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夏 | 艺术，要不要扶持

国家应该扶持艺术吗?

对此表示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当然数不胜数。

认为国家应该扶持艺术的人说，艺术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使这个国家更加富有诗情画意。艺术使一个国家的人民能从物欲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欣赏美，从而对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甚至工业都产生有益的影响。这些 人可能会问，如果没有意大利剧院和音乐学院，那么法国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法兰西剧院，那么戏剧艺术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我们的展会和博物馆，那么绘画和雕塑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躬身自问，如果没有对高雅艺术的集中管理和随之而来的补贴，那么是否还会发展出这种高雅艺术呢？高雅艺术那独一无二的精致品味是法国艺术的显著特征，它使法国的艺术作品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在这些成就面前，竟然让法国公民不要再对此做出什么贡献，这难道不是一种轻率之举吗？毕竟他们已经在欧洲成功地建立了至高无上的艺术地位，并享受了无尽的荣耀。

我承认，这些理由或者其他理由是极具说服力的，但在其他同样强有力的理由面前，这些理由可能会不堪一击。首先，这里面存在着分配的正义问题。难道立法者的权利已经达到了可以通过侵犯工匠的利益而补贴艺术家这样的程度吗？拉马丁（Lamartine）先生（译注：拉马丁，一位诗人（著有《沉思集》等）出身的政治家，于1848年6月成为临时政府的一员，并担任外交部部长）说：“如果你取消了对剧院的补贴，那么你还会想取消什么呢？照这样下去，你会不会进而关闭你们的大学、博物馆、研究所和图书馆呢？”

我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希望补贴一切能发挥作用的正义事业，那么你还会想补贴什么呢？照这样下去，你会不会进而想用补贴去建立一连串农业、工业、商业、公益和教育方面的事业呢?”然后，补贴肯定会促进艺术的进步吗？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我们发现，那些生意繁荣的剧院正是那些靠自己注入活力的剧院。最后，让我们考虑得更深远些吧，我们可以指出，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并且随着公共财富越来越能使人们感到满足，他们对精致东西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政府没有必要卷入这种连锁效应，因为在当前这种财富状态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要通过税收去刺激奢侈品产业，那么那些基础产业势必会受到影响，进而扰乱文明的自发演化进程。可以指出的是，对需求、品味、生产和人口之间固有关系的人为干预和扰乱，会使国家处于一种大厦将倒般的风雨飘摇的危险境地。

马丁和他的《沉思集》

那些反对国家就公民的优先事项进行干预的人，就这么把这几个理由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些公民相信，他们应该由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进而由自己决定各自的行动。我必须承认，我就是那种认为必须由下层而不是上层，由公民而不是立法者来进行决策和行动的人。在我看来，如果本末倒置，这就会导致人类丧失自由和尊严。

然而，通过揭露出那种既错误又不公正的推论，你知道经济学家被人们怎么指责吗？当我们反对补贴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指责成是在反对那接受补贴的东西本身，我们就成了所有这些活动的敌人，而其实我们的本意是希望这些活动自由发展、自负盈亏。因此，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通过征税来干涉宗教事务，我们就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通过税收来干预教育，我们就成了启蒙事业的反对者；如果我们说国家不应该通过税收来给土地或某一特定的经济产业进行人为定价，我们就成了财产和劳动的敌人；如果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扶持艺术家，我们就成了认为艺术无用的野蛮人。

我在这里极力反对这些推论。我们的想法与那种要废除宗教、教育、财产、生产和艺术的荒谬想法隔着十万八千里。与这种想法相反，当我们要求国家保护所有这些人类活动的自由发展，而不是让公民共同付费来资助这些活动时，我们所相信的是在自由的环境下，社会上所有这些充满生机的活动会和谐地发展，而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成为动荡、虐待、暴政和混乱的源泉。

我们的反对者认为，如果某种活动既没有得到国家资助，又不接受国家监管，那么这种活动便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这些人相信的是立法者，而不是人性；我们相信的是人性，而不是立法者。

因此，拉马丁先生说：“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就应该废除那些给我们国家带来荣誉和财富的公共博览会。”

对此，我可以这样回复拉马丁先生：“你的观点是，不给予补贴就等于要废除。按照这种观念，除了国家的意志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存在的。因此，你的结论是，如果没有税收支撑一切，我们就会一无所有。但我要转而以你所举的例子为例对你的观点表示反对，我要向你指出，迄今最宏伟壮观的展览正是这次在伦敦筹备的博览会，这个博览会以自由为基本理念，我甚至可以用‘人道主义’这个词来形容它，当考虑到这个盛大的博览会是唯一一个没有政府参与，也没有税收资助的博览会时，我觉得这个词对它来说没有丝毫抬举之嫌。”（译注：这里是指1851年5月至10月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国际工业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经济学家们对这次展览非常兴奋，因为它不仅展示了工业革命的成就，也展示了国际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这次展览是由皇家艺术、制造业和商业鼓励协会的成员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赞助下自行策划和组织的，旨在鼓励艺术、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法国从1798 年开始首次举办国际工业博览会，之后，1819 年、1823年、1827年、1834 年、1839年和1844年又相继举办。1844年在巴黎举办的该博览会可能是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灵感来源。）

维多利亚女王拉开1851年国际工业博览会的序幕

回到高雅艺术上，我再说一遍，人们都可以提出支持和反对补贴制度的有力理由。读者将会明白，我的写作目的既不是列出这些理由，也不是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对于拉马丁先生提出的一个论点，我不能不加以评论，因为这个论点正属于我经济研究的范围。他说：“关于剧院的经济问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即生产。这种生产的性质是无关紧要的。与一个国家的任何其他类型的项目一样，这种生产也是一种丰富、多元和能产生效益的活动。你知道，在法国，剧院养活了不少于8万名工人，给他们支付工资，这些人涉及各种各样的职业——画家、泥瓦匠、装饰师、服装制造商、建筑师等，这些人是首都好几个区的命脉和活力所在。因此，这些人值得你们付出同情心。”

你们的同情心？哈！大白话一点就是“你们的补贴”。

拉马丁先生进一步说：“巴黎人民的幸福生活体现在各部门的生产和消费上。富人的奢侈生活为20万各类工人提供了收入，解决了温饱，这些工人在遍布全国的剧院的各个行业中谋生，从这些让法国声名显赫的高贵乐趣中获得维持生命的食物，获得自己家人和孩子生活的必需品。这些，正是你给剧院6万法郎的结果。”（听听！听听！掌声如雷！）

对我来说，我不得不说：“错！错！错！”当然，我这评判仅限于我们正在讨论的经济问题。

在我们所说的这6万法郎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给剧院里的工人的。一笔小钱很可能在半路失踪。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件事，那么实际上，你可能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如果那些工人能得到一些残羹剩饭的话，他们就太幸运了！但是，如果所有的补贴真能送到油漆工、装饰工、服装制造商、美发师等人手中，那么我对这个结果还是相当满意的。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然而，这些补贴来自哪里呢？这就像硬币的反面，但这一面和它的正面一样重要。这6万法郎来自哪里呢？如果议会投票没有首先把这些钱送到瑞弗里大道（the rue de Rivoli），再经由瑞弗里大道送到格兰爱尔路（the ruede Grenelle）（译注：财政部设在瑞弗里大道，教育部和美术部设在格兰爱尔路），那么这些钱又会去哪里呢？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当然，没有人敢说，这6万法郎是议会投票活动在投票箱中开出的花朵，是纯粹增加的国家财富；也没有人敢说，如果没有这次神奇的投票，我们就永远看不见、摸不着这6万法郎。我们必须承认，议会中的多数派所能做的决策只是让某个地方拿出这些钱，然后把这些钱发到某个地方。也就是说，只有这些钱从某个地方转移出来，它们才能被送到某个目的地。

既然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很明显，一个纳税人只要上交了1法郎，他将永远不能使用这1法郎。很明显，那价值1法郎的钱所能带给他的满足感就这么被剥夺了。同样，那个本来因接受他这1法郎而感到心满意足的工人——不管这个工人是谁——也不再会得到这1 法郎了。因此，让我们不要抱有那种幼稚的幻想，认为5 月16日的投票对国家的福祉和就业有任何好处。它只是干扰了人们的偏好，并重新分配了工资财富，如此而已。

人们会不会说，比起一般的生产行业，那种受到补贴的生产行业更需要大力发展，而且也是更高尚和更符合发展规律的呢？我可能要对此表示反对。我会说：“你从纳税人那里抢了6万法郎，你就减少了农夫、工人、木匠和铁匠的收入，而增加了歌手、美发师、装饰师和服装制造商的收入。没有什么能证明第二类人比第一类人更有价值。拉马丁先生并没有这样说。他自己说过，剧院的工作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是一种丰富、多元和能产生效益的活动。那这样的话，拉马丁先生的说法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因为证明第二类人的活动不如第一类人那样能产生效益的最佳证据是，第一类人被要求资助第二类人。”

但是，这种对不同形式的生产活动的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比较并不是我现在这篇文章的主题的一部分。我在这里所要做的就是向大家证明，拉马丁先生和那些赞同他的论点的人，如果在一方面看到演员的供应商获得了收入，那么也应该在另一方面看到纳税人的供应商没有了收入。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把自己暴露在以假乱真的胡言乱语中。如果他们知行合一，他们就会要求无穷无尽的补贴，因为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补贴1法郎和6万法郎是正确的方案，那么基于同样的道理，补贴10亿法郎的方案也会行之有效。

当涉及税收问题时，先生们，让我们用那些基于基本原理的理由来证明税收的效用，但永远不要诉诸于“公共支出为工薪阶层提供了生计”这一可悲的论点。这个论点错误地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公共开支总是在替代私人开支，其结果是它通过剥夺一个工人的生计为另一个工人提供了生计，但没有提高工薪阶层整体的生活水平。你们的论点很时髦，但太荒谬了，因为其中涉及的推理实在是糟糕透顶。

*选自中信出版社《迷人的经济学：影响世界的五大经济学思维》之《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原标题为“剧院与高雅艺术”。作者巴斯夏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与作家，古典自由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被看作是“法国的亚当·斯密”。

「导筒」荐书

《迷人的经济学：影响世界的五大经济学思维》

作者：

[荷]伯纳德·曼德维尔、[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美]伦纳德·里德、[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美]乔治·施蒂格勒、[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译者：谌紫灵 译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巴斯夏（1801—1850）

虽然这是一套双语的经济学口袋书，但却受到了“中国当代艺术之父”张颂仁先生（香港汉雅轩创始人、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的推荐。张先生写道：“读点经济学对艺术界很有必要，尤其是像这种“迷人”的经典短篇。总的来说，艺术这个专业无非就是感知之学，也有人把当代艺术分开来讲，说其是没有自设上限和不限框架的批判性探索。但是，左右当代人感知的是那最无所不在的各类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具体落实在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操作体系中。所以，当代艺术应该多贴近经济学，来提高对直觉的反省。这几本小册子深邃而好懂，落实到了近代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它们不像新古典经济学依赖大量抽象的数学，而是出发于切身的经济关怀。对于艺术界来说，它们的确是提高‘经济感知’的入门好读本。”

张颂仁

内容简介

《迷人的经济学》是一系列“经济学册子”，该系列图书主要从经济学发展史上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的重要且有趣的话题中精选出一些传世之作，并以中英双语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些小册子的标题新颖，语言生动活泼，内容更是社会上永恒的经典话题。这一系列“经济学册子”除了包含一些耳熟能详的篇目外，也涵括了一些此前从未在中国面世的译作。

作者简介

《蜜蜂的寓言》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荷兰），与近代人文主义作家伊拉斯谟、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大哲学家斯宾诺莎齐名。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他去了英国，并最终决定定居英国，以熟练的英语进行写作。其著作甚丰，尤以《蜜蜂的寓言》闻名。其主张“私恶即公德”启发了后来的休谟、斯密等思想家。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 ，1801—1850，法国）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家与作家，古典自由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巴斯夏那个时代，他被称为“法国的亚当·斯密”；在后世，他被视为自由经济的伟大先驱。

《铅笔的故事》伦纳德·里德（Leonard E. Read，1898—1983，美国）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FEE）的创始人和主席，和安兰德、米塞斯和黑兹利特等著名人士是很好的朋友，其思想和29部著作对罗斯巴德、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几代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消失的屋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思想理论对世界各国产生着深远且持久的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主义的政策导师，对众多国家的市场转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深受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以及大众喜爱。

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11─1991，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公认的“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 经济学和法学交叉研究的带头人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同弗里德曼一起并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他因在“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公共领域管制的原因和效果”方面的贡献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提倡的信息研究方向如今已经成为经济学科中的显学，产生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他对公共政策发表的意见也经常为政治人物所引用。弗里德曼赞誉施蒂格勒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

《老虎的尾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1899—1992，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主要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他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对世界各国产生着深远且持久的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精神导师，对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转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他本人也被认为是对整个人类社会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学者。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货币的非国家化》《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等。

这套《迷人的经济学》汇集了300多年来世界上六位经济思想大师所讲述的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道理。语言是通俗的，但所讲道理却是深邃的。这五本小册子并不只是讲过去的故事，也适应当下，且指向未来。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这些道理总是适用的。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这五本小册子，只有明白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做出自己的适当选择。

——韦森 复旦大学教授

这是一套真正的“大家小书”，内容丰富深刻且容易读。我们能从中学到很多，尤其能从这些大家的思考中获益良多，并能使自己去思考很多东西。而且，我也格外喜欢中英对照，不同文字的蕴含和指向多有差异，即使翻译优良，中英两个文本也能启发我们不同的思绪。

——陈嘉映 哲学家

“经济学帝国主义”确不足取，但此种说法还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学的重要性，因为经济制度、经济生活是最基本的制度与生活，经济学确实对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有非常强的解释力。经济学有不同流派、不同观点，这套《迷人的经济学》中的六位经济学家都为我们解释当代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分析框架。阅读此套丛书，你一定会大有收益。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标题：《巴斯夏 | 艺术，要不要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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