协议。1911年7月29日，“上院”与即将赴欧的“下院”签订协议，要“下院”承诺“绝不在此期间缔结婚约”，也不“好色地关注其他任何女子”。然后，两人互相保证给予彼此“更多的爱……这种爱如他们所希望的，是全世界不曾见过的”。约瑟夫·勒利维尔德认为，如果忽视他们通信的背景，甘地这种玩笑式的口气和用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恋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可能对这些信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是臆测，一种是认真考察他们共同努力压制性冲动的言论与举动。

约瑟夫·勒利维尔德敦促读者仔细阅读他给出谨慎结论的那一页：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有关性问题态度的指导原则是他们关于禁欲、节制以及为了追求这些目标而控制饮食的言论。他认为，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绝非伪君子，他们的实践与他们的原则完全一致。他对甘地写给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信件（这些信件公之于众已经近20年了）的讨论清楚表明，甘地深爱着他的犹太朋友，希望他的暮年有他的陪伴。按照今天的标准，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之间的语言似乎展示了一种同性恋关系，但是在当时，这是柏拉图式亲密友谊、感情之间常用的语言。两个男人保持着爱恋与亲密关系而不发生性关系，现在的人们难以相信，但在一个世纪前却是可信的。在甘地生命的后期，他的志向是过一种无性（sexlessness）生活，而不是双性恋（bisexuality）生活。

对于西方媒体大肆炒作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怪象，约瑟夫·勒利维尔德指出，西方媒体报道之所以突出“双性”问题，“是因为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任何事情都被断章取义作为新闻到处报道。托马斯·韦伯认为，这标志着“修正史学”时代的到来。他说：“钟摆发生了荒唐的摆动，我们在吹毛求疵，小题大做。”圣雄甘地的曾孙图沙尔·甘地在接受英国《每日邮报》采访时表示：“这些西方作家对甘地的性行为有着病态的迷恋。它只是帮助他们售书的噱头。它一直是攻击甘地的武器。”甘地的孙女、“嘉斯杜白·甘地全国纪念托拉斯”主席塔塔·白塔查吉说：“甘地毕竟是人，不断强调他的性取向，纯粹是迷恋淫秽情趣。这只不过是一种销售策略罢了。”这一销售策略践踏了写作的尊严。她指出：“我理解批判思维，但是用友谊诋毁赋予我们非暴力礼物的人，只能说明这些人心胸狭隘。这些书只能歪曲事实，混淆读者，仅此而已。”

争议背后的东西方性别文化之差异

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之间的关系被西方误解为“同性恋”或“双性恋”关系，并大肆渲染，也有其更深层的历史文化根源，即东西方在性别文化方面的差异。

印度和中国等具有悠久历史及文化传统的东方文明古国，长期以来受到传统的“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等文化观念的影响，异性之间的亲密交往受到排斥和侧目，同性之间的亲密交往则习以为常。就笔者所见，在印度的有些公交车上，男女分座；在印度的大街上，同性结伴很常见，异性结伴不多见。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纪念甘地“食盐进军”75周年活动中，有时沿途数千人一起席地而坐吃饭，吃饭的时候并非男女混合，而是男女分开，泾渭分明。笔者曾走到身着五颜六色纱丽、席地而坐的女士区与她们寒暄并为她们照相，结果一位印度男士走过来，非常愤怒地告诉我，身为男士应该去男士区寒暄照相。在印度和中国，同性之间往往显得很亲密，女性之间手挽手、男性之间勾肩搭背的场景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绝不会被误以为是同性恋。

在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异性之间的亲密交往光明正大，理所当然，而同性之间的亲密交往则讳莫如深，有被视为同性恋之嫌。《圣经》创世纪中神创造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的情境明确无误地昭示，女人是男人的肋骨，男女之间亲密无间，骨肉相连，合二为一。同性恋则被视为违背了神创造的异性恋结构，是背离基督教性伦理的罪孽，受到谴责、歧视和排斥。近年来，西方社会包括一些教会组织对同性恋甚至同性婚姻表示接受和宽容，引发了西方社会的一场大争论。但是，从西方社会特别是英美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取向来看，反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声音仍然占据优势。这从近期的相关文章中可见一斑，例如《同性婚姻及其对道德伦理的威胁》《同性婚姻大谎言》《同性恋取向或错位？》《支持传统婚姻的法律和文化原因》《同性婚姻提案在北爱尔兰议会遭否决》《重新界定婚姻的后果：侵蚀婚姻准则》《反对同性恋婚姻的年轻人不惧即将来临的战斗》《婚姻对美国和保守主义的重要性》《为传统婚姻辩护》，等等。

在上述东西方性别文化差异的背景下，甘地与赫尔曼·卡伦巴赫之间的深厚友谊和亲密关系，在印度和东方文化语境中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然而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却是爆炸性的新闻。加之，圣雄甘地在印度乃至全球，特别是传统史学界，一直以来被奉为“圣人”，是道德的楷模，而修正史学的“新发现”似乎颠覆了人们对甘地的传统认识，犹如在热腾腾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在西方造成了轰动效应，也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大争论。

总而言之，约瑟夫·勒利维尔德的新书《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只是近年来西方学界所谓的修正史学著作之一，安德鲁·罗伯茨断章取义的书评则是引发甘地“同性恋”或“双性恋”大争论的导火索，而西方媒体和印度媒体对安德鲁·罗伯茨书评的大肆转载报道则为以讹传讹推波助澜。但是，不管怎样，就像图沙尔·甘地所说：“圣雄是否是异性恋者、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又有何关系？无论如何，他都是领导印度取得自由的那个人……他的声誉源于他是一位和平活动家，他的声誉源于他教导我们用非暴力解决冲突，他坦诚率真和光明磊落的一生就是例证。”

（本文节选自《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一书“译后记”，[美]约瑟夫·莱利维尔德著，尚劝余、张芸祯、尚沫含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