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时代丨在地的异托邦：美国唐人街中的现代性、资本与生活

在美国波士顿唐人街的牌坊边，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山水画。这幅画名为《平林霁色图》，旧传为五代南唐董源画作，画中山峦并峙，水面开阔，船中人望向岸边骑驴等船的旅行者。画的原作被收藏于波士顿美术馆，此处的复制品有四层楼高，彰显着中国文化对山水自然的刻画。这张巨大的山水画与唐人街公园的广场和园林、旁边的中式牌坊共同构成代表了唐人街华人移民群体的标识性景观。但颇为讽刺的是，这幅画的作用，却是为了包裹遮挡起一座下穿高速公路的巨大通风塔。而以这座通风塔为代表的各类大尺度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紧邻着这幅画的快速路、铁道、医学研究中心等等，在充满现代性意味的城市更新过程中，持续地征占着唐人街的土地。在政府与设计师的设计下，平林霁色图所代表的“亲近自然”的“中国传统”，与在此发生的“美国现代城市发展”，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折射出唐人街作为一个异质却不再孤立的城市空间的现状。

平林霁色图，来源：波士顿美术馆官网

《平林霁色图》包裹的通风塔与唐人街牌坊。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作者所摄。

从“排华”时期一个完全被主流社会隔绝的族裔飞地，到今日种种空间上的并置、更新、替换，唐人街的建筑与城市空间中，波士顿城市发展的轨迹、伴随着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的起伏，一层层地堆叠交错，形成今日的空间面貌。这篇小文便是试图将这一层层空间的图层掀开，看看唐人街的建筑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家乡”的形象：公所

当我走进黄氏公所时，69岁的黄先生正悠闲地看着中文报纸喝着茶。黄先生的老家在广东台山，儿女都已结婚，在国内工作。911事件之后，黄先生和夫人跟着同乡来到了波士顿定居。虽然移民时年岁已不小，但黄先生自认妥妥地是第一代移民——他的祖辈并无国外生活的经历，在来波士顿之前，黄先生自己对国外的生活也毫无经验。在波士顿的十几年中，黄先生的生活基本维持了家和唐人街之间的两点一线。他与夫人租住在郊区一个独栋公寓的一间房中。那个社区虽然住着很多华人，但老两口平日回到家便关起门来，并不与邻居们打交道，由于家中人少，黄先生甚至在家也不怎么说话。相反，他一周四次地来到黄氏公所，聚会聊天、打牌喝茶，定期参加一些联谊、祭祖等活动，同时也帮公所做做卫生、倒倒茶水、买买报纸，象征性地拿一点薪水。

公所内还有着二三十个华人在打牌或看报，他们的年龄与黄先生相仿，也都来自台州黄氏家族。他们围坐在公所大厅中的牌桌边，牌桌外围是两排中式太师椅。在大厅正对着的主墙一侧，摆放着江夏黄氏祖先的画像和祭坛，祭坛两侧是祖先排位。黄氏公所承担了台州黄氏族人们日常活动、每月宴会、定期祭祖、返乡联谊、成员婚礼等一系列的操办工作，其室内空间也因应这些功能布置得相当“中式”，其中的家具甚至是从中国国内运送而来。在这里，人们只说家乡话，不用懂英语，仿佛并没有移居，只是把原来在中国的村子和家整个地搬来了美国。

黄氏公所内部，人们打牌看报

公所的祭坛与牌位

在波士顿唐人街中，类似的家族公所、甚至在早期具有黑帮色彩的堂，还有着数十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美国《排华法案》实施及废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唐人街一直是城市中一块被排斥的飞地。这些公所以原乡地籍宗亲为联络，对内组织与控制华人移民，对外统一面对美国社会的其他中间层，在飞地的移民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及至当代，由于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传统唐人街内的移民社会秩序逐渐变得松散甚至瓦解，公所的控制力减弱，但依然承担着社区联谊、成员活动、联结原乡宗亲以及盈利性的房地产开发等功能，对于一部分华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

很多公所将其建筑看作一种象征，并希望借由对中国传统秩序的表达来构建自身在华人社区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因而公所建筑通常也是唐人街显著的异质元素。但是，转译进公所的建筑形式却并不是直接复制原乡南部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而是充满了妥协与异化：由于受到美国城市地块规则的限制，公所的占地与周边其他新维多利亚式建筑一样，通常也是一个矩形，仅有街道和后巷两侧暴露在外。为追求使用面积的最大化，建筑通常占满整个地块，立面沿着人行道边沿直立而起。这意味着与原乡水平铺开的平面不一样的是，大多数公所建筑必须在一个垂直的外立面上完成象征信息的传达。较典型的如阮氏（现李氏）公所，建筑临街白色抹灰立面被装饰以中式和西班牙式混合的特征，并带有一定的菲律宾建筑特色[1]。中式的屋顶常常被西洋的柯林斯柱式或组合式的柱式支撑，而柱式直接衔接的平顶镶板装饰的屋顶下表面又被漆成亮红、黄和绿的中式传统建筑颜色。

初期的阮氏公所(左)，现李氏公所（右）

1893年唐人街街道拓宽前后，来源：Chinese in Boston, 1870-1965

公所建筑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异质”存在，但事实上，“排华”时期的唐人街，除了几个公所外，与周边城市肌理中的建筑街区并无二致。1893年唐人街中的一个街道拆除拓宽后，纵然沿街已满是华人经营者的洗衣店，但街道立面却依然按照新维多利亚式重建了起来。这样的局部“异化” 有着其现实原因。最首要的是因为华人在取得房产所有权上有极大的限制，他们自身也抱持着旅居者的心态，并不打算扎根；其次，唐人街的移民大多数来自国内的农业乡村地区，他们中很少有人有对南中国城市或官式构造的充足经验，遑论详知多层中式房屋的建造技术。

因此，唐人街更多地是一个社会空间中被建构起的“异质的东方社区”。媒体将唐人街的居住状况描述得耸人听闻，“通常将将够一个白人使用的房间中，四面墙都放置着层层叠起的一英尺半宽的架子，这些架子供20-40个中国人同时层叠着睡觉……”。电影与小说也将唐人街描述得充满犯罪气息。但实际上，唐人街的空间从未达到如此拥挤，且由于移民普遍的不确定与被歧视的状态，这里甚至堪称城市中犯罪率最低的区域。

社会空间透过社会建构的力量实现物化，从而全面推动物理空间上的改变，开始于美国社会的“城市美化运动”。 大约从1920年开始，以公所建筑为代表的的唐人街整体建筑空间，从被美国社会视而不见的“飞地”，转而向着多元文化主义中的一个族群符号空间转变。

“纯正”的文化：现代建筑上的中国装饰

20世纪开始的前半个世纪，美国社会加速城市化，马赛克式的移民聚居区成为这个移民国度中许多城市的主要特点之一。逐渐地，美国社会的视线开始投射于唐人街内，找寻唐人街在波士顿城市中的定位。唐人街依然是一个被隔离的空间，却不再被孤立；它开始作为文化上“中国性”的代表，进入了城市的空间分类系统当中——这一角色在某些部分一直延续至今。

在城市美化运动中，美国在推崇欧洲城市强调城市外观与功能结合的建设理念之外，声称并不打算效仿欧洲扫荡贫民窟，而是“认可和欣赏多样性的品质，注重肯定、保留、展现族裔社区特色。……各国移民，更多地张扬自己的族裔特性。”然而，这里的族裔特性，终究为的是使城市生活实景“景致盎然（picturesque）”，与之对应的，是以一种“纯正的”中国文化驳斥原本“拥挤、肮脏、腐朽”的唐人街意象。

于是，那些外国人想象中“用宝塔来做房子”的意象，被想方设法地通过霓虹灯、灯笼、招牌等表面装饰来呈现。就算如此，这些装饰也没能表达闽粤原乡的建筑意象——它们更多地参考了北美其他地区唐人街中式建筑风格，以及北京的诸多传统建筑图像，因为对于美国建筑师来说，这是他们通过图纸与照片最易触及的中国城市。比如帝苑大酒楼，其前身是环球剧院，于1903年开张，设计为典型的仿罗马式。20世纪90年代，此建筑转入华人富商David Wong手中，被改造为帝苑大酒楼。餐厅外部搭建起了宝塔形状的大型招牌，室内的欧式墙面中嵌入了东方工笔花鸟壁画，天花板上挂着大红灯笼，大型灯箱里展示着从旧上海到香港城市夜景的图片。除了这些在原乡并不存在、或并不会如此运用的装饰之外，餐厅所提供的餐食，也有许多是被发明出来以达到既快速烹饪又合外国人胃口的目的的，如广泛占据餐厅招牌标语的“Chop Suey”，中文被叫做“杂碎”，便是一类只存在于中国之外的中国菜。

1900年至1936年间唐人街建筑的变化，来源：Tunney Lee, MIT

帝苑大酒楼

及至1970至80年代，美国城市更新掀起了第二波浪潮。城市中心缙绅化的政治支持逐渐衰退，国家对于城市更新的直接管控减少，1973年的美国国库危机使得经济转型与发掘新的财富来源势在必行。福利社会的凯恩斯模型被证明无法控制资本主义的内在冲突，新自由主义崛起，对市场解决方案的推崇代替了凯恩斯主义，成为美国统治管理的主要形式。因此，城市政府开始在城市核心区域鼓励第三产业的增长，发展面向消费的基础设施来吸引投资。城市土地脱离了地方特定的社会再生产和城市消费，成为纯粹的商品——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土地都变得一样，相反地，为了在开放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差异作为地方的价值加成，被更为突出强调。塑造与“华人”身份相符的文化景观，成为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叙事，其核心强调为美国城市作为民主的领域，少数种族与族群拥有完全平等的进入权力——这与当时全球都市的轨迹十分吻合：既然“现代性”试图获取的文化统一与同质以失败告终，面向后现代的思考对于多样性和他者的文化显然将提供更大的包容性。

在这一意义上，城市普遍的现代性空间生产与差异性的中国性文化生产均被加以强调并试图相互协调，却愈发呈现并置的特性。一方面，随着整体社会对于建筑设计的品味由希腊与罗马复兴式转向现代运动所提倡的“国际式”，唐人街建筑本体亦从较容易打造出布景式东方趣味的维多利亚式，转变为难以调节适应特定族群文化象征的现代主义样式；而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又将“如何设计一个适应唐人街语境的现代建筑”的问题摆在了建筑师面前。于是，大量关于中国官式建筑与装饰风格的书籍，为并无中国建筑实际经验的建筑师们提供了创作的参考。其结果，是在现代建筑之上形成了中华文化意象的第二层表皮。

公所建筑再次成为这股浪潮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唐人街最重要的传统中间层组织之一，1951年的安良工商会新楼无疑欲成为唐人街的新的标识性建筑。单看建筑本身，是一个完整方形体量、清水混凝土外墙、强调连续的水平开口和垂直开口的典型现代主义建筑——建筑本身的风格、建筑高度、构造尺度等，均已脱离地段内其他建成环境。但是，建筑顶部被加上了传统中式攒尖顶凉亭，正立面的阳台亦竖立起贯通的中式柱子，甚至辅以混凝土雀替装饰。

1950年代的安良工商会新楼，来源：Boston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到1954年，为了麻省快速路延长段的建设，才建起不久的安良工商会被迫拆除三分之一的楼面积。为了填补失去的面积，正立面的阳台被封作室内，之后南立面的亦被封作建筑内使用。于是，中式元素最终只剩与建筑使用完全无关的屋顶凉亭，并被保留至今。而这一建筑上的改变，恰恰提示了在中式装饰之外，唐人街建筑中更为隐蔽、却对移民更具影响的空间隔离与差异化政治。

“次等地区”：红灯区、大型机构与基础设施

自由主义是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但对于唐人街来说，笼罩在自由主义之下的，却是并不平等的差异化建构。城市更新成为驱赶与重置华人居民的有力推手，其中最典型的事件，是红灯区（combat zone）的设立。

1960年之前，许多成人娱乐商店坐落于大约距离唐人街1.2英里的Scollay广场。当该广场被拆除用作市政府中心后，大部分店家散落于城市各处，其中几家搬至唐人街边界华盛顿街一带。1974年，波士顿政府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决策，为成人行业划定了一个覆盖了唐人街主要地块的安全区域，其目的是将这些行业框定在一定范围内，防止扩散到其他的社区当中，也便于集中管理。

波士顿是美国第一个为成人娱乐划定特定区域的城市[2]。为了促进红灯区的商业，政府甚至专门出台了一些措施，例如取消通常城市中对闪烁霓虹灯的禁止规定等。在整个1970与80年代中，唐人街受到大量该行业附带的嫖娼、毒品与暴力的负面影响。波士顿警方对此采取十分宽松的态度，理由是如果管制过于严厉，就会把这些产业逼至城市其他的邻里当中。对整体城市增长值的计算模式显然并没有为唐人街这个邻里的利益着想，在1960至70年代早期《波士顿环球报》中有上百篇关于红灯区的报道，却没有一篇提及这一亚裔社区[3]。

除设置红灯区外，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唐人街，还持续地丧失土地。在罗斯福新政的《住房法案》规定下，唐人街被定为最低一级的第四类住房，面临着被彻底移除的境地。1954年的中央干道的建设侵占了唐人街一半面积的土地以及三分之一的住宅储备，1963年又继续兴建了麻省高速公路延长段。由此形成了中央干道将唐人街与东侧地块隔断、高速公路延长段又将这一区域与南侧的南端地区（South End）阻隔的局面。1965年后，数家本地医院又在此合并为新英格兰医学中心。该中心由美国联邦基金官方资助，获得并拆除唐人街不动产后，又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拒绝了当地住户与商业租户的续签，使唐人街社区因此失去大量经济适用房和工作机会。更为诡谲的是，纵然如此高级别的医学中心开于唐人街核心，唐人街的居民却只能到1.5英里之外的另一家医院就诊，其原因是医学中心拒绝提供盈利较低的门诊服务……截至1970年，唐人街区域内共因城市土地征占失去418幢建筑、1200个住宅单元、4家餐厅以及10家皮具与纺织店[4]。

唐人街奥尔巴尼街周边历史变化图，来源：Sanborn Fire Insurance Map, 1867,1885,1951,1962

现代城市发展在本质上改变了唐人街的空间尺度，早期细密的个体商业肌理大面积转变为大型基础设施与公共机构空间。在整体规划当中，唐人街的土地成为那些不受欢迎的、却能为市中心其他地区带来增值从而获得资本的城市设施所在地，而唐人街社区本身，并不从中直接获益。相反地，主流社会对于唐人街邻里格外缺乏关切。在当局的官方文件中，这些美国华人由于是“沉默的”、“紧密的”、“自给自足的”，他们被雇佣率高、远离福利系统、比较健康、男性比例更高（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对于这些安排并不会有太多抱怨。这正符合“模范少数族裔”的一切定义——他们能够经受强烈的痛苦并且保持沉默，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

因此，在城市发展的新阶段，空间隔离并未消失，而是创造出了新的区隔性的空间形式：城市干道与高速公路将唐人街包围，限制了唐人街扩张的可能性；用服务外部城市空间的大型机构替换服务本地邻里的低收入住宅与小型商业设施，将唐人街划归为城市发展“不受欢迎的”区域；设立官方的红灯区，将若扩散则会危害其他社区的成人产业限定于市中心“破败的”区域内，唐人街社区被排除在考虑人群范围之外……在官员、开发商和其他城市增长利益群体的强势合作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与管理制度前所未有地联合在一起，唐人街空间由原本彻底被视而不见，转变为城市空间当中“次等”的部分，从而为实现资本利益服务。

之后的故事，便可以与文章开头的唐人街公园连了起来。在当代的城市发展中，原有空间形式依然延续，而新的形式也在涌现。空间的差异性隔离显示出双向性，由社会与移民两个方面共同建构。

当代的形象：唐人街公园

紧邻平林霁色图与唐人街牌坊的唐人街公园，是2000年后波士顿改造“大开挖（Big Dig）”工程建起的贯穿南北的绿色廊道的一部分，占地1英亩。建筑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曾经称赞波士顿是一座将人造环境与绿地空间结合得极好的模范美国城市，但这一评价显然并不适用于位唐人街。历史上，唐人街一直是波士顿建筑密度最高、开放空间最少的社区。因此，依托新的绿色廊道的建立，市议会提出的为唐人街建造一座公园的提案迅速获得通过。这一举动，也传达出市政管理上试图改善族群的环境不公正待遇，赋予唐人街居民与其他公民同等开放空间的意图。

唐人街公园由中国景观设计师与波士顿的一家参与整个“大开挖”工程改造的设计公司联合设计，其设计目标是“通过公园建设，改善中国城门外的面貌，创造一个富有中国和亚洲个性，同时富于时代特色的公园，增强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凝聚力。”——在这里，“当代的”“中国性”被与唐人街社区的身份认同勾连起来。

然而，这座“中而新”的公园，却没能实现它“重现中国传统村口聚集”的设计目的。表达“村口聚集场所”意象的广场，平日里鲜少有人停留，北侧的竹林曲径，更是与唐人街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关联。问及唐人街中的华人们对这一公园的看法时，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没有看法，我不知道，跟我没有关系……

反倒是平林霁色图所属的司徒丽英公园，日常却呈现出迥异的景象。从面积上来说，司徒丽英公园只有0.18英亩，远不及唐人街公园，而且虽然被称作公园，实际场地却只是通风塔周边的剩余地块，光照、通风、视线均处于不利的条件。然而，在司徒丽英公园背离马路的一侧，常年不见阳光，还是唯一一块有反射光污染的区域，却聚集了大量华人活动。

聚集区域内的华人是极度内聚并且排外的。他们都是自台山迁来，习惯于每天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打牌、下棋、会友、甚至仅仅是围观。其中绝大部分人不会说英语，甚至有些并不具有合法居住的身份，因此几乎不与任何陌生来往者交流。就算是唐人街内来自福建、台湾等其他地区的华人，在这个区域内都是不受欢迎的。显然，使用者们将这里当做了一个露天的日常“公所”。华人移民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占据和转换，延续存在着。

相比之下，唐人街公园强调族裔文化特色，却忽略了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阶级性，纵然打造了一个全然开放的、现代性的、在牌坊所代表的官式文化基础上演绎而成的新中式文化的公共空间，却反而将移民排除在外——城市对唐人街的好意，成为了一种遥远的想象和隔空的关怀。

唐人街公园

司徒丽英公园

结语

唐人街（Chinatown）曾被外国人以谐音形容为“中国块（Chinachunk）”，因为在外人看来，这里的空间混作一团，分不清主次，也没有通常规划中的公共空间节点。关于唐人街的社会空间研究众多，物理空间研究相较却甚少，其原因大抵是因为从中国建筑的视角来看，唐人街的建筑不典型，从美国建筑的视角来看，唐人街又如同迪士尼一般充满风格化的符号意味。但表面的“一整块”之下，实际层叠着平行于移民社会发展的多种空间形式，现代性的发展、资本的需求、移民的身份认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在这些空间中缠绕与互动。唐人街作为一个异托邦，其意义与其说来源于遥远中国带来的差异性，倒不如说更加在于根植城市的在地性。在与美国社会直接碰撞所带来的隔离、差异化、分类、排序下，唐人街形成了今日的面貌。

注释：

[1] 见Boston Landmark Commission的Chinatown Brochure 1998

[2] Jordan, Robert (November 15, 1974). "Boston board approves zone for adult shows". The Boston Globe.

[3] 原文载于Adrian Walker, the Fight for Chinatown: Its Long-overlooked Residents may be the Ultimate Winners, Boston Globe, Oct 23, 1994

[4] Chinatown Housing and Land Development Task Force, fact sheet, circa 1978

（罗晶，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师，清华大学博士，哈佛大学特别学生，此文为其在哈佛期间的研究。）