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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作者赫胥黎与他的“解脱之药”

2020-09-14 16:5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1960年，著名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正在写《岛》（乌托邦小说，与他的反乌托邦经典著作《美丽新世界》齐名），而当年他被诊断出患有喉癌。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的同一天，也是这位著名作家去世的日子。而在临终的病榻前，已经无法发声的阿道司写下遗言，请求妻子劳拉给他服用 LSD（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效力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妻子答应了。

次月，劳拉写信给阿道司的哥哥朱利安及朱利安的妻子朱丽叶，非常动人又详细地描述了阿道司最后的日子。此处所刊信件草稿由埃罗维德中心斯托拉罗夫档案馆提供。

最亲爱的朱利安和朱丽叶：

关于阿道司人生的最后一周，尤其是最后一天，我有太多事想对你们说。发生的这些事不仅对我们这些爱他的亲人来说很重要，也几乎是他自己作品的总结，或更确切地说，是作品的延续，因此这对普通大众而言也很重要。

阿道司·赫胥黎，英国作家，代表作《美丽新世界》《岛》《知觉之门》

首先我必须主观地向你们证实，我十分确定，在阿道司去世那天之前，他都未曾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死。潜意识里，事情一目了然，你们自己也可以发现，因为从11月15日到11月22日，我用磁带录了许多阿道司说的话，我知道我们都会无限感激这些磁带的。阿道司一直不愿放弃写作，用录音机口述或做笔记。他还使用一台录音电话，只用来读诗和文章。晚上临睡前的宁静时刻，他会把这些录音拿出来听。我有一台摆放了好多年的磁带录音机，有时候想和他一起用那台录音机，但是它太笨重了，而且这段日子我们一直都待在卧室里，床边已经堆满了医疗设备。11 月初，阿道司住院，恰逢我生日，吉尼仔细研究了所有的机器，送了一台最好的给我——小小巧巧的，操作简便，不显眼。我自己拨弄了几天之后，便把它拿给阿道司，他看了很满意，于是从 15 日起，我们就每天录一点，记录他的梦、他未来写作的笔记。

在我看来，从 15 日到 22 日这段时间，阿道司的心理波动得最剧烈。我们将他每天服用四次的安定药一点点减量，减到几乎不再用安定药，只让他服用止痛药，比如复方羟可酮，一点点阿米妥，还有止吐药。他还打了几针 1/2 毫升的二氢吗啡酮，那是一种吗啡衍生物，使他多梦，有一些梦你们能在磁带上听到。医生说这相当于摄入小剂量的吗啡。

我想重申的是，在这些梦中，或是有时在他的谈话中，能明显察觉出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即将死去，只是他从未清晰地表明。事实并非像他有些朋友说的那样，他们的想法是，他只是为了不让我难过。不是这样的，因为阿道司从来不会装样子，没撒过一次谎。他天生不会撒谎，再说假如他是不想让我难过，也完全可以对吉尼说真话。

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给他一次机会、一段时间，让他可以谈论死亡。当然在这样的时间里，他可以朝两个方向谈论——谈论生，或谈论死，而他总选择生的方向。我们读了利里博士写的《死者之书》（The Book of the Dead）中关于迷幻药的部分。他完全可以打趣说：“别忘了提醒我，还有很多人不信这套。”而他没有，他只是依照利里博士使用 LSD的方法，看利里博士如何用药使人恢复活力。他有时候的确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我得到解脱”，这是因为他有了新的写作思路，他想知道自己何时会有力气工作，是否能恢复体力工作。他的思维很活跃，注射的二氢吗啡酮似乎唤醒了他脑中某个新的层面，平日里未被刺激的层面。

他临终的前一晚（周四晚上），大约八点的时候，突然有了个新的念头。“亲爱的，”他说，“我刚刚想到，我强迫吉尼让如此病重的人和两个孩子待在一个屋子里，真是强人所难。”吉尼那时候不在家，于是我说：“好，等她回来，我告诉她。她会觉得很好笑的。”“不，”他异常坚持地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好吧，”我保持轻松的语气答道，“好，起来。我们出去走走。”“不，”他说，“我是认真的。我们必须想想。屋子里还有这些护士。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租一间公寓，就这段时间。”他的意思很明确，确切无疑。他认为自己可能会再病个三到四周，然后他能够回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开始正常生活”的念头时常出现在他脑中。

最后的三四个礼拜，他有好几次都惊异于自己的虚弱，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少力气，意识到还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这个周四晚上，他用异乎寻常的力量说着要租一间公寓，但几分钟后，我感觉他一整晚愈发衰弱，很快病情便恶化了。吃东西已几乎不可能，他只喝了几匙水和浓汤，每次进食都会开始咳嗽。周四晚上我打电话给伯恩斯坦医生，告诉他阿道司脉搏很快——140，有点发烧，感觉像是死亡的前兆。但护士和医生都尝试打消我的疑虑。

然后我回到阿道司的房间，我们决定给他打一针二氢吗啡酮。当时大约九点，他睡下了，我请医生隔天早上再来。阿道司睡到凌晨两点又打了一针。我再去看他时是早上六点半。那时我再次感到，他的生命在消逝，状况比平时要更糟，虽然我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过了一会儿，我就给你们拍了电报。到了早上九点，阿道司开始变得十分激动、不适、焦躁难安。他一直想要别人帮他换个姿势，哪里都不对劲。伯恩斯坦医生差不多就是在那时候来的，他决定给他打一针以前打过的药，那种很缓慢地注射进静脉的药——打一针需要花五分钟，那种药能扩张支气管，使呼吸更顺畅。

上次打完这种药后让他不舒服，那是三周前的周五，那时候他情况危急，我写信告诉过你们，但药效还是帮了他。而这一次情况很糟糕。我试图问他怎么了，他讲话困难，但终于还是开口了：“说话让我感觉更吃力。”他一直想要换姿势——“帮我动一下”“动动我的腿”“动动我的手臂”“动一下床”。我买了一张带按钮的床，床头和床尾都可由按钮控制上升下降，我时不时地会按按钮帮他上上下下地移动。我们升降了几次床，似乎让他轻松了一点，但真的只有非常非常微小的作用。

英国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抉择》

突然之间，当时应该是十点，他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他说想要一块板子写字，然后第一次写下——“如果我死了”，接着写明了他的遗嘱。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大约一星期前告诉过你们，他签了遗嘱，在遗嘱里把人寿保险单从我名下转到了儿子马修名下。我们之前商量过要将这些转移保险的文件拿来，保险公司刚寄来不久，实际上几分钟前才用快件寄到。他写字非常非常困难。医生也在试图看懂他想说的话。我对他说：“你的意思是，想要确定人寿保险从我名下转给马修了？”他说：“是。”我说：“转移的文件刚刚寄到，如果你想签字，你可以签，但没有必要，因为你在遗嘱里已经使它生效了。”他知道不必签名后，松了一口气。我前一天也请他签过一些重要文件，那时他说：“我们稍等吧。”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他现在无能为力。如果叫他吃东西，他也会说：“我们稍等吧。”星期四，我请他签署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他说：“我们稍等吧。”他想给你们写封信——“尤其要写写朱丽叶的书，很不错”，他这样说过几次。而当我提议提笔写信，他说：“好，稍等一下。”语气如此疲弱，与他正常的语气迥异。所以当我告诉他，不需要签名，一切已安排妥当时，他松了一口气。

“如果我死了。”这是他就“现状”而言，第一次这么说。他写下了这句话。我明白，也感觉到他第一次正视此事。大概半小时前，我打电话给西德尼·科恩（Sidney Cohen）——精神病学家，使用 LSD 的先驱之一。我问他有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给人用过 LSD。他说实际上只有过两次，一次它似乎与死神达成和解，而另一次它没起到任何作用。我问他，像阿道司这样的情况，他是否建议我给他服用 LSD。我告诉他，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几次提议使用，但阿道司总是说，他要等自己身体好一点再用。然后科恩博士说：“我不知道。我不这么认为。你觉得呢？”我说：“我不知道。我该建议他用吗？”他说：“我会用迂回的方式建议，只对他说‘你觉得服用 LSD 如何？’。”这种模糊的回答对这一领域的几位专家来说很普遍，我问他们“你会在病人垂危之际用 LSD 吗？”时都会得到这类答案。

《岛》是我所知的唯一明确的参考。我和西德尼·科恩的通话应该是在九点半左右。阿道司变得十分痛苦却又难懂，他焦虑万分，无法说出自己想要的，而我又明白不了。有一刻，他说了一句没人能够解释给我听的话，他说：“谁吃我碗里的东西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仍旧不知道。我问他。他微微挤出一个古怪的笑容说：“哦，别在意，只是个玩笑。”后来，他感觉到，我需要知道一点他的意思，才能为他做些什么。他痛苦难堪地说道：“到了这时候，已经没什么要对你说的了。”当时我知道，他明白自己要走了。然而，他只是在肉体上无力表达自己——他的头脑很清醒，实际上我觉得还有几分活跃。

《岛》，阿道司·赫胥黎的遗世之作，主人公在故事最后服用了“解脱之药”，完成了对自我生命的洞察。

后来，我不知道具体在几点，他要来了他的小板子，写下“用 LSD 100 肌注（LSD，100微克，肌肉注射）”。虽然如你们在这张复印纸上所见，他写得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他是这个意思。我让他确认了一遍。忽然间有件事情在我心里变得很明确——我明白，历经两个月煎熬的交谈之后，我们又能沟通了。我当时明白了该做什么。

我快步走进伯恩斯坦医生所在的另一间屋子里的储物间，电视里刚刚公布肯尼迪遇刺。我取出 LSD 说：“我打算给他打一针 LSD，他要求的。”医生有片刻的焦虑，你们也很清楚医生们对这种药有怎样的不安。随后他说：“好吧，到了这时候，还有什么区别。”无论他说什么，无论哪一个“权威”，哪怕是一大群权威专家，当时都阻止不了我了。我拿着一小瓶 LSD走进阿道司的房间，准备注射器。医生问我，是否需要他来注射——也许是因为他看到我的双手在颤抖。被他一问，我才注意到自己的手，我说：“不，我必须自己做。”我稳定了情绪，为他注射时，我的双手很坚定。然后，不知何故，我们两人都如释重负。

我记得给他注射第一针100微克药的时候，是11点20分。我坐在他床边说：“亲爱的，也许过一会儿，我会陪你一起用药。你想要我过一会儿也打一针吗？”我又说：“过一会儿吧。”因为我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打、能不能打。实际上直到写这封信时，因为周遭种种情况，我还未能用药。而他表示：“好的。”那时候他已经极少说话了。然后我说：“你想要马修也陪你用药吗？”他说：“好。”“埃伦呢？”他说：“好。”接着我又提及服用过 LSD 的两三个人，他说：“不，不，够了，够了。”我又说：“吉尼呢？”他加重了语气：“好。”然后我们沉默了。

我一言不发，静坐了片刻。阿道司的身体不那么焦躁了。他看起来——我总感觉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一直以来这对他都是种巨大的宽慰。我有时见他在病中心烦意乱，直到他明白自己该做这件事，然后即便要动手术或照 X 光，他也能平静下来。这种强大的宽慰感来临时，他就变得一点也不会担心，他会说“我们来做吧”，于是我们便照常施行，他像是一个得到解放的人。现在我有同样的感觉——决心已下，他非常迅速地再次下了决心。忽然间，他接受了死亡的事实，服下了他所相信的解脱之药。他做着他在《岛》中所写的事，我能感觉到，他的心情宽慰而宁静。

半小时后，他脸上的表情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我问他是否感受到了 LSD 的药效，他表示没有。但是，我认为药已经显现出作用了。这是阿道司的性格，即使药效已相当明显，他总是迟迟不愿承认任何药的效果。除非药效非常强，不然他都会说没有药效。现在，他开始显露出服用解脱药时的神情了，这种充满狂喜与爱的神情降临了。虽然现在情况不同，但相比两小时前，他脸上的表情已出现变化。我又等待了半个小时，然后决定再给他注射 100 微克。我告诉他我打算这么做，他默许了。我又为他打了一针，随后开始对他讲话。他此时很安静，双腿正变冷，身体发绀的紫色逐渐浮现。然后我对他说：“放松，自由。”

过去几周的夜里，我在他睡前对他说的一些话，此刻我用更具说服力、更强烈的语气说着——“放开，放开，亲爱的，向前，向上。你正向前、向上走；你正走向光明。你正自愿而自觉地走着，自愿而自觉，而且你走得很美；你走得如此之美——你正走向光明；你正走向更伟大的爱；你正向前、向上走。放松，自由。向前，向上。你正带着我的爱走向玛利亚的爱。你正走向你不曾知晓的更伟大的爱。你正走向最好、最伟大的爱，这很简单，这样地简单，你走得如此之美。”我开始对他讲话时，护士在房间里，在场的还有医生。他们离病床较远。我说话时紧紧贴在他的耳边，希望能说得清楚，能让他听清。我问过他一次：“你能听见我吗？”他攥紧了我的手。他在听我说话。我原打算问更多，但早上他恳求我别再问任何问题了。我不敢探问，不敢打扰，那是我问的唯一的问题：“你能听见我吗？”或许我该问更多问题的，但是我没有。

晚年的阿道司·赫胥黎

后来我问过同样的问题，但他的手没有再动弹。从两点直至他去世的时候——也就是五点二十分——他完全平静，只有过一次动作。那应该是三点三十或大概四点的时候，我看到他的下唇开始挣扎。他的下唇动了起来，像是挣扎着想吸气。于是我更强硬地给他指示：“这很简单，你走得很美，自愿而自觉，亲爱的，你十分清楚，十分清楚，你正走向光明。”最后的三到四个小时里，我重复着类似这样的话。我偶尔会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那时我就立即离开床边两三分钟，等能够控制情绪了，我再回去。他下唇的抽搐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似乎完全是在回应我说的话：“很简单，很简单，你走得自愿、自觉，而且很美——你正向前、向上走，放松而自由，向前，向上，朝向光明，走进光明，走进完整的爱。”抽搐停止了，呼吸变得越来越缓慢，没有丝毫痉挛、挣扎的迹象。只是呼吸变慢——变得更慢——更慢，在五点二十分，呼吸停止了。

早晨我被提醒过，临终时，他或许会出现令人不安的抽动，或是肺部的某种痉挛，还会发出声音。大家都努力让我做好准备，迎接他可能产生的某些可怕的生理反应。但他们所说的情形全都没有发生，事实上呼吸的终止也完全不激烈，发生得非常缓慢、非常柔和，如同一支乐曲终结在了渐弱的乐段。其实我觉得，这最后一小时的呼吸，只是69年来惯于呼吸、呼吸了亿万次的身体所做的条件反射。

最后的呼吸是没有感觉的，因为灵魂已去。灵魂在最后四个小时里轻轻地离去。最后四个小时在房间里的，有两位医生、吉尼、护士、罗莎琳德·拉贾戈帕——你们知道，她是克里希那穆提的挚友，是奥哈伊那所学校的校长，阿道司为那所学校花费了许多心血。屋里的人似乎都没听见我说的话。我以为我够大声了，但他们说没听见。罗莎琳德和吉尼有时会来到床边，抓住阿道司的手。这五个人都说，这是最安详、最美好的死亡。医生和护士说，他们从未见过哪个身体状况与他类似的人如此离开，走得完全没有痛苦，也没有挣扎。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究竟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事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外在迹象和内在感觉都表明，他的离去是美好、平和而从容的。

如今，我独自待了这么多天，不受他人的影响，这最后一天于我的意义变得愈发清晰，愈发重要。我认为，阿道司在《岛》里写的内容未受到严肃对待，他（当然我也同样）对此感到惊愕。这本书被看作一部科幻小说，然而它并非虚构，因为他在《岛》中所描述的每一种生活方式都不是他幻想的产物，而是在某处经过尝试的，其中有一些存在于我们自身的日常生活中。如果阿道司死去的方式为人所知，就可能会唤醒人们，使他们意识到不仅是这件事，《岛》中描述的其他许多事在今时今地都是可能发生的。阿道司临终时请求使用解脱之药，这是对他作品的证实，这不仅对我们很重要，对世人也很重要。诚然，有人会说，他一生都是个瘾君子，至死仍是，但历史将写下，在无知可以使赫胥黎停步之前，赫胥黎已使无知休止。

即便在我们就此事通信后，在向阿道司隐瞒他的病情这件事上，我依旧存有许多疑惑。毕竟他写过，也说起过死亡，似乎不该那么简单地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死去。他完全信任我——他也许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死亡临近，我一定会告诉他、帮助他，所以他突如其来的觉悟与适应情况给我的安慰是巨大的。你们不这样觉得吗？

那么，他死去的方式是将仅仅成为我们的宽解和慰藉，还是别人也能从中受益呢？你们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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