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追寻三线历史中的爱与际遇

文|戴小兵

缘起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那个充满国家记忆的时代，它的印记深深烙入我的生命，驱使我一直关注并试图理解国家历史与个体生命的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时代变迁与代际更新，新的层出不穷，老的轰然消逝，一如我的十里钢城，灰烬中飘荡着我从出生到青年时期的所有回忆。但同时，在废墟上竟也复现出父辈开辟天地的最初模样。那些消失的与无法磨灭的，那些变化的与永不改变的，总是一并涌到面前，我想我需要一种更为清晰的视角，才能看到个体生命的瞬间价值与历史的沉默逻辑。

为此我需要继续与历史的遗产活在一起，与他们交谈、为他们记录，为未来交流，为未来记录。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为后来人读取当代中国提供多一个现场视角。

老重钢拆迁爆破

自从得知老重钢将拆迁，我用了三年多时间背着一台木制的8*10大画幅胶片相机，游走于熟悉的工厂之中。为这座始于1938年内迁至今已有近一百年历史的老厂记录最后的影像，由此也开启了我对老工业的影像关注。这套不成熟的作品，于2016年11月在重钢搬迁后原址重建的重庆工业博物馆展出，竟然受到重庆工业博物馆的重视与关注。2017年接受他们的重托，开始拍摄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历史的专题片《不闻沧桑》。这看似偶然的缘起，却实在地将我和我的团队与共和国历史锚定关联。

戴小兵作品《重钢劳动者》

不闻沧桑

我们的创作团队成员大多是80、90后，除了我接触过一些三线企业，年轻人几乎都不清楚何为“三线”。只能让大家先从《大三线》、《三线风云》两部纪录片入手，反复观看。对三线建设有了基本的了解后，为了对这段历史的价值进行深度挖掘以明确专题片的拍摄方向，我们走访了重庆大三线历史研究专家，参阅了重庆党史办研究员及专家们写的所有关于三线研究的论文。尤其得到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勇的学术支持，以及在寻找有故事的三线亲历者的工作中的大力帮助。张勇不但帮助团队梳理了三线的历史脉络，也让大家对三线建设概念的理解得到广阔的提升，使我们从最初设定的以三线军工产品为切入点的拍摄思路，转为以三线人的工作生活经历为拍摄线索，进一步明确了创作方向。记得第一次和张勇开工作会的时候，听了他对三线历史的介绍，执行制片人杜映萱女士激动地说：“三线这段历史太值得铭记，三线的精神也太值得传承，我们以后一定要把关于三线的所有作品摄影、图书、影像都集结起来做一个非常有艺术效果的展览向年轻人传播”。后来，当初的理想果然实现。

团队策划组第一次去四川外国语学院开工作会

（左起张小吧、杜映萱、张勇、戴小兵）

对三线人物的口述历史拍摄历时近一年，走访了60余位当年三线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摄制组拍摄了几百小时人物采访视频、厂区、生活区旧址资料，撰稿人员查阅了大量相关题材文字资料。团队成员各展所长，遵循“亲临现场，关注日常”的思路展开创作，深入了解并展现了三线建设人员当年的工作与生活状态。针对重庆118家三线企业的情况，我们梳理出6大类行业：核工业、船舶、冶金、化工、兵器、仪表，按这6个篇章拍摄，每个篇章都独立成片。从微观视角入手，以小见大，拍摄采访中留下了许多难忘记忆。

第一个着手行业是核工业，主要对象是816核工程。这可是一个2002年才由国防科工委解密的地下巨型核工程。816工程位于涪陵白涛镇，是一个当年仅有几千人口的乌江河边小镇，当年选址后为了保密，白涛镇随之从地图上消失。作为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工程，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工程于1984年停工。通过镜头，我们真诚记录着曾经的故事。当年毛主席的一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仅是热血口号与语录，而是真心实意的行动。至今从老三线人口述中，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他们心中依然燃烧着当年的自豪与光荣，他们理所当然的牺牲，是因为他们能为自己的家国去生产——定国安邦的国之重器。

这一代人很难理解上一代人的坚守是怎么回事，也许是时空阻隔时过境迁。在很多时候，我们也都很容易陷入工作惯性，把一次拍摄当作一次任务，去计划，去完成。但是，更多时候，随着镜头的推近，我们能深切的感受到真相对良知的召唤，我们越来越体悟到镜头前一个个老人和他们背后的整个时代。

历史通过画面化为一种巨大的压迫感，使我们不能苟且，我们的工作量在增加，工作预算在超支，大量的口述视频远远超出我们的工作计划，后期工作量无边无际地展开。但是当我们面对珍贵的当事人亲历口述视频，我们仍然觉得工作做得不够，我们常常会从受访者那里得到一些新线索，便顺藤摸瓜，挖掘出更多内容，采访名单越拉越长，随后又一轮的工作扑面而来，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前一代人的披星戴月。

在老重钢的高炉前采访当年的高炉设计者项中庸

在老重庆型钢车间采访何智亚

在望江机械厂车间拍摄

当年816人“抢占取水口”的故事，让我们决心一定要去取水口拍摄，经我们多方努力，终于得到拍摄许可。我们得以带着拍摄设备下到江心巨大的取水口内，据说这里还从来没有准许任何单位或个人进入拍摄。

当年建造地下洞体的8342部队牺牲战士长眠于离洞体工程约3公里左右的一碗水烈士墓园。为了解烈士当年更详实的情况，我们去陵园周边采访守陵人，可惜当年的守陵人已去世，而他儿子是依然继续守护着。守陵工作工资很低，几乎不能解决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儿子还得另外打工来补贴家用。“为什么不放弃这份工作？”我们的问题很残酷，“老一辈交代过，这些解放军是为国家，这么年轻就牺牲在这里了。我们应该帮他们守好这道门，让他们能够在这里安息。不管给多少钱，我们都要信守承诺，世代传下去，给他们守陵。”守陵人的儿子回答得简单明白，他与媳妇将继续守护这片墓地，仿佛这是极简单的道理。我们看到的坚守就是如此的平凡，平凡到像是父亲对儿子的一句嘱托。

在816烈士陵园采访当地百姓

每个受访者的拍摄都是分几次采访完成的，其中初次踩点是最难的，也就是要找到被访对象，了解他在三线建设期间的经历，评估当年的生活工作场景的可拍摄性。在东港船厂选取外景时，我们发现造船车间有人在搬运鞭炮，再一细问，原来第二天就有一艘大船的下水仪式。而今船厂业务不景气，一两年也难得有大船下水。得到这一消息，我们异常兴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片子里也许只有几秒钟的镜头，我们安排了多机位拍摄。机器不够就租借设备，增聘外援摄影师。4个地面机位，一个高空机位。为了不留遗憾，编导闻聪更是亲自顶上航拍机位。我们的小型拍摄团队人手一台机器，各自分工，严阵以待，忙了一天，终于成功抓取到这一组珍贵镜头。每当看到成片中这一段，几秒钟大船下水的画面，回想当初的机遇及团队成员的协作配合，总是感慨万千。

东风港造船厂拍摄现场

三线是厂，更是人，无数的孩子直接诞生为“三线人”，三线的历史伴随厂址的转迁虽已结束，但“三线人”的故事还依然延续。我们听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何民权老师说原永进机械厂从大连支援三线迁入重庆江津后在山沟里出生的第一个孩子，被大家取名“永进一号”，经多方寻找，终于电话联系到绰号“永进一号”的吴红宇大姐。如今的吴红宇仍然在当年三线工厂里（已转型民用企业）工作，已经走上领导岗位。 “永进一号”替代了吴红宇成为她的名字，可以说是大时代对她个人命运的书写。

当说起自己是永进厂的第一个孩子，被大家叫了几十年“永进一号”，她仍然是充满喜悦，回忆起当年厂里放露天电影，她脸上流露出孩童般的兴奋。她的脸上仿佛映射出整个时代，永进厂已然消失，但却在“永进一号”的笑容中继续活着，这是她续写历史的新时代，她叫吴红宇，也叫“永进一号”。

采访吴红宇及家人

在团队成员通力协作下，我们终于完成了专题片《不闻沧桑》的初访、拍摄、剪辑、制作工作。2018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重庆工业博物馆在老重钢保留下来的钢花影剧院为《不闻沧桑——三线人物口述历史》专题片举办了一场千人点映礼。当天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我们将现场布置成一场当年表彰大会的场景。遗憾部分受访老人因身体原因不能到现场，大部分接受采访的三线老同志都如约而至。几十年后的相会，戴红花，披彩带，是这代人给他们迟到的敬礼，老人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现场充满感激。

在片尾我们打上了最后一行文字：“他们历经沧桑，我们却不闻沧桑”。

那天是个大好日子，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点映礼现场

作为《不闻沧桑》的艺术总监，我被安排上台讲述拍摄感言，其实心里非常忐忑，思虑感悟太多，又往往辞不达意。可当主持人把话筒交给我的那一刻，我居然由衷地说起了内心真实的感受，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大家敢于平庸却不相信英雄，但是此时此刻现场就有一位英雄，他就是816的陈炳章老人。

陈炳章在点映礼上发言

1969年1月，404厂核反应堆，孔道工艺管发生元件烧结事故。当时作为抢险班长的陈炳章，明知那是生死抉择，却第一个冲进高辐射污染区域。他不假思索地对身后同志说：“你们还年轻，我已经有两个儿子了，让我去！”万幸，事故排除了，无畏的老人在辐射危害中活了过来，但之后伴随他的是几十年漫长的肉身折磨。

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我们的英雄陈炳章被请到主席台，老人说：“抗日战争要不要死人？解放战争要不要死人？我如果害怕死，就不会干这份工作。职责所在，责无旁贷！”说得无怨无悔，很浪漫，做得到的是真英雄。

这个迟到的致敬能献给真英雄，我感到一种圆满。

《不闻沧桑》片头

再问沧桑

《不闻沧桑》专题片创作结束，再受重庆工业博物馆委托，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三线这段历史，创作《三线人物口述纪实》图书。在该书的立意命名上，我们考虑专题片“闻”突出的是传统的“你说我听”的形式，缺少互动性。图书作为《不闻沧桑》系列专题片的补充，需要有新的立意。“问”作为一种发问形式，更加突出发问方地位。这样，“闻”与“问”有效形成了主、客方的联动。

《再问沧桑》定位写的是人的故事。一个人的故事是可以穿梭时空的，不论时代如何变化，科技怎样进步，人性的很多内容是没有改变的，比如爱、比如恨、比如遗憾，所有的情感都是共通的。但同时，人与时代又是真切发生关系的，这种体验无法复制，当从下一时代回望上一时代时，中间总隔着无法穿越的迷雾。所谓人的故事，就是“人与时代的故事”，“人与历史的故事”。

在《不闻沧桑》专题片中，主角是历史，人物是配角，这一次，我们想翻转剧本的乾坤，让人物成为主角，历史成为配角。我们要循着亲历者旧时走过的道路，努力还原那个时代的精神。

苏童曾经说过，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两个时代，一个时代是大时代，窗外的大时代；另外一个时代是小时代，个人窗内的小时代。如今，我们已经了解了三线建设时期的大时代，看到了忠诚、信仰与奉献，现在，我们要打开小窗，看看个人生活的小时代，了解是什么样的人物在撑起一个时代的脊梁。

我们都在歌颂英雄，我们总说英雄不问出处，但英雄有家，英雄的每一次选择也都会给家庭带来震动。这是《再问沧桑——三线人物口述纪实》的写作初心。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以民生视角追溯历史，不去强调时事政治主张，努力还原当时的生活场景与个体家庭风貌，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因为它代表了正在消失的时代。

金宇澄在谈《繁花》写作时曾说：“实际上人是非常脆弱的。树叶一旦被风吹走，根本找不到它在那里。你要趁它还在的时候，把它描写好就可以了。”人很小，天很大，河很长，时间很短，却是一生的光阴，趁一切还来得及，趁一切不晚，趁正当时，写一部属于“三线家庭自己的故事。”

2018年5月，项目启动后除了重庆工业博物馆官咏琴馆长带领的团队，还邀请了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重庆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主任何智亚为顾问，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重庆文史研究馆馆员王林担任主编，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勇、巨臣文化负责人杜映萱女士为副主编。

主编王林带团队去816军工小镇调研

我作为采访拍摄执行人，又开始了近一年的走访工作，我们远赴上海、攀枝花等地，一切都是为了为能够走得够近，亲临现场。我们始终抱着一个信念：三线建设的历史不能被遗忘，更不能被年轻人遗忘。我带领撰稿人重访了三线经历者。每一次采访我都参加并记录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和每个家庭珍贵的文献资料，从而把控了书籍图文的整体性和艺术性，尽可能不留遗憾。

撰稿人分为三组，他们分头采访，全身心投入写作之中，其中有几篇文稿让撰稿人费尽心力，却被团队审稿人推翻重来。我们的装帧排版设计师胡靳一也是三线厂的子弟，从项目策划开始便介入核心工作，对全书视觉风格把握上不断协助我校正拍摄方向。团队成员间更多是相互激励努力向前，我最喜欢对大家说的一句话便是，我们一定要做一本每一位读者都愿意在自己书架上永久珍藏的书。

创作团队工作会

在采访的过程经历了很多故事，这里只能述说部分。我与张小吧去采访原5057厂总工程师陈志强，陈老晚年生活热爱参加京剧演出。他少年时期家庭生活贫困，酷爱京剧，亲历了当时辽沈战役退下来的国民党伤兵打砸演员、观众。我原来以为国民党伤兵砸抢老百姓是电影情节，不曾想听到亲历者口述，我才相信这些事情真实发生过。他说：“这些伤兵或许是对战争的痛恨，或许是对于自身伤痛的愤怒，才打砸抢劫。”他理解、同情并且原谅他们。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偶然接触到重庆老人京剧票友，得以“花脸”身份登台演出《铡美案》唱的正是包公不畏强权、匡扶正义的故事。我拍摄了陈老化妆准备出演包公的过程，为图书增添更多色彩，我们把那篇写他的文章命名为“我喜欢的是唱戏”。

窗前的唐爱怀

与兰迪一起采访816原三车间主任唐爱怀时，唐老回忆起在三线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当年相继去世的爱人与儿子语气平静，但当他从衣柜里拿出大学时期发放的军装时老人的手颤抖了。我们请唐老穿上了军装，很慎重地为他拍摄了肖像。在白涛镇麦子坪唐老家中，而今年老的他穿着干净笔挺的军装站在窗边，往事与现实交相辉映，看着老人脸上的笑容我们也仿佛跌入了的那个年代。

化妆的陈志强

在拜访王春才先生之前，我们已读了许多王老所写关于三线的著作，他是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同时是三线建设研究、书写者。起初，王老不同意我们从重庆去成都他家中采访，他说，你们看看我写的三线的书，电话采访一下就行了。我告诉王老，我们团队用半年多时间拍摄了一部《不闻沧桑—三线人物口述历史专题片系列》，希望他看后请他给我们关于三线的工作多提意见。在我一再请求下，王老终于答应我们的采访。

到成都王老家大院后，在楼下我们和老人家又通了一次电话。王老说：“你们在楼下等一会儿好吗？”我们想可能王老家里面不太方便，就在楼下等一会儿。没想到，几分钟后，一位微笑的老人朝我们走来。因为我们都读过许多王老的著作，熟悉他的照片，一见是王老，我们立刻迎了上去。王老微笑着问：“你就是小戴同志吧？”我立即向王老问好，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这么远，专程来看我，辛苦了！我一定要下楼来迎接你们！”我随王老上楼时才知道，王老住在没有电梯的老居民楼七层。这可是一位三线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啊！而且王老出生于1935年，已是84岁高龄，竟对我们晚辈如此亲切、重视，真让人感动。

书写三线故事已经成了王春才的日常

专题片时长80分钟左右，王老竟然认真看完，几个地方还要求回放，对我们的工作大为肯定，并提出建议。我们对王老的采访内容着重于他的三线岁月与写作生涯。他非常高兴我们年轻一辈人对三线历史有探知渴望，唯有这样，三线精神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薪火永续。他是三线建设者与研究者，在他看来，三线的意义得从宏观层面、战略位置来考虑，不能完全算经济账。他说，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和美国、苏联打起来，但如果不搞三线建设，这场战争或许无法避免。

同时，三线建设推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从大的战略层面来说，它肯定是正确的。他认为，现在有些年轻人不了解三线建设，是因为我们的宣传与传承不够。这一席话使我们汗颜，想到拍摄一路走来，从表象到现场，从碎片到全面，从任务到使命，如果不是众多亲历者的真心托付，如果不是团队不懈的自我进化，又如何能对王老的一席话感触万千呢？传承价值当真不是纸上谈兵台下看戏，而必须是性命的交托与使命的延续。2019年11月《再问沧桑——三线人物口述纪实》图书，历经近两年的时间在创作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出版。

《再问沧桑》成书

见证现实

从一部片子到一本书，从不了解三线到研究三线文化，一直参与创作的90后团队成员张小吧在2017年10月说到这段历史文化的传承问题，提议去申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展演项目，杜映萱听了以后立刻开始谋划。

我记得很清楚，2018年1月1日新年，团队去501艺术基地拜访王林教授的时候，向王老师汇报了将三线主题艺术创作作品集结去申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展演项目的想法，并邀请王老师作为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王老师欣然答应并帮我们联系了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原新媒体艺术系）李川教授。

我们和李川一拍即和马上立项，决定李川作为项目负责人，王林作为策展人，杜映萱和张小吧作为项目执行人，由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和重庆巨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申报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展演项目。从2018年初开始筹备，经策展团队讨论确定展览主题定位：弘扬工业文化，见证现实主义。以典型案例方式呈现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变迁，通过各种不同的细节和侧面，由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读，没有对错是非，只有见证与记忆，旨在从艺术角度挖掘工业遗产的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通过不同艺术家的个人创作，结合当时的国家精神，唤起了自强不息的民族记忆和不愧时代的文化自信。

随后经梳理策划方案、征集作品、创作作品等紧罗密布的准备工作。于当年6月网上提交申请，10月去北京国家图书馆复审答辩。很幸运的是2019年初就收到了国家艺术基金发来的立项通知书。“见证现实——老工业基地及三线建设摄影展”项目就此正式启动。

项目的成功申报既体现国家对这段历史的高度重视，也是我们团队这几年三线创作成果沉淀的转化，但这莫大的殊荣还是显得太突然，也更加使自己感到一种很具体的压力，来自历史托付的沉重。这不是属于团队和我应得到的重视，而是历史早应赋予三线和所有三线人的。

上海大学吕建昌教授向策展团队介绍三线工业遗产活化案例

为了更深入全面了解小三线历史，团队部分成员专程去上海大学，拜访著名三线研究专家吕建昌教授及徐有威教授。我作为展览作品统筹负责人，为了丰富展览作品的内容，带着展览介绍PPT开始了全国奔走，首先去沈阳拜访了中国工业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著名老工业摄影家王玉文，联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摄影力量。随后去北京、上海、贵州、四川等地拜访各地著名摄影家邀请他们参与展览，同时策展团队还引领实验艺术学院师生到工业遗产现场进行创作，经过种种努力，全国各地的传统纪实摄影家、当代观念摄影家及艺术院校师生的精英作品齐聚项目。

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左）向策展团队介绍小三线历史

在挑选作品过程中，我发现作为当年三线建设主战场、因三线建设而起的城市攀枝花，竟然没有一幅让我们满意的作品。于是赶紧动员重庆著名摄影家贺兴友、刘进一起自费前往攀枝花钢铁厂，进行补救式的艺术创作。为了攀钢的归队，必须短时间内往返数千公里，但这时候的我已经奇怪地感受到了历史定命的力量，一切困难似乎都会自然水到渠成地化解，果不其然，本应该困难重重的进厂申请流程和捉摸不定的天候变数，都一路顺畅，攀钢仿佛一直等待着我们的到来，为我们展现出她最自己的样子。

攀枝花钢铁厂

为了尽可能的把三线相关题材的作品带到项目中，策展团队联动了重庆工业博物馆及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参展，并向全国征集了三线题材的文学作品、图书、影像等多种创作形式的作品联合展出。

“见证现实——老工业基地及三线建设摄影展”最终于2019年12月10日在重庆美术馆，及2020年5月12日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顺利展出。张勇、杜映萱和大家回想起第一次见面时豪言壮语的发愿，都不敢相信竟然得以实现，展览的影响力我不想在此过多言说，仅节选一位观展三线老人、一位媒体人、一位策展人三位的一段话作个说明。

展览重庆站现场

原青山厂厂长何朝刚观展后给朋友发微信：“戴伶，我们昨天到美术馆去，刚好星期一休息，故今天又去。看了展出，美美地享受了一次精神大会餐。我们几十年都在军工企业奋斗，对相片中的各种场景，似乎是亲历亲为，从解放初期的156个项目建设、三线时期的艰苦创业，和以后的三线调整搬迁，—幕幕在脑海中翻腾闪现，酸甜苦辣，都化为幸福满满的享受，而感到充实与骄傲。那些场景太熟悉了!谢谢你的推荐，给了我们这次欣赏的机会!”

《腾讯大渝网》记者陈媛元观展后感言：“这是我第一次看了3个小时以上的摄影作品展，也是近些年唯一一次看得痛哭流涕的展览，这些影像如此沉重，又如此豁达，这两股劲扭在一起，形成一道穿透平面的力量，将那个我不曾经历的时空，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灵魂记忆里。这种纪实和艺术的结合，让我也能与旁边一起观展的老人产生共鸣，仿佛自己也跟着一起经历了那个时代，看到那些为老工业基地和三线建设付出青春的老人，我很想给他们一个拥抱。”

策展人王林老师在前言中讲到：“档案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追求作品的真实，不仅是因为创作素材有档案一般可考证、可检验性质，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作品场域，能够让人感受到真相对良知的召唤、真实对历史的见证。档案现实主义既是文本性的，也是实践性的。从档案现实到身体现实，恰恰是通过非语言和图像化的行动性表达，组织公共艺术展，以构成当代艺术创作中一种客观化的言语方式，不为一统化的语言系统所制约，由此获得话语个体表达的某种真实与相对自由。这种案例性陈述和揭示性见证，对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在中国社会进入消费时代之后，现实主义如何抵御自身向消费符号转化，如何保持现实问题针对性和意识形态批判性，成为在中国语境中真正发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重要方面。《见证现实一一老工业基地及三线建设摄影作品展》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将会继续努力。”

展览上海站开幕式

历史对我而言曾经只意味着传说和故事，是人生之外的一些可有可无的碎碎念，图像对我而言也曾经只是光影和趣味，是有闲人生的一种点缀与怡情。三线是我个人历史的开始，它是我生命的背景，也是我远游的参照，它是故乡我却永远不会再回去，它是起源我却从不想去了解……直到它在我面前化为虚空,直到这虚空变成我的图像，我才意识到在这图像中不是我的兴趣与怡情，而是我应该正视的所有，我的故乡、我的来处、我的生命和我的未来。

这看似矫情的文字似乎本不当写出来，而应刻在心底，但这文字是对“三线”的感恩，而感恩就必须大声说出来，而且应该干出来。这一刻也许来得不算早，但感谢终究是来了。

作者1968年生于重庆，摄影艺术家。90年代开始摄影创作，早期主要拍摄藏地题材作品，2000年后采用传统大画幅胶片机为主要拍摄工具进行观念性纪实创作。重庆钢铁集团环保搬迁前在老厂区生产一线进行历时4年文献性拍摄，用大画幅摄影图片详尽记录百年钢厂的最后风貌及劳动者肖像，创作了《重钢劳动者》《重钢废墟》等系列作品。2010年开始关注城市及乡村变迁的社会现状并以此作为重点创作题材带领创作团队深入跟踪西北农村、四川农村、西南三线企业以及重庆老城区，以城市及乡村的历史变迁为思考方向进行档案现实主义当代艺术创作。参与了三线题材影像作品《不闻沧桑——三线人物口述历史》专题片及图书作品《再问沧桑——三线人物口述纪实》的创作。团队创作形式以观念纪实摄影、影像纪录片、田野调查、口述纪实、绘画、装置等多种艺术创作形式综合立体诠释主题。完成了《村墟、村幻、村遗》、《下浩人》、《庙戏》等系列作品的创作及“最后的村庄”、“ 存念下浩”、“见证现实”等以档案现实主义为创作方式的主题案例展览的呈现。

本文选自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该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