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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高分纪录片人味很足，塑料感很差
原创 罗屿 新周刊
《时代 我》与其说是记录名人故事，不如说还原了名人最接近真实的状态。被拍摄者那些保留了生活粗粝感的真实记录，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时代，看清自己。
半年后，同样是夜晚，腾讯新闻好雨知时工作室制片人朱凌卿来到京郊顺义一处购物中心，第一次探访张伟丽，他此行是为正在创作的纪录片《时代 我》寻找拍摄对象。
到达目的地，“猛一看，这里似乎一派繁华——餐馆内熙熙攘攘，广场外是伴着音乐尽情舞动的人群”。然而，绕到购物中心背面，朱凌卿感觉到了一种萧条。他爬上三楼，来到张伟丽所在的拳击俱乐部。“已经很晚，同层商户都关门了，只有张伟丽这个世界顶尖运动员还在打拳。”朱凌卿说，“我们去的那天，张伟丽训练完和教练蔡学军争论要不要参加《吐槽大会》。一个觉得，这是个机会，能扩大UFC在中国的知晓度；另一个说，明明是运动员，干吗要做这事？”
近距离的观察让朱凌卿发现，张伟丽打拳时气场逼人，但训练结束，她会拿着鞋跟旁边人商量明天到底要吃点什么，“那样子，贼逗”。
“她说不清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但如果你让她停下来别干了，她又没法接受。”朱凌卿感觉到，张伟丽不是为了某个目标打拳，“她只是知道这件事自己必须做，跟呼吸一样不能停止。她似乎没什么使命，但又确实不忘初心。”
正是这一晚的接触，让朱凌卿他们决定，选择张伟丽作为《时代 我》的拍摄嘉宾之一。
7月6日正式上线的这部纪录片中，还出现了袁隆平、舒淇、陈其钢、吴亦凡、张晓刚、邓亚萍、王景春……他们的年龄、经历、性格各不相同，横跨文化、艺术、科学、体育多个领域，但他们同样取得了杰出成就。创作团队通过长期跟拍，真实记录了这些人物在时代中的奋斗与沉浮。
为何选择这些嘉宾？
谈到选择人物的标准，好雨知时工作室总监金辉表示，“他们肯定要有影响力，第二个，就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
《时代 我》监制季业认为，这些嘉宾恰好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或转变阶段，“这样，才有纪录片的张力”。
同为纪录片监制的朱凌卿，则提到了这些人身上的“开放度”。
就像舒淇，朱凌卿觉得，她身上“人味很足，塑料感很差”。舒淇让拍摄团队去家里见她父母，会在镜头前聊自己童年不愉快的经历。“她没有什么防线与戒备，她灵魂中有非常纯净和深邃的一面，她通过反思和自我认知，坦诚地接受曾经残缺的自我。”
负责拍摄舒淇那一集的导演阮伟也有同感。“整个拍摄过程，对她而言，我像隐形一样。不管我拿起机器还是放下机器，对她的状态不会有任何影响，她自然、放松，很自信。”阮伟记得，拍摄时大家会叫舒淇“淇哥”，“我感觉她特别像一个哥，不像邻家姐姐。她的性格是果断的、洒脱的，很少有优柔与纠结”。
让朱凌卿最有感触的，是舒淇与母亲的关系。“很多人觉得，从小她妈妈打她、虐待她。但是听到舒淇谈起妈妈，以及她妈妈谈起舒淇，我能感受到两个人有一种特殊的病友关系。”朱凌卿甚至觉得，舒淇妈妈也是生活的受害者：“我们在片中也有暗示，舒淇爸爸对待家人的方式比较粗暴，舒淇从小对父亲非常恐惧。而妈妈虽然对舒淇严厉，甚至会用一种非常粗糙的方式教育她，但在关键时刻以及她内心深处，对女儿是非常维护的，这点舒淇也能感受到。所以母女俩谈及对方，会有一种悲悯与默契。”
同为艺人的吴亦凡，在朱凌卿看来同样没有过多塑料感，“他就是个典型的直男，不善于伪装也是他直男的一面”。在季业眼里，吴亦凡并不是一个对自己包裹得特别严密的人，“你甚至可以从片子里看出他的小脾气”。
在《时代 我》制片人林晶晶看来，普通人很少有机会真的走进吴亦凡，“他是一个凌晨两三点给录音师发微信，死磕一些细节的人，是个技术控、工作狂。他内心非常清醒”。
说服这些嘉宾参与拍摄，团队也是煞费苦心。
林晶晶记得，团队联系上袁隆平，花了很长时间。最初在网上找到一个联络邮箱，邮件发过去，一个月没有回复。有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拒绝邮件，内心狂喜，“起码邮箱是对的”。此后，团队继续发邮件沟通，但袁隆平非常忙，一直婉拒。数轮沟通后，团队成员亲笔写的一封邀请信，最终打动了袁隆平。
初次拍摄时，林晶晶她们把所有空镜拍完，仍然没见到袁隆平。“终于，在田地遇到他，我们走过去和袁老师介绍纪录片，他边听我们说边往前走。”林晶晶以为他听清楚了，没想到袁隆平走到田边说：“你们要拍我？先把稻子拍上。”然而团队刚拍了一会儿，袁隆平就上车走了，“他以为我们是来拍照片的”。林晶晶记得，拍摄是除夕前一天，“他来地里看稻子，没让任何人知道。他是真的心系水稻，90岁了仍兢兢业业”。
面对足够自然也足够放松的拍摄对象，摄制团队要做的，就是足够真诚，“你要有执拗的镜头”。朱凌卿记得，拍摄张伟丽时，一个本来负责制片的女孩硬生生被“逼”成摄像。“因为团队里只有她是女孩，我们要求她跟张伟丽同住。张伟丽晚上背英语的那些镜头，都是她拍的。虽然镜头有点摇摇晃晃，但足够真实。”
除了真诚，拍摄者有时也要动些善意的“小心思”。
拍袁隆平时，拍到第三次，袁隆平问：“你们不是拍过吗？怎么又来了？”摄制组知道，袁隆平是个麻将迷，每天晚上都要打，他说那是脑力锻炼。于是他们灵机一动，把之前拍到的袁隆平打麻将的片段剪了出来。袁隆平一看：“有趣！我们继续拍。”
若想获得更多真实的画面，长时间跟随与拍摄不可或缺。
负责王景春部分的导演、剪辑杨跃强，在多次接触后发现王景春私底下跟银幕上不同，“他是一个潮男，而且特别爱吃，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带我们去当地特色小店”。此外，王景春每天都要读书，每周交两次读书报告，这个习惯从四年前一直保持到现在。在杨跃强看来，王景春还是个深度“吃鸡”爱好者，“看直播、打游戏，喜欢少年英雄感”。
杨跃强印象最深的经历，是和王景春一起到西班牙参加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在海边，王景春讲起自己第一次陪王小帅参加国际电影节，“那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电影盛会”。杨跃强记得，王景春回忆时，眼睛泛着泪光。
负责袁隆平部分的剪辑的李慧超，念念不忘的是“水稻之父”的90岁生日宴。“最后切蛋糕环节，袁老师切完，在一屋子好几百号人里到处找老伴，他要把第一口蛋糕给她吃。”在林晶晶眼里，袁隆平是特别好的丈夫，“出差时，每天都会给老伴打电话。在儿媳口中，他也是非常好的公公。儿媳甚至觉得，和他待在一起，比跟自己爸妈都自由”。
李慧超也负责邓亚萍部分的拍摄，在他看来，邓亚萍是那种“很容易跟你交心的人”，她会带着拍摄团队一起吃喝，特别“接地气”，私下她会聊儿子的各种生活细节，很温柔。但她的温柔，只出现在儿子不在场的时候。“只要儿子在，她会非常严厉。”
儿子喜欢打篮球，邓亚萍不许。她有自己的逻辑——儿子的身高没有突破性优势，打篮球永远不会赢。她强迫儿子打乒乓球，因为那样他才有赢的机会、赢的感觉。她甚至把儿子送回河南她以前训练的省队，让小小年纪的他和专业运动员同吃、同住、同训练。
在邓亚萍送完儿子开车回来的路上，李慧超和另一个导演在车上问她：“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孩子要的，你这样是错误的？”
“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质疑一个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人物’。他们向拍摄对象展现了自己的关心，展现了自己的某种判断。”在朱凌卿看来，只有跟拍摄对象平视，才能有这种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而这种平视与时间积累有关，“长时间的接触，才有接近的可能。否则，拍摄者会陷入一种粉丝心态，提问都战战兢兢”。
“和拍摄对象相处久了，对方自然会进入一种放松状态。”在季业看来，对方最终呈现的自然和松驰，比那些碎片信息、刻板印象要真实、深刻得多。“只有长期跟拍，才能呈现更丰富的人性内涵。”
正因如此，我们在片中看到了嘉宾不同于以往的一面。
王景春会独自坐在马路牙子上说“人生就像一碗面，需要搅拌”。舒淇擅长做饭，做鱼最为拿手。张伟丽酷爱粉色，房间装饰全是粉色调，连被罩都是粉色的；另外，她每周会去菜市场买菜，但绝不靠近卖肉的摊位。这个在赛场上总要面对残酷画面的拳王，说自己非常不想看到血腥场面。
然而，长期的近距离拍摄，一方面会破除拍摄者与嘉宾的隔阂，但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某种美化滤镜。
“导演和嘉宾相处久了，会对对方产生好感，这个好感有时会让内容失真。”在季业看来，反倒是他和朱凌卿隔着屏幕看前方团队拍回的素材，会因为有距离感，可以更为客观地分析一个人物。“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自己的分析百分之百正确。我们会对着素材想象拍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我们看出某个点，就会跟编导探讨是不是这样，或者是否有一些细节能够佐证我们的判断。编导往往经过回忆，表示确实有。这种过程非常多。”季业觉得，这样的探讨越多，拍摄团队中的90后就会对人生、对人性有更丰富的认识。
“我们会对每个人物分析到‘体无完肤’，但我们会善意地呈现。”朱凌卿说，“往往越往深处扎，拍摄对象才越像一个普通人。”
有时看完前方团队拍回的素材，朱凌卿和季业会提醒对方再补充一些缺失的东西。就像张晓刚那集，导演拍的画面很美，但过于偏向艺术表达。“我们会让他补充一些关于亲情与家庭关系的内容。”季业说。
比起内容的缺失，朱凌卿说，他们最害怕的是创作的陈词滥调，“比如看了开头，就知道编导下一步要拍什么，要往哪个方向使劲”。作为监制，从嘉宾选择，到怎么拍、怎么剪，朱凌卿与季业会深入介入每个环节，“因为片子不但呈现我们的价值观，也呈现我们的艺术水准”。
《时代 我》与其说是记录名人故事，不如说还原了名人最接近真实的状态。“一个人可以经过努力，成为这个时代浪花上顶尖的人。但是他再努力，也不可能消除时代在自己身上打下的烙印。”季业说，“有些媒体的重点在前者，就是凸显这个人怎么成为顶尖，于是节目就成了大师传记。”而《时代 我》的重点在后者，“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影片看到，一个所谓顶尖的人跟普通大众的关联是什么、相同之处又是什么”。
正所谓，我们共同改变时代，也被时代所影响。
《时代 我》中，被拍摄者那些保留了生活粗粝感的真实记录，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时代，看清自己。
原标题：《这部高分纪录片人味很足，塑料感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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