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青仁：巨变中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及其抗争

文 / 张青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墨西哥文豪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用尤卡坦半岛上玛雅人流传的神话，为自己2000年出版的小说自选集命名——《墨西哥的五个太阳》（Los cinco soles de México）。

天与地会合，给万物以营养，给万物命名。万物为语言创造，却并不具备与语言一样的本领。于是，神创生了人类。人类的出现，是为了用语言，那造出了地与天以及充盈其间的万物的语言，把神的创造一天天地维护下去。然而，所有关于创造的神话都包含着有关毁灭的警告。这是因为创造发生在时间之中：它用时间的代价换取它的存在。古代墨西哥人把人类的时间及其语言记录在交替出现的太阳的历史里：五个太阳。

第一个太阳是水的太阳，是溺水而亡。

第二个叫土的太阳，为一个无光的长夜如猛兽一般一口吞没。

第三个叫火的太阳，是被一场火焰之雨摧毁的。

第四个是风的太阳，是被一阵狂风卷走的。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太阳，我们在它的照耀下生活，而它终有一天也要消失。要被吞没，就像被水、被土、被火、被风吞没一样。它会被另一种可怕的物质——运动所吞没。

第五个太阳，这最后一个太阳，包含着这个恐怖的警告：运动会把我们通通杀死。

墨西哥的五个太阳

[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 著

 张伟劼、谷佳维 / 译

译林出版社  2012-12

羽蛇神魁扎尔科亚特尔（Quetzalcóatl）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像人一样的脸庞，担心自己会有人一样短暂、必死的命运。大醉之后的他犯下了乱伦的禁忌，第二天乘着用蛇编成的筏子离开了墨西哥，并许诺在第五个太阳的年代里的“塞·阿卡特尔”年 回来。这一年正是基督纪元的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从韦拉克鲁斯登陆，古老帝国的印第安人将其视为归来的魁扎尔科亚特尔。然而，这群高大的“天外来客”带给他们的却是绵延至今的苦难。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征服中，阿兹特克帝国灭亡了，玛雅文明灭亡了，墨西哥的第五个太阳熄灭在火药和火焰里。

作为民族主义者，富恩特斯并不否认殖民主义的罪恶及其给印第安人带来的苦难，但他更强调在这场征服中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一个在西班牙的穹顶下，由混血人种、印第安人和土生白人联盟的新世界的生成，最终促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墨西哥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在第五个太阳的熄灭中，一个崭新的太阳高挂在了遥远的天际。

但对侥幸逃生的印第安人来说，他们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新生”只是一个美好的许诺。在新生的民族国家中，同盟关系、共同抗争的奋斗与热血并没有让他们成为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300年殖民历史造就的统治秩序是如此根深蒂固，战争时短暂的平等与同盟在独立后很快转变为殖民秩序遗留的种族区隔。他们赶跑了殖民者，却迎来了新的剥削者。大地主、教会仍然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印第安人仍然在为他们的自由、平等与公正斗争。墨西哥赢得了自由，却失去了平等。

20世纪的墨西哥大革命彻底改变了墨西哥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但对印第安人来说，革命却是失败的。革命后的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文化被视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来源，是支撑“墨西哥”这座伟大的民族国家雕像的“基座”，却也是威胁雕像稳定的基石。在混血民族主义思潮的支配下，印第安人是无助、被动、缺乏思想，却又危险的存在。印第安民族的未来之路，是在国家的支配下被纳入现代化，蜕变为“墨西哥人”的过程。于是，在墨西哥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在“想象的墨西哥”中，印第安人及其文化成为墨西哥历史悠久的佐证与认同来源；“现实的墨西哥”的建设却是以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整合，将其由族群上的印第安人转变为经济层面上的农民阶级的实践。革命后的墨西哥实现了现代化，印第安人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以及国外资本和自由市场的建构下，墨西哥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彻底变化。在农业生产自由化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政府放弃了大革命时期土地分配与农业保护的基本要素。在体制薄弱、寡头与地方专制力量长期存在的印第安村社，新自由主义者许诺的开放、全民参与共享的自由市场并没有实现。新自由主义改革为地方寡头带来了垄断机会与高额利益，却使大量破产的印第安农民从农村流离到城市。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墨西哥实现了民主转型。然而，在阶层区隔大于执政立场区隔的墨西哥，所谓的民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赋权，亦没有给底层的印第安人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于是，在这个国家已经独立200多年后的今天，在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印第安人聚居的恰帕斯州，仍然有一群人数超过百万、处于极端贫穷的印第安人。他们或在农村年复一日地辛劳操作，却只能获得基本的温饱和微薄的收入；或如同蝼蚁一般卑微地生活在城市；或因为无法忍受二元张力的拉扯，铤而走险。城与乡、贫穷与富裕、落后与文明、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不断撕裂着他们。无论走向何方，他们始终无法摆脱国家与社会的排斥与边缘化。

印第安人是这样，恰帕斯是这样，作为国家主体的梅斯蒂索人和墨西哥国家的处境又何尝不是如此？且不说美墨战争后国土被大面积割裂，在当下，尽管建立了所谓的自由贸易区，融入了全球化，但墨西哥与墨西哥人并没有得到期待的平等与公正。生活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华雷斯城的墨西哥劳工每日迎着朝阳跨过边境到埃尔帕索城的加工工厂务工，辛苦工作一天，收入却只够维持基本温饱，还要承受这座被喻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中的种种风险。对于怀揣着“美国梦”的墨西哥人而言，他们前往北方邻国务工需要签证和财务担保，但北方的“邻居”却可以仅持护照就轻松出入墨西哥。而且，即便办理了各种手续，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天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只能从事家政、餐饮、建筑等行当，是这个国家底层的“穷人移民”。

恰帕斯州是共和国最贫穷、最不幸的州之一。因为在恰帕斯州，没有道路、没有学校、没有报纸。统治者们没有致力于国家的繁荣，而是被野心蒙蔽了双眼。

……

恰帕斯人啊，你们要紧紧监督你们的官员在公开场合的一举一动。他们做得好，就表扬他们；只要他们做得差劲，就批评他们。在他们做出评价时一定要保持不偏不倚，永远说真话，明白、全力地坚守真理。

1903年4月28日，医学博士贝里萨里奥·多明戈斯（Belisario Domínguez）写下了这段关于自己家乡的文字。多明戈斯在科米坦长大，在家乡和巴黎相继接受了人文科学与医学的学术训练。学成之后他回到家乡，先后担任科米坦市长和联邦议员。他与各种独裁、暴力集团抗争，呼吁正义、自由与团结，致力于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1913年9月23日和29日，他在墨西哥参议院发表了两次演讲，谴责独裁者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对革命领袖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的篡权，倡导、呼吁自由的意志。一个星期后，这位英雄的革命者被杀害。

英勇的恰帕斯人中从来不乏抗争者。1523年，科尔特斯率军征服墨西哥城后，派下属路易斯·马林（Luis Marín）出征恰帕斯。进入恰帕斯不久，他们就遭到了“身穿棉甲、头戴羽饰，携带着石刃木斧般的大头棒”的印第安人的攻击。而在沦为西班牙殖民者的奴隶后，从1526年对监护主德拉维加（De la Vega）的反抗，到1712年策尔塔尔（Tzeltal）起义，再到1867年的查穆拉（Chamula）抗争以及20 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时的无畏投入。近500年的时间里，恰帕斯的印第安人一直在和这个让他们陷入末世动荡的世界抗争着。

然而，无论是印第安人自身的革命，还是他们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多元族群的携手抗争，在恰帕斯乃至墨西哥的抗争史上，每一次抗争虽然都暂时赶跑了当权者，却都在不久后迎来了新的权力桎梏。印第安人从未真正意义上打破束缚的枷锁，成为这个社会平等的、独立的人。虽然如此，英勇的恰帕斯人却从未放弃过抗争。

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第一天，在副司令马科斯（Marcos）的带领下，3,000多名由佐齐尔人、策尔塔尔人、索克人等印第安部族组成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穿着橡胶靴，用巴拉克法拉帽遮盖着脸庞。他们手持半自动机枪，占领了恰帕斯高地地区的七个城镇。在《第一丛林宣言》中，他们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我们，无论男女，都充分自由地意识到，我们宣告的战争是我们最后、唯一的方式。多年来，独裁者一直在对我们的人民发起一场未宣布的种族灭绝战。因此，我们请求您参与、支持这项为工作，土地，住房，食品，医疗保健，教育，独立，自由，民主，正义与和平而奋斗的计划。我们宣布我们不会停止战斗，直到我们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能够满足人民的基本要求时。

“行人民之意而率民”（Mandar Obedeciendo），萨帕塔超越既有的二元权力结构，借助发达的网络媒介，不断地对外宣传自己的主张，试图将所有底层人员纳入行动框架，实现对弱者的普遍赋权，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秩序而努力。

社区居民声援奥科辛戈司机的游行。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我曾居住过的圣卢西亚自治社区亦是当代印第安人革命活动的典型代表。2009年3月，佐齐尔人马里亚诺（Mariano）率领2,000多名背井离乡的印第安人占领了位于恰帕斯高地中心城镇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的国立印第安研究所2.5公顷的土地，建立了圣卢西亚自治社区。在遭遇数次驱逐后，2012年6月17日，马里亚诺再次率领1,000多名无家可归的印第安人占领了这片土地，并开始自治实践。除了为无家可归的印第安人免费提供住房和土地，开展一系列传承印第安文化、推动印第安社会发展的自治实践，他们还积极参与墨西哥政治生活，声援对被黑帮勾结的地方政府枪杀43名学生的抗议活动，援助因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失业的出租车司机，反对时任政府持续推进能源与教育改革，游刃于墨西哥地方社会复杂的政治力量中。

今日印第安人的革命是历史的，却又不完全属于历史，其中能够看到新时期的革命者对民主的探寻和对强权、独裁免疫的努力，以及对这个社会中所有无权力者的关怀。虽然这份努力困难重重，却足以显示出古老革命历史中新的气象已经出现。这份新的气象源于印第安人对每一次革命失败的痛苦记忆。在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之后，印第安人就明确地认识到，是他们的不团结与背叛让殖民者有机可乘，亦是权力欲，使革命者每一次从边缘走向中心后都成为权力异化的产物，造成革命本身的衰退。

萨帕塔自治区和圣卢西亚自治社区中，虽然有必不可少的武装抗争，但二者均表现出对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自治实践的探索。在他们的理念中，革命并非一种单纯的、暴力的政治抗争，更是对一种不同于现存秩序的平等的、面向未来的替代性方案的探寻。这一方案，不仅关注作为革命者的印第安人，也不仅为让印第安人生活得更好，更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甚至世界未来的一种探寻。于是，萨帕塔人和圣卢西亚自治社区的居民为一切素未谋面的无权力者奔走呼告，为这个国家无辜的死难者和全球化这艘大船上的不幸者发出声音。

社区居民参加反对教育改革的游行。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我并不认为，促使他们反思、推动他们进步的只是他们自身意识的产物。他们对独裁、强权的反对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自治理念，亦来自他们所反对的全球化及其伴生的自由、民主、平等等理念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更来自印第安本土文明的滋养。2017年7月26日，在恰帕斯州的奇克阿森市，一位正在抗议水电站修建给索克人带来灾难性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何塞，这样给我讲述玛雅地区印第安部族中“美好生活”（Buena Vida）的哲学逻辑：

美好生活是什么？美好生活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寻求的福利，是所有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任何生活在这个社区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存在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生活。

在传统的玛雅文化中，人、动植物以及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原本就是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整体。资本的逻辑切分了这个世界上多元主体之间的依存关系，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上将人转变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主体，原本平等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变成了人对自然、对世界的征服过程。然而，现代化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繁荣，即便是处于世界中心的征服者，也难逃现代性的危机。作为战败者的印第安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点。于是，在全球化、现代化早已渗透并支配着印第安社会的当下，革命的恰帕斯人仍然在为这个世界上一切能说话与不能说话的主体而抗争着，为他们的传统与文化而斗争着。对他们而言，这个“美好生活”的世界，正是末世太阳来临前的世界，亦是他们在经历了持续500多年的动荡后渴望回归的世界。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更是伴随着新的太阳降临的新生的开始。与他们相比，身处繁华都市、享受着一切现代化便利的我们，似乎从未真正地现代过。

胡安永生

萨帕塔活着，

斗争继续！

虽然圣卢西亚自治社区的胡安试图挣脱权威的束缚，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但终究无法摆脱层层枷锁。2015年7月26日，在胡安的推动下，圣卢西亚自治社区邀请伊瓜拉案件中失踪的43名学生的部分家长发表演讲，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持续的压力。最终，在地方政府勾结的准军事组织的合谋下，胡安和自治社区民众被驱逐。此外，胡安率领无家可归的印第安人发起持久的抗争运动，引来了政府更大的不满。2016年3月24日早上，胡安在开车前往学校上班时，被“恰帕斯传统市场和承租人协会”和“美好恰帕斯环境组织协调者”的人员围堵在小巷子里，身中九弹，死在了车里。胡安去世后的一年里，他既爱又恨的父亲、自治社区的创始人马里亚诺也因病去世。虽然自治社区被驱逐的部分民众在胡安的弟弟卢西奥的带领下继续抗争，但必须承认，凝聚着他们心血的自治社区已不复存在。同样，在萨帕塔民族解放自治区里，尽管马科斯倡导平权，以美好政府轮值的方式消灭可能出现的权力等级，却始终无法避免可能出现的权力异化及其对同胞的戕害，印第安人逃离自治社区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样一个枷锁叠绕、密不通风的权力网络中，人们或如萨帕塔人和圣卢西亚自治社区中被驱逐的民众一样，继续坚持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或者从激荡的政治运动中退出，筑起内心的围墙与边界；抑或成为一个浑水摸鱼的逐利客。但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一分子，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如何变得更好？

胡安的葬礼。何塞 摄，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我从未想过的是，在离开圣卢西亚自治社区五年后的今天，一场猝不及防的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在抗击疫情的全球战役中，既有跨越阶层、族群、国界的协力同心，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对他者的歧视与污名化却也无处不在。对底层、弱势的印第安人而言，这场疫情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卢西奥告诉我，虽然恰帕斯州政府发布了旅游警告和居家隔离倡议，但对一无所有的印第安人而言，他们必须上街工作。“隔离是特权阶层的浪漫化想象”“我可以居家隔离，可是谁来保护我必须每天上街工作的父亲呢”，这样的抗议标语在圣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在社会分化的墨西哥，在族群、阶层区隔仍然明显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防控疫情需要跨越族群与阶层的勠力同心。

我并不怀疑这个世界的未来可期，这不仅因为人类在疾病、灾难面前表现出强大的团结与协作能力，更因为人类明显具有先在的认知结构和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学习能力，这使得他们能够自然地融入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不可胜数的人类文化体现出共同的社会需求，决定这些需求的不是文化而是生理原因。人类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天生就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生物，“基因-文化”共同演化的过程更有可能支持拥有大量合作者的种群，由此形成人类合作这一本能，无论这种合作是利他的还是互惠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彼此协作、集体生存的方式以及作为人类本能的合作精神的内化意味着，人类必然会从世界各地走到一起，全球化和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与发展秩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平安夜自治社区欢乐的儿童。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需要诘问的是，为什么在全球人类走到一起，在世界体系存在5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对族群、宗教、国家边界与区隔的强调依然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发展秩序如此根深蒂固，全球社会美好生活与共生发展的理念仍未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对于这一问题，玛雅人早已给出答案。在玛雅人的创世神话中，为了给神创造的生灵命名并维系神所创生的世界，神赋予了人语言和命名的权力。在创生与死亡、起源性时间与末日之间，人是至高无上的。但这却使人沦为权力支配的产物。人凌驾于万物之上，成为自然的对立面，这在导致人类无休止的战争的同时，伴随创世而生的灾难应运而生，人类社会也终究难逃毁灭。玛雅人的神话隐喻着今日人类社会的困境：权力对人的异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当前冲突存在的根源。当统治者将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阶层之间的区隔就出现了。当权力支配进血缘、族群等共同体时，家庭、家族、族群和国家的区隔与边界，及其对他者的征服与控制就出现了。这才有了殖民主义对于世界的掠夺和全球社会冲突的此起彼伏。

权力催生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支配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是如此根深蒂固。它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心境与决策。然而，正是在这个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拉美，在底层的印第安人的社群中，产生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世界体系的反叛与背离。从早期反抗殖民主义罪恶的宫廷神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de las Casas），到为整个拉美人民命运奋斗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再到今日的马科斯与胡安，无数的拉美人充当了解放与革命的觉醒者与启蒙者。同样，在他们的身后，亦将有千千万万个同胞延续革命的火种。在《墨西哥的五个太阳》里，富恩特斯记载了革命者哈米拉约被杀害后一个当地农民对他的讲述：“领袖走了。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哈米拉约。”我更愿意以富恩特斯对此事的评论为本文做结：

他们不知道，五个哈米拉约的死，提供了最好的肥料，孕育了五百个，五千个新的哈米拉约的生命和行动。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32期，注释略。题图为Rage Against The Machine专辑封面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