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项飙：今天我们如何进行对话

最近，《把自己作为方法》单读新书圆桌论坛请来了哲学家陈嘉映和人类学家项飙对谈，主题是“对话的精神”。

两位学者从日常经验出发，以平实的语言讨论了我们身处时代有关交流的诸多问题。对谈在腾讯新闻平台上直播，吸引超过22.4万人次参与互动。

互联网意味着附近的消失

项飙指出，在当代中国，对话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功能。首先是对知识的理解，只有通过聊天，才能看到抽象原则在个人生活经验中的具体呈现；聊天还是排除社会等级制度有效的“去毒剂”，可以把双方的社会背景暂时悬置起来，给双方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机会。

陈嘉映则提到，在学术和普通生活中，对话的目的很少是达成共识，在结果上也很少实现。“那么对话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通过和对方的交流来修正自己的思想，使各自的思想和立场不断深化。”

在项飙看来，对话最大的乐趣是发现不同。可是，当前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交流却有着很强的劝说性，说的话越来越不像自然语言。他说，以网红带货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语言，往往是大数据构造的产物，目的是让卖家心动，这引发了他的思考，“在社交媒体上面，你的经验和情绪确实是真实、自发的，但同时又是被高度程序化设计的。社交媒体和娱乐、商业紧密结合以后，我们的意义构造系统好像有了新变化。”

对此，陈嘉映表示，互联网的角色不仅仅是工具，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平台”，它反而可能制造、激化我们的情绪。“像互联网这样巨大的现实存在，我们能干什么呢？首先我们改变不了它，第二还不能拒绝它。所以我觉得一个有反思精神的、对自己有要求的年轻人，就是在明知这种无奈的情况下，还是尽量挖掘技术能够产生的正面作用。”

陈嘉映补充，互联网还使得个人形象“切片化”。一个人本来是多面的，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一直拿一个面朝着朋友、家人，总有“转身”，所以在熟人环境之中人是立体的。但是到了网上，一个立体的人可能只有一些方面是可见的。

用项飙的话来说，互联网上的交流，不是一种新的附近，也不是对附近的替代。“附近真正的意思就是你很难去选择，也很难被选择，你跟邻里街头巷尾碰上了，你也逃不了，他也逃不了，不管尴尬不尴尬你都得面对，就得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立体感就出来了。这是附近最原初的意思。”但是互联网上的许多小组是事先选择的，是单维的。

从现实对话里面，我们学到的知识是身体性的知识，是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凝结之后传达出的知识和理解，这不能被虚拟的交流所替代。

项飙表示，互联网的匿名性的确导致了观点的极端化，这意味着某种价值上的断裂。人们大的观点、价值上的认知，都通过互联网表达，而在日常生活中避而不谈。

“线上和线下好像变成两套意义构造系统，这可能是最大的变化。这也是哲学和经验科学学者可以一起工作的地方——怎样重塑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面对面讨论一些大的价值认同的问题。”

男性比女性更加“社恐”

项飙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青年学生都想去做实地调查，但好像有一种“社交恐惧症”，见了人不知道怎么说话。在研究中，项飙也曾碰到非洲当地人抱怨华人不会打招呼，不会闲聊。

项飙猜想，这可能意味着一种世界观，即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单维度的、要完成任务的、等级化的图景，自我意识过强，所以产生了这种所谓“主体间性”交流的困难。

陈嘉映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不仅是和个人意识有关，还和性别意识有关。在这方面男生要比女生严重很多，可能因为男性本来就是社会角色意识强，所以相对于女性来说不太容易打破社会界限。

项飙补充，的确有很多实证研究支持男性的“社交恐惧症”要比女性严重。比如移民群体到了海外，一般都是妇女可以发展出很多海外关系；项飙在浙江村的调查也发现，两兄弟之间的合作不多，一般是女性的丈夫和女性的兄弟之间合作更为成功，原因就是女性在中间扮演的调停的角色。

“可能正是因为女性被相对边缘化，所以她们一方面在个体行为上可以比较自由，但同时倒过来又做了很多牺牲来维持以男性为主的这个体系。就像陈老师讲的，今天可能是男性要被历史清算的一个时刻。男性这么长时间一直处于优越的位置，现在现实突然变化以后，他们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摆位置，所以出现很多的心理紧张。”

“把自己作为方法”

项飙提到，新书里的“把自己作为方法”，重点不是“自己”，而是“方法”。这意味着把对象化了的自己作为一个中介，由此去思考自己的家庭、学校生活、工作环境如何组织起来，个人和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即便是跟自己经验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也要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去解构范畴。

“把自己当作一个工具、方法之后，你的个体性和特殊性就变得有分析意义了。把特殊性讲清楚了，其实也就对普遍性有了一定的掌握。到最后我们认知社会只能够通过特殊性和个体性来回答，关键是说怎么样去解释和定位这个特殊性。”

项飙认为，学者的职责在于精确、系统地记录和分析当下的情况，“超出具体事实之外的、抽象的一般性判断是比较危险的，所有有价值的判断还是要嵌入到具体事实当中。”

在项飙看来，学者的观点并不比其他人的观点更加有价值，但他也同意当前的对话交流还做得不够。学者要超越个人视角的局限，就必须和其他学者同行对话。对话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也就使得分析更加深入。

“我觉得下一步不是去发表观点，而是分享假设，多提一些具体操作过程当中的假设，然后跟别人分享，这可能是学者对话的一种未来。”

听众问及如何看待符合实证标准但是缺乏思想性的研究，项飙回答，一些研究看起来有不少数据，但却不能形成新的理解，其原因并非实证过分，而是实证不足。实证并非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抽丝剥茧的层层分析，如此才能打动心灵。

“实证是我们最可贵的材料，用马克思的话说，生产工具是价值的来源，所以实证不能丢。要避免过度思辨化，在实证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想。”项飚最后说。

附 对话者简介：

陈嘉映，1952 年生，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著有《何为良好生活》《走出唯一真理观》等，译著包括《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等。

项飙，1972 年生于浙江温州，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目前已出版的中文著作包括《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