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施传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下）

​施传刚，男，1951年生，云南大学历史学学士、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硕士、博士。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等院校和机构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现在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任教。

采访者：赵翰超，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摩梭族称考究

 

赵翰超：我注意到您的英文著作中使用的摩梭的名称和大部分其他西文著作都不一样。除了您以外，好像只有瑞士苏黎世民族博物馆出的那本文集中的其他学者使用了“Moso”这个拼法。其他著作中或者拼作“Mosuo”， 或者拼作“Na”。这是为什么？

施传刚：情况确实如此。其实瑞士那本书最后把摩梭名称的拼法统一成“Moso”也是我坚持的结果。

在民族研究中，族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也许会涉及历史、文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民族关系等诸多层面的复杂因素。一个民族又往往有不止一个名称。多种名称中有自称，有他称。自称也可能不止一个。不同的自称适用于不同的谈话对象或不同的场合。他称中有自我接受的他称，有外人强加的他称，可能有蔑称，有尊称。各种称呼中有词源词意都清晰的称呼，也可能有词源词意不可考的称呼。

在西文学术著作中，对摩梭的称呼和拼写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直接采用“摩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Mosuo”；二是采用摩梭语自称的音译，称为“Na”；还有就是我的主张，把摩梭拼为 “Moso”。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最值得讨论的是Na和另外两个名称的区别。另外两个名称其实是一个名称的两种不同的拼法。而是否采用Na这一名称则牵涉到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原则问题。Na是摩梭语中的自称。采纳这一名称的学者认为他们遵循的是“名从主人”的原则。一般说来，这个原则当然是对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违背主人的意愿把一个名字强加在主人头上。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但问题在于，怎么才算真正做到了“名从主人”？在摩梭的个案中，问题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我在第一次实地调查之前就已经从各种渠道广泛了解到摩梭人称呼的复杂性。第一次下乡途中在宁蒗县城听县委书记介绍摩梭时，他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称呼问题。所以在我为博士论文从事的历时两年（实际在田野共15个月）的实地调查中，我一直留心这个问题。凡是遇到合适的机会，我总会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得到的回答也不尽相同。从两年之内各种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摩梭人给我的回答中，我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凡是对民族关系有所了解、对民族认同有所关怀的摩梭人都不愿意被其他民族称为Na，尽管那是他们本民族语言中简化形式的自称。摩梭语的自称是Nahing。纳西语的自称是Naxi。两个族群的自称都可以简化为Na。由于摩梭不愿意接受他们是纳西分支的认定，他们强烈反对其他民族称他们为Na。我的访谈对象中有人甚至情绪激烈地表示：“你要写我们的文化就得称我们为摩梭。要称我们为纳你就不要写我们。”事实上，这是绝大多数有明确观点的摩梭人的共识。听到类似的观点时我总要多问一句：“你们在自己的语言中不是称自己为纳吗？”他们的回答大体是这样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你们说的并不是我们的语言。你们把我们称为纳就好像我们和纳西真的是同一个民族一样。所以我们反对其他民族称我们为纳。

我在田野中收集到的这些看法也反映在数十年来摩梭人向各级政府提出的意见。摩梭人数十年如一日地多次要求被识别为“摩梭族”而不是“纳人”或“纳族”。基于以上原因，我认定采用“摩梭”的名称才是真正尊重了主人的意愿，贯彻了“名从主人”的原则。采用他们的自称反而是不尊重他们的意愿。

那么摩梭为什么要拼成 “Moso” 呢？相对前面一个问题而言，这是个小问题，但说起来相当有趣。我从试图弄清摩梭这个词在摩梭语中的意思开始寻找它的词源。在确认摩梭语中并没有这个词以后，我又进而搜寻和摩梭比邻的各民族语言中是否有这个词。在历史上和摩梭有过较多交集的民族有纳西、藏、彝、普米等。我问过不少当地和外地的这些民族中本民族语和汉语都流利的人。搜寻的结果一无所获。我最终认定这个词是从汉语中来的。这个名称在中国史籍中有各种变体。最早出现在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中，写作“摩沙”。后来唐代樊绰的《蛮书》中写作“磨些”。在那以后的史籍中出现过至少6个由不同汉字组合而成的变体，如“末些”“摩挲”“摩梭”等。这些不同的变体告诉我，它们并不是由汉语中有固定意义的单字组成的，这个名称一定是外来语的音译，就像斯大林有时被译为史达林、斯坦福大学有时被译为史丹福大学一样。既然这个名称的词源对汉语来说也是外来语，而摩梭语、纳西语、藏语、彝语、普米语中都找不到它的踪影，那它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

2001年与摩梭家庭共进晚餐

2001年暑假下乡的途中，随着三菱越野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盘旋，我的脑海中漫无目的地设想着一些摩梭语的对话。一时突发奇想：“摩梭”会不会是“mosi”（摩梭语“不知道”）呢？对，就是mosi！我想起了袋鼠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词源，感到无比兴奋。袋鼠在英语中的名称是kangaroo。这个英语单词的来源很有意思。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库克船长和他手下的探险者来到澳大利亚，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大型哺乳动物，前肢很细小，奔跑是用粗壮的后腿跳跃。他们吃惊地问当地的土著这是什么动物。得到的回答是kangaroo。他们以为是这种动物的名称，就记了下来。于是袋鼠在英语里就被称作kangaroo。其实在澳大利亚土著的语言中，kangaroo的意思是“不知道”。因为被问话的土著听不懂库克船长的问话，就回答“不知道”。“摩梭”一词的各种变体不就是同样情景的产物吗？不难设想，公元4世纪时（《华阳国志》成书的时间）摩梭人先民和语言不通的汉人先民相遇。汉人问：“你们是什么人？”摩梭人回答：“Mosi （不知道）。”汉人就以为这个族群称为mosi。由于各种汉语方言发音各异，便有了摩梭名称的各种变体。这样说来，摩梭这个词的词源最终还是摩梭语，不过并不是这个民族的称谓。严格说来，我提出的这个论断不算严谨，它是基于一个灵感的推论，论据并不充分。但是在无法提出更可靠的解释之前，我觉得其合理程度已经使我感到可以坦然提出来作为一家之言了。毕竟许多对人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宏大理论也并不都是建立在坚实的证据之上的。我提出的只是对一个小问题的见解。只要自己能够心安，就把它提出来聊备一说吧。

既然“摩梭”是汉语对一个摩梭单词的音译，那么西方语言还有必要严格遵循汉语拼音的拼法吗？如果汉语拼音对这个词的拼法符合西方语言的发音习惯，当然没有必要再另搞一套。问题是主要的西方语言中都没有“梭”字中的双元音。拼成“Mosuo”会使没有学过汉语的西方人不知道这个词该怎么念。所以我决定在我的英语著作中把摩梭拼成 “Moso”。这样对所有说西方语言的人都不会造成读音的困惑。因为汉语和英语都是音译，所以并不存在是否准确的问题。事实上，这种拼法也不是我发明的。第一部有关纳西的西方著作是法国人让·巴戈于1913年在荷兰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就是《Les Mo-so》。我关于“摩梭”的西文拼法的主张不过是遵循了这本书的先例而已。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基础”

 

赵翰超：原来一个族称问题和一个拼法问题背后还有那么多的说道！从您第一次到摩梭地区做田野工作到现在已经31年了。您一共去过多少次？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的？今后还会再去吗？

施传刚：一共去过多少次我也记不住了，总有一二十次吧。我的履历上都有记录， 但没记在心里。近些年去得少了。最近的两次是2012年和2013年。现在我手上还有一本关于摩梭文化变迁的书稿尚未完成。初稿完成后还准备再去一次，以便核实一些写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补充最新的变化。这本书完成以后我在永宁地区的田野工作也就结束了。我还有很多过去积累的资料可以写论文。至于田野工作，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关系，今后准备把研究的方向转向城市文化和社会问题。

 

赵翰超：田野工作对人类学是必需的吗？有不做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吗？

施传刚：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基础。没有田野工作的研究就不是人类学研究了。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相区别的特征并不是研究的对象或范畴，而是它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参与观察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其他很多学科都用，但参与观察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独门招牌了。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就等于说参与观察的方法。文化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就是参与观察。除了像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这类人类学幼年时期的“圈手椅人类学家”之外，我不知道有什么学者可以不做田野工作而被称为人类学家的。

 

赵翰超：根据您几十年的经验，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挑战和局限有哪些？

施传刚：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一方面要适应一个陌生的环境，同时还得争取研究对象的认可和接纳。其实这对研究者心理素质的要求是很高的。太娇气或自视太高的人都过不了这第一道关口。我刚到摩梭地区展开田野工作时，由于之前的出版物使摩梭人的民族情感受到伤害，他们对外来的研究人员有很深的误解，带着防范的心态。这对我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刚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深入不下去。周围能接触到的人都用一些编织的故事来对付我。比如他们告诉我，摩梭人的婚姻和汉族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要经过媒人撮合、男方提亲、送礼、下定、订婚、举行婚礼等过程。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结婚以后双方不住在一起等。我下乡之前做过充分的图书馆研究，明知这些都是糊弄我的。但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对每一种说法都认真对待，不仅耐心听取，而且认真做笔记。和我接触的人都很高兴。我和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但我的活动范围都局限在区（后来改为乡）里。没有他们的介绍，我也无法深入村里去。日复一日，就这样烤着火、喝着酒、听着天方夜谭，工作却毫无进展。我曾不止一次决心放弃。但每次下决心后，第二天一觉醒来又说服自己留下来。经常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是，人家又没有请你来，这些人没有任何义务对你说真话。你既然自己找上门来，就还得你自己去争取人家的合作。另一个更为现实的理由是，离开这里你又去哪里？你怎么知道换个地方换个题目就能得到研究对象的合作？难道就这样从人类学的阵地上落荒而逃？由于想不到别的出路，也不甘心就此败下阵来，所以沮丧之后又说服自己鼓起劲来硬着头皮顶下去。

这样撑了快两个月，一般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传说等内容倒是收集到不少资料，但就是不能下到村里进行逐户访谈。在田野几个星期，完全脱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不论是智力方面还是生活习惯方面，都感到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和饥渴感。于是我决定到丽江住几天，一方面换个环境，另一方面整理一下思想和笔记。从丽江回到永宁后，奇迹发生了。所有见过我的人都成了“熟人”而不再是“生人”。可能是我的再次出现使人们相信了我先前的承诺：我不是来这里猎奇的，而是来认真研究他们的文化的。我也不是来一次就再也见不到了，而是会把研究摩梭文化作为自己的事业，今后会经常回来。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总之在那之后不久，我就有机会扩大接触的范围，最终选定了坝区的四个村子和山区的一个村子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田野点。真正的田野工作也就得以正式展开。现在回想起来，开头的一两个月半途而废的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

 

2001年在永宁泥鳅沟下村对藏传佛教僧人访谈

除了上面说到这一点外，还有一些难题贯穿研究工作的始终。总的说来都是和人际关系与掌握分寸有关。你知道， 作为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我们的研究计划中有关职业道德的部分都得经过IRB （InstitutionalReview Board， 美国有法律要求所有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项目都必须保障研究对象的利益、尊严和隐私。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种研究机构都设有专门的部门，即IRB，审批每一个研究项目保障人权的具体措施。——赵注)的审批。在田野工作中既要遵守美国的相关法规，又要使工作能顺利进行，操作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更为根本的一点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工作关系。

研究者不请自来地进入被研究者的生活环境中，请求他们配合、占用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如何才能使他们愿意配合？给他们适当的补偿当然于情于理于法都是必须的。但在具体操作时采取何种方式、如何掌握分寸，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尤其要想建立可以长期持续的工作关系，田野工作的方式方法就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了。被研究对象接待研究者的机会成本也是一个大问题。机会成本越大，越难争取到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

 

赵翰超：可以请您解释一下机会成本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吗？

施传刚：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被研究对象的时间和精力不是用来配合研究者，他还有什么别的机会来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其他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我刚到摩梭地区展开田野工作时，绝大多数摩梭人的经济活动都是务农。农忙时我只能观察。访谈主要是在农闲时进行。农闲时他们如果不和我谈话可以把时间用来休息、娱乐，机会成本不高。现在就不一样了。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了。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孩子。老人担负着维持家务的全副担子，时间比20世纪80年代紧得多。偶然能碰到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好不容易回一趟家，在家的时间有限，不可能悠闲自在地接受你的访谈。大家的时间都比从前紧张多了。即便别人愿意和你谈几句，你也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不好意思占据他们太多的时间。像我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那样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野工作的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理论是就事论事的见解”

 

赵翰超：我看您的著作时感觉拿不准您是哪个学派或是属于哪种理论的，能请您谈谈理论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与价值吗？

施传刚：这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不是几句话能说透的。广义的理论其实是无处不在的。英语有句话说，你不可能在海滩上翻一块石头而没有理论。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有一个由头，或者说一个或隐或现的动因。看起来可能是毫不经意的行为，深究起来一定不会那么简单。理论的作用是指导人的思维，其价值是非常重大的。上升到学术研究的层面，理论就不仅仅是一种或隐或现的存在了。学术研究的目的是针对某种现象或问题提出解释。人类社会已经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和思想史。古往今来无数睿智的头脑尝试过对各种现象和问题提出解释。学术研究和其他智力活动的区别就在于它不能是一个学者在那里孤立地苦思冥想、自说自话，而必须参与到已经存在的智力对话中去，并经受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和未来的学者的审视与诘难。要参与智力对话当然就必须首先了解已然存在的各种见解并决定取舍。你可以把我这里说的“见解”就理解为“理论”。一种见解或者理论如果能启发其他学者对相关的现象或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它就会吸引追随者，形成理论流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义。换句话说，理论在学术研究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每一个研究生刚入学最重要的两门必修课就是人类学史和人类学理论。

虽然理论的目的都是为现象或问题提出见解，但是理论家的角度、路数和风格可以有极大的差异。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理论，一个现象或问题经过它的解释后不是更清楚了，而是更混沌了。

在我看来，有这样的理论不如没有。我在课堂上和自己的阅读中接触过各式各样的理论。但是对我的人生和思想影响最为深广的体系还得算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唯物主义。因此我对玄奥虚诞的东西从来不感兴趣。我能欣赏庄子那种逸兴遄飞的才华，但也就是欣赏而已。我所理解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已经存在并且已经被人类感知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脱离现实并不顾逻辑的创造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应该占有任何地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的“缺乏想象力”也可以被解读为严谨务实。孰是孰非，当然见仁见智。

我并不指望我的见解能得到普遍的认可。而我自己也绝不会随波逐流。你说从我的著作中看不出学术流派或明显的理论倾向，那是因为我拒绝被任何一种理论捆绑。和我研究的课题直接相关的理论或学术见解我都不会放过。但我从来不会为了彰显理论而生拉活扯。所有理论在我看来都是就事论事的见解。

2006年在永宁八株村访谈

说到这里，我想干脆也谈一点我对知识的看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我所追求的知识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四个英语单词都以 “able”结尾，即verifiable （可以验证的)， justifiable（可以说明理由的）， falsifiable（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以及improvable（可以不断完善的）。人类认知的领域和智力的体验当然大大超过我这个非常狭窄的定义。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人类的所有智力活动都可以导致知识。用我喜爱的小提琴和书法来打个比方。海菲兹或者帕尔曼小提琴拉得再好，王羲之或者鲜于枢字写得再好，他们录制的唱片或留下的书法作品都不会同时具备我提出的四个条件。所以他们留下的不是知识而是艺术。研究他们的艺术的学术著作可以成为知识，但他们艺术实践的产品本身不是知识。广而言之，对艺术规律或技巧的探索可以成为知识，但艺术作品本身不是知识。艺术和知识有着极其密切的相互关联，但两者在性质上不是同一回事。

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都不符合我提出的四个条件。在我看来，那样的理论作为增强智力的操练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对我们认识人类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并没有太大帮助。这四个条件不仅是我吸收知识的取舍标准，更是我自己作品的质量检验标准。我认为理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逻辑。在我进入学术界的几十年来，理论已经被盲目抬高到不恰当的地步。尤其是青年学生和学者，往往因为急于表现自己的水平为理论而理论，以致理论和现实完全脱节，成了我开玩笑说的“空对空导弹”。理论也因此而丧失了它本来的作用和意义。

另外，逻辑却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生课程中都没有关于逻辑的系统训练。很多学术著作的论点和论据不能自圆其说，作者却懵然不知。这种现象中西皆然。事实上，逻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就像数学在物理学研究中的地位一样。每一个称职的社会科学家都应该首先能够熟练掌握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也就是掌握推理论证的规则

和技巧。在实际运用中，非形式逻辑远比形式逻辑重要。

 

赵翰超：这篇访谈录会被公开发表，作为一位前辈学者，您对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或学者有什么忠告吗？

施传刚：就让我以它的标题和大家共勉吧：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