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 | 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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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维特根斯坦（1889-1951）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研究领域主要在数学哲学、精神哲学和语言哲学等方面，曾经师从英国著名作家、哲学家罗素。早年的他曾受罗素的影响而成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先驱之一，后来他脱离了该哲学流派而成为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

与同时期的德语区哲学家相比，维特根斯坦是幸运的。他在一战时期用德语写成的《逻辑哲学论》在战争甫一结束就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他大多数的哲学学习、研究和教学也在英语世界最富盛名的学校——剑桥大学——完成。然而，身为一个生于奥匈帝国末期的维也纳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却也因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而被误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英语世界的人似乎并不确切地明白，这位被后世称为极具原创性的哲学家在来到剑桥前就已经抱持的最初问题是什么，以及它们来自哪里。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常常说，对思想的历史无知的人注定会重演历史。我们将为此语增添一个推论：对思想的背景无知的人也注定会误解思想。今天的推送将带领大家去到维特根斯坦的童年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考察那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人们所热衷的文化事物。我们惊讶地发现，当时的音乐家、作家、律师和各类思想家共享一套“一般哲学框架”，这也构成了维特根斯坦进行学院哲学研究的基础。

从维也纳到剑桥

常常被论及的是，对于一名兼具伟大的智识严肃性和强烈的道德热情的著作家而言，维特根斯坦能遭受的最不幸的事之一就是要他的思想被英语世界所“归化”了。一旦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为之写作的英国公众确定无疑地把他归为一个爱尔兰谐星和滑稽剧作家，他全部的道德义愤、政治讽刺及其对社会的尖刻批评就丧失了力量。同样的命运——至少，大部分英语世界的英美专业哲学家看待他的方式——造就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当代声名。

在弗雷格的建议下，维特根斯坦首次跟罗素接触，并被吸收进迷人的剑桥知识分子圈。这个圈子在1914年以前和1929年之后对他的生活颇有影响。此时，他正深入到一种文化处境中去，他正加入到一群活跃、固执己见、有着一定的历史而且热衷于明确事物的人当中。特别是罗素，他迷人、有趣、令人难忘；看到这位外国来的杰出年轻人这么关注他的逻辑学著作，并且就在自己止步之处，他显然已做好准备来处理自己提出的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无疑使罗素感到既高兴又满足。因此可以理解，罗素自己把维特根斯坦视为才华横溢的朋友和学生，并且全然以其自身在符号逻辑和认识论方面看问题的眼光来看待后者的评论和著作；因此同样可以谅解的是，维特根斯坦后来摒弃了形式的、准数学的方法和问题，而采取了一种更加散漫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语言，这种异端邪说乃至背叛师门之举应该会对罗素打击不浅。不过，维特根斯坦通过伯特兰·罗素被引介给剑桥的其他哲学家——也由此进入整个英语世界的学院派哲学家的网络中，这一事实已经使得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整个后续阐释被打上了剑桥的印记。它的副产品是，在我们所知的学院派维特根斯坦和维特根斯坦其人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他的确是个好求知、敏感而又古怪的人物，有着非英式的着装习惯和社会观点，他的道德紧张和一本正经也让人相当陌生（他在剑桥的同事们都这么看）。然而，由于他对英国哲学的发展做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他们有意忽略了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古怪癖性。

被误读的维特根斯坦

在维特根斯坦执掌剑桥哲学教席——摩尔退休后委任他接替——的最后几年间，他的剑桥学生仍然是这么看他的。“二战”期间以及1946年和1947年——那是他授课的最后两年，我们这些凡是上过他课的人，仍然觉得他的观点、他的论辩方式和他的讨论主题都纯粹出自他的原创。的确，以英语背景来看，他后来教的东西显得既独一无二又不同凡响，就像当初《逻辑哲学论》给摩尔留下的印象那样。维特根斯坦觉得我们简直蠢得没法忍。他会当着我们的面说孺子不可教，也时常为了让我们意识到他想给我们讲清楚何种观点而感到绝望。

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剑桥学生之间的互不理解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份不解的确像他自己确信的那样彻底吗？他的英国听众的先入之见几乎使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他讲的观点。我们把他视为一个分裂的人，一个有着独一无二的原创性专业天才的、讲英语的哲学家，只不过他个人恰巧坚持一种极端的道德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而已。可是我们要是能这么看他就好了：一个正直可信的维也纳天才，在诸事之中选择了哲学来施展他的才华和个性，恰巧居住和工作在英格兰。那时，维特根斯坦就像某种富有智识创造力的蜘蛛，似乎他后期哲学的整个内容正从他的头脑中编织出来；事实上，对他的许多素材源自何处，他的英国听众几乎毫不知情，而他集中研究的许多问题早在“一战”之前就在德语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当中受到讨论了。如果我们和他之间横亘着一条智识的鸿沟，那并不是因为他的哲学方法、阐释风格或者（我们以为是）独一无二的主题。相反，鸿沟更是文化冲突的象征：一个维也纳思想家和他的学生听众间的文化冲突。前者的智识问题和个人态度是在1914年以前的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环境中形成的，在那里逻辑和伦理学不仅彼此之间紧密相关，而且跟语言批判（Sprachkritik）也联系密切。而后者的哲学问题早已被摩尔、罗素与其同事的新休谟主义（neo-Humean）以及前康德主义（pre-Kantian）的经验主义形塑好了。

一战前的维也纳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常常说，对思想的历史无知的人注定会重演历史。我们将为此语增添一个推论：对思想的背景无知的人也注定会误解思想。在几门自足的理论学科中——例如纯粹数学——或许可以只专注概念和论证而脱离引进和使用它们的历史文化环境，并独立于那些环境来考量它们的优缺点。（所以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独自生活在印度的拉马努金[Ramanujan]自学成才并对数论精通到了能为欧洲数学做出重大贡献的程度。）可在别处情况就不同了，而且在哲学中这种不同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实证主义者勇敢地努力净化哲学，祛除其历史渣滓，以我们早已在数学中熟悉的、抽象普遍的形式来重构哲学问题，可我们面对的，却是像原封不动的（in situ）几何样品似的哲学问题和真实的人的思想——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以及其他人的思想。而且，在把它们从原处取来随意删削加工的过程中，我们太容易就忘记了它们在其中成形的历史和文化母体，最后只得以强加给它们一个斧凿的形式告终，这个形式反映的是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而非原作者的关切。

这一点如何避免？以维特根斯坦为例，我们可以把一个关键的问题记在心里，以避免重蹈覆辙。这个问题就是：在维特根斯坦接触弗雷格和罗素之前，他自己心目中已有的哲学问题是什么？

只有在我们准备好先察看一下他的成长环境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想想一个异常敏感而出色的年轻人，出生在维特根斯坦家族这个十分独特的环境中——不光要看到他们从工业中积累的财富，也得注意晚期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维也纳的文化，特别是音乐文化，而在数学和物理学理论方面，则受到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和路德维希·玻尔兹曼这类人的严格训练。那么合理预期一下，哪些问题会作为哲学问题呈现在他的眼前呢？哪些问题需要用到罗素的逻辑技巧才能使我们给出一个不可反驳的且确定的，因而是最后的解决方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忘掉维特根斯坦后来从弗雷格和剑桥分析哲学家那里学到并用在自己的哲学目标上的思想和方法。我们反而必须直接考察维特根斯坦童年时期的维也纳，考察那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那里所热衷的文化事物，尤其要调查那个一般哲学框架——那可是音乐家、作家、律师和各类思想家，同学院哲学家一样共同为之着迷的东西。《逻辑哲学论》出自这个时期，也是理解这个时期的关键著作。就此而言，我们希望这一考察在这两方面都能提供线索：首先，重新评价我们关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及其语言思想的观念；其次，我们也会更清楚地看到维也纳——那是20世纪中期众多艺术和思想的摇篮——的环境特征。

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最后几十年里“生机勃勃的维也纳”（gay Vienna），被经济的快速变迁和少数族裔的动荡等问题所折磨。这个强国确立的宪法结构在若干要点上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情境的新要求。在哈布斯堡王朝晚期的社会环境中，它们吸引了所有领域的作家、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注意，卡尔·克劳斯是这些人中公认的、有力的代言人。这是一个这样的社会：所有既定的媒介或表达手段——从包罗一切的政治语言到建筑设计原则——似乎已经与它们意欲传达的“信息”失去了联系，也丧失了履行其固有功能的能力。

当克劳斯呼吁对作为至关重要的思想工具的语言进行批判的时候，他是对思想和表达的粗糙不检怀有一种道德憎恶的。粗糙不检是个人诚实的大敌，会让人在腐败虚伪者的政治欺骗面前毫无防备。克劳斯为了恢复诚实的社会争论而进行的个人的战斗，有着更广泛的含义。它很快在其他智识活动和艺术活动领域得到了响应，并扩展到要求对所有领域中使用的表达工具进行批判的地步。例如，为了恢复艺术的表现力，好再次实现其原初固有的功能，就要求破除所有无意义的习俗装饰，因为这些装饰的夸张造作拖累了创造性的艺术。“媒介”对于“信息”怎样才能够适用？一样东西怎么能充当其他东西的表达手段或象征手段？在整个艺术领域和智识领域，我们发现人们都进行着这场批判。如果有的话，在何种意义上音乐（举例来说）、绘画、建筑，或是日常语言被视为一种“表象”（Darstellung）？据说有另外一种“符号功能”，它是什么？所有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过去几年普及给大众的那些问题，在克劳斯、玻尔兹曼、路斯和勋伯格的维也纳是以严肃得多也严格得多的方式被讨论的。

我们会看到，把所有种类的语言、符号象征和表达媒介视为给我们以“表象”或图式（Bilder），远非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里的原创，它在1910年就已经成了维也纳所有领域的文化争论里的一个寻常观念。在科学家中间，这一观念至少自赫兹时代以来就已通行，他认为物理学理论提供的就只是这样的自然现象的图像，或表象。在另一端，艺术家和音乐家也同样熟悉这个观念，例如，阿诺德·勋伯格写过一篇关于乐思的文章，题目是《音乐的思想与逻辑技巧，以及音乐的表现艺术》（Der Musikalische Gedanke und die Logik， Technik， und Kunst seiner Darstellung）。维特根斯坦出场的时候，这场争论已经在维也纳各家的客厅里持续了大约十五年、二十年，使用的常常是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术语，尤其著名的是“反哲学家”（anti philosopher）阿图尔·叔本华的用语。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他开启了这场讨论，而是他为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最权威的一般性分析，并最终把诸家之说融会贯通。他的作为对他个人而言还有进一步的好处：帮他解决了某些与他自己的伦理立场有关的、紧迫的智识问题，并非通过为这一立场提供智识基础——这点可以肯定，而是为他的克尔凯郭尔式的观点——即在道德议题上，无法恰当地提出有关其智识基础的问题——做出了一个看上去无懈可击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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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到世纪末的维也纳

就无法理解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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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

Wittgenstein’s Vienna

[美]阿兰•雅尼克 [英]斯蒂芬•图尔敏 著

殷亚迪 译

三辉图书·漓江出版社

2016年11月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生长于非凡的社会环境中的非凡哲人。他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晚期的维也纳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彼时的维也纳在建筑与艺术、新闻业与法理学、哲学与文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成就辉煌。

本书旨在还原20世纪初维也纳璀璨的文化景象下的维特根斯坦，一方面重建了维特根斯坦与同时代维也纳人之间、德语思想与其时代的艺术之间的关联及其重要意义，展示了现代世界从行将瓦解的奥匈帝国中诞生的过程；另一方面则展现出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在同时代维也纳知识分子——如弗洛伊德、维克托·阿德勒、阿诺德·勋伯格、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以及奥斯卡·科柯施卡——的砥砺下，冲破沉闷幽暗的旧统治的牢笼，铸就自己独一无二的哲学思想的。

原标题：《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 | 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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