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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到丁玲：近代中国的疾病隐喻与文学疗治

2020-09-19 11:3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燕园三剑客”之一的黄子平先生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研究，他通过对于“革命”小说的细读，建立起社会历史发展与文本间相互联系、相互建构的缠绕关系，发展出以革命·历史·小说为关键词的研究脉络。

本文节选自黄子平先生1990年的论著《灰阑中的叙述》，从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出发，阐释那个年代文本中关于疾病的隐喻。丁玲的写作以细腻的情感和心理描写著称，而她自身传奇的经历、坎坷的情感和文学转向也是后人谈论的焦点。

《在医院中》是丁玲创作之路上从“五四新女性”到“社会主义女劳模”的转折点，黄子平先生剖析当时的社会境况，以“疾病的隐喻”为切入点，质询作家在文学生产中“被治愈”的可能性。

黄子平

前言

从文学史或社会思想史的角度读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其值得重视的原因不在这部作品本身，而在作品与多重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在作品与其他话语之间的互文性，在作品进入20世纪的"话语－权力"网络后的一系列再生产过程。

就丁玲毕生的创作而言，从《莎菲女士的日记》（"五四新女性"）到《杜晚香》（"社会主义女劳模"），《在医院中》恰好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捩点。茅盾曾在他的《女作家丁玲》中说，"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在医院中》里的陆萍，正是丁玲写作中最后一个这样的"绝叫者"。自此之后，"时代苦闷的创伤"就在丁玲笔下消失了，或者说，"治愈"了。

横向来看，这篇小说与丁玲那一时期的其他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年］、《夜》［1941年］、《三八节有感》［1942年］、《风雨中忆萧红》［1942年］等等），以及同一时期艾青、罗烽、萧军、王实味等人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一种深刻不安的历史气氛。"五四"所界定的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文学的写作方式等等，势必接受新的历史语境（"现代版的农民革命战争"）的重新编码。这一编码（"治疗"）过程，改变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发展进程，也重塑了文学家、知识分子、"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灵魂。

丁玲

纵向来看，1958年《文艺报》发动对《在医院中》等作品的"再批判"，证明了"五四"与"五·二三"（五月二十三日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纪念日）。这两种语码之间的手术刀口弥合得并不完美，整个"编码－治疗"过程必须反复进行才能奏效。一直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仍是这曾经声势浩大如今却渐趋式微的"社会卫生学"（socialhygiene）驱邪治疗仪式的继续。

“弃医从文”的故事

在影响20世纪中国思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中，近代生物学的"范式"作用最为深远普泛。达尔文的进化论固然给出了一条乐观向上的时间矢线，激励国人在"天演人择"的所谓"规律"中救亡图存；将社会、国家、种族等等看作一个健康或病态的有机体的观点，亦与传统文化中的有机自然观一拍即合。

既然中国已被视为一"东亚病夫"，对伟大"医国手"的回春之术的期待，对种种"治疗方案"的讨论和争论，就在其大前提从不引起疑问的情形下进行。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五四"时代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等等的界定，自然很方便地从医学界获得生动形象的借喻。

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常被用来极凝练又极丰富地涵括这一类观念。"幻灯片事件"似乎戏剧性地改变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却仅仅是鲁迅多年来对"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的反复思索的必然结果。多年后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亦重申了他的立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但鲁迅的深刻之处和独到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对文学的"治疗效果"的近乎绝望的怀疑，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文学家所承担的"思想－文化"医疗工作者的角色的深刻怀疑。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展开讨论。

电影《黄金时代》中的鲁迅

现在来看看《在医院中》的陆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她走了一条被迫"弃文从医"的道路！先是"依照她父亲的理想"就读于上海的一个产科学校，"才进去了两年，她自己就感到她是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仍整整住了四年"。好不容易辗转流浪到了延安读"抗大"，憧憬成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可是党需要她到这个新建的医院做"产婆"。

在这里，"文学"和"医学"的对立首先不是由于"改变国民的精神为第一要着"，而是由于人物的性格和气质，以及这性格和气质与"父之法"（生身之父和革命之"父"）的冲突。但当丁玲把"文学"与"政治工作者"相提并论时，这热爱"文学"的气质分明意味着更多的东西：热情、理想、对现状的不满、改革病态环境的决心和实践等等。

丁玲似乎执意要把这种"文学气质"作为正面的、明亮的因素加以强调，甚至在写到医院中不多的与陆萍谈得来的两个朋友时，也不忘记点出那个严肃的外科医生郑鹏，"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而且是很长于描绘的"。在陆萍为改变医院环境而提出的种种要求中，除了替病员争取"清洁的被袄，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之外，还有"图画、书报，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和小型的娱乐晚会"。

文学家赋予自己喜爱的人物一点"文学气质"，似乎是顺理成章并无多大深意的事情。但是在丁玲写作《在医院中》的同一时间写下的一篇文章里，她明确无误地援引了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所以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因此丁玲有意无意地写出一个被迫"弃文从医"的故事时，"文学－医学"的对立或借喻关系在此时此地，就添加出一层新的意义。与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个人面对一盘散沙的国民大不相同，丁玲笔下的具有文学气质的青年人，是被"党"派到一个"医院"中去的。

医院中新来的青年人

《在医院中》是一篇情节相当简单的小说。依照"原型"理论你可以说它是"离家－探险－回家"童话的某种变奏：在"煤气中毒事件"的前夜，丁玲突然在全篇急促逼仄的语气中，荡开一笔，写到陆萍对"南方的长着绿草的原野、溪流、村落、各种不知名的大树、家里的庭院、母亲和弟弟妹妹、屋顶上的炊烟"的想念，这种对"回家"的渴望正昭显了她在寒冷的陕北高原的医院中的"历险性"。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篇"成长小说"的片段：人物在新的环境和新的人群中学习人生的课程，逐渐成长起来了。小说篇末的"警句"据说被许多当时延安的青年人抄下来贴在窑洞里做座右铭："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但聚焦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在这种读解中，你会想到，这是《狂人日记》故事的"现实主义"变奏："狂人"呼吁人们"改悔"，最终却被治愈，"赴某县候补"去了）。

小说一开头就电影式地给出一个并不令人愉悦的空间景观：

十二月里的末尾，下过了第一场雪，大河小河都结了冰，风从收获了的山冈上吹来，刮着拦牲口的篷顶上的苇秆，呜呜的叫着，又迈步到沟底去了。草丛里藏着的野雉，便唰唰的整着翅子，更钻进那些石缝或是土窟洞里去。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冰冻了的牛马粪堆上，蒸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可是黄昏很快的就罩下来了，苍茫地，凉幽幽的从远远的山冈上，从刚刚可以看见的天际边，无声的，四面八方的靠近来，乌鸦都打着寒战，狗也夹紧了尾巴。人们便都回到他们的家，那唯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了。

然后才是一个近景："一个穿灰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下的路上走来"，"她在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的探照荒凉的四周"。随后是一连串相当阴郁的环境描写，幽暗潮湿而寒冷的住处，跳到被子上的老鼠，更重要的，整个令人不快的人际关系等等。

环境描写的"不现实"，一直是这篇小说引发批判者们的愤怒和热情的主要原因。最早的批判文章发表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没几天，批评家在详尽分析丁玲用"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营造一个消极、静止、落后的环境的同时，还极细致地指出两处有关"苍蝇"的"景物描写上的错误"，一处就是刚才所引到的开头的"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一处在第三节第一段："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有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冰天雪地的陕北十二月底，怎能"主观地"肯定苍蝇"不死"呢？批评家的嗅觉确实是很敏锐的。

《活着》

十六年后的"再批判"中，另一位批评家则以自己在延安住医院的亲身经历证明，"我们的病房是温暖的"，也"没有遇到陆萍之类的人物"。他说："我的经历足够作为一个反证，证明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所描写的种种阴森恐怖的图景，似乎在延安住医院'简直是受罪'的说法，无非是莎菲女士对读者的愚弄，无非是莎菲女士的扯谎。"

投入"再批判"者的"证词"，其可信的程度是很低的。因为就在同一本刊物的另一篇文章就指出，当时的延安存在着一个管理混乱、可能被丁玲取作"原型"的拐峁医院。许多白求恩大夫在延安医院的工作记载，都记录了他愤怒地与混乱、消极、落后搏斗的情形，较之陆萍女士，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严家炎高度概括地指出："陆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其实质来说，乃是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小生产者的愚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所形成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它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类作品的先驱。陆萍正是20世纪40年代医院里新来的青年人"。

但是，这种颇具"洞见"的概括，仍然可能对问题的更复杂的一面有所"不见"。

为什么是"医院"，而不是可能更为褊狭保守的乡村（如鲁迅的"未庄"）？（同样，你也会问，为什么是"组织部"，而不是别的什么部？）当然，描写一个本来即以治疗病患为己任的单位的"病态"，可以讽刺性地使上述"尖锐对立"显得更为鲜明触目。（同样，以"组织社会生活"为职责的组织部却失去了对自身的组织能力，问题的严重性不就更突出了吗？）

但是，不容忽略的是，尽管有这样多的"愚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等"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从结构上看，"医院"这种社会部门却完全是"现代科学文化要求"的产物。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新建的医院有院长、总务处长、管理科长、秘书长，有外科主任、产科主任，当然，还有指导员。医院里有着各种会议、申请、布置、调查和汇报。如果说这个环境有"病态"的话，这已是以"现代方式"组织起来的"病态"。

这样，陆萍等人的努力，实在是在要求"完善"这个环境的"现代性"，他们的意见其实经常被承认是"好的""合理的"，却又显然无法经由这个环境本身的"组织途径"来实行。他们是这个有机地组织起来的单位中的"异质"，从所谓"社会卫生学"的角度看，他们正是外来的"不洁之物"。尽管他们的意见往往在事后被"组织"改头换面地采用，通常已是在"组织"运用合法清洁手段"处理"过他们个人之后。

这一切都意味着文学家以及有着"文学气质"的"青年人"，他们的写作方式和生存方式，都将面临根本的改变。我们从《在医院中》和丁玲同一时期的作品中，从同一时期其他"文学青年"的写作中，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深刻不安的历史气氛。

大喝一声：“你有病呀！”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野草·墓碣文》）

鲁迅的逻辑是一个彻底的自我缠绕的逻辑：一个在思想和精神上深患重病的民族，如何能认清它的病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与精神呢？诊断既不易，又如何奢言治疗呢？如果病因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内部，身处其中的拥有同样精神资源的个人，又如何能喊出："从来如此，就对么？"的声音呢？

答案是：他不能，除非他疯了。但既然他"疯"了，他对事实真相的洞察和了解就无法传达给"正常人"。在正常人的健康世界里，必须加以疗救的恰恰是这个"疯子"而不是别人。

与"驱邪"病理学总是提供虚假的乐观前景不同，鲁迅思想的内在逻辑提示的正是这深刻的焦虑和绝望。鲁迅进一步考虑"疗效"问题时，就得出更为沉痛的结论：他的呐喊不过是在一个"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唤醒几个人，使之死得更痛苦而已。

他甚至自认成了替中国的吃人筵席做"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显然，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群，正是这一代被"弄清了脑子"和"弄敏了感觉"的青年。他们的苦痛和幻灭较之其先辈带有更浓重的现代色彩，被当时的论者套上"世纪末的病态"的标签加以分析。有意思的是，丁玲在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里，写到一位作家对写作的反省时，也说出了与鲁迅类似的意思的话：

纵说有些读者是曾被某一段的情节或文字感动过，但那读者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刚刚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烦愁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中等以上的学生们。他们觉得这文章正合了他们脾胃，说出了一些他们可以感到而不能体味的苦闷。……可是结果呢，我现在是明白了，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所以我现在对于文章这东西，我个人是愿意放弃了。

与鲁迅在绝望中仍保持启蒙者的英勇姿态不同，这一代写作者在觉悟到"文章无用"的同时，极易于转向对自身疾病的诊断分析，并向往某种"实际解决"的前景光明的一揽子治疗方案，——或许，这能解释为什么后来他们能够如此虔诚地接受施于他们身上的"驱邪"治疗仪式。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延安的"整风文献"中，我们可以读到如此频繁出现的来自"医学"方面的借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阶级分析的办法，颠倒了鲁迅"弃医从文"故事中"医生"与"病人"的角色分配，重新界定了"洁"与"不洁"：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卷3，第808页）

对于一心还想着用杂文笔法去医国救民的文学家，这种颠倒不啻当头棒喝——

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的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卷3，第790页）

这是最生动的场面描绘，昭显着治疗过程的"仪式性"。类似的直接涉及人的身体的"社会卫生学"比喻，在后来的当代中国史上层出不穷："抢救运动""脱胎换骨""挖心""洗澡""脱了裤子割尾巴""武斗只触及皮肉，文斗才触及灵魂"等等。在无数这样的"驱邪"场面中，"不干净"的人站在中间，"最干净"的人们被发动起来围在四周，不知鲁迅看了这样的"幻灯片"将作何感想？

文学的那次住院治疗，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杂文时代"结束了，开始了"秧歌剧时代"。我很欣赏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一直到后来的《老两口学毛选》这样的节目。它们都短小精悍地讲述了在"家庭"这种群体界限鲜明、约束力强的单位中，个人经由有效的小型"驱邪"仪式调整角色规范，重新达到群体和谐，去争取对"外面世界"的胜利的故事。它们不仅是整部当代中国文艺史的缩影，也是整部当代中国史的缩影。

可是巨大的疑问一直存在着：如果文学家能被"治愈"，文学（作为知识者对时代、民族的道德承诺的写作和生存方式的文学）真的能被治愈吗？更重要的是：社会群体真的可以视作与人的身体一样的有机整体吗？文学真的是医治这个有机体的一种药物吗？文学家的道德承诺与他们实际承受的社会角色之间，真的毫无扦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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